儒家法家道家简评

作者:潘国良

百家争鸣产生于春秋末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当属儒家、道家,其次则有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等。战国前后,由于诸侯的生死存亡只在朝夕之间,因此以孙武、吴起为代表的兵家以及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得以大显身手。随着商鞅变法在秦国取得成功,法家学说后来可谓是一支独秀。到了秦二世统治时期,由于他个人能力有限,加之法家学说本身存在重大的缺陷,以至于秦朝后期所推行的法家路线成为了惨无人道的严刑峻法,可谓是得其形而失其神。

法家与道家师出同源,因此道家号称老庄之说,法家别名黄老之术。法家学说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法、术、势。所谓的法是指明文公布的法令。术是指君主驾御下属的技巧,也可称之为权术,在很大程度是上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势是指审时度势、顺势而为、造势用势,堪称是君主的独得之秘,也是乾刚独断的根本保证。套用围棋术语来说,法可以理解为角部的定势,术多少有些类似于布局结束阶段在边上的急所、大场或局部的手筋,势则是指中盘阶段整体的强弱厚? 在围棋领域,角上的定势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业余五段与专业九段之间并不存在十分明显的差距。但是到了急所与大场的选择阶段,专业棋手便体现出了不同凡响的实力,尤其是在局部搏杀中手筋频出,决非业余高手可比。而中盘阶段的强弱厚薄则过于复杂多变,有时在专业九段之间也说不清楚,原先的厚势只要被对方先手打入就有可能化为乌有,为了避免对方的打入而自补一手的话则在棋形上会显得重复甚至还会有愚形之嫌;反之,如果将厚势发挥得当便有可能围为成超级大空或者直接吞噬对方的大龙;即使对方最终能够破除厚势的韵味但不得不在其他地方付出重大代价,甚至将已经到手的边角利益全部吐出来,在棋盘的十九路空间里上演沧海桑田的重大转化。因此只有掌握这种高难度中盘搏杀技巧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万里挑一的专业棋手,这也是专业棋手与业余高手的根本区别。同理,法家学说的真正精华并不是具体的法令条文,而是君主的权术水平及造势能力,这无疑需要具备极高的天赋,决不是“学而时习之”便可以完全领悟的?

因此,法家学说在传承上具有极大的缺陷,而儒家学说在这方面则具有极大的优势。儒家学说别称儒教,通过对教化五常而确立了“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规范,又通过教化五伦而确立了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长幼之道、朋友之道,师傅对弟子的训诫、朋友之间的切磋,往往围绕五伦五常的名分展开,从而完成由定其名到求其实的过程。所以儒教又有了一个有趣的名称,这就是所谓的名教。例如,为了诱导某人走向忠孝之路,只需指责他的行为属于背信弃义、有违礼法即可,这就充分显示出了名教的教化之功。名教总是把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主要概括为五常、五伦等道德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利用这种名目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由此来实现其实际功效。宋朝时期,理学大兴,宋儒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例如将《大学》中的经典性教义归纳为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除此以外也不乏“理为气先”以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僵化的说教。

道家学说与儒家思想之间冲突极大,关于儒教之之所以又被称为名教,潘太史认为应该对其起因进行一番正本清源地探讨,这个习惯称谓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得以流行,或许是与当时老庄思想居于时代的主导地位有关。《老子•第一章》便开宗明义地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由此可见,老子对于“名”与“道”都是持否定态度的。道家的另外两名代表人物庄子和列子在对待“名“的问题上,观点与老子完全相同。《庄子•逍遥游》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根据《列子•杨朱第七》记载:杨朱曰:“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

由于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对“名”采取批判的态度,而且魏晋年间处于老庄学说的全盛时代,所以当时的士人对于以确立名目为主的儒家治学方法感到反感和刺耳也是理所当然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将儒教称之为名教无外乎出于以下两种原因:或者是儒教学派针对道家思潮的咄咄攻势而主动亮明自己的态度,旗帜鲜明地高举名教的教义,树立威名;或者是老庄学派与儒教针锋相对,就其繁文缛节等不良特征进行攻击的讽刺说法;总之,二者必居其一。前者将自己的信仰公诸于世,并且认为名教之称是一种美名;而后者则明显是一种嘲讽的口气,或者其中还多少搀杂着诽谤的意味。相对而言,潘太史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无疑要大得多。

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轨迹来看,道家与儒家可谓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学说,其中最明显的区别是道教主张无为而治,儒家则坚持教化之功,而法家的立场则在儒与道家之间,因此也最具实用性。韩非与李斯可谓是战国末期法家学说的两位杰出代表,他们的主要师承当然是黄老一脉,但是也吸收了不少荀子的儒家思想。

秦朝之所以在始皇帝去世以后便迅速走向了没落,问题之关键在于二世皇帝在赵高的误导下走向了歧途,他只是一味加强严刑峻法,但是对驾御臣子的权术以及审时度势的能力却一窍不通,以致大权旁落,江山易主。陈胜、吴广之所以能够在大泽乡发动叛乱,其原因在于秦朝法律的苛刻与呆板,“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正是造成人心不轨的关键所在。而刘邦之所以在进入关中以后凭借“约法三章”就可以稳定社会秩序,其根本原因在于守法的观念在当地居民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适当从宽才是当务之急,刘邦的化繁就简充分体现出了“宽,纠之以猛;猛,济之以宽”的权变思想,而这正是儒家学说的精华所在。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朝廷起初推行的是黄老之术,讲求清净无为、休养生息,正是执政者能够萧规曹循、长期坚持这项根本国策,才出现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景之治,三十税一的赋税水平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无出其右,东汉史学家荀悦称之为“官家之惠,优于三代”。但是儒家学说毕竟在传承上具有巨大的先天优势,在汉武帝时期开始迅速膨胀,以至于董仲舒公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狂妄建议。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虽然在表面上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是他在本质上压根就不相信儒家的鬼话,只不过是利用其严格的等级观念来加强中央集权而已,也就是说属于典型的阳儒阴法,即“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正因为汉武帝认识并掌握了中国政治史上的这条终极真理,从而在他执政时期造就了一股浑厚无比的天汉雄风,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顶峰。

但是武帝的伟业很快便在传承上出现了问题,昭帝、宣帝虽然并没有直接得到武帝的点拨,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极具天分,仍然能够坚持“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根本国策。但是,“外示儒术”本身却存在矫枉过正的危险。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前53年,皇太子(元帝)柔仁好儒,尝谏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俗儒不达时宜,何足伟人? 蹦颂驹唬骸奥椅壹艺撸右玻 贝游骱豪防纯矗涸凼逼诘娜肥俏骱菏⑺サ囊桓龉盏恪F涫担源雍何涞奂僖馔菩凶鹑逭咭院螅寮宜枷氲谋锥思拔:Ρ闳找嫜现仄鹄础8荨蹲手瓮芳窃兀汗?8年,延尉史路温上书,极言用法之弊,以为“禁网渐密,律令繁苛;文书盈于几案,典者不能遍睹;奸吏因缘为市,生死尽操其手”。又曰:“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公元前28年,成帝下诏曰:“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

现代人很容易将法家与法制联系起来,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正如前文所述,法家学说讲究的是法、术、势的三象归元,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术和有其神而无其形的势要比明文公布的法令重要得多。因此,毛主席提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主张以及在文革中废除公检法的光辉实践才是法家路线的颠峰之作,当时虽然没有制定多少部法律,但是人民群众却能规规矩矩,从不乱说乱动。而以法治国、按程序办事等法制观念其实正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翻版,本质上属于儒家学说的范畴,贩夫走卒为城管殴打而无人问津、贪官污吏横征暴敛而逍遥法外的现象,正是“刑不上大夫,礼不加庶民”的具体表现。

从我国历史的进程来看,东汉初期的光武帝所推行的仍然是阳儒阴法的法家路线,所以国力一度相当强盛。但是光武帝去世以后,儒家思想很快就占据了上风,并且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东汉政权在明帝(第二代)、章帝(第三代)以后便开始走下坡路。在此期间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权,而且还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党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代大儒太尉陈藩非但自己掌握着军队大权,而且还得到了大将军窦武的权利支持,但是他在关键时刻总是好谋而无断,结果二人反为中常侍曹节、王甫所杀,充分暴露了“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卑劣本质。

因此在魏晋时期,儒家学说遭到了广泛质疑,而老庄之说则得以大行其道,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主题的清谈成为时尚,而这种玄学本身恰恰违背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基本教义,可以说也属于得其形而失其神。

由于士大夫普遍务虚而不务实,所以西晋亡国之祸极其惨烈,并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第一次南北分治。而且玄学的传播还为佛教的流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释、道、儒三足鼎立的新格局,法家学说则遭到了空前的冷遇,直到唐朝重新确立道教的主导地位以后才出现了转机。从这一千年的历史经验来看,道家学说与法家路线不宜公开提倡,阳儒阴法才是切实可行的治国之道,以无为而治、弄权造势为主的帝王术需要极高的天分,并不是通过后天的勤奋学习即可完全掌握的。

理学的出现可谓是儒家思想的一次复兴,并且在宋、明时期取得了主导地位。由于帝王缺乏法家思想的熏陶,因此在施政方面往往表现得力不从心、好学而无术,面对蛮族的入侵、流寇的叛乱则更是顾此失彼、束手无策。直到康熙皇帝亲政以后才重新认识到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玄妙之处,因此清朝初期出现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后的一次盛世。但是从嘉庆皇帝以后,儒家思想又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以致于出现了新的一轮改朝换代。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生可谓是波澜壮阔、举世无双,尤其是在经历了巨大的成功与惨痛的失败以后,老人家的思想到了晚年日臻完善、炉火纯青。潘太史认为毛主席在思想史上最重大的贡献就是揭示了儒法斗争的客观存在,从而为研究中国历史、指导现实斗争指明了方向。

毛主席在建国以前一直忙于指挥战争,而且长期处于弱势,在党内斗争中也牵扯了不少精力。老人家手中所谓的三大法宝,即党的领导(党指挥枪)、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其实就是法家权术、纵横捭阖以及兵家谋略。建国初期,毛主席一度对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效仿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则罢黜百家,独尊马列。中共召开八大之际,主席甚至一度产生了天下已定的乐观情绪,于是特地设置了中央名誉主席的职务,以便自己在不远的将来能够退居二线,垂拱而治,从中不难看出“功成身退”的道家痕迹。

1957年以后,党内官僚成功地将“党内整风”转变成为了反击右派;大跃进中的浮夸风、瞎指挥更是造成了空前惨烈的人祸,于是主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判断,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并未结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执政的中共党内,于是便开始了一连串的整风运动,从推行社教、四清直到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主席发动文革经过堪称是法家路线的一次光辉实践,其精妙之处首先在于造势,利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进行战略侦察,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发动的批判,其真实用意是在“围城打援”,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无疑首当其冲,下一个目标则顺理成章地指向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而且还意外地发现了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与其结党营私的证据,因此主席得以在军队中从容布置,以便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诉诸于武力解决。以后的进程恕不赘述,但是主席直到此时还并没有认清事态的本质,当时的中共中央把斗争的性质笼统地归纳为“三两斗争”,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但客观情况却是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在靠边站以后,长期为主席所欣赏和信任的走社派代表人物陶铸、王任重等人在上调中央不久便因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率先打倒。陶铸等人的主要错误不过是想按照过去的章程办事,对主席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书记处的意图缺乏理解,而且还坚持主张依靠各级党委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毛主席当时的意图是想通过天下大乱的手段来达到天下大治的终极目的,具体方法则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们之间的矛盾其实是儒家观念与法家路线之间的冲突,只不过当时大家谁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按照李延明同志的观点,“九一三”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拐点,毛主席与林元帅之间所产生的误会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历史悲剧,也是毛主席一生中最为严重的败笔。本来,毛主席在九大以后完全掌握了棋局的主动,在大官子阶段只要按部就班、不出纰漏即可取得胜利,这就是围棋术语当中的“赢棋不闹事”。但毛主席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他并不满足于一场简单的胜利,而是想将对方全盘通杀,以便为后人留下一张最为精彩的棋谱。

主席发动文革的主要依靠力量是中央文革与军委办事组,其中军委办事组相当于在角部占地生根,中央文革则尽量向中腹出头,并且还深深地打入了对手的阵营,形成了不少“散兵游勇”。但是主席在九大之际发现代表当中军队的势力过于强大,因此对军委办事组产生了尾大不掉之感,于是便对以总参谋长黄永胜为首的办事组百般刁难,并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自己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借用围棋术语来说不妨这样表述,主席的棋风属于求道派,与对手过招追求的不仅仅是盘面上的胜负,而且对于自身的棋形也非常在意;在已经占据了极大优势的情况下,主席突然对于自己所占角部的棋形感到不太满意,于是脱先自补进行整形。不料在落子之后发现,这一步棋却将原来的净活之形(确保做出两只眼)走成了“刀把五”之形,经过对方简单的滚打包收以后只剩下了一只眼,与其相连的大龙刹那间便由厚势变成了薄,而且棋局已经进入了收官阶段,空间已经十分狭小,要想在中腹另行做出一只眼决非易事。

林副统帅的意外身亡虽然没有直接动摇主席的法统,但是却令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毛主席本人以及毛泽东思想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可谓是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大势去矣!因此,尽管后来主席施展出不少高招来缓解危局,诸如老中青三结合,各大军区司令对调等等,但是法家路线的关键在于造势用势,一旦脱离了大势,所有的法、术便不得不大打折扣,甚至威力尽失。主席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严重失误,但是落子无悔是棋盘铁律,即使下出了一个天大的“昏招”也必须继续走下去。

由于主席的身体状况一度非常糟糕,总理在“九一三”事件以后负责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而主席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冷眼旁观以后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建国以后,中国上层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只是走资派与走社派之间的矛盾,儒家学说与法家路线的斗争实际上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也就是说走资派、走社派的斗争与儒学思想、法家路线的斗争交织在了一起。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虽然不乏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体制内官僚打击体制外的知识分子难道不是“刑不上大夫,礼不加庶民”的具体表现吗?奉命支左的军队干部非但不去支持真正的“左派”而是与原先的革命对象党政官员站在一起,其深层次原因也在于此。

因此毛主席在他的晚年提出了儒法斗争的新理论,旗帜鲜明地批儒尊法,并且还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其终极目的则是为了批“周公”。林彪元帅在战争年代可以说是兵家权谋的代表,而且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过深入研究,从他建国后的表现来看,可谓是深得韬光养晦之术。而且在主持军委工作以后,除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外,对具体事物并不过问,大力提倡“少而精”的原则。虽然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人指出他生前爱读儒家经典,但这并不能说明林元帅本人就是儒家信徒,潘太史认为他多少有些杂家的风范,兵家、道家、儒家、法家均有涉及,对主席的权谋之术也总是了然于心。

尽管主席极尽腾挪之能事,但是在残局阶段始终未能为自己的大龙做出第二只眼,王洪文、邓小平这两枚棋子虽然具有一定的眼形,但走了几手就发现在他们那里是做不出眼的,随着主席来日无多,只好把全部赌注统统压在了华国锋的身上,但是主席最后一搏的全部成果只是做出了一个卡(假眼)而已,于是便在尸骨未寒之际发生了宫廷政变。几年之后,邓小平在刘少奇的追悼会上公然对王光美说:“我们胜利了”。他们的胜利不仅仅是走资派的胜利,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暂时胜利,中国社会很快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官场经济的新阶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以法治国、官僚膨胀等等无一不是儒家政治的结症所在。

周恩来虽然在忠君操守上不容质疑,但是他所推行的儒家路线也是无法否认的。早在1954年召开一次人大之际,原先的中央人民政府更名为国务院,原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从此中央政府的规模便异常庞大,副总理人数从政务院时期的四人一跃增至十二人,鼎盛时期甚至达到了十六人,部委的数量竟然超过了一百个,仅仅机械工业部就从一机部一直排到了八机部,他的这种做法可谓是不惜朝廷名器、结党内诸侯之欢心。因此对于周总理的政治定性应该是这样的,即坚持儒家路线的走社派。

自从新中国成立已经经历了将近六十年,其中毛泽东思想普照下的前三十年,中共企图领导人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则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就目前的人民认识水平而言,对于今后究竟是走资还是走社的问题,暂时还没有形成压倒性的舆论。从世界格局来看,走资还是走社的问题也并不是当代的主流,北欧的高福利与美国的自由竞争也并没有导致双方在世界市场上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潘太史对于邓小平同志“不争论”的主张虽然并不同意,但是对其用心还是能够理解的。

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度,对于外国先进经验固然应该吸收借鉴,但是对于本国的历史传统、成败得失更应该悉心研究。潘太史认为当今社会的确没有必要在走资还是走社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是应该借鉴我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恢复并发扬“阳儒阴法”治国方略,将儒法斗争进行到底!只要最高当局掌握了管理国家的必要技巧,善于造势用势,那么无论是走资还是走社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反之,目前这种一味鼓吹“以法治国”,坚持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用人壁垒,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亡党亡国。前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曾经以中共尚未履行社团登记手续而对其合法性产生了质疑,中共推行“以法治国”的结果,显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许还会创造我朝亡于讼棍的新历史。总之,恢复法家路线才是执政者的当务之急,“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分类:法家思想 书名:法家思想 作者:劝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