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拟传

作者:佚名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以上是据史书记载,在此笔者将尝试为其作系统的传记。

一、人物生平简介

子产(?~前522年),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称公孙。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郑国为相数十年,他仁厚慈爱、轻财重德、爱民重民,执政期间在政治上颇多建树。被清朝的王源推许为“春秋第一人”。子产是郑穆公之孙,贵族子国之子。

子产所处的时代,正当“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周初以来的封建诸侯国数目由数百锐减至数十,由此可见当时土地兼并之激烈。郑国是西周后期兴起的一个小国,建都于今河南新郑。春秋初年,郑庄公曾辅佐周天子,称霸诸侯,独步天下。庄公死后,国难不断,自昭公而后,国君相继被杀,内乱不息,国运一蹶不振;至春秋中晚期,又屡遭晋、楚两国的反复侵略,“国境之上,无岁不是晋楚两家问罪之师”。子产应运而生,挺身支撑危局。

二、少年慧眼 初出茅庐

公元前565年,郑国司马子国打胜了蔡国,俘虏其大将,郑人都在庆幸,子国更是兴高采烈。子国的儿子子产冷静的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国喝道:“国家大事,有正卿做主,小孩子乱说,要被砍头的!”结果,没过一年,晋楚二国接连进攻郑国。

两年后,子国和正卿被一群叛徒杀死。正卿的儿子闻之,冒冒失失的跑出,吊了尸,便去追贼,可惜贼众已挟持了郑君,跑入了北宫。他只好跑回家调兵,但是家中的臣属奴婢已走散了一大半,兵也调不成了。子产闻到噩耗,反不慌不忙,先派人守住大门,然后聚集家臣吏属,监督他们封闭府库,布置防守;然后自己领十七乘兵车,吊了尸,便去攻贼,别的贵族闻风来助,反贼统统被杀死。此后,郑国的大臣都对子产另眼相看。

三、子产从政

1、受命于危难之际

当时,齐、晋、秦、楚诸国逐渐强大起来,地处各国之间的郑国就处在了火力交叉点上。各国争霸,使郑国兵连祸结,灾难深重。而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郑国的大家族为了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愈演愈烈,闹得郑国鸡犬不宁。“食指大动”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的,这一事件,也标志着郑国已经陷入内乱的深渊,难以解困。所谓“时势造英雄”,在郑国经历150多年的停滞和衰败后,子产应运而生,挺身支撑危局。

2、“博物君子”成为郑国执政

一次他出使晋国,适逢晋国国君患病,占卜的人认为是“实沈、台骀为祟”,但是晋国没人能知道这是什么神,于是求教于子产,子产将“实沈、台骀”二神的历史传说加以详细叙述,然后指出:“晋侯之疾,非由鬼神,实是饮食哀乐之事。”一番言语,让晋国国君对他大为赞赏,誉之为“博物君子”。

公元前543年,又一位执政伯有被杀,子皮被推举为执政,但他看到,只有子产能让郑国走出深重的灾难,极力保荐子产执政。子产起初没有接受,他推辞说:“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竭力劝他:“我带头听你的,还有谁敢说三道四呢?”于是,子产接受子皮的推荐,成为多灾多难的郑国的执政。

3子产政治改革

子产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受命执政的。当时,晋、楚争霸,郑介于两大国之间,随时有被侵袭的危险;国内政局动荡,强宗公族明争暗斗,随时可能发生变乱。面对“国小而逼,族大宠多”(子产语)的严峻形势,子产一上任,立即争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作封洫、作丘赋和铸刑鼎。

“作封洫”,就是改革田制。通过整治全国田地的疆界、沟渠,承认私田合法性,将农户按什伍加以编制,按田亩数量课税等措施,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丘赋”,就是改革军赋。即按丘(旧时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古有“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之说)向新的土地所有者征收军赋(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以增强国防实力。这可以说是“作封洫”的配套政策。因为改革后旧的井田制瓦解了,军赋形式自然也要改变。“铸刑鼎”,就是把新颁布的法律条文铸在青铜大鼎上,公布于众,昭示全国上下一律遵行,以限制强宗贵族的特权和不法行为,保护庶民百姓的利益,使国家走上政通人和的发展轨道。

4、人事选拔任用官员上

子产反对“任人为亲”的做法。郑虽小国,各种政治势力交织在一起,难免有裙带关系。这种中国官场上特有的习气一直延续至今,流毒甚深。子产是反对这样做的,但是他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值得后人学习的是,他在处理这类事情的时候并不是采取消极反对的态度,而是因势利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能够让他的上司听了心悦诚服,欣然受教。

为政之要,首在择人。子产的垂范也给后世深远的影响和教益。《春秋左传》称:“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说他根据每个下属的特长来安排工作。当时郑国有个叫冯简子的人,善于决断大事;有个叫子大叔的人,俊秀而有文采;有个叫公孙挥的人,深谙邻国诸侯的国情和动向,熟悉邻国诸大夫的家族底细、职务高下、地位尊卑、才干贤愚,并善于外交;一个叫裨谌的人,则善于谋划,在野外谋划多获成功,在城里谋划就会失败。于是每当郑国要开展外交活动时,子产就向公孙挥询问四周邻国的情况,制订外交策略和辞令。然后和裨谌驾车到野外,让他谋划。等到谋划完成后,再去请冯简子作决断。谋划敲定后就交给子太叔, 让他去执行,应对各国宾客。所以,子产执政期间很少有失误的事情发生。

5、子产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在对外关系特别是在与当时晋、楚等大国的交往中,既不卑不亢,又谦虚礼让;既不失原则,又机智灵活,把以往“朝晋暮楚”调整为“从晋和楚”。通过平衡外交,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为国家赢得了应有的尊严和较长时间的和平。

简公十五年(前551年),晋国以盟主身份命郑往晋朝聘。晋人责问郑国何以从楚。子产首先委婉地历叙了晋悼公以来郑晋的友好关系,指出郑国有时不能不“有贰于楚,”那也是因晋国没有尽到保护小国的责任。然后又软中带硬地说道:“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名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大意就是说:“你们大国如果能够安定小国,那小国自然会朝夕去朝见晋庭,哪里用得着命令呢?如果不休恤小国的祸患,总以征朝为借口索受货贿,那小国恐怕不能忍受,就要变成仇敌了。这是我们忧虑的事情,岂敢忘记贵君的命令?晋侯听了这番话,自知理屈,再也不责备郑国了。

四、“人本主义”和“人道精神”的认同与坚持

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所以,治国应尽人事,不应迷信天道;祭天求神,“不如修德”。

“天道远,人道迩。” 这是标志了子产作为春秋时代杰出政治家的一个著名论断。在子产的意识里,也许他不否认鬼神和天道的存在吧,但是,他却知道所谓鬼神天道离自己太远,而人道离自己很近。他深知,在国家兴亡交替的过程中,人为的因素往往是决定性的。在天道和人道之间,子产的选择是先人道,后天道。2500年前郑国子产关于“人道”的认识和实践,正是中国“人本主义 ”精神的思想渊源。

尽管子产受到了传统的贵族教育,熟悉典章制度和历史掌故,是闻名遐尔的博雅君子 ,但他几乎绝口不谈天命;他“天道远,人道迩”的名言被认为是发挥人本主义思想的论断 ,似乎比稍后的孔子还要开明。为什么子产的思想集中在“人道”呢?自从执掌国政以后,子产食不甘味,居不安席,为社稷的安危和百姓的福祉而殚思竭虑,东奔西走,国家兴亡是他终其一生关注的焦点。子产的政治生涯一直致力于 外御晋楚、内抑强宗,匡救风雨飘摇的政治危局,披斩盘根错结的社会荆棘。应该说,子产这种政治生涯必然会成为其思想的深刻背景,他的职业经验反映在他的思想里,决定了他的思想旨趣。

天命的观念是笼罩在殷周思想里的决定性因素,春秋承殷周的余意,颇言天命或天道 。然而,随着理性因素的渐次展开,“德”的观念不断地黏合世俗价值观念,天命观念渐渐地剥落,人道思想渐渐凸显。《左传》所言“天道”,依稀有西周天命的背影,清代的钱大昕曾说:“经典言天道,皆以吉凶祸福言,”可见春秋时期的“天道”,实际上就是西周盛言的“天命”残余。不过,在子产生活的时代里,“天道”观念已经 或多或少地被理性的怀疑所动摇。

在一些事上, 子产对天道的怀疑表现无遗。公元前525年,鲁、郑等国的上空出现了慧星,擅长天文灾变的裨灶推测宋、卫、陈、郑四国将在同一天发生火灾,他请求子产说,如果用贵重的玉器来 祭神,可以使郑国消除火灾。子产没有理会他。不巧,第二年夏天,宋、卫、陈、郑四国都发生了火灾,裨灶警告说:“不用吾言,郑又将火。” 国人很害怕,恳求子产听从裨灶的话,消灾除害。子产依然故我,还是不同意。子大叔也企图说服子产:“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的回答颇富哲理:“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以多言也,岂不或信。”事实证明,子产的判断是正确的,郑国终究没有再发生火灾。从子产的言行来推断, 他对天道是置之不论的,这是他的一般态度;也可以说,他对天道抱以深深的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更有意义的是,子产力图切断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必然联系,显示了较为彻底的理性精神。

子产谈论鬼神总是着眼于人事。《左传》中有子产谈鬼的一席话,渗透着理性的语言,力图用常识经验来解释鬼神;此外子产谈鬼神总是瞩目于人事,例如他谈到“伯有能为鬼” 的关键原因时,说:“其族又大,所凭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人的因素总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他的这种思想当然不是什么空谷来风,而是春秋初年以来瓦解“神话”的合逻辑的历史结果。

在子产看来,人道先于天道,天道可以存而不论,人道则不能不察。公元前526年,鲁、郑等国大旱,郑国的三位大夫为了祈雨,伐毁了山林。子产认为,尽管三位大夫是为了举行祭祀以祈雨,但他们毁坏山林,罪不在小,于是就剥夺了他们的官职和封邑。应该说,这种处罚是很严厉的。总之,子产关注的是人道而不是天道,他明确地反对祭祀鬼神,体现了遵从常识和理性的精神风范。

虽然在孟子看来子产不知为政也不能洞察秋毫,但在孔子的眼里,子产是值得赞赏的,因为在他身上有些非常可贵的品质,那就是有君子之雅、有仁爱之风。有人说,孔子之所以推崇子产还另有其因。春秋时的郑国是殷代的发祥地,现代考古认为河南郑州市正是殷代时期的毫都。孔子一直是以“殷人之后”自居的,也许,他已经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和子产联系在一起了。子产风雅,恰是殷人遗教呵。

实际上,孔子对于子产的赞赏和敬仰,最主要的还是源于对子产为政之时所体现出的仁爱精神和人本思想的认同,这恰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先儒所坚持和倡导的东西,自子产而后,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于中国人文政治传统之中。这些思想和精神的存在,不是出于功利的需要,也不仅是一种学说或教义,而是中国历代圣贤经过深刻体悟而发自人性良知的理性之光。这种理性已经达到了人类精神思想的极致之境,彰显了中国人文政治的理想追求,遗憾的是,至今仍不为更多的人们所理解和认识。

五、评价

1、“春秋第一人”

清人王源从为政之要与施政之能来评价,推许子产为“春秋第一人”。他说“子产当国,内则制服强宗,外则接应大国,二者乃其治国大端……子产为春秋第一人。”国内要制服强大的宗族政治势力,对外要接待和应对晋楚这样的大国。这两个方面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事务,能在这两方面上都应付裕如,定国安邦,谈何容易。所以王源如此推崇子产,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2、子产不毁乡校

子产不毁乡校,见解高明。他们说的,“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表现了作为一位贤明政治家的治国、平天下的风度。乡校之毁,堵塞言路,耳根也许清净,但是,没有了人民的呼声,就如掌舵之人,容易迷失航向,飘流在汪洋大海之中那就太危险了。

3、《论语》中对其的评价

古今史家在谈到中国春秋之世的时候,有两个人必须是要提到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管仲,另一个就是子产。《论语》记载孔子对管仲和子产都有评论。孔子说“管仲,人也”,说“子产,惠人也”。一字之差,显示孔子更为推崇子产。管仲才达到了“人”的境界,而子产不仅达到了人的境界,而且还做到了施恩惠及于人的人。

子产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论语》记述说孔子称赞他身上怀有君子的四种道术。这是孔子对子产的综合评价,非常之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产在做人做事的时候,表现很谦恭、低调;在为主公效力的时候,表现很恭敬、持重;在牧养人民的时候,表现很恩惠、宽容。在驱使群众的时候,表现很适宜、得当。这些表现只有君子才能做到,能做到其一,就已经算是一个君子了,何况能做到其四呢?有“爱”而有“道”,这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子产。

4、子产的为政之能

对子产的为政之能,太史公司马迁也颇有赞词,他说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予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六、结语

已矣乎,哲人远逝,千古遗风,今何在哉?“郑迹多沦没,犹存遗爱祠。” 始建于宋代的子产祠,至今犹在。春秋之世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昔日的郑国遗址,也已随着历史的烟尘消迹隐去,子产大夫的言行风采,仅载《春秋左传》中。但我确信,时逾二千五百年,子产所遗下的仁爱之德却依然存留于无数郑人后裔的心中,他所昭示的人本主义精神至今仍令亿万中国人切切的追思与感怀。

余读史,每至“子产不毁乡校”处,总不禁掩卷唏嘘:儒雅其风,万古长存,美哉斯人,大哉子产!


分类:法家思想 书名:法家思想 作者:劝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