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人物》 三、支谦(约三世纪)


支谦名越,号恭明。他的祖先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他从小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兼学梵书,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汉献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兵乱,他随族人避乱南渡到东吴。在那里他得到从事翻译的机会,从吴黄武元年到建兴中约三十年间(223—252)搜集了各种原本和译本,未译的补译,已译的订正。特别是对支谶的重要译本如《道行》、《首楞严》等,著意加以重译。同时他又帮助从印度来华的维只难和竺将炎翻译。传说他到东吴后曾得到吴主孙权的信任,叫他辅导太子登:后来太子死了,他就去穹隆山过隐居生活,年六十岁卒于山中。

支谦的译述比较丰富,晋道安的经录里就著录了三十部,梁僧祐又据《别录》补充了六部。慧皎《高僧传》说有四十九部。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旁搜杂录增广到一百二十九部。其中很多是别生或传抄的异本,不足为据。现经考订出于支谦翻译的只有下列二十九部:1、《阿弥陀经》(又称《无量寿经》)二卷,2、《须赖经》一卷,3、《维摩诘经》二卷,4、《私诃末经》一卷,5、《差摩羯经》一卷,6、《月明童子经》一卷,7、《龙施女经》一卷,8、《七女经》一卷,9、《了本生死经》一卷,10、《大明度无极经》四卷,11、《慧印三昧经》一卷,12、《无量门微密持经》一卷,13、《菩萨本业经》一卷,14、《释摩男经》一卷,15、《赖吒和罗经》一卷,16、《梵摩渝经》一卷,17、《斋经》一卷,18、《大般泥洹经》二卷,19、《义足经》二卷,20、《法句经》二卷,21、《佛医经》一卷,22、《四愿经》一卷,23、《阿难四事经》一卷,24、《八师经》一卷,25、《孛经钞》一卷,26、《瑞应本起经》二卷,27、《菩萨本缘经》四卷,28、《老女人经》一卷,29、《撰集百缘经》七卷。

在这些佛经里《了本生死经》,据道安的《经注序》说,原来是汉末译出,支谦加以注解或修改,道安的经录便又将它列在支谦译本之内。黄武三年(225)支谦曾请竺将炎译出维只难传来的略本《法句经》(五百偈本),后来又请他根据中本(七百倡本)加以补订,其间自然也有支谦参加的意见,所以可说是支谦和竺将炎的共同译本。其次《佛医经》,情况也相同。另外,《历代三宝记》载有支谦所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并加注说:‘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别录大概泛指另外一种记录,决不会是刘宋时代的《别录》,因为僧祐著作《出三藏记集》时,曾见过《别录》,并将其中所载的支谦译本都收在《记集》里,却没有提到这样一种《四十二章》。所以支谦是否重译过《四十二章经》尚有问题。最后,《菩萨本缘经》(始见于《历代三宝记》)和《撰集百缘经》(始见于《大唐内典录》),虽然原始的记录出处不明,但从译文体裁上看无妨视为支谦所译。

支谦除翻译外,还作了合译和译注的功夫。他曾将所译有关大乘佛教陀罗尼门修行的要籍《无量门微密持经》和两种旧译(《阿难陀目怯尼呵离陀邻尼经》、《无端底总持经》,现已不存)对勘,区别本(母)末(子),分章断句,上下排列,首创了会译的体裁(后来支敏度的合《维摩》、《首楞严》,道安的合《放光》、《光赞》,都取法于此)。支谦自译的经也偶而加以自注,像《大明度无极经》首卷,就是一例。这种作法足以济翻译之穷,而使原本的意义洞然明白。

支谦又深谙音律,留意经文中赞颂的歌唱。他曾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可惜在梁代以前早就失传了。后来连《共议》一章梵呗也绝响了,现在只能想像那三契或者即是《无量寿经》里法藏比丘赞佛的一段和《瑞应本起经》里天乐般遮之歌及梵天劝请的两段而已。他这一创作对赞呗艺术的发展有相当影响。被称为始制梵呗的陈思王曹植,可能是受了般遮瑞的启发而有《瑞应本起》四十二契的巨构,成为学者之所宗。

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也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这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深知翻译甘苦的人,像后来的支敏度就很能了解他。支敏度给予他的翻译文体的评语是:‘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假使他不能深刻的明了原文本意,译文就难恰到好处。看他所改译的《大明度无极经》,对般若‘冥末解悬’的宗旨是比支谶《道行》更能阐发的。他用‘得法意而为证’等译语,虽借用了道家‘得意忘言’的说法,但般若‘不坏假名而说实相’的基本精神,他已经掌握到了(因此,他的自注说‘由言证己,当还本无’。本无即指的实相)。他翻译的《维摩诘经》,充分表现了大乘佛教善权方便以统万行的精神。后来罗什门下虽对他的翻译还嫌有‘理滞于文’的不足处(见僧肇的经序),可是仔细将罗什重译的《维摩经》相对照,不少地方都采用谦译,述而不改,足见支谦译风已远为罗什的先驱。不过,在拘泥形式的学人看到支谦尽量删除梵本的繁复而各取省便,又竭力减少音译到最低程度,以至有时连应存原音的陀罗尼也意译了,不免有些反感。像后来道安就说他是‘斲凿之巧者’,又以为‘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这是从另一角度的看法。要是从佛典翻译发展的全过程来说,由质趋文,乃是必然的趋势;支谦开风气之先,是不能否认的。

另外,支谦的译文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因而他继承了汉末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那样‘奕奕流便足腾玄趣’的传统,更翻出了《瑞应本起经》。这一翻译不但丰富了佛传文学的内容,而且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也是值得提出的。(吕 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