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人物》 四、朱士行(约三世纪)


朱士行是曹魏时代颖川地方人。少年出家,时当嘉年中(240—253)昙柯迦罗传来《僧祇戒本》,并创行羯磨受戒。他依法成为比丘,与在他以前仅仅以离俗为僧的有别。从这一点上,后人也将他当作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他出家后,专心精研经典。当时最流行的译本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阳便常常讲此经。但《道行》的传译者理解不透,删略颇多,脉络模糊,时有捍格。他慨叹大乘里这样的要点竟译得不彻底,就发愿寻找原本来弥补这一缺憾。甘露五年(260),他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辗转到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阗。在那里,他果然得到《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余万字(二万余颂)。因受到当地声闻学徒的种种阻挠,未能将经本很快的送出,直到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译法饶)送回洛阳。又经过了十年,元康元年(291)才在陈留界内仓垣水南寺由无叉罗和竺叔兰译出。而士行本人终生留在西域,八十岁病故。

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上看,朱士行可说是第一人。那时去西域的道路十分难走,又没有人引导,士行只凭一片真诚,竟达到了目的。他为法热忱可以和后来的法显、玄奘媲美。他求得的经典虽只限于《放光般若》一种,译文也不完全,但对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译本风行京华,凡有心讲习的都奉为圭臬。中山的支和上(名字不详)使人到仓垣断绢誊写,取回中山之时,中山王和僧众具备幢幡,出城四十里迎接,可谓空前盛况。一时学者像帛法祚、支孝龙、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或者加以注疏,或者从事讲说,都借著《放光》来弘扬般若学说。

就因为朱士行求法故事动人,后人更伪托有《朱士行汉录》的经录著作。此录在隋初即已散失,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从当时所见几种南北朝时代经录里转引了二十五条,可看出它的特征是对汉代各译家的重要翻译都臆造了翻译年代,又有些译家像竺法兰、康巨等也独有它的记载。后唐代法琳《破邪论》更引用了《朱士行录》说秦始皇时即有印度沙门来华传法。由这些资料看《朱录》是有意地表明佛法东传之早,并对几个有问题的早期译家像迦叶摩腾、竺法兰等说得那样斑斑可考,这大概是南北朝时代的佛徒为了和道家校论教兴年代的先后,伪造了这部经录。现在对它的鉴别还是很重要的。(吕 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