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人物》 六九、天息灾、法天、施护


天息灾(?—1000)、法天(?—1001)、施护(?—1017)

中国佛教典籍的汉译,从唐宪宗元和六年(811)译成《本生心地观经》之后就中断了,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才复兴,当时主持翻译工作的即是天息灾法天施护三人。

法天是中印度摩伽陀国那烂陀寺僧,原出刹帝利族,通达三藏。宋初,印度内地的佛教徒因回教的侵入受到逼迫,外出的很多,法天和兄法护也携带梵本经典来到了中国的鄜州。他们在那里遇著河中府梵学僧法进,共同翻译了《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最胜佛顶陀罗尼经》和《七佛赞呗伽陀》。由于法进熟习教典,所以译文委婉简约,具备传统的风格。开宝七年(974)鄜州守吏王龟从将这些译本送到汴京,宋太祖很喜欢,召见了他们,并允许他们去朝礼五台山,游历江浙、岭表、巴蜀各地(那三部译典,后来在太宗端拱元年即西元988年,经过校订,都编入大藏经)。

天息灾生在北印度迦湿弥罗国,是中印度惹烂驮罗国密林寺僧,施护则是北印度乌填曩国帝释宫寺僧。他们原系同母兄弟,在太平兴国五年(980)一同携带梵本来京,也受到优待。那时法天等已游历归来,太宗叫他们审查宫廷收藏的各种梵本。因为他们兼通华语,能够翻译,太宗动了重兴译经的念头,遣内侍郑守钧计划在京中太平兴国寺的西边建筑译经院。过了两年,院屋建成,天息灾等便受命住入开始翻译。

天息灾等参酌密教仪轨,布置了译场。场内设一金刚界的种子圆坛,分布诸尊的种子梵字,辰为‘大法曼拏罗’。每天用香华灯水果品等二时供养,礼拜旋绕,做著祈祷。坛外安排了译场各种职事的坐位。其职事有以下几种:第一、译主,是通达梵本的三藏,正坐在坛的北面。第二、证梵义,评较梵本的解释;第三、证梵文,审定梵本的读法;他们都坐在译主的左边。第四、笔受,第五、缀文,第六、证义,第七、参详,这些是跟著读文译义记录下来并改定为译本的,都坐在译主的右边(其中参详一职不常设,后来更改设校勘华字一职)。第八、润文,对译本为最后的笔削刊定;第九、监译,维持译场的秩序;他们分坐在东南西南两面。

这样的译场制度很适合当时的具体情况。那时主译的虽为印度人,但通达华语,自不必再设传译。还有参加译事的印度三藏不止一人,所以又设了证梵义、证梵文两职,以便合作。在宋初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天息灾等便是在这种组织下进行翻译的。

天息灾法天施护最初于太平兴国七年(982)七月,分别试译《圣佛母小字般若波罗蜜多经》、《大乘圣吉祥持世陀罗尼经》、《无能胜幡王如来庄严陀罗尼经》各一卷。当时集合了京城义学沙门一百人共同审查,左街僧录神曜等以为译事久废,新译不见得会合式,经过对勘证明,才肯定它的价值,继续编入大藏。从此更充实了译场各职(证义的扩充到十人),经常翻译,译成即随时附表进上;特别是在每年十月间太宗生日的一天,必定准备新经献祝,以为点缀(后来帝诞献经,即成为定例,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不改)。

译事进行不久,天息灾等就注意到翻译人才的培养。他们以为,历代译经都依赖印度僧人,但道路远隔,假使没有人来(这当然是由于那时印度佛教的衰势而引起的远虑),译事岂不又要停顿?因此,他们建议选拔童行,进修梵学,以储译才。当时从京城童行五百人中选出惟净等五十人,送入译经院(随后改名传法院)学习。后来惟净、澄珠、文一等数人均学有成就而参加了译事。

天息灾等新译的经典在雍熙元年(984)九月刻版流通,太宗还做了《新译三藏圣教序》加在各经的前面。二年(985),他们因为翻译有成绩,加给了朝散大夫试鸿胪少卿官衔(以后历有升迁)。四年(987),天息灾奉诏改名法贤。他们从此一直工作不辍;到了真宗咸平三年(1000),法贤病死;后一年,法天也死了。剩了施护一人主译,由惟净协助(证梵文),景德三年(1006)才有北印度僧人法护(梵名‘达理摩波罗’,和法天之兄同名,其实是两个人)参加证梵义。祥符二年(1009),惟净、法护便协同施护主译。五年(1012),施护等建议将宋代译出的新经,接著《开元》、《贞元》两种经录之后,编辑新录。后来即由译场润文大臣赵安仁、杨亿和惟净等编成《大中祥符法宝录》二十二卷。施护的翻译一直继续到天禧元年(1017)病死时为止(和法天之兄同来的法护,最初也曾参加译事,在太平兴国八年译出《大力明王经》二卷后便回印去了)。

天息灾等所译典籍的种类、名目、卷数,都详细记载在《大中祥符法宝录》和《景祐新修法宝录》里。

太平兴国七年(982)天息灾等试译新经成功以后,译经院的东西两边更扩建了殿堂,分别安置佛像和经藏;宋代宫廷所藏梵本都取了出来,供给翻译之用。当时太宗诏令用新刻的大藏经目录(大体同于《开元录》)对勘,拣未有的经翻译,避免重覆;因此,印度新流行的密教经典译出最多。在天息灾等译籍总数二百五十二部四百八十一卷里,大乘秘密部经就有一百二十六部二百四十卷,整整占了一半。再就它的内容说,像大部《金刚顶经》十八会的初会(《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三十卷,施护译)、六会(《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七卷,法贤译)、十五会(《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七卷,施护译),都有了新译。另外像观音六字明咒信仰的根本经典《大乘庄严宝王经》也翻译了过来(天息灾译)。但在密典的翻译里面也夹杂一些不纯的作品,像淳化五年(994)法贤译的《频那夜迦成就仪轨经》说到种种成就法,而荤血之祀甚渎于真乘,厌诅之辞尤乖于妙理,这些都违反佛教根本精神。天禧元年(1017)发现了它的错误,便禁止入藏;但以后各版藏经仍旧将它保存下来,只是密典的翻译从此无形中受到了限制。

天息灾等译本在显教方面,也有几种是中观、瑜伽学派的重要论著,如龙树的《六十颂如理论》、《大乘二十颂论》,陈那的《佛母般若圆集要义论》,三宝尊的同论《释论》(以上都是施护所译),寂天的《菩提行经》(天息灾译)等。不过译文晦涩,且多错误,这大概是由于当时的翻译流于形式不求甚解所致;因此译出之后,对于当时佛教义学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另外,天息灾等译本为了正确地念诵陀罗尼和讽咏赞呗,在音译方面却有它相当的发展,特别是译出了好多梵赞。这当法天初到中国鄜州时译了《七佛赞呗伽陀》,就已开端。此译现存本虽已经过改订,但仍可看出它是怎样地著重对音的正确,以致七佛名称都没有沿用旧译(如迦叶波改译为迦引舍钵,释迦牟尼改译为设枳也二合母华等)。其后这类译本,更有法天译的《文殊师利一百八名梵赞》、《圣观自在菩萨梵赞》,法贤译的《三身梵赞》、《八大灵塔梵赞》、《犍椎梵赞》、《圣金刚手菩萨一百八名梵赞》、《曼殊室利菩萨吉祥伽陀》,施护译的《圣多罗菩萨梵赞》。有了这些华梵对翻的经验,后来法护、惟净更加以总结,依著悉昙章十二番字母编成《景袾天竺字源》一书,即作为一代音译的典范。这和旧译对照看来,是有其特色的。(吕 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