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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05)新闻出版的道德责任


绕这一圈,讲回来,讲到我当年在边地,挂印封金走了,到了四川宜宾。随行的一个参谋一个侍卫,从边区出来,天又热,半路生病了,一个是伤寒,很严重,我身上又没有钱了,这怎么办呢?我就跑到一家报馆里去求职。

我把胡子也刮掉,到《金岷日报》报馆,在柜台前一站,问里面一个老先生,“你们报馆要不要佣人?”他说,“什么佣人?”“扫地端茶的佣人要不要?”然后他看了看我,“哎,你这个年轻人?”我当时穿一个中山装。

他说:“你是下江人吧?”四川人叫我们外地人是下江人,已经很客气了,按照土话,就叫“脚底人”。

我说:“对的,因为抗战逃难到这里,没有饭吃,想找报馆里扫地的工作。”这个老先生就看了我半天,“正好缺一个扫地的工人,不过我不能做主,你等一等,我进去问社长。”他就进去了。

这个社长出来了,社长也穿一个中山装,很魁梧。他姓许,我对这个人特别感谢,后来变成好朋友。他出来看了我半天,“你下江来的?

我说:“对呀!

你愿意做工友?扫地端茶的?

我说:“对呀,马上要个工作,为了生活。

你现在就上班,我正需要一个人。

我说:“好。

我就进去柜台,把扫把拿来,整个的报馆有这样大,我大概一个钟头,把它搞得干干净净的。这个社长坐在那里始终看着我,我把地也扫完了,桌子也抹好了。社长说:“请你过来,你不是做这个工作的。

我说:“为什么?哪里做得不对?

做得太对了,你是读过书的。

我说:“小的时候马马虎虎读过。

会写信吗?

我说:“普通的信会写。

你会写文章吗?

我说:“文章的话,就不知道了。

你不要客气了。你不是做扫地这类事的。”他一边说,一边拿一张纸,“你随便给我写一篇散文什么的。”我拿起笔来一写,他说:“你不要写了,我知道了,我这里缺一个副刊的总编辑,立刻上任。”两个钟头,从工友升到副刊总编辑。

这一下,我就扳竿子上了。我说,“报告社长”,我就站得很端正,给他行礼,“多少钱一月?”他就告诉我多少多少。我记不得当年的待遇了,拿现在比方,差不多三千块钱一个月。哟,我说:“那么高啊!现在我有两个朋友生病,等着要请医生,没有钱,能不能先借一个月薪水?”他说:“可以啊,借两个月给你。”这个社长,有气派!

哦,我好高兴哦,回来请医生治疗这两个人,我就上班了。

后来我还做到了代总编辑,非到午夜看完大样不可,看到天亮再回去睡觉。现在我习惯夜里工作,就是从那时候锻炼起来的。

那个时候抗战,弄个收音机听国外的消息,德国打得怎么样?我们国内兵到哪里?好难收听到啊。我坐在前面写文章,排版的点个蜡烛灯、煤油灯,坐在后面一个一个字拿来排版,马上印出来给你看。那时三四个人就管一个报纸,抗战时候,好可怜啊,不过比邓小平同志当年用油印的已经好多了,已经算很进步了。

有一天晚上我很轻松了,凌晨三点半,我说“都好了吧?”那个排版的领导是我的好朋友,姓萧,他说,差不多了,哎呀,还缺这么一块,那么大一块。我说赶快,把那个投稿的拿来看看,选一篇。结果一篇都不行。

我临时想了一个办法,我登了一个征婚启示,我就是那个小姐,什么日本人打来了,我是杭州人,杭州、苏州出美女的,我逃难到这里,家破人亡,谁要娶我,什么条件……哎呀,自己很高兴。打一个广告出来,结果不得了,一千多封信,那些男的照片、生辰八字都有。这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们以前受的教育是“文人下笔很严重”,我的老师告诉我,写文章下笔千万不能写错一个字,“一字之差,下十八层地狱”。

我是受这种教育出身的,这一下玩这个花样不得了,这一千多封信,你要回复人家,那些男的照片从哪里寄来还要退回给哪里。社长回来对我笑,说“你犯了一个错误——恃才傲物,新闻办报不容易的啊,不能恃才傲物,我看你怎么下台啊。”其实社长承担的责任更大。我后来想办法,又登了一条广告,说这个小姐到重庆,不慎坠到江里,死掉了。

所以,后来自己一辈子忏悔。做新闻事业、做出版业,不能马虎,不能忘记自己是个文化人,文化人对社会的道德,对自己要负责,不能玩花样。

我刚才提到上海的真正发展,应该从上海的人文发展史到社会发展史,从李鸿章时代开始到哈同,然后是虞洽卿、杜月笙,到史量才。那个时候上海最好的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号称“商务的书出来,有人找出来一个错字,任罚五元银大洋。”他们为什么没有错字?商务印书馆请了很多前清遗老学问好的来校对。我的经验,最好做校对的人比写文章的人水平高一点才行。自己校对不容易发现错误,因为自己一看都对嘛,其实有时候还用错了字。商务印书馆不大请青年校对的。最后一遍校对,倒转过来对,从后面一个字倒回来对,所以没有错字。这是老出版界的风范,后来才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

现在,我们出版业的同仁出版的书很多、很乱。但是我深深感到,出版业、新闻业,这个道德责任没有建立。

对做新闻的朋友来讲,现在社会上出了很多的案子,新闻记者在里头的作用很大。新闻记者本来是“言官”,好像“监察御史”的作用,现在实际什么都不是了。你看社会上有杀人的案子,现在新闻记者一写,把做案的过程描写得非常清楚。我说完了!这个报纸一登,不到三个月,同样的案子会出来了,教坏了。新闻有教育的效用。

当然,做新闻的道理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所以现在碰到一个“人咬狗”,还把这个人的牙齿多长、有多厚、咬狗的哪一点,好吃不好吃,都写出来,当然有人跟着“炖狗肉”吃喽。现在新闻挖空心思找噱头,制造新闻,还为了广告收入,等等,已经舍本求末了,与社会道德责任、教育离得越来越远了。越热闹越花俏越好,变成“哗众取宠”,这四个字还是好听的,换一句话说,是有害于社会。


分类:南怀瑾 书名:国学与中国文化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