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泛言》64章 《读易劄记》序


按:威理斯·哈门先生(WILLISW .HARMAN)是史丹福国际研究所(SRIINTERNATIONAL)的资深社会科学家,史丹福大学总体工程经济系统系教授,理性科学研究所(INSTITUTEOFNOETICSCIENCES)所长。他更潜心于形而上学,心灵中意识奥秘部分的专研,近来已有所得,曾以“改变人格的关键”(TRANSFORMINGAFFIRMATIONASAKEYTOPERSONALCHANGE)一文,寄南怀瑾教授请益,已译成中文,刊于《知见》第十四~十五期。并认为世界人类的和平,须有“全球性前提计划”的正确思想。这便是南教授对哈门教授“全球性前提计划”的回信全文。

哈门教授 席右:久仰

高贤,素所佩钦。前蒙来信征询意见,并赐宏文,尤为感谢,已转译刊载《知见》矣。无奈俗务繁忙,作覆迟迟,尚请见谅。

今因李慈雄返校之便,匆匆作答如次:有关全球性前提的计划,立意至善。但须从人类文化前因,如何演变为现在世界现象的后果,寻找出其症结所在,方知究竟。譬如医师用药,必须诊得病源所自,演变如何?才能处方治疗。

(一)人类文化的大系,大概言之,可以东方与西方文化两大系统概括之。

西方文化的有今日欧、美文明,其源流系别虽多,在政治、社会方面,要皆以今日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作为文明的荣耀。在现实生活方面,要皆以精密科技与工商业经济为决定性的指标。但皆迷失西方文化,因此而形成今日的世界,物质文明似乎予人类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但在精神心灵上愈来愈呈空虚。换言之:物质文明的发达,给予人类生活上许多方便,精神文明,愈形相对的堕落。

东方文化虽概括有埃及、阿拉伯等系统。但无可讳言,唯有中国文化为东方文化的大系,其影响亚洲之巨,历时三千余年,地区概括东南亚、东北亚、中东一部分。然而以三千年来以农为主而立国的文化,极端重视人道、人文、人生的安康,重视自然而轻视唯物唯利的思想,深根固椊已久。但在近今百余年来,一受西方文化的刺激,仓皇失措,无法自守藩离。于是要改弦更张,即无如欧、美自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以来产业革命性的基础。终而形成不东不西、不今不古的败坏之局。倘欲维护固有文明,岂能拒西方文化中后期合理的人文思想,与物质享受的尖锐声光。故至进退失据,形成今日祸乱不息的东方,甚之,波及全球的不安。

更有甚者,近代与现代欧、美高明之士,固真有心救世者,并无一人真正透彻了解东方文化。徒持皮毛之见,以讹传讹,以偏概全。因此,西方谋国救世之士,凡所举措,一施之东方,无不错误百出,图好反坏,施福得祸,终为人所诟病怨愤,敢怒而未敢言。

而在东方各国,师承西方文化者,大多亦皆肤浅从事,仅图科技的实用,而不知欧、美今日的局面,自正病其如何缺乏精神文明安养的不安。

由此互相矛盾,由东至西,由西至东,如日月经天,虽无差别,但各地区之山川陵谷不同,所感之明暗阴晴,即各有不同的反应。倘使对全球综合性气象的无知,则将何以谋定全球性非污染,否定武力竞争之前途计划!

(二)西方文化感人影响的最深切而彰明者,当为法国大革命的先后时间,由孟德斯鸠、卢梭等先贤之学说,而有现在欧、美民主,自由,社会文明的出现。但在西方精神文化的中心,有同于东方文化的博爱思想者,却由工业革命后各国工商的发展,配合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而演变为今日各家的经济学说,几乎无一而不从小我立场而图富强康乐,何曾有全盘了解全球性各地区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建立为全人类总体经济工程的大计。

自十七世纪以后,西方文化思想谋求安定社会与解决人类问题,始终认为唯有从经济问题着手,方得解决政治问题。而经济问题,又与工商发展、物质文明的开发,毕竟不可分离。于是如治丝愈紊,仍然未得要领。

东方文化,自古及今的固有思想,始终认为解决社会与人类问题,必须从贤明的政治措施入手,方得安定社会与求得人类和平。而政治与文化思想,又息息相关而不可分。文化与经济,又彼此相乘而不可偏。于是主观各异,莫衷一是而未得融会贯通。

(三)目前世界局势,大部分的注意在于:A.注重经济的复苏。B.限制武器与军事的发展。C.极力宣传抑制人口膨胀,提倡节制生育。其实,凡此种种的作为,只是显见主谋国际和平者束手无策,更无对全球人类平等博爱的远见,而且仍基于国家或个别民族主义的狭隘私心所出发。即使并无小我私见的预谋,亦只是有限度,短时期有效的消极办法,并非为全球人类谋长程福利的良策。

全球性的总体经济问题,其利与弊,都由科技进展与工商开发问题而来,譬如因地而倒,必然因地而起。当此电脑、核子物理等科技的日新月异,生产工业已迈进于产业再革命时期。工业产品与财富,已非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间的人事贫富问题。应当有思想、有理论之指导,使其转向共同为全球人类平等谋福利,使人与人间,再无贫富分配上均,阶级差等斗争问题的存在,只有人能如何利用物理与天然的物质资源,转化为高度灵活的精神文明世界。此当为今日及即将来临的科技,必然可以到达总体经济工程所能领导的趋势。唯须如何建立其经济哲学的新理论、新观念,配合科技发展,作为新时代的指导而已。

人口膨胀问题的顾虑,同此理由,其基本出发点,仍旧在农业经济的粮食、居住等经济分配问题而来。有限节制生育,事实并非坏事。但认为人口膨胀,即为世界祸源之说,未免可笑。况且解决粮食、营养、居住等问题,在即来的科技发展,应可迎刃而解,亦只为总体经济工程计划即须待解的一环,并非绝难以处理的死结。

至于限武与裁军问题,必须从人性哲学上谋求解决,基本在人类群体情欲与理性问题。实难片言可毕其词。人类有两大欲求,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势所难免,除非有超越物外能力的圣哲。此皆基于人性需要饮食、男女两大原性出发,扩展而成为群体的痴肥症:一即支配财富与资本主义,一即富国强兵与霸权思想。我读大作《Transforming Affirmation as a key to personal change》一文,已知先生自得启示良多。至于深入形而上与形而下关系的探讨,容待他日细论,恕忙不尽所言。现在仅就彼此已知问题,略抒积愫,藉代面谈而已。

〔一九八三年四月八日,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