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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发展史略》第三章 中国佛教的传播(2)


第一节 佛教初传的情形(2)

二、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汉末、三国时期

中印文化的交流,早在秦汉初期,已经有了迹象,佛教史乘所称的秦始皇时代,囚禁外国沙门室利防等十八贤者,入夜被丈六金刚破狱救出的记述,一般学者的考据,认为并不可靠。事实上,古代印度“沙门”的称呼,并不限于佛教徒的比丘,这些人或者就是婆罗门教徒与瑜伽术士之流,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因为秦汉之间,道家方士的法术,多半与婆罗门教或瑜伽术有互通之处,所以可以旁征中印文化交流的时期,可能远较佛教传入为更早,当然那是初期接触、非常稀少的事。佛教的传人,旧史著录,都以汉明帝时代开始,因明帝夜梦金人,遣使蔡愔等十八人,西去求经,到大月氏国,便遇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迎归洛阳,安置在白马寺,并译出《四十二章经》,藏于兰台石室,是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以现代学者的考证,人言各殊,认为这是一件不可靠的疑案。最足征信的记述,而且有史料可考的,当在汉末和三国时期。汉桓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来华,月氏国沙门支谶到洛阳,各译佛经数十部,共一二百卷。灵帝时,印度沙门竺佛朗也到洛阳。极力提倡佛教,主张与中国文化调和的名著《牟子理惑论》,便是这一段时期的著作。此后沙门康僧会,月氏籍的名士支谦(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等,都是学问渊博,为朝野所宗仰的人。他们弘扬佛学,先后居留在东吴,为孙权政府的上宾。

他们当时都通晓中文,极力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曹魏在嘉平年间,因印度名僧昙柯迦罗与昙谛的倡导,开始建立中国的佛教制度,以及出家受戒的规范,这是佛教戒律正式传入的开始。

在汉末与三国时间,佛教经典与初期佛教的规模,虽然源源传入中国,仍与国内固有文化的思想,和儒、道两家的学说,显然有过激烈的竞争,这便是中国文化,遭遇外来思想的刺激,引起思想史上轩然的大波。而民间自由信仰佛教,却日益增盛,知识分子也逐渐在将近百年间,接受了佛学思想,因此便形成了两晋时期的玄风——玄淡的风气,致使南北朝六代之间,将近两百年来,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命运一样,都在支离矛盾中,度过漫长的岁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那个时期并不是佛教文化影响中国历史局面的转变,实在是因为政治的转变,和战争的影响,使佛教文化变成那个时期中国人的应时礼品。这在民间和知识分子(包括朝廷与士大夫)阶层间,各有一种潜在的因素。归纳起来,约如:

(一)民间的信仰。因长期战争的结果,民不聊生,人事的努力,解决不了饥馑苦难的生活。天道既不足凭,生命也无保障,恐怖、悲观、厌世的情绪充斥。正好在这个时候,佛教思想汹涌输入,生前身后,善恶业力,促成三世因果的报应,和天堂地狱间六道轮同的传说,使人们更相信命运的安排,是由于前生业力的造就。因此在乱离的世局中,很快传遍了佛教的观念,人人信仰它可得身心的自慰,佛与菩萨的原义,就一变为与传统神祇的信仰相同了。

(二)知识分子的皈依。自东汉党锢之祸以来,汉初儒家传统的学说,受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使人不能满足和信服。魏晋以来,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们,都纷纷寻觅思想的新方向,追求命运的象征之学,进入探索哲学的范围。并以旷达思想,崇尚个人自由,逃入玄谈的领域。其所宗奉《易经》、《老子》、《庄子》所谓“三玄”之学的思想,恰在此时,与佛教传入的“般若性空”学说相遭遇,因此一拍即合,更是变本加厉,便形成了遁世而逃入佛法的风气,尤以士大夫阶层,所谓知识分子的名士为然。

基于上述两点因素,使佛教在中国,普遍地传布开展,但真正使佛教在中国奠定基础的,还是靠北朝石勒时代的印度名僧佛图澄,和姚秦时代的鸠摩罗什,以及中国名僧道安、慧远、僧肇等数人的力壁,才使佛教在中国文化中,树立了不拔的根基。


分类:南怀瑾 书名: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