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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告子的人性论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桊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桊。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桊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桊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桊,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是与孟子同时代的人,在诸子百家中,他本身的著作并不多,仅在其他的子书中,见到一点点有关他的思想言论。他之所以声名宏大于后世,是因为孟子批驳他的学说所造成的。告子讲的人性学说,究竟是什么呢?

告子的理论,说人性像杞柳树一样,一棵树长大成材了,将来或做成茶杯,或三夹板,或其他器具,预先并没有决定。也就是说,人性本来就没有定型,后来因为人为的教育关系而有善恶是非、道德仁义之别,就如同用杞柳木已制成了餐具“桮桊”那样。现代因为石油化学工业的发达,塑料餐具美观而价廉,所以陶瓷、玻璃杯、盘、碗、盏等餐具,已渐被舍弃,成为有钱人家的摆设,木制餐具更为少见。但是几十年前的乡下,还可见到木制的酒杯、餐盘。

我们用的碗,本来都是写作“”或“”,这里的“桮桊”也都是木旁,从字的构造上就表明了,古代的餐具多为木制,面盆、澡盆等等,许多器皿,都是木制的。当石油化学原料以及玻璃器皿初上市时,多是西方国家的工业成品进口来的,外国来的东西价格高昂,而被视为奢侈品,很稀奇。经过几十年来的演变,木制的手工艺品,反而身价更高了,外国人甚至买回去作“摆设”,陈列在客厅中当古董、艺术品赏玩,观念上相差很远。

告子这里说:一株杞柳,不能说是方的,也不能说是圆的,经过人工砍下来以后,再把它雕凿,才成为一个或方或圆的杯子。人性也一样,本来没有善恶的,经过父母、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培养,人就有思想分辨的能力,知道哪个是“善的”,哪个是“恶的”,就有了是非的观念。人之有道德仁义,也就好比是杞柳树,经过人工的雕刻而后成了杯子。

现代对于儿童的教育,有所谓性向的测验,以决定其“可塑性”。例如有的小孩喜欢在墙上乱画,有的小孩欢喜玩机械,看见手表的指针会走动,觉得稀奇,就拿小螺丝刀去拆开来玩。有些讲究性向问题的家长、老师们,就让他去拆,认为这孩子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发明家。

可是,假如我是这孩子的家长,则不一定让他去拆,最多是破旧不堪的废弃物,才让他去拆。因为小孩子天生有一种破坏性,人性中是具有反动成分的;尤其小孩好动,看见稀奇的东西,非打烂来看看不可。不过也有人生来想当领袖的,也有人生来想当和尚或神父的,这就是性向问题。所以教育孩子,要从其可塑性方面去培养。有时候父母看到子女是不可造就的,就要赶快给予他职业教育,使他将来在社会上站得住脚,能够有饭吃;对于造就不了的,如果一定要他有很高深的学问,出人头地,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成功,各有各的道理,不一定要书读得多,这就如中国的谚语:“行行出状元”,也就是现代的理论,要注意性向问题,与告子所说的差不多了。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讲“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引用《论语》上所记载孔子的话,至于“人之初,性本善”,并非孔子所说,是宋儒加上去的,后来打倒孔家店时,都归到孔子头上去了,孔子很是冤枉。在孔子以后,战国时代的孟子,走的是孔子的路线,也是主张“性相近,习相远”的。

同样,儒家另外有一个人荀子,也是学孔子的路线,但荀子主张人性本恶,“”是后天的教育改造,和告子说的,把杞柳树做成杯子的比喻差不多。例如一个婴儿刚生下来,如果饿狠了,就会伸手猛抓母亲的乳房,不管母亲不母亲,只是自己要吃,所以人性本来是如此的。假使是双胞胎,一个吃饱,一个没吃饱,饿的一个一定会去抢来吃。有一位同学生第二胎前,头胎的女儿只一岁多,似乎知道将有另一个孩子出来,分享她的母爱,所以对母亲特别拍马屁、讨好,也就是在吃醋。所以荀子说,人性本来是恶的,要靠后天的教育改良去转恶成善,这是教育的重要。教育的功能,是把恶的人性改变为善的,荀子的说法,好像是与孟子唱对台戏。

第三派是告子,主张人性不善亦不恶,像树木一样,将来成为什么器皿,做什么用途,都是人为后天的塑造而成的。

不过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之后,孟子之前,有另外一派理论,就是墨子。他对于人性的说法,后世称之为“染丝论”,他主张人性原来是纯白的,如蚕丝一样,没有任何颜色在上面,而要看环境、家庭、父母的教育、社会的背景、学校教育等等客观条件决定。如白丝一样的人性,没有颜色,染灰色就成灰色,染红色就成红色,染绿色就成绿色。这还是承认先天本来的人性,并无所谓的善恶是非,问题是在后天的教育。

这四派的主张,一直争论到现在,几千年来,成为东方文化中对于人性哲学上的大问题。

现在回头来看《孟子》书上的本文:

孟子说“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桊”,不要看了杯子,就认为杞柳树也是那样方圆的形状,因为杯子的方圆之形和中空,都是经过人工塑造的。这也就是说,人性和杞柳一样,它未来的价值与用途,事先是无法预知的,他的善恶是非,也是无法事先确定的,这是告子的理论。

孟子当然反对他的说法,因此讲:依你这样说,你把杞柳树砍下来做酒杯,是顺着杞柳树本身纹理性能来做吗?还是改变了柳树原来的纹理做成的呢?

要注意这两句话,杞柳树的纹理,是直线长的,一个杯子的中间,硬是用凿刀把它挖空的,这是“戕贼”杞柳之性了;那么人生下来的善良心理,是用人工刻木头的方法,改变了他的本性而塑造出来的吗?你这种思想太可怕、太厉害了,会害了天下的人,会率领天下的人,残害人性的善良面。换言之,这等于近代西方各种主义的思潮,影响中国,影响世界,乱了一百多年。

现在过安定生活的青年,对于这种话,也许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文化思想的大问题,年纪大的人所关心的,正是这件事。因为历史的演变,时代的推动,并不是经济的发达、钞票的力量、武器的威力,这些只是思想运用的工具而已,而迁动时代变易的根本,是人类的思想。看起来思想是抽象的、无形的,但思想的正与反,只要偏差一点,就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祸福。

孔子当年做鲁国的司寇时,一上台就杀掉少正卯,就是因为少正卯的思想问题影响力太严重了。西方文化在过去对于人性哲学方面的讨论,太少也太浅了,可以说他们没有历史文化的深厚根基,没有“内明”之学,所以才会产生各时各国各种纷纭的思想。

我们先了解了这一段,就可以讨论了。当然我们的讨论不能偏私,不能说孟子和告子谁对谁错,我们是用一种客观的态度,来作研究。

我们先研究孟子自己的话,在《离娄》下篇中,孟子曾经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以现代语言说出来,就是世界上一般人谈人性的问题,多半说人性的本然而已。他原文的“”字,很难用现代的任何言辞来表达,因为它代表了很多意思。时隔两三千年,在当时的社会,这个“”字作什么用,表达什么意思,与现代我们对这个“”字的用法,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差别很大。

例如古代的“”字,同时有治疗的意思,而现代治疗是治疗,毒是毒,没有人以“”字来表达治疗的意思了。而且文字与语言是密切关联的,而语言又因区域不同而有异,所以研究文字,还要研究语言。例如“没有”这一口语,闽南人的口语为“”,客家人则说成“”,温州一带则和英文的“No”很相近,讲作“”;江西人则如北京人将“不用”说成“”一样,把“没有”两个字,拼成一个音说出来,而且创了一个新字。这些不同的语言,都表达“没有”这一意义,怎能说是谁对谁不对呢?所以语言文字的研究,是一件很烦琐也很难的事。

现在我们“借用婆婆的帕子向婆婆拜年”,引用孟子自己的话,来看他与告子的辩论,那么孟老先生批评人家的话,也是“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了。告子讲杞柳与茶杯,孟老夫子也讲杞柳与茶杯,告子的话是对或是不对,暂且不说,而孟子这种说法,仍大有讨论的余地。

告子以人性比杞柳,仁义比茶杯,仁义等于说是人为的,就像把杞柳人为制成茶杯一样。孟子批评告子的说法,问告子以杞柳制茶杯,是照杞柳木的纹理去做成的呢?还是不顾纹理,硬用人工去雕凿而成的呢?如果是硬雕凿而成的,那你告子的这种主张,是天下的祸害。孟子先用一顶大帽子,把告子的话压下去,盖住了。不过,如果讲论辩的逻辑,孟子这个譬喻是不大合适的。

至于告子的话,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的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还是不善不恶,都是可以讨论的。


分类:南怀瑾 书名: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