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利益仁义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说:老先生,你的愿望了不起,想为人类社会消弭一场战争灾害。可是,你所提出的口号,你的主义错了。你以利害的关系去说动他们,即使说成功了,也会产生后遗症,因为你是以利为前提而说动他们的左、中、右三军之师,不打仗了,将士官兵都很高兴,退伍回家,可能还拿了奖金,因得利而高兴。

但是,你这一思想,会影响到政治和社会,凡事都以利为前提了。结果做人部下的,“怀利以事其君”,看上面给他的利益多少,才决定是否为老板做事。为人子女的,也“怀利以事其父”,看家庭有多少财产,或者只想读书出来,为自己做事,帮助家里多少钱。兄弟之间,也是如此。于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变成只有利害,没有仁义了;人与人之间,脑子里只有利害关系了。这一思想影响下去,整个时代都完了,国家也不可能不亡。所以,不能以利为前提。

我们看了孟子这前半段的话,想到《孟子》这本书的第一篇,《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说:老头子,你那么远来看我,“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立刻给他一个反驳,“亦有仁义而已矣”,动辄讲利害是不对的。不过后世三千年来的人,读了《孟子》,都说孟子太迂了,仁义值几毛钱啊!尤其到了今天的人类社会,只有价值观念,只讲利害关系。孟子叫了几千年,也没有人听他的;几千年前也是一样,人人都是以利为目的,人的生活永远在价值的观念上打转。再看几千年文化的演变,不但中国历史如此,西洋的历史也是一样,始终在求利的观念中打转。

由于科学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现在人与人之间,求利的观念,比过去更加严重。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大问题,孔孟反对了几千年,叫唤了几千年,但是谁也没有被他叫醒。道家也有一首诗,在“名利”两字上加一个“”字,“浮名”、“浮利”,意思说名和利,是浮在表面的,随时可以流走的,不是自己的,只是在活着的时候,暂时所属,是“我之所属,非我之所有”。有首诗中的两句:“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在思想观念上,我们把名利看得很淡,可是在现实上,名利像酒一样,喝醉了永远醒不了。

人类几千年的文化,说得好听一点,是文化,如果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社会经济不安定,人民生活也不安定时,人类如何产生文化?只有饿肚子的文化,只有讨饭的文化。所以古今中外几千年的文明,始终是靠在经济的动力上,这几乎是无法变更的大原则。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有幸而生在那个阶段,比目前的年轻人幸运多了,我们从两根灯草的青油灯下读书开始,下雨天穿钉鞋、打油纸伞的生活,到今天已经漫步太空了。这几十年的变动之快速,超过了过去一两千年的进步。

在如此快速的转变中,看出了什么呢?到今天为止,人类科学进步了,工商业发达了,文化却退步了,落后了,精神文明已衰败到极点。所以我经常说,这个二十世纪的末期,是文化思想、哲学文明空白的时代。物质文明进步得非常快,精神文化的文明,却是一个空白,对历史交不了卷的。几十年前的人,还有他的精神文明思想,现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则没有。

前天有一个出版社的人,参加一个图书馆的会议后,才知道中国所有的图书馆都不买书的;出版界出书,可没人看。现在写文章,越短越浅,而且头尾不连贯的,越有人看;如果写一篇有内容、有分量的论文,没有人看。短短的笑话有人看,报纸副刊中的“趣谈”,风行一时;如果写一篇学术性的论文“谈趣”,就没有人要看了。日本东京的文化市场低落了,我们的文化市场也低落了,不要看见国际学舍经常开书展,这只限于台北市,离开台北,销售一本书可不容易。所以这一时段的精神文化交白卷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孟老夫子的话:“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文化落后的结果,就是人类头脑思想,生活习惯,只向图利这方面去,精神文明就丧失了。这情形,现在刚开始,有心的人,正在掉眼泪,想挽救这个时代。不过人类到底是人类,受了这种没有精神文明的痛苦以后,依我的看法,不出三五十年,人类将要重新追求精神文明,追求文化,而鄙视物质文明造成的烦恼。所以我一再鼓励年轻人,要想为孔子孟子的文化而努力,现在就要坐冷板凳,吃冷便当;能认真好好努力几十年,孔孟学术就时髦了。

以我为例子,小的时候念书,研究禅、研究佛学,当时被老一辈的人看见,先蹙起眉头,然后斥责:怎么搞这个东西!但我还是不放弃。有的人还委婉地说:你父亲怎么不说你呢?怎么去学这些东西?这是十分客气的话了。我年轻时就是倔强,我说这是我的兴趣,这是学问,不懂就不要批评,如懂就辩论一番,我是为自己的兴趣而学。

由这件事例就知道,应该如古之学者的“为己”,为学问而学问;不要学今之学者的“为人”,表演给别人看,或者为声望、名利而求学问。假如今日为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而努力,在很快的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开始,即会成为了不起的大师,只看今日的努力如何了。

现在回到《孟子》本文,继续看孟子和宋牼的谈话。后半段,我们不去作逐句解说,这是古文的写作技巧,孟子的文章喜欢用对称的形式,上下句子,形式上是排比的。孟子的这种文法,后来形成了八股文的“”,这类文章,在文学上看,固然很流利,很优美;在现代的观念看来,就感到太啰嗦。他的这一段话,以现代的文字技巧写起来,几个字就解决了,很简单的。

我们知道,孟子在这里和宋牼的谈话,在政治哲学、历史哲学方面,是始终反对以利害观点为出发点的,认为后遗症太大。他并且要大声疾呼,建立真理的目标,毫不妥协。这是一个重点所在。

至于宋牼当时,在听了孟子这一番理论以后,有没有接受,没有下文,在《孟子》这本书上,没有结论,在其他的历史书籍中,也没有结论。孟子说孟子的,墨家的巨子们仍然走墨家的路子。

如果深入的讨论,从后世的纵横家,现在所谓谋略学的立场来看,孟子的观点,不一定完全对;宋牼的主张,在诸子百家中,也不一定完全错。所以在历史的概念上,古文中有一句话说:“先动之以利害,则诱导仁义。”想影响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想影响一个时代社会的思想,先用利害关系,使他同意了某一观念,然后以教育诱导的方法,使他慢慢的,转向到仁爱政治的道德路上。像孟子之道,始终就只是一个招牌,仁义就是仁义;至于达到仁义这一目的所用的方法,是不是正确,不失为一个应加研讨的问题。但是在人文文化的道德规范上,孟子之道是绝对的标准,方方正正,绝不妥协。

接着,下面说孟子做人处世的态度。这里,我们先不要忘记,这时孟子已经接近晚年了,他在国际间的声望已经很高,权威很大,同时也很穷。人越穷,气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