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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滕文公、告子》察言观色多难与邦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再说:“人恒过”,这三个字,一般解释是“人常常容易犯错误”,不过和上面的文义连贯起来,可以作另一种解释为:“人往往容易做过分的事。”过分当然也是一种过错,就是说人在优裕的环境中,优裕了更想优裕。有一部黑白电视机看看也很好,又想要彩色的;有了十六吋彩色的,又想二十四吋大型的;有了大型的,还想挂在墙上银幕型的。人就有这种劣根性,常有过分的要求。

上天给人类吃许多苦,目的在使他改过自新;在人生的路程上,吃尽了苦头的人,就知道不可以做过分的事。

困于心,衡于虑”,外在环境的困难,使人不能如意,在心理上处于痛苦、烦恼之中,逼着他去考虑,用思想去衡量,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运用智慧去克服困难,选择最适当、最合道德的方法去做,才不会冒昧、莽撞,才会谨慎而行。年轻人每说:“拿破仑字典中无难字”,天下哪有不难的事?我们的古谚说:“用心计较般般易,退步思量事事难”。对于一件事情,如果用心去考虑周详以后再做,才不会出岔子,容易做成功;不过,对任何事情,都要退一步想,对万一失败做准备。人生在这两种不同情况中,都经历过了,才能成功。一切都计较好了,认为考虑周到了,可以成功,这还不够,还要作退一步想,在万无一失中,如果有个万一的意料之外的差错发生,又当如何?有了事先的准备,才勉强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只有天生的大圣人,可以不经过教育,不须经验而知道,这是天才。但是自古以来,只有“天才的专家”,没有“天才的圣人”。“征于色”,看了别人的态度,看够了人家的脸色,受够了气;“发于声”,再听听他的口气,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譬如你去应征一份工作,那位接见你的人,听了你的话以后,口里说“好好,有机会通知你”,而眼皮也不抬起来看你一眼,又去翻阅别人的资料了。这时你就该知道,已经没有希望,可以走路了。他的所谓有机会通知你,那只是一句客气话罢了。

有了人生经验的人,从别人的声容笑貌,小动作,微言之间,不待明白表示,就了彻事情的究竟。如禅宗的话:“东面冒烟,西面着火。”看见东面冒烟,就知道西面在烧火了。所谓见微知机,就是要有这样高的智慧;而一般人,一定要等到别人鼓大了眼睛骂他,他才知道别人在生气了。像这一类的人,世界上多的是。

我们读了这一段书,就深切感到世界上的人,有太多已被淘汰了。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其中之一临到身上时,不能“动心忍性”,经不起磨练,没有坚强的意志站起来,而自杀的,精神分裂的,消沈的,都下去了。千千万万的人,能够成功的,能够创造划时代事业的,没有几个,其余的都是渣子。我常劝人不必算命,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已经注定了八个字:“生于忧患,死于忧患”。我们这一代的人,有如建房子时下面的土地,为了历史的承先启后,靠我们来奠基。屋基墙柱下的泥土很难为,要坚硬、牢固,才能承受上面的重量,松了软了就不行,后代的文化要背起来,否则就被压下去了。

孟子接着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是政治哲学中千古不移的铁定道理。他前面的一段话,虽然是对学生说的,也是故意讲给齐宣王、梁惠王这些当时的诸侯们听的。在孟子的眼中,这些诸侯们,只不过是时代的渣滓,一下子就会成为过去的;认为他们不懂得人生,只是时代的宠儿,是时势所造成的英雄,并不是创造时代的英雄。孟子这样对他们讲,只是讲出人生的大道理,然后说出治国的政治哲学的定理。

法家”本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大家,是伟大的学问家;在孟子以后七百年,“法家”才成为专门名词。对于专门研究法律的,主张以法律来治国的人才称为“法家”。孟子这里所讲的,以及现代仍沿用的这个“法家”,是指有大学问、大修养的人。例如请人家写一副对联,一定说“请赐法书”;例如诸葛亮、姜太公,他们有头脑、有智慧、有学问、有修养,就是“法家”。并不是说他会画符念咒有法术,也不是说他有佛法、道法才算是“法家”。

拂士”就是看到当老板的,有不对之处,或错误的意见,敢于拂逆老板的意见,纠正老板的错误,提出相反意见来的人。如果老板不改变的话,便拂袖而去。

我常告诉外国朋友,中国过去的帝王制度,是真民主,假独裁;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假民主,真独裁。例如今日美式的民主,事实上是大资本家在幕后左右一切,是真的独裁。所以讲到历史文化,对不起,美国只有几百年,而我们已经五千年了,他做我们的孙子都还差得远。历史文化是由经验来的,经验是不可泯灭的,五千年人事上的纷争,给我们留下来太多的经验了,这就叫做学问。

一个国家,想要治理得好,要有大学问、大修养、大智慧的“法家”,同时要有敢说话的“拂士”。古代有许多好的大臣,遇到皇帝下了有问题的命令,便“留中不发”,那真是为国家,为皇帝,也为自己。例如皇帝在发怒的时候,凭一时情绪上的冲动,未经过理智上的考虑,要重罚某人,而此人本不该受重罚的。于是当宰相的,就把这道命令往抽屉里一搁,不发出去。等到皇帝气平了,问起这件事,再说明理由退回去。有时皇帝对他也没有办法,尤以英明的皇帝为然。像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常顶得威廉二世回到内宫去摔玻璃杯,皇后问起来,威廉二世说,俾斯麦身为首相,要受满朝文武、全国人民的气,他只有到我头上出气;而我就只有在玻璃杯上出气了。这就是“拂士”,亦叫做拂逆之士。

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团体,一家商店也是如此。例如说一个老板,在外面忙了半天回来,肚子饿了,叫人去买烧饼回来充饥,此人跑出去半天,空手回来,答说没有烧饼了。问他面包有没有?他这才再出去,又是空手回来说面包也没有了。老板已饥火中烧,对他说,我说过已经饿了,你另外买点饼干或馒头回来也行啊。所以只听话的人是不行的,要有拂逆之士,提出好意见来;不过领导人必须有宽宏的度量,这就要有真智慧了。

翻开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一类的事证很多。以最近的来说,清朝三百年天下,在百年左右的太平以后,龚定盦在嘉庆年间写的文章就指出,社会太过富庶安定了,天下可能发生重大的变乱,因为优裕的生活过下来,没有人才了。他文章中大胆地说,国无才相,阃无才将,甚至说巷无才偷,举国上下缺乏有才的人,社会完了,天下快大乱了。果然他说了这话以后,不到几十年,太平天国起来了。

翻开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来看,这一类的事证很多。以最近的来说,清朝三百年天下,在百年左右的太平以后,龚定盦在嘉庆年间写的文章就指出,社会太过富庶安定了,天下可能发生重大的变乱,因为优裕的生活过下来,没有人才了。他文章中大胆地说,国无才相,阃无才将,甚至说巷无才偷,举国上下缺乏有才的人,社会完了,天下快大乱了。果然他说了这话以后,不到几十年,太平天国起来了。

龚定盦并不是有预知的神通,只是读懂了历史,深知《孟子》这一段话的道理。所以多难兴邦,忧患兴家,贫苦家庭的子弟,大部分都有出息,不到三十年渐渐站起来。在台湾三十年,就看到这样的人发大财,也看到不少有钱人家子弟的失败。所以为人父母的,对孩子不可太优容骄宠,该给他们多些磨炼,否则是害了孩子。

孟子最后讲一句话:“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不管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离不开这个原则。人越在艰难困苦中,越有希望,会奋斗,能站起来。尤其青年们,环境越舒服,生活越优裕,前途越有限,越暗淡。所以有大专刚毕业的同学来问我,他将来的前途如何,我告诉他,前途有限,后患无穷。因为他们几十年来,太舒服太安乐了,连天有多高,历史有多长,钞票是什么纸印的,都不知道,还不满意这里,不满意那里,这里埋怨,那里生气。这样的修养,这样的见解,这样的学识,那还不构成前途有限,后患无穷吗?


分类:南怀瑾 书名:孟子与滕文公、告子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