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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公孙丑(上)(35)孔子外传


另外,唐末五代时期的冯道也有一个与孔子有关的故事。冯道还没有当宰相之前,在外面做官镇守同州,大约和现代的省主席或行政专员的地位差不多。那时,当地的孔庙年久失修倒塌,却没有人过问。在他下面有一名专管酒税的科长之流的小官吏,对这种情况看不下去了,觉得孔庙都弄到如此衰败,太不成话,于是上了一个报告给冯道,要求准许他自己出钱来修复孔庙。冯道收到他的报告,因为是一名小科长递来的,就交给判官——等于现在的秘书长兼管司法的去办。这位判官的个性也蛮滑稽的,看到冯道交下来的这件公文,于是在上面批了一首诗:

槐影参差覆杏坛 儒门子弟尽高官
却教酒户重修庙 觅我惭惶也不难

意思是说,孔夫子教书的地方杏坛四周都长满了荆棘啦,可是口称孔孟之学、自认为是儒家出身的读书人都在高官显贵的位子,只图自己偷享安乐,对于孔老夫子四周的环境卫生也不去管了。如果叫一个管酒税的小吏去花钱修孔庙,我看了也感到脸红而惶恐,对这份公文我实在很难下笔签具什么意见了。

然后他把这件公文退回到冯道那里,冯道一看这首诗,真的不好意思,脸都羞红了,赶快自己掏腰包出钱来修孔庙。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陈州的卫士使李谷,相当于现代的警备司令,他到任三个月,依照当时的规定去拜孔庙。当时陈州的夫子庙只有三间破房子,里面只有一尊孔子像,简陋得很。由于唐代的帝王们爱好歌剧,出了不少有学问的伶人,一直到五代时都继承这一遗风。唐时陈州一个著名的优伶李花开,看到这孔庙的破陋情形,口吟一首诗:

破落三间屋 箫条一旅人
不知负何事 生死厄于陈

孔子生前绝粮陈蔡,曾在陈州落难,无饭可吃。而死了以后,在陈州的庙宇又破陋到这个地步。所以他说,孔子对陈州来说,是一个过路的旅客,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陈州这个地方的事,以至于生前死后都在这里倒霉。李花开的这首诗也等于是一种民间的舆论,李谷听了以后又惊讶又感叹,于是赶快自掏腰包来修孔庙。

由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之成为千古之圣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圣人永远是寂寞的。明代洪自诚所写《菜根谭》中说:“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我们借用这段话,作为讨论孟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这句话的结论。

所以说,一个人必须先仔细研究,确定自己的人生观。有许多事业,是一时的成功,短暂的光耀,只能保持三十年、五十年,最多保持一百年便过去了。所以只有少数人做的是千秋事业,像孔子,像那些宗教的教主们,除非没有人类,除非太阳不再出来,否则的话,他们是永远存在的。这就是千秋事业,就是确定人生价值的问题,大家做的到底是千秋事业,抑是一生一代的事业,就要自己去考虑了。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前面孟子答复公孙丑,认为伯夷、伊尹虽然也是古圣人,但并不能与孔子等量齐观;孔子是自有人类以来没人比得上的圣人。于是公孙丑这里接着问孟子,那么伯夷、伊尹、孔子他们三个人有没有相同的地方呢?孟子说:有啊!只要有一百里这么大的领土给他们治理,结果都可以做到富强康乐,使得各国诸侯心悦诚服地前来依附而统一天下。不过,假如叫他们用手段做一件不义的事,或者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取得天下,他们也一定不肯这样做的。这就是他们相同之处了。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公孙丑又问孟子说: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孟子在《公孙丑》这篇里,借着和学生的讨论,表达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内圣外王”的中心思想。“内圣”修养方面,他提出养心、养气的要点。“外用”功业方面,我们曾经提到,他借用伯夷、伊尹、孔子这三种不同的典型,影射出立身处世的楷模。全篇精神实在值得后人用心体会和效法。至于在文体方面,如果从孟子的时代退回一百年,换成《论语》笔法的话,就要简单多了,几句话就把意思表明出来,不会像孟子这样说了长篇大论。孟子此时,一方面,受了时代文风的影响——时代越向后发展,文章笔法越详尽;时代越向前追溯,文章笔法越简练。另一方面,也是孟子个人的文学素养好,起承转合,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内养”方面的阐述,《孟子》比《大学》、《中庸》、《论语》都要详细、具体得多。孟子提出养心、养气的方法,导致后世儒家“养心、养气”的学说和体系在中国文化中和道家的“炼心、炼气”、佛家的“修心、修气”相互辉映,蔚为大观。“外用”方面,他则列举伯夷、伊尹、孔子三人,烘托出万世师表孔子的典范,同时隐喻这条道路的艰难。

难在哪里呢?这也就是庄子所谓“有圣人之才,无圣人之道”则不足以成圣人;“有圣人之道,无圣人之才”也不足以成圣人。真正的大圣人必须有圣人之才,也有圣人之道。假如从庄子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道家可以说是有圣人之才,也有圣人之道,不过比较侧重于圣人之才;而佛家则可以说是有圣人之道,也有圣人之才,不过比较侧重于圣人之道。才、道两者周全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也就是佛家所谓的“根器”。

在座诸位都有志于学圣人之道,这一点是不错,但是,诸位不妨自己检点一下,是不是具备了圣人之才?这一点,恐怕大家还要多加充实。才、德、学三者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佛家注重功德,主要的目的也就在于“器识之才”的培养,才器如果有所不足,那就要靠“力学”,也就是努力多学来加以弥补。如果才、德俱佳,那么更要“博学”,以精益求精,因为这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路。至于能否得其时,那便另当别论了。正如唐杜牧的诗所谓“由来才命两相妨”。

《公孙丑》这半篇的要点就在于此,如果把握了这个关键,那么一路读下,味道就出来了。同时我们也才知道《孟子》为什么如此记载,为什么如此编排。否则,也和前人一样,把它圈成一段一段,支离破碎的,对全篇连贯的精神就没有办法掌握了。

现在让我们继续看《孟子》的原文。孟子借孔门三子宰我、子贡、有若对孔子的赞言,作为他对孔子的结论;同时也表明自己的态度、立场——效法孔子,立志于圣人之道。不过这一点孟子并没有讲明,而要读者自己去领会。这种文章的写法就好比“歇后语”。譬如“瞎子吃汤圆”,歇后语的意思就是“肚里有数”,主要意思在“肚里有数”,但是这句话不说出来,只说“瞎子吃汤圆”。孟子在此引用宰我、子贡、有若三个人的话表达对孔子的赞叹,其中隐含的寓意他也没有明说,而要我们自己体会。

宰我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宰我认为他的老师孔子比尧舜还要伟大得多。我们如果只从表面看,学生投老师的票,是当然的道理,偏私之意在所难免。事实不然,我们如果详加研究的话,宰我这个论点可以说是公正无私。尧舜固然有圣人之才、圣人之道,可以君临天下,但是却没有建立万世师表的精神世界;而孔子在当时很可以一统天下,但是他却仍然安守其分,以平民之身开创有教无类的先河,致力于百代千秋的大业。如果更深入研究,这其中还有更多道理,我们在此也是只点到为止。

宰我和子贡这两位同学的观念相同,但是表达的内容、方式有异。子贡在这里称道孔子的伟大,首先举出“见其礼而知其政”这个特点。

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语言、文字、政令、法规等都没有统一,文字、政规等的统一是秦汉以后的事。因此,当时各诸侯国的礼仪、文化,包括了政治、经济、律法等互不相同。而孔子的智慧可以“见其礼而知其政”,随便到各地一看,由当地的民俗风情、社会状况就可以断定那个地区政治设施的成败。

子贡接着说,孔子还有更高明的一着,“闻其乐而知其德”。当时各诸侯国的音乐也都不相同,就好比现在世界各地音乐的乐风、韵味都各不相同一样。而孔子能够一听音乐,就知道当地的社会风气、国民道德如何。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有点玄虚,有点离谱,好像是学生为老师送出来的一顶高帽子,其实这顶帽子一点也不高。我们举个例子,看看《史记》中《吴太伯世家》——吴太伯是吴国的祖先,本来是周朝的世子之一,后来由于家庭问题,他为了成全孝道就离家出走,躲到偏远的南方吴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江苏,当隐士去了。久而久之,这一带的百姓自然受他的感化,大家一致拥戴他为君主,于是就成为后来的吴国。或许由于吴国的开国先祖吴太伯的影响,吴国世代都有髙尚的流风。

又譬如吴季札——吴王夫差的叔祖,也是舍弃王位远走他乡的一位奇人。《吴太伯世家》里称他为延陵季子(延陵是他的封邑)。后来他出使各诸侯之间,每到一个地方,他只要随处看一看,就能对当地政治、文化的兴亡得失有个大概的认识,并且有独到的见解。譬如他到了齐国,那时正好是晏子辅相,齐国势力相当强大。但是他已洞烛机先,警告晏子齐国不久会发生变乱,劝告晏子及时安排后路以保全性命。晏子不愧为一代名相,接受了吴季札的建议。后来吴季札到了郑、晋等国,又向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总之,他在周游列国之时,各国的君相几乎没有不向他请教的。因此,孔子对他也是非常佩服。

关于他,还有一则千古流传的美谈,就是“季子挂剑”的故事。古时候是文武合一的教育,士大夫们身上都会佩挂一把宝剑。当吴季札访问到徐国的时候,那个国家在当时是一个小国,徐君对他身上佩的宝剑非常喜爱,很想向他索取,但是没有明讲;吴季札懂得徐公的意思,但他也没有表示什么。后来他这趟大使的任务完成了,再过徐国,就准备把这把剑送给徐公,无奈这个时候徐公已经死了。于是吴季札亲自到徐公的坟上,解下宝剑挂在徐公的坟前。随从的人看了说,人都死了,何必如此呢?吴季札有他的道理,他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当时徐公心里想要,而我心里也想给,只不过当时双方都没明讲,现在徐公虽然死了,但是大丈夫不能负心,所以我一定要实践自己的许诺。这就是延陵季子的风范。

现在我们这里的重点不是介绍奇人轶事,引用这段故事,主要是说明《史记》在《吴太伯世家》里也记载了延陵季子具备“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的才智。现在我们翻开《史记》,看了这段记载,就像看普通文章一样,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如果我们设身处地,退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时代中,看到一个人能够早许多年见人之所未见,预言出一个国家社会的兴亡成败,这是多大的智慧、多高深的修养!

子贡这里称颂孔子就具备这种高明的智慧,事情的前因一动,他就已经预测出将来的结果,这是何等远大的眼光与过人的见地。所以子贡接着说:“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就算经过千百年时间的考验,经过多少英雄豪杰的崛起,也没有办法动摇孔子在人类文化历史上的地位。“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子贡对孔子佩服得真是无以复加,所以他结论就说,自从人类世界开始以来,从来没有像我们老师这么伟大的人。

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孔子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子贡应该算是表现最突出的一位。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子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千古之名,生前身后,得力于子贡的宣扬之处很多。子贡当时在国际间也颇负盛名,而且有的是钱,在外交界又是位高手,有眼光,有办法。说句笑话,他是官僚,又是资本家,做什么像什么。孔子的晚年生活大概都靠他供应。例如有关堪舆的书籍记载,孔子死后,他弟子里面很多研究《易经》的,对阴阳、八卦颇有心得,经过会商讨论后,选出一块坟地,最后请子贡来加以裁定。子贡到场一看就说:这块地只足以葬帝王,不足以葬夫子啊!葬一个小小的皇帝嘛,还可以,我们的老师怎么可以葬在这里。最后由子贡选择了曲阜这块百代帝王师的名地。

孔子安葬之后,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冷冻,到了汉武帝时,终于时来运转,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奠定了“至圣先师”的声威,孔子果然成了百代帝王之师。而原先为孔子准备的那块坟地,后来就成为汉高祖的安葬之处。据说是如此。风水之说是耶?非耶?其中涉及论辩太多,在此不用多加讨论。孔子死后,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独独子贡庐墓六年,在孔子坟墓旁边搭了个小茅棚,守了六年孝。其余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这是事实。子贡对孔子的衷心敬仰由此可见。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子贡对孔子的赞叹,真是捧得过瘾。

第三段,孟子引用有若对孔子的赞扬。有若顺着子贡的话说下来,师兄弟两人好像唱双簧似的,有若说“岂惟民哉”,岂止人类如此。有若对子贡的赞叹再来一个引申强调,有若举出走兽中的“麒麟”、飞禽中的“凤凰”来作比喻。现在有些生物学家认为麒麟就是生长在南洋一带的长颈鹿。我对这个看法是非常怀疑的,就好比现代学者把我们中国文化中的龙当成西方的恐龙一样的荒谬。恐龙是恐龙,不是中国文化里的龙,西方的恐龙只不过是我们中国龙的子孙。当然,到底有没有龙又另当别论。不过据中国文化的传述,龙生九子,形状各不相同,所以如果一定要把中国龙和西方的恐龙扯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只好说恐龙是中国龙的子孙,而且是个笨子孙。因为中国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变幻莫测的三栖神物,既能在天上飞,又能在水里游,更能在地上走。在中国文化里,麒麟和龙居于同等地位,都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标志,我们把它随便比成长颈鹿或恐龙,实在是很成问题,至少我站在拥护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是不同意的。在中国文化里,麒麟是走兽中最高贵、最了不起的,千百年难得一见。方才我们提到过孔子“获麟而叹”的典故了;至于“凤凰”则是百鸟之王,在飞禽当中是最珍贵的。

有若提出了麒麟和凤凰的比喻以后,接着又举“太山”为喻,“太山”就是鲁国人常引以为豪的泰山。太山并不是中国最高的山,太山在中国文化里所以占了特殊的地位,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它被涂上了一层神话色彩。“丘垤”是普通的小丘陵。“行潦”是小河沟、小溪流,“类也”,是同类的。麒麟是走兽,阿猫阿狗也是走兽;美丽的凤凰是飞鸟,天天生蛋给我们吃的鸡也是飞鸟;神秘的太山是山,公园里一堆假山也是山;浩瀚无边的江海是水流,马路旁的脏水沟也是水流。我们顶礼膜拜的圣人、仙佛是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是人,都是同类。所不同的是,麒麟、凤凰、太山、江海、圣人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在同类中表现得最优异,从平凡中升华、超越,而至于崇高、伟大的境界。“拔乎其萃”的“”就是草类,当一片种子撒下去以后,没多久就发了芽,随后长成一片草木,良莠不齐,经过了风吹雨打的锻炼,经过了地利天时的考验,最后硕果仅存,发展成了凌云之干。人为万物之灵,更应该效法这种“出类拔萃”的精神,踏踏实实地修炼自己的学养,日久功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朝一日,平凡中自会有非凡的成果。

就像孔子,也不过是个普通人,但他是个了不起的普通人,能够学不厌、教不倦地从平凡中升华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境界。所以有若结论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自从有人类以来,的确是没有比我们的老师孔子更伟大的了。有若这句话,比子贡说得更重。

我们看这篇文章,从公孙丑一些不相干的问题开始,说到动心、不动心的修养,一路说下来,说到这里作了结论。究竟这一段话和动心不动心有没有关联呢?绝对有关联,关联在哪里?就在于孟子说明了自己“志心于圣人之道,志心于圣人之境”,这两句话是我照他的意思代他说的。他立志以孔子为榜样,可以出世,可以入世;可以治平天下,也可以默默无闻。所以孟子这里借孔子的修养典范,说明自己“志心”——内养不动心,以及“修身”一-调养浩然之气的原因,以期外用济世救人——“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歇后语,他并没有完全点明。所以我们读书呀,不但自己要多读,还要能透过文字,运用我们的智慧了解它的内涵,了解它的真正精神,那么就可体会出《孟子》的味道来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提出的王道精神,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大原则。自孟子提出这个观念以后,中国历代的政治思想均以此作为政治的大原则。

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权势及武力为手段,而又假借仁义为口号的,这种政治就是“霸道”。中国历史自尧、舜、禹三代以后,政治路线变了,所行的差不多都是霸道。而行霸道的先决条件,必须自己先能成为一个大国,也就是说国家本身的军事力量要强大,经济力量要雄厚,人民要众多,领土要广阔,等等。必须先具备这些厚实的国力,霸道才能行得通,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自周朝以来,王道就开始逐渐衰微了。孔子在《礼记》的《礼运篇》中,说到人类文化衰微的演变,就感叹后世已失去了王道。世界大同思想体现于《礼运篇》中的一段,描写王道政治普遍实施以后理想的社会状况。他说,中国在上古时候的人类社会,就是这种大同世界的“太平”盛世;等而下之,王道的精神变了,王道的政治也没有了,但还可以致“升平”的社会;再等而下之,便是衰乱之世了。而孟子在这里,就更加强调失去大同世界理想、失去王道精神以后的政治,都只是假借仁义的“霸道”而已。但是他为霸业下了一个定义——霸业必须具备一个强大的力量来行使治权。然而,纵使是一个具有强大力量的政权,要想图强称霸,还是要假借仁义之名,利用仁义做它的号召。换言之,霸道的政权、霸道的君主、霸道的大国,如果不借仁义为名,还是不行,不能成为霸。历史上这类事例很多,一定要两者掺和来用,虽然有政权、有实力,但也还要借助仁义这块招牌。

例如十九世纪以后,西方政治思想所标榜的“自由民主”,表面听上去无可厚非,其实真正的“自由民主”也就是中国传统所讲的做到“王道”精神的一个渠道。可是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国家民族中哪个真正做到了“自由民主”呢?即使有,也不过是假借自由民主之名而行霸权之实,不也正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吗?

孟子再为王道下一个定义,“以德行仁者王”,以最高的道德政治为中心来施行仁政,就是“王道”。而以道德为基础的仁政,则不在乎土地是否广大,人民是否众多,武力是否强大,经济是否雄厚等问题了。他并且举出历史的例子作说明。这里要注意,引申孟子的思想,姑且裁定尧、舜、禹三代是上古最纯粹的、不着意的、本然而行的王道。他在这里所举的,是后世所称道的吊民伐罪——有所为而为的王道的代表。然而这一典型,也往往被后世假借而利用。他说,像商汤开始起来的时候,领土只有七十里;而周文王在开始建国的时候,领土也不过百里而已。幅员如此之小,他们却能够实行仁政,因为他们在实行之初并不是企图扩大领土,成为大国,也没有其他的野心。那是以一个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动力,所以不需要假借一个大国的力量去行使仁政。

中国的历史哲学中充满了儒家的色彩,而儒家从孔子开始,首先提出汤武吊民伐罪的革命事业。孔子平常不多谈汤武革命,到了孟子的时候,才比较提到汤武革命吊民伐罪的王道精神。但是,我们前面曾经提过,古人很多对于汤武的革命抱有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的《齐太公世家》里,他很巧妙地表明了对汤武革命的看法,《史记》之难懂,就在这种高明的处理手法。当他记叙周文王、周武王如何创业、如何兴起时,全篇都是好话,但是他的文章里有块“骨头”,这块骨头没有摆在这里,而是摆在《齐太公世家》里。齐太公就是姜太公,当他遇到文王、成为文王的辅政以后,司马迁用“阴谋修德”这四个字点出文王把道德仁义作为阴谋的手段,说明文王、武王还是假借仁义而已。文王与姜太公两人“阴谋修德”,这四个字,就表明了司马迁的看法,说出了历史事实的真相。他的文章真厉害,好像把一个钉子钉到另一个不受注意的地方。你不把这个钉子找出来,则全篇的关键、整个的观念就搞不清楚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是历史哲学家司马迁的观点!历史哲学家们所要求的,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对民族文化的精神负责,所以他是不顾一切的,只为发挥正义而秉笔直书。但是,历史上多少还是有些隐晦的地方,基于私德,司马迁不便作露骨的批评;基于公道,司马迁又不得不说出微言大义。于是他运用高明的智慧、优美的文字以及巧妙的手法,完成了这部巨著。所以,这部《史记》传下来,他敢吹这个牛说“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因此我们读《史记》,必须细心体会。否则,很多关键就忽略过去了,而不能懂得《史记》的真义。

孟子更进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后世的霸道以权力、武力去征服别人、慑服别人,而在表面上被征服、慑服的那些人,内心并没有真正地被降伏或佩服这种征服者。实际上,只是因为自己力量不及,无法对抗,只好投降,作出服从的表示而已。做人也是同样道理,假如你比别人狠,比别人能干,比别人有钱有势,别人只有听你的,只好对你好了。譬如说你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你公司里的职员因为要向你领薪水,只好听你的,但是他心里不服你,也不一定佩服你。


分类:南怀瑾 书名:孟子与公孙丑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