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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公孙丑(上)(40)自求多福


接下来,孟子又引用了《诗经•豳风》中周公所著《鸱鸮》的诗句——“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音杜,桑树之根)”,以及孔子对这诗的评论——“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以阐明孟子贵德、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明其政刑等政治思想和主张是继承周公、孔子之学,是有所根据的,强调他自己这个主张是正确的,是颠扑不破的。

周公作这首诗,是借小鸟营巢护居的情形,来说明治国的道理。有一种很会营巢的小鸟,在风雨还没有来的时候,就去把柔韧而带有湿土的桑根皮衔来,缠结补葺巢上通气和出人的孔道,以防风雨来袭时把窠巢弄坏。经过这鸟巢下的人们,看到这种努力工作的精神和态度,就不会轻视而任意捉弄这些鸟。我们现在常用“未雨绸缪”的成语劝人凡事要事先做好准备,就是从这首诗来的。所以孔子读了这首诗以后,就评f论说:作这首诗的人,真是深懂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法,如果用这个道理来治理国家,谁还敢再对你有侵略的企图呢?

换言之,孟子在无形中说,这个治国之道就是贵德、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然后明其政刑。那么其他大国也要有所顾忌,就如经过鸟巢下的人,不敢看不起这只小鸟一样。

接着孟子的笔锋一转,针对当时的齐国现状发表言论:现在你们齐国也可以说是国泰民安的闲暇之时,可是在这样正可大有作为的时候,本应该未雨绸缪,明其政刑,而你们齐国上上下下却因为繁荣安定而昏陶陶地麻痹了,懒惰、傲慢、自大、优越感,一味地贪图安乐享受。这也就是以前提过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中所描写的:“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繪跔者……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最后应是“”高气扬,大概苏秦为了讨好齐宣王,而把“”字换为“”字--完全一派骄、奢、淫、逸的气象。

当时岂止齐国情形如此,我们翻开历史一看,每一代在开创的时候,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孙的手里,就慢慢不行了。政治安定、经济富庶、社会繁荣之后,逸乐就来了,这就开始走向衰败了。

—般家庭也是如此,祖父那一辈,天寒地冻时尚且赤了双脚,鼻尖被冻得红红的,手执锄头,在田里一锄一锄地翻土松泥,准备春来播种。到了他的儿子这一代,虽然由种田的父亲培育上了大学,但亲眼看见父亲的辛勤劳苦,也许自己也下田帮过一些小忙,还知道赚钱的艰辛,所以生活朴实,也努力振兴家业,继续置产。可是到了孙子的一代,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已不知祖辈、父辈的辛劳艰苦,于是“般乐怠敖”的毛病都出来了。到他的下一代,不但汽车要最时髦的,还要年年换新,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于是就走向了衰败。也许传到第五、六代,差不多又要顶着寒风冷雨,佝偻着在田地里挥锄头、踩泥巴了。人世间之事,总是这样反复轮回。

这都是人类的一种惰性,家庭、社会、国家政治,都在这一惰性下循环起伏,交替兴衰。所以孟子在后面说“忧患兴邦,安逸亡身”,又说“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国家,没有内忧外患,没有困难,就容易灭亡了。家庭、个人事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孟子指出齐国这种“般乐怠敖”的风气会为将来招致祸害,所以他到了齐国力劝齐宣王行王道,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在这里对齐国所作的评论,就说明齐国该行王道的原因了。

于是他下了一个定论,也在人生哲学上给后世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灾“”,未必是神力所降;至于“”,也不是上天所赐,都是自己造成的。由此看来,有人会说孟子不信神,不信上帝,不信菩萨。孟子究竟信什么?他是有神论或无神论,我们暂且不论,但是孟子这句话正是世界上任何宗教所奉行的最高宗教哲学。你信上帝而不做善事,上帝也拿你没办法,上帝与你接不上线的;信佛的,就姑且算是唯心吧,但明明说心即是佛,此心不正、不善,求菩萨也是枉然。

撇开宗教不谈,福与祸,不是外来的,的确都是自己求来的,求福则得福,求祸则得祸。行仁则是求福,不仁则会招祸,这是孟子此处的看法,也是今古不移的定论。


分类:南怀瑾 书名:孟子与公孙丑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