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公孙丑(上)(43)汉宜帝的论评


汉宣帝说这段话的时候,虽然代表了他个人的意见,但也代表了刘汉政权的家法,同时也是过去历代帝制自雄的金科玉律。如果他不是帝王,一定会有很多学者起而围攻,尤其是以孔孟心法相标榜的后世儒者们,更会借题发挥,大做其文章了。倘使是一个平民,则将如宋朝苏东坡那般被打击,如明朝李卓吾那般被陷害,都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我们不管所谓自认为正统儒家的看法如何,也不管历史上讲治道的政治家的看法如何,现在只取宋代大儒一两位代表作的评语,以供大家参考。他们的原文很明白,一读而知,不必另作解释,以免牵扯太多,讲到题外去了。

司马光的评语:

王霸无异道……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

……孝宣谓太子懦而不立,闇于治体,必乱我家,则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哉!殆非所以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

张南轩的评语:

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为己利,而非若汤武吊民伐罪之心。至其立国规模,大抵皆因秦旧,而无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制。其合于王道者,如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则其杂霸固有自未。夫王道如精金美玉,岂容杂也,杂之则是亦霸而已矣。文帝虽天资为近,亦杂于黄老刑名,考其施设,动皆有术,但资美而术高耳。至于宣帝则又霸之下者,威文之罪人也。西京之王自宣帝始,盖文章养民之意,至是而尽消靡矣。且宣帝岂真知所谓德教者哉!而以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盖窃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败坏天下者其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纪,施于万事,仁立义行而无偏弊不举之处,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无疆者。后世未尝真知王道,顾曰儒者之说迂阔而难行,盖亦未之思也。

再说,自周秦以后,一直到清朝末年为止,在我们两千多年的历史上,纵然经过多次的改朝换代,但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却始终一贯,并没有多大的变动。至少,在过去是如此,都是效法三代以后家天下的帝王制度。所谓改朝换代,也只是政权上的转移,除了执掌军政、在人事制度及职官的称谓上稍有变更外,其君臣之道的办事精神也是依然如故。这种文化思想与历代政权的结合,始终都是标榜孔孟儒家的王道政治,表面上始终一贯,不敢违反。事实上,它的真正内幕,司马迁《史记》已经隐隐约约、含含糊糊地指出,都是以权力假借仁义而实行其王霸道,也就是儒家、道家、法家、纵横家等各家学说掺杂互用的治权。最明确而具体说明的,只有汉宣帝前面一段真正的老实话。由此历魏、晋、唐、宋、元、明、清,走的都是这条路线。最后,做得最精彩、有声有色而远超历代的,莫过于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所以清朝在前面一百多年的文事武功,都大有可观之处。

至于宋儒如司马温公(光)、张南轩、欧阳永叔(修)等所标榜儒家政治的王道理想,说实在的,也只是承继传统儒家的_思想,止于理想的领域而已。说不好听一点,也无非是推崇孔孟,而仍在臣道上自我陶醉一番而已。碰到精明如汉高祖、唐太宗之流,一定肚子里隐隐暗笑,觉得是尽入我彀中了。坦率暴露一点便如曹操,干脆叫明了;除非像宋太祖赵匡胤的宋代子孙们,可以听进去一半,相信一半。但对于宋朝的历史政权并无好处,毕竟还是未能达到统一。

许多同学喜欢讲历史,喜欢读《资治通鉴》等书,高谈阔论,煞有介事,觉得蛮好玩的。有一次,我对一个同学说,你喜欢读历史,读多了历史,尤其是多读了中国的历史如《资治通鉴》一类,会害了你们。这位同学听了很诧异,红着脸说,怎么读历史会受害呢?我说,我不是说读历史不好,只是要你明白。为什么呢?过去中国历史的著作是偏重在标榜圣君贤相的人治,你多读了历史,不知不觉间就隐然有以圣君贤相自命的味道。等于每个人看小说、看戏,往往把小说里、戏里好的主角隐然自比起来。你总不肯自比戏里的那些坏蛋吧!一个平平凡凡的好人,居家处世,居然在心理上无形中模仿了圣君贤相以自命,岂不自招其祸、不伦不类吗?

人人都说《资治通鉴》好,事实上,也实实在在真好。可是,司马光写的这一部通史,它的主要重心是给当皇帝的人看的,是用来教育皇帝的教科书,所以叫做“资治”。资就是帮助、帮忙、资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它是教皇帝对于古今政治上的得失成败好好研究,好好以这部历史来做借镜,做榜样,做反省的。你我既非龙种,又非相才,读史便要小心,不可强自人于圣君贤相之列才对。此外,什么《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书,也都是教皇帝的教科书,理由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举出宋代两位大儒对汉宣帝这一段话的评议,只因它们的重点是着重在学理上的,并不评价事实。至少在过去的历史文化是如此。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至于今后的历史,又要另起更始,又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