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他说》03章 不尚贤(01)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薄视时贤

第三章是将天地自然的法则,引申应用到人世间的治道的发挥。这章的文字,明白畅晓,都很容易懂得,很好解释。但其中有三个要点,须特别注意,那便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读秦汉以上的书,有关于这个“”字,要小心求解,慎思明辨,不要以为“”字就是老百姓,联想到现代语中“国民”的涵义。如果这样认定,观念就完全错了。古书上的“”,就是现代语的“人们”,或者是“人类”的意思。那个时候辞汇不多,没有转注及假借的用法。其实“”字是代表所有人们的一个代号。如果对这个观念认识不清,就很容易误会是上对下的一种称谓,而变成古代帝王统治者的口气了。

第二章讲到我们做人处世,要效法天道,“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尽量地贡献出来,而不辞劳瘁。但是自己却绝不计较名利,功成而弗居为己有。这是秉承天地生生不已,长养万物万类的精神,只有施出,而没有丝毫占为己有的倾向,更没有相对地要求回报。人们如能效法天地存心而作人处事,这才是最高道德的风范。如果认为我所贡献的太多,别人所得的也太过便宜,而我收回的却太少了,这就是有辞于劳瘁,有怨天尤人的怨恨心理,即非效法天道自然的精神。

由于这一原理的发挥运用,而讲到人世间的人事治道,首先便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这个原则。但我们须要了解,在老子那个时候,是春秋时代,那时的社会形态在改变。周朝初期的井田制度,已不适应于当时社会的发展。因此,春秋时代已经进入争权夺利,社会大动乱的时期。我们研究历史,很明显地看出,每当在乱变时代中的社会,所谓道德仁义,这些人伦的规范,必然会受影响,而惨遭破坏。相反地,乱世也是人才辈出,孕育学术思想的摇篮。拿西方的名辞来说,所谓“哲学家”与“思想家”,也都在这种变乱时代中产生,这几乎是古往今来历史上的通例。

同时,正当大动乱如春秋战国时期,每个国家的诸侯,每个地区的领导者,随时随地都在网罗人才,起用贤士,作为争权夺利,称王称霸的资本。所以那个时候的“士之贤者”——有才能、有学识、有了不起本领的人,当然受人重视。“”,就是重视推崇的意思。“”,就是才、德、学三者兼备的通称。

例如代表儒家的孔子,虽然不特别推重贤者,但却标榜“君子”。孔子笔下的“君子”观念,是否概括贤者,即难以遽下定论。但后来的孟子,非常明显地提出贤者与能者的重要。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便是他的名言。

老子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主张?我们如果了解秦汉以上与道家、儒家并列的墨翟——墨子思想,自然容易领会其中的关键所在。

我们都知道,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有巨大影响作用的,便是儒、墨、道等三家。而墨子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哲学思想,是特别强调“尚贤”的。主张起用贤人来主政、当政。因为他所看到当时社会的衰乱,处处霸道横行,争权夺利而胡作非为,大多不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来统领政治的治道,所以他主张要“尚贤”与“尚同”。他这个“”,又与孔子记述在《礼运篇》中“大同”思想的“”不尽相关,但也略有连带关系。他的“”,与后世所讲的平等观念相类似。现代大家所侈言的平等主张,在中国上古文化中,战国初期的墨子,早已提出。但在印度,释迦牟尼则更早提出了一切众生平等的理论。

现在我们不是讨论墨子这个主题,而是在这里特别注意墨子的“尚贤”主张,为什么也与儒家孟子的观念很相近,而与道家老子的思想却完全相反呢?这就是因历史时代的演变,而刺激思想学术的异同。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人,宋国是殷商的后裔。而且以墨子当时宋国的国情来看,比照一般诸侯之国的衰乱,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所以造成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变乱,在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当中,最大的乱源,便是人为的人事问题。尤其是主政或当政的人,都是小人而非君子,那么天下事,不问便可知矣。

此所以后世诗人有“自从鲁国潸然后,不是奸人即妇人”的深长叹息了!鲁国潸然,是指孔子眼见由三代而到“郁郁乎文哉”周代的中国文化大系,在他父母之邦的鲁国,已经开始变质而衰败,周公后裔的鲁国政权,又都操在奸党的手里,因此他无可奈何潸然含泪而身离祖国,远游他方。自此以后的历史,再也不能恢复如三代以上的太平景象。同样地,历代史实告诉我们,所有破坏社会的安定,引起历史文化一再变乱的,大概都是“不是奸人即妇人”所造成。因此,墨子的主张,是针对当时他所立身处地所知、所见、所感受到的结论,而大声疾呼要“尚贤”与“尚同”了。

而在老子呢?他所看到的春秋时代,正是开始衰乱的时期,乱象已蔚,人为之过。因此,他更进一层而深刻地指出,当时应病与药的“尚贤”偏方,其后果是有莫大的后遗症的。贤能的标准,千古难下定论。但是推崇贤者的结果,却会导致许多伪装的言行。当时各国的诸侯,为了争地称霸,不惜任何代价来网罗天下才能的智士。凡是才智之士,便统称为“贤者”。而这一类的贤者愈多,则天下的乱源也就愈难弭平。所以他指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