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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离娄》曾国藩笔记——《英雄诫子弟》


因为谈到父子之间的教育问题,让我们看看曾国藩介绍的有关父亲教子弟的一则笔记,他搜集得非常好,不需要我们再整理了。他并为这一笔记安了一个题目叫「英雄诫子弟」,内容如下: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
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西凉李嵩,手令诫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莅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仇,夕委心膂,粗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庶亦无愧前人也。
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造军事,为书诫之曰:
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营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褊同弊。行已举事,深宜鉴此!苦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抚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请究计当,不须改作,目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已,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
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敬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此亦谦谨自将,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迩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
曾国藩说,历史上的英雄们,思想、意境、度量都特别宽大,就是所谓的「意量恢拓」。我觉得现代的家庭、学校,培养这一代的年轻人,特别需要注意这四个字。现代的青年人,差不多都胸襟狭隘、眼光短浅,薪水两万块一月就可以了,如果能够赚钱盖一栋十二层楼,那就更好。他们没有志在天下,也没有志在千秋万世,所以今天的青年看起来大多不可爱。

曾国藩说,古代的英雄,他们虽然自己有那么大的器度,那么高的成就,可是在教育自己的子弟上,却都流露出恭谨、谦退的修养。于是他列举出几位前辈英雄教育子弟的实例来。

刘备病危,在快断气的时候,当着诸葛亮告诉他的儿子阿斗——刘禅,「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他说,你要好好地努力啊!不要因为一件坏事是小的就去做;也不要因为一件好事是小的,而不去做。这是刘备吩咐儿子的话。

有些人往往看见一件东西很可爱,譬如上餐厅时,见到桌上一个搁筷子的竹型小陶器,认为这不值几文钱,没有多大关系,顺手把它带走,这就不对了。

刘备又告诉阿斗:一个人唯有自己有道德才能使人家敬服,你可不要跟我学,我一辈子都不行,我的道德修养还不够,你要好好跟丞相诸葛亮学,你对丞相要像对我一样。所以阿斗称诸葛亮为尚父,二人就是义父义子的名分了。

刘备临死这几句话,是真心话,也很厉害,好像是一根绳子,一下子就把诸葛亮套住了。历史上还有记载,他对儿子说完以后,再对诸葛亮说的一番话,那又更厉害了。他说:「君才十倍曹丕,……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是说,你的学问能力,比曹操大儿子曹丕高了十倍,你看着办,我这个孩子,如果能够帮助他站起来,你就帮助他;如果你帮助了他,而他仍然站不起来,那么你就自己干吧!刘备这几句话一出口,诸葛亮立刻跪下去,表明绝无取而代之的意思,自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就是说,你放心地去吧,我绝对不会坐这个皇帝位置,而且我到死为止绝不变心。

这两条绳子把诸葛亮一套,他只好六出祁山了。诸葛亮也的确履行了他的诺言,一直做到死为止。

但话说回来,刘备教他儿子的这段话和他对诸葛亮说的话,也的确都是真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是一块什么料,也非常清楚诸葛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古人说的「知子莫若父」,了解孩子最清楚的是父母。家长对子女做的事,常会处理不当,那是由于他们偏爱、溺爱的结果,父母就被自己的偏爱、溺爱心理蒙蔽了。

刘备教出来的儿子,也是第一流好手,尽管往昔对刘禅有许多责备批评,但我认为,他应该是第一等聪明人。当诸葛亮死后,他一看辅佐无人,已经不可为了,不如投降司马昭,方为上策。当他做了安乐公以后,司马昭还测验过他,问他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他立刻说:「此间乐,不思蜀」。历史上依据他这句话,批评他没有出息;事实上,他是第一等的高明,他如果不这样说,性命都会丢掉,所以刘禅到底是刘备的儿子,真有一套。

读历史,要懂得当时的时代、环境,再设身处地地去思考研究,否则就会被历史骗过。如果自己执着一种成见去读历史,就更容易陷于主观的错误,得不到客观的事理与真相。

再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中,也可以看出刘禅的聪明,他玩弄了这位义父,诸葛亮对他毫无办法。而且他擅于辞令,很会说话,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他「引喻失义」,没有理由的事情,在他嘴里都可以说出一套理由来,而且更用种种的譬喻来说动人,就像淳于髡想用嫂溺的比喻,来说动孟子出来为齐国做事,以拯救天下一样。阿斗说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非常好听,歪理千条,可以把正理唬住。这是诸葛亮最痛心的事。

读《出师表》,不要只欣赏它的文学价值,不要只看到诸葛亮的忠诚,这不能算是读懂了《出师表》。事实上里面大多是他最痛心的话,诸葛亮等于说,你父亲这样诚恳地把你托付给我,而我也对你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可是你这个干儿子却是如此的不争气,有这么多毛病。

再回到曾国藩的《英雄诫子弟》的本文,他第二个引用西凉李嵩的训子故事。所谓西凉,时代上是三国吴、蜀、魏相继灭亡之后,所谓三国归于晋,由司马家立国为晋。西晋、东晋共有两三百年,天下非常纷乱,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此一时期,历史上称作「南北朝」,而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隋等所谓六朝。

李嵩便是在西晋与刘(裕)宋之间,在边区西凉称王的。历史上描写他「秉性沉重」,很少说话,看起来很老实,头脑非常聪明,气度宽大,学通经史,并熟兵法。如果以现代的地域文化观念来衡量,或许要奇怪,远在甘肃以外的边区地方,怎么会培养出这样饱学的人才来?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现在文化发达的江苏、浙江、福建等地,还是没有完全开发的地区。中国的文化,是由西北发源,经中原而慢慢发展到东南区域来的。所以在那个时候,西北地区的文化水平还是很高的。

最初,李嵩是在那里做地方行政首长。当天下大乱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力的时候,他就自己在西凉称王了。李嵩下手令告诫他的好几个儿子当领袖的原则,他在手令中的意思是:一个当领导的人,对于部队的奖励或惩罚,要非常小心谨慎。不可以凭自己的好恶,对所喜欢的人多给奖金,或升他的官;对所讨厌的人,就不重用;这都不是用人之道。要亲近忠正的人,疏远那些唯唯诺诺专拍马屁的小人,不要使左右的人「窃弄威福」。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左右的得力干部,往往在大老板不知不觉间掌握了许多权力。越是精明的领袖,越容易被左右的大臣专权玩弄,这是做领导人要特别注意的。

对于毁誉的处理态度,对于别人批评自己的话,听到时要能做到像不曾听见一样;但并不是胡涂,而是情绪不受影响。对于批评的话,是真是假,有理无理,要心里明白。至于恭维的话,差不多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对于毁誉不要轻易受影响,应该自我反省,去了解这些批评或恭维究竟是真是假。至于听到对其他人的批评或赞许,同样要留心,究竟是真的,还是别有用意,都要辨别清楚才是。

但有时候,甲乙两人本来意见不合,而丙对甲说,「乙某说你很好」,这句话虽然是假的,却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和睦,是善意的妄语。反过来,如果老老实实地说「乙某对你有意见」,那事情的发展可就会更坏了。

扩而大之,在处理人事是非的争执,在听取部下双方或多方不同意见时,一定要用客观并且和平的方式处理。比如说,总务非要增加某一设施不可,而会计说没有预算一定不办。这和打官司一样,各有各的理由。身为领导人的,听了双方的意见,到底该办不该办,就非做判断、下决定不可。这时,一定要和颜悦色地来处理这件事。即使某一方面有欺上瞒下,或者犯了什么严重的过失,必须加以处分,但在言辞态度上要尽量和蔼恳切,使对方知道忏悔、改过。甚而听了假话,虽然明知道是假话,也要注意听取,也许其中一两句是真话,同时假话也会反映出真相来。假话如有矛盾,更是找寻真相的线索。所以不可以先有成见,认为说话的人是坏蛋,非判他死刑不可,这就容易冤枉了人。更进一步,能让人尽量说出他想说的话来;在问话或听话时,还要态度轻松,声音温和,每件事务必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正反不同的意见,千万不可自认绝顶聪明而独断独行。如果自己想到怎样办就一意孤行地办了,那就不得了。

他继续告诉他的儿子说,他莅事五年——实际上他的从政经验当然不止五年,这是以他自己挂牌称王算起,虽然没有做到使老百姓绝对平安,但「含垢匿瑕」。一个做领导的人,首先就必须做到「含垢」,对于一些脏的事情,不但要包容,甚至要去挑起来;有时冤枉还是替别人承担的,部下错了,宁可让人责备自己。为了培植部下,爱护部下的才具,给他有再努力的机会,领导人就要「含垢」。这种修养可真不容易,谁都爱脸上有光彩,「含垢」则是将灰泥抹到自己的脸上,这就要气度恢弘才能够做到。「匿瑕」就是包容部下的缺点。天下人谁都有缺点,做领导人的,要包容部下的缺点。如对部下人人求全,则将无人可用。

由于李嵩有上述的种种优点,所以他能做到「朝为寇仇,夕委心膂」,这种本事实在难得。尽管早上还是他的死对头,但是在李嵩道德的感化下,到了下午就成为知心的好朋友,什么都可以坦诚相告了。李嵩待人,就有这样的本领,而且不是故意做作,是自然流露,以诚待人,不论新旧,一律公平,坦然无任何区别;既不偏袒,也不会对某方面有所屈抑。

最后他告诫子弟,宽厚处世,在当时看来,好像没什么出息,显不出作用;但是长远下去,定会得到好处。也就是凡事不要计较目前,眼光、胸襟要放远大,学我这样的处世道理去做,将来或许可以接我的位子,这才不至于愧对历史上的先贤了。

曾国藩所引用的第三个例子是宋文帝。前面说过,这个宋,不是唐以后赵匡胤所建立的赵宋,而是南北朝时代的东晋、宋、齐、梁、陈中刘裕所建立的「刘宋」。

在那个时候,佛教已经传入中国,而且很盛行了。刘裕出生以后,父母怕他不能长大成人,送他到庙子,请一位比丘尼抚养,所以他的小名叫「寄奴」,也叫「佛奴」。后来他当了皇帝,继承他王位的是宋文帝,在当时,宋的版图为全国土地的三分之一以上。

宋文帝封他的弟弟义恭为江夏王,就是现在湖北、湖南等地,兼领荆、湘等八州的都督,掌握了这些地方的兵权,等于现代南方的总督。长江两岸几省的军政大权,都在他弟弟的掌握中。

宋文帝写信告诫这位亲弟弟:天下的大事多么艰难,国家的责任又多么的重,我们这个天下,是父亲从艰危中打出来的,我们不过是守现成;可是守现成和创业一样,也是不容易的。将来到底是兴隆或衰败,安稳巩固或危险,都是我们兄弟的作为所决定。你要特别注意体认到父亲留下来的责任如此之重,我们随时都要有戒慎恐惧的心理,努力去做。

他又进一步训他的弟弟说:你的胸襟太狭窄了,性子又急躁,想要做一件事的话,不管有否困难,不管是否行得通,非做不可;结果做到一半,意兴阑珊,不想做了,于是又改变计划。这是最要不得的,对于你这种个性,一定要设法控制。

他又引用历史上的大人物给弟弟做榜样。他说:汉代的卫青,虽然是一位大英雄,身为大元帅,但是他有两个长处,一个是对于知识分子,非常有礼貌,肯向人请教。其次,对于低阶层的人也非常体恤、照顾。

这里再引用西门,因为没有明确名字,不易考证。大概是指战国时的一个名臣西门豹,有关他治西河的故事。原来在黄河口的人有一种迷信,每年要以一对童男童女丢到河里去祭河神,经过西门豹设法,才纠正过来。但是他的个性有些矫枉过正,遇事要做得漂亮,显示给众人看,这就是矫情,并不好。

他又举关羽、张飞两个名将,说他们两人同样是任性褊见,不听别人的意见,要别人都听他们的意见去做,所以后果都不好。

他举了这几个实例后,告诉江夏王,在个人修养以及处理事务上,要以历史上这些人物的优缺点作为借鉴。

他最后举出周公的例子,这是皇帝的手段拿出来了。刘裕的这个儿子,到底不错,所以历史上对他的评价,给了一个「文帝」的谥号。要在政治上有相当成就,学问、修养、为人都不错,才够得上「文帝」的美称。有「文帝」谥号的皇帝,说得好听是很聪明,反面的看法,也可说是蛮有手段的。

他说,假如有一天,情势有了变化,我不幸死了,接帝位的是我的长子,也是你的侄子。但是这孩子年龄还小,什么事都还不懂。到了那个时候,你以司徒,相当于汉代太师的身份去辅助他,就得要像周公辅助周成王一样,凡事依师道、臣道加以辅助。

这是他对江夏王的警告。在古代,皇帝死了,由长子继位,如果长子年幼,就要靠叔父来辅助。但有的叔父就乘这个机会,自己坐到皇帝的位子上去了。历史上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所以宋文帝就在这里预先放下这一颗棋子,希望他弟弟将来不要跋扈僭替。一方面也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刘宋的天下是安是危、能不能够延续下去,就要看你们叔侄两个人了。

宋文帝这许多话,等于警告江夏王说,我现在还在观察你,这些毛病你如果改不好,再过几个月,我就要你下来了。下面是兄弟之间说私话了,私生活方面的一些劝告。

他说,你每个月用的钱不要超过三十万,政府的预算虽给了你这么多,假如你能省下一些来更好。你省下的钱,可以为你楚西地方的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至于你住的房子,已经够漂亮,也够用了,不需要又去改造新的,翻新花样了。

虽然这只是兄弟之间的家信,表面上好像是闲话家常,而所谈的都是重点。可见,在政治上,皇帝仍有许多情报,他对弟弟的劝勉,都是根据情报、针对事实而言的。

接着,他又告诉江夏王说,处理司法案件时,往往会碰到一些疑难重重的案子,实在难以判决。这时候就要格外注意了,开庭的时候一定要心平气和地多听,千万不可以先入为主,认为被告就一定是犯罪的,更不可以嫌烦、动意气而草草断案。

而且不仅是司法的审判,扩而充之,在行政处理方面,开会听取报告的时候,心里都不可先有成见,让别人尽量说出他们的意见,要采纳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当然也不可以凭自己的情绪下决定,不高兴的时候就杀人,高兴的时候就赦免人。

对于他人的好意见,好的主张,好的计划,就应该照着去做,放弃自己原来并不成熟的构想。这样一来,成功的美誉自然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来。不可以凡事一意孤行,只照自己的意思做,不听取他人的意见,而自满自夸,认为自己有独到的见解,比他人高明。这样不但遮断言路,人家也要骂你独裁了。

国家的官位,不可以随便拿来做人情,越是亲近你的人,奖赏起来越要慎重地考虑。

古代常见以国家官位做人情的事,这是不可以的;现在民主时代,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当选以后,要儿子来当秘书,助选有功的人来当科长,这都是不应该的。官位是国家的名器,不是私人口袋里的红包,所以不可以送人。为了自己将来做出好政绩来,也该选贤与能,适才适用。

宋文帝更以自己为例说,我对于左右的人,较少给他们恩惠,外面也因此而批评我,我都听到了,但我以为并没有错。因为我对身边的人和不在身边的人,要一视同仁,不应该因为他们在我身边就常给他们赏赐。

接着,他又说出一番道理,也就是他当皇帝的秘诀,虽然不是什么传统的大道理,可也算是一种道理。因为当时的南北朝,社会非常紊乱,为政就不得不严谨,所以他对当时的那种情境,有他的一套政治哲学。他的理论是,不能以自己的高贵去欺压别人,但是也不能没有威严,所以不可随便。这是很容易懂的事,你应该知道的。

随后他又在私生活上规劝说,为了不随便,所以对于声色娱乐等事,相当于现代的唱歌、跳舞等,偶尔消遣消遣可以,但是不能太过分。至于赌博、酗酒、打猎、钓鱼这些事,你一个身居王位的人是不可以玩的。你平常生活的日用所需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要奢侈浪费,才可以做老百姓的榜样。至于穿奇装异服,收集珍奇的古玩,这类萎靡心志的习气,都不要养成。

他又教育弟弟要多接近部下,约他们吃便饭,聊聊天,而且要「数见」,就是多接见,否则便与部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与部下远了就无法知道下面与外面的情形,情况不明瞭,政事就无法处理妥善。

曾国藩引用了这些人的故事以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告诫他的子弟说,像刘备、李嵩、宋文帝他们,都是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统一天下大志的人,而他们在教育子弟的时候,却都从最基本的做人处世上说起,谨言慎行,充分流露出谦冲的德性。

又像汉代的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平交趾,就是现在越南北部一带。当他平乱的时候,写信回来训诫他两个侄子马严、马敦。他的信上说:我希望你们两兄弟在听到别人有什么过错的时候,要像听到人家说你们父母的名字一样,只可以听,而不可以从你们口里说出来。我国文化最重孝道,对父母应有恭敬之心。在礼仪上,面对父母,只能口称爸爸或妈妈;再恭敬一点,还要加上一句「您老人家」。亲热一点,则叫爸或妈。在文字上则要加上「大人」两个字,如「父亲大人」、「母亲大人」。对别人提到自己的父母亲,则要称「家父」、「家母」;父母过世了,也只能称「先父」、「先母」;绝对不可以在任何场合直呼父母的名讳。否则的话,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是为不孝,小则被人批驳、轻视,更严重的,甚至影响事业前途,无人敢与你交往了。所以马援教训侄子们,不可去传播别人的过失,他引用这个比喻,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

他又说:评论别人的好坏,或随意批评国家的法令与行政,都是我最不喜欢的;我宁愿死,也不愿意我马家的子孙有这样的行为。但是你们两兄弟却犯了这个毛病,这是我最不喜欢的。现在,我虽然远在外地,但却记挂着你们,所以又写信回来,对你们说这些话。我并不是啰唆,而是你们都已经长大了,又不在我的身边,该是自主的时候了。我只是像对出嫁的女儿一样,在替她系上佩带、挂上香囊时对她叮咛,再一次将父执的教训详细告诉你们,希望你们终此一生都不要忘记。

于是,他又举出近在京兆的两个名人来做实例说:就像现今正在京兆的山都长龙述(字伯高。据说马援的这封信后来被光武帝刘秀看到,就升龙述当了零陵的太守),对人敦行厚道,处事周密谨慎,从来不说谁对或谁错,立身恭顺,自己知所约束,生活节制而俭朴,清廉公正并有威严。我非常喜欢他,敬重他,希望你们能以他为榜样。

有一个人的作风是另外一型,那是越骑校尉杜季良。他豪情侠骨,急公好义,为人家的忧患而忧愁,因人家高兴之事而快乐;无论是好人或坏人,他都交往做朋友。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远近好几郡的人都来吊丧,这个人我也很喜欢、很敬重,但是却并不希望你们学他的样子。

两个人同样都是我所敬爱尊重的,为什么我希望你们学这一个而不学另一个呢?因为学龙伯高这种修养,纵然学不到和他一样,也错不到哪里去。而学杜季良就不同了,因为学杜季良的作风,必须具备许多条件,要有财富,又要有武功,或者勉强可以学他。更重要的,要恰到好处,把握得住,不偏倚,也不过分。因为稍一不对,就会出大毛病。打个比方,如果学龙伯高,就像是学雕刻家雕刻一只在云霄的天鹅,纵然雕不好,也还可以像一只野鸭子;而学杜季良学不好的话,那就好比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而且杜季良将来的下场会如何,现在还不知道。就目前的情形,有些地方的军官们都不喜欢他,常常初到不久,就有咬牙切齿恨他的样子;而一般人也往往把他的行径当做谈话资料。我虽敬重他,也同时为他捏把冷汗。后来果然有人在汉光武帝面前打报告,说他行为浮滑轻薄,扰乱社会秩序,妖言惑众,结果丢了官。也许马援这封信说过敬重他的话,无形中也帮了他的忙;否则这样的罪名,他连脑袋也可能丢掉的。所以马援不愿他的子孙们学他。

曾国藩最后的结论说,这位马援大将军也是谦虚地约束住自己,把高远的志向蕴藏含蓄在内心之中,而从日常言行上多做修养。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成大事。苏轼的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关于「父子之间不责善」所引发的有关于古人训导子弟的文章。

对于「不责善」一词的含义,前面也曾经解说过,并不是教子弟不做善事,而是对子弟不做过分的要求。同时,「不责善」是对双方而言,孩子们也不应该对父母做过分的要求。扩而充之,师生、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也应该相互的不责善,而要适度地包容、体谅。

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的学生子游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就是说,对朋友的劝告,或者要求朋友帮忙,次数太多太过分了,就会疏远。对于领导人,尽管是非常忠诚的劝谏,而当他个性倔强、执拗不听的时候,就不要再多说了,多说反招来屈辱。在古代专制政体下,忠臣往往因而招来杀身之祸。

我们的文化,是佩服赞叹忠臣的。忠臣固然好,但我们不希望每个时代都有忠臣,因为自古的忠臣都是产生在国家动乱、社会不安,乃至于危亡的时代。如岳飞、文天祥,都是这样。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历史的痛苦与悲哀,而我们所希望的,是永远天下太平。同时也希望家庭没有孝子,这句话是说,在一个和睦安乐的好家庭中,永远显示不出孝子来。例如一个贫苦的家庭中,父母抱病无法就医,做儿子的牺牲自己,设法给父母就医,奉养父母,这才显示出他的孝道,所以孝子是这样产生的。

在忠臣、孝子这两个美善名词的背面,包含了多少牺牲、多少辛酸、多少血泪!因此老子也说过:「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话说得最彻底了,儒道两家可以说是同一个论点。

回到前面所说的古人「易子而教之」的教育方法,可知我国的文化是多么精深博大。现在从大学教育系毕业出来的同学,乃至于在外国得了教育博士的人,谈起教育理论来,道尔顿制、杜威制,这个制,那个制,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好像头头是道;但往往忘记自己的文化宝库中,有如此珍贵的、永恒不变的教育原理。

现代人写学术论文,花上两年时间找资料,有关无关的一起找来,瓜棚搭到柳树上,写下几百万字,煌煌然的一本巨著。可是读了半天,很难看见著作者本身的真知灼见,全是抄来的数据。这怎么叫学术?只能算是记文字的技术罢了。

我们再研究,当时孟子为什么说这些话?是为了答复公孙丑的问题。而公孙丑又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我们知道,当战国期间,齐国是齐宣王当政,后由齐愍王接位。在大梁建都立国的魏国,是梁惠王当政,后由梁襄王接位。在这种政权转移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悲惨的画面。一个家庭内,父子、兄弟、姊妹之间,在权力、利害的冲突下,就失去了亲情,甚而互相嫉妒、伤害。所以「家贫出孝子,乱世见忠臣」,由这个观点看到的是人性美好面,因为在艰难困苦中,人性的善良面显露了;但是在富贵权势中,却暴露出人性的丑陋面。这是从历史上看人事,所看到的是一种非常妙也非常矛盾的现象。

所以在佛家、道家的心目中,人类都是愚蠢的,做了许多愚蠢的事。这种种的愚蠢构成了历史,以此推论,历史只是许多错误经验的累积而已。

孟子说这一段话,是因为在当时的战国时代,家庭的悲剧太多了,简直不可数计。更早的春秋时代,孔子研究《易经》时,就曾在坤卦的系辞中说:「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种臣子杀君王、儿子杀父母、兄弟家人互杀的情形,追究原因,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发事件,而是整个历史文化、社会的悲剧,其来龙去脉,早就有了前因,才有这样的后果。一直到孟子这个阶段,也是如此;再到后世,直至如今,还是如此。这是很可悲的。

例如汉高祖,被项羽追得紧迫的时候,他把父亲丢掉了不管。后来在更危急的时候,把儿子也推下车去,减轻重量,才能逃得快。所以英雄人物,无法以常情揣想。也因此,我们正史以外的史书,如历史小说《木皮散客的鼓词》、《杨升庵二十五史弹词》、《桃花扇·哀江南》的词牌等,除了对于历史哲学的批判与感叹,也描绘出人性的可怕。

这种历史背景,在《孟子》这类经书上,不大看得出来。要读《战国策》等史书,其中有关魏、齐等国的历史,才知道当时宫廷中所发生的种种家庭问题。由于这个时代背景,才有公孙丑的这一问。


分类:南怀瑾 书名:孟子与离娄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