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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离娄》中国的地域观念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这一节中提到的几个古代地名,大致可以考证出来,但是否百分之百的正确,则不能确定。

考据家们的说法,「诸冯」是山东的诸城县,大海环其东北,以为就是《春秋》中所写的「城冯」这个地方,那里有冯山、冯村这类地名,所以近似这里文中的「诸冯」。至于「负夏」一地,夏字读「」字的音,也叫做「负暇」,曾有「曾子吊于负夏」一语,被指作是春秋时的鲁国地方。在汉代时设置了瑕丘县,故城在山东省滋阳县之西。《史记·五帝纪》中说「舜就时于负夏」,注为卫地。先后所属的卫、鲁虽为两国,但在一个地方。舜「卒于鸣条」,据《书序》说:「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考据家说,现在山西省安邑县北有鸣条岗,就是舜当时的鸣条,也叫高侯原。而「岐周」与「毕郢」,都在现今的陕西省境内。

中国地域广阔,依现代的地理观念,五族一家,都是中国的土地,都是中国人。但在春秋上古时代的地理观念,东、南、西、北各方,界限分得很严格,这也是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大问题。以我个人的看法,这一问题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现在,或将更存在于未来。虽然说民族文化统一,国家统一,但是千年来发生的变乱,以及人事上的纠纷,都在这个「地域观念」的范围之中,没有自觉,没有解脱。

如果游历了更多的地方,生活经验丰富,阅历深了,尤其在政治社会中生活久了,就可以发现,在某一地区,就会因「地域观念」遭遇到歧视。

例如当年抗战期间,各省的人避乱而进入四川,在当地的四川人就歧视他省人。因为在地势上四川在长江上游,于是四川人对于不论来自何处的他省人,一律称为「脚底下人」。在广东,也称他省人为「外江佬」;在台湾也有外省人、本省人之分。对于一九四九年前后从大陆来台的人,统称为「外省人」、「上海人」或「阿山」。在大陆的江苏、浙江一带,也称他省人为「外路人」。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称北方人为「侉子」;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叫南方人为「蛮子」。

许多地方的人也被他省人给个绰号,如称四川人为「耗子」,称湖南人为「骡子」,称江西人为「老表」。其中虽然有的也并非轻视的谑称,如「」的本意为华的借声,华字也写成荂字。河北、淮南一带的人,也对山东人称「侉子」,本有「华夏人」的意思,到后世则泛称北方人为「侉子」,就成了歧视的谑称。江西人对陌生人称「老表」、「表嫂」,正如北方人之互称「老乡」,原为对人的亲切恭敬之称;他省人称之就成为含有歧视、轻视的意思了。类此歧视,各地都有,乃至一地之内,东乡看不起西乡,南村瞧不起北村。就台湾人而言,也有「草地人」、「后港人」、「内山人」之称,对于南部人或居在山区的人,好像都不足挂齿。

但我们在国家民族遇到外力入侵的时候,却都能够一致御侮,非常团结,看起来似乎这种地域观念无关宏旨,不大要紧。可是,在内部求治、求建设时,就常常由于这种「地域观念」而闹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甚至于整个国家的建设与进步都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而且改变了历史。

现代研究政治、历史的人,似乎还没有正视这一问题,而古人早已经注意到了,只是没有很显著的题目来具体地专门讨论而已。

其实,西洋欧美各国也都存在这种地域歧视,研究西洋欧美文化,大家都忽略了这一点,好像看起来是个小事,其实是很大的问题。例如美国人,对于自己祖先,是犹太人、日耳曼人或撒克逊人,在提到那个「」时,对于同根与非同根的人也有观念上的差别。

所以,这也是人类的一种特性,这种「地域观念」,站在宗法社会的立场来看,是一种非常好的观念;可是站在民族国家团结的立场而言,则是一种很大的弊病。平常表现在语言、生活上,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是小事的影响及其所引发的问题,则非常之大。

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孟子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来?可能在当时也因地域观念发生了问题事件,而且是大事件。

关于地域问题,中国以前有两部大书,一部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另一本是顾亭林着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读者通称之为二顾全书。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介绍了各地方的人和民族性及一般通性。假使国家有事,要训练某地的人作战时,应该如何训练、领导及指挥,一切都需要了解。在唐宋的时候,山西出将、山东出相,所以将、相各有不同的产地。南方出思想家,如庄子、老子等,北方出教主,如孔子。

地区不同,气候、水土就不同,产品及人物更不同。「橘逾淮而枳」,淮河这边的橘子,到对岸种下去就变成了枳;北方的瓜到南方种,就变小一点;哈密瓜如今在台湾也已种植,但是吃起来,和地道的哈密瓜就相差很远。所以地方性不能说没有关系。

如果以地方性的观点来看历史,中国几千年来直到现在,由于宗法社会负面的流弊,以致地方派系的问题仍旧存在。我国近代文化,武的方面,军人思想没有脱离《三国演义》的范围——纵横天下,割据城池;文人则没有脱离《儒林外史》中的现象范围;社会形态没有脱离《水浒传》的范围;一般人的思想没有脱离《西游记》的范围;地方性没有脱离「他是哪里人」的范围。很可悲!这就是有关于「地缘政治」的大问题。

曾经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反正是中国人。孔子说:「丘乃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必问籍贯了。

地域观念是个很讨厌的问题,到了满族入关,这个问题更严重,虽然历史上说是种族问题,我倒觉得是个「头发问题」。满族入关之初,大家投降,对于异族的统治都很驯服,似乎也并没有多大关系。到了规定汉人要剃头发的时候,出了问题,「尽忠保发」的人非常多。在前几年所谓的青少年问题中,大家也热烈讨论青少年留长发的问题,令人觉得奇怪不解,头发的长短,与他们的学问道德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实在想不通其中的道理。同是一头毛发,满族入关时,许多人宁可死,不剃头发,不梳发辫。可是推翻清朝以后,汉人收回了天下,要剪去发辫时,又有许多在清朝曾经有过功名的人宁可留着发辫,做清帝国的遗民、忠臣。这多奇怪!至于现在,头发剪短了又说不好看,留长了又认为讨厌。

像这些往事,都是大事不争,却为几根头发争得如此厉害,结果小问题影响大问题,这不是很奇怪么?满族入关剪头发,遭到大家的激烈抗拒;雍正所著的《大义觉迷录》问世,书中也引用了《孟子》这里的一段,说明都是中国人,不必分种族。《大义觉迷录》这本书,不能说没有理由,因为当时为了这个头发问题也牺牲了很多人的生命。

我们现在讲了这许多说明,都是为了推论孟子当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来。虽然事隔几千年,但人类的思想很幼稚,几千年前谈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

孟子说,舜是西夷之人。夷,不是外国,所谓夷、戎、蛮、狄,按当时的分法,东方为夷,西方为戎,南方为蛮,北方为狄。这种分法,是以文化水平做标准,认为四方的边疆为落后的民族,是未受中原文化教化熏育的人。孔孟思想是不谈种族思想的,而是文化水平的观念,超越了宗法思想的地域观念。所以当时指的东夷,是指中国东方边区的人,并非是像后来称日本为东夷的种族观念。

孟子说,舜是东方边区的人,文王是西方边区的人。现在我们看山东到陕西,这个东方与西方,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下可朝发夕至,几个小时就到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古代,这一千多公里的距离,走路要数月之久才能到达;即使骑马,也有个把月的路程,非常困难。舜和文王二人虽来自不同地区,相隔一千多年,但都是治理国家的大圣人。而他们的「得志」,不是做了官,当了皇帝,而是能实行他们救世济人的大志,并没有受到地理区域观念的限制。

他们二人所处的空间、时间既远且久,但是他们治理中国「若合符节」,都达到最光荣、最标准、最道德、最全面的理想。一如兵符、使节的相合,丝毫不差。可见中国的历史是以文化为中心的,不管先生、后生,政治、文化的大道理只是一个。

孟子为什么说上面这些话呢?如果将战国时代七国分疆的战争加以分析,许多仍然是基于地域观念上的纷争。例如大家都知道的一句成语:「楚才晋用」,直接的意思是南方楚国的人才给北方晋国去用了。后来,一个人为别的国家做大事业,都用「楚才晋用」来形容。深一层看,就是地域观念,为自己的人才惋惜,而有吃醋的味道了。而楚也者、晋也者,都是尊周天子的中国人,所以孟子说这一段话,也可能是因为当时由于地域观念而起了争执。


分类:南怀瑾 书名:孟子与离娄 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