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第32讲 圣盗同源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其无有道耶?夫安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盗跖,是代表强盗土匪坏人的代名词,在古书上常常看到这个名词,并不是专指某人的专有名词,而是广泛的指强盗土匪那一流坏人。我们平常说“盗亦有道”。这句话的由来说出在《庄子》这一段。

强盗问他的头目,当强盗也有道吗?强盗头说,当强盗当然有道。天下事情,那里有没有道的?当强盗要有当强盗的学问,而已学问也很大,首先在妄意——估计某一处有多少财产,要估计得很正确,这就是最高明——圣也。抢劫、偷窃的时候,别人在后面,自己先进去,这是大有勇气——勇也。等到抢劫偷盗成功以后,别人先撤退,而自己最后走,有危险自己担当,这是做强盗头子要具备的本事——义也。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什么时候去抢比较有把握,这是大智慧——智也。抢得以后,如《水浒传》上写的:大块分金,大块吃肉,平均分配——仁也。所以做强盗,也要具备有仁义礼智信的标准,哪有那么简单的!像过去大陆上的帮会的黑暗面,就是这样。从另一角度看,那种作风,比一般社会还爽朗得多,说话算话,一句够朋友的话,就行了。所以要仁义礼智信具备,才能做强盗头子,具备了这些条件而做不到强盗头子的或者有,但是没有不具备这五个条件而能做强盗头子的,绝对没有这个道理。

这里是引《庄子》的一段话,如果看全篇,是很热闹、很妙的,其中的一段是说到孔子的身上,内容是鲁国的美男子,坐怀不乱的圣人柳下惠,有一个弟弟是强盗头子,孔子便数说柳下惠为什么不感化这个弟弟。柳下惠对孔子说,你老先生别提了,我对他没办法,你也对他没办法。孔子不信,去到柳下惠这位强盗弟弟那里,不料这个强盗弟弟,先是摆起威风对孔子骂了一顿,接下来又说了一大堆道理,最后对孔子说,趁我现在心情还好,不想杀你,你走吧!孔子一声不响走了,因为这强盗头子讲的道理都很对,所以这里引的一段,也是柳下惠的弟弟对孔子说的,而实际上是庄子在讽刺世风的寓言。李宗吾写《厚黑学》的目的也是这样的,所以也可以说庄于是厚黑学的祖师爷。相反地来看,即使做一个强盗头子,都要有仁义礼智信的修养,那么想要创番事业,做一个领导人,乃至一个工商界的领袖,也应该如此。倘使一个人非常自私,利益都归自己,损失都算别人的,则不会成功。

后汉末,董卓入朝,将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晔论曰:董卓以尴阚为情,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昔早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凌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这里又引用另一个历史故事来作说明了:

在后汉末朝,三国开始的时候,董卓在当时是西凉边疆的一名土匪兼军阀,毫无纪律,但对于权变诡谋,他都懂,当想要把汉献帝的位置拿下来的时候,就知道先礼敬人。当时社会上知名的学者,如蔡邕就是他敬重的人,所以著《后汉书》的范晔,为董卓下结论说,董卓那种野蛮的豺狼之性,又遇到汉朝的政权垮台剥落崩塌的时代,给了他机会,得以蹈藉彝伦,破坏纲常制度,毁坏分裂了中央政府的政权,像董卓这种残酷得能够吃人,刳人肝剖人趾的人,就是杀尽了天下的人,也还不够称心。但是就连这样坏的人,对于名气大的文人学者,却还懂得故意表演谦虚的一套。就在民国初年,如东北早期的军阀卢俊异,从关外到了北洋政府的时候,把带来的大批人参、皮货,从门房、副房一直到上面的大员,每人一份礼,会议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轮到他讲话的时候,他只一拱手说:“我叫卢俊异,初次到北京,样样不知道,全靠诸老兄!”可是这个马贩出身的军阀,就这样成功了。董卓的“折意缙绅”也就是这个手段,因此他对于汉朝的政权还想慢慢来迟疑凌夺,一点一滴,渐渐抓过手来,把它吞掉。所以不要看董卓是这样粗鲁、好杀人的家伙,他还懂得盗窃之道,怎样去偷别人东西的方法。

例如蔡邕是当时的名士,学问非常好,董卓特别把他捧起来,因此后来董卓失败了,被群众杀死,因人胖脂肪多,被人在肚脐点灯的时候,谁都不敢去收尸。蔡邕是个文人,还是去哭吊,他认为董卓尽管坏,而对自己很好,还是朋友,仍然去吊丧,结果蔡邕也因此被杀了,他的女儿文姬流落到匈奴去,后来才由曹操接她回来。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义也。

由董卓这种人,对于名土学者,都知道笼络运用看来,可知“”——仁义礼智信这个原则,好人想要成功,需要以它做为依据,坏事想要成功,也不可以违反这个原则。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坏人多,就拿社会学、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也是事实,人性坏的多,所以耶稣、释迦牟尼、老子、孔子,才要拚命劝人做好,可也有很多人利用宗教靠宗教吃饭的,就是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的道理。知识学问,本来是想教人走上好的路,可是坏的人多了,如一些大土匪,何尝没有知识学问?坏人知识多了,为害天下的本事也就更大了。作者的这几句结论,说得很中肯、很深刻,也很悲痛。文化学问,真是一把刀,刀的本身不一定是坏东西,刀不一定是杀人的,还可以救人,医生动手术用的又何尝不是刀,而且还非用不可,刀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执刀的人,刀是如此,文化、道德、学问也是如此,这是说仁义的反面。

议曰:昔仲由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长沟,当止匕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饷沟者,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孔子曰: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

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举出历史事实,说明怎样做法才是正确的:

有一次子路去做邵这个地方的首长,当时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季家的手里,限五个月以内,开通一条运河。古代人口少,经济没落,季家这个措施,对老百姓来说,太过苛扰了。而子路的行政区内正管到这件事,为了要鼓励大家做工,公家的经费又不够,就自己掏腰包,把自己的薪水贴上,乃至从家里弄粮食来,供给大家吃。孔子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派子贡去,把子路做好给工人吃的饭倒掉,把铁锅打毁。子路的脾气,碰到这情形,火可真大了,跑回来跟老师吵架,对孔子说,你天天教我们做好人好事,教我们行仁义,现在我这样做,你又嫉妒了,又反对我了,还教子贡来捣乱。孔子就说,子路!你不要糊涂,中国的文化、古礼,当了皇帝的人,因为天下都是自己的,便忘忆了自己而爱天下,当了诸侯,就爱自己国家以内的人民,当了大夫就只管自己职务以内的事,普通一般人,爱自己的家人,超过了范围,虽然是行仁义,也是侵害了别人的权力,所以你做错了。

从历史上看,一个精明皇帝下面的大臣是很难做的,假如一个大臣,做得很好,做到上下一致爱戴他,拥护他,皇帝只要问他一句话:“意欲何为?”这大臣就受不了。就如包拯这样的忠臣,宋仁宗这样高明的皇帝,有一次包拯建议他册立太子,宋仁宗很不高兴地反问一句:“你看我哪一个儿子最好?”意思是你姓包的希望我早死,可以把我儿子中和你有交情的一个捧上来,你包某人可以官做大一点揽权不成?包拯懂了他问这句话中的这些含义,所以立刻跪下来脱了帽子对皇帝说,我做臣子的已经六十几岁了,也没有儿子,这个册立太子的建议,不是为了我自己,完全是为了朝廷。宋仁宗这才笑了。当年孔子就是这个道理,看见子路做出超过范围的事情来,为子路着急,赶紧教子贡去把他煮好的饭都倒掉。

另一个历史故事:

汉武时,河间献王来朝,造次必于仁义。武帝色然难之,谓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

汉武帝的时候,封在河间的献王,自然也是刘邦的子孙,来朝见汉武帝,穿的衣服很规矩,每一个进退动作,都很得体,很有礼貌,处处都合乎行仁由义的规矩,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庄重威严的样子来。汉武帝见了他以后,态度脸色都变得很难看,心里有所疑虑妒忌的味道,于是对河间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革命,不过是七十里大的地方开始的,文王开始时候的辖区也不过一百里方圆,而你现在管的地方,比他们的幅员还更广大,你好好地干吧。汉武帝这几句话,太严重了,意思是说,你努力吧,像你这样做法,有一天造起反来,一定可以推翻我了,至少将来我死了,也可以打垮我的儿子,由你来当这个皇帝了。我们从这类历史上看来,人类也很可怜,父兄叔侄之间,往往为了权力利害的相争而相杀。以哲学的观点去看人性,人实在是毫无价值的,骨肉之间感情非常好的,往往出在贫穷的家庭。一到有富贵权力的冲突,兄弟、姊妹、父子之间都发生问题,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在一个哲学家看来,人实在太可怕了,真是六亲不认,比禽兽还不如,没有道理,这就叫做人,人这种动物又有什么意思?由此可见汉武帝的“王其勉之”这句话心理的反映。

河间献王听了汉武帝这句话,懂得他话里的意思,回去以后,就故意吊儿郎当,一天到晚喝酒,听歌跳舞,表示没有野心,以行动告诉汉武帝,你可以放心了。

由是言之,夫仁义兼济,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理。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回信,皆得分而后为成人。由是言之,跖徒之仁义非其分矣。

由子路和河间献王这种历史故事来说,要实施仁义爱人,普遍的帮忙别人,爱部下爱团体,也还要知道自己的本分,超出了本分不行。孔子把子路的饭倒了,就是子路的行为超出了本分。孔子这样做,也是对子路无比的慈爱,是爱护学生如自己的儿子一样,因为子路这样一做,他会大得人心,但必然会引起的嫉妒,就非把于路害了不可,这就是教子路不要超过了本分,作人做事就如此之难。所以尸子(尸佼)里就提到,作人的道理,要守本分,就是我们的老话,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是不会深人去体会的。什么是本分?做领袖的,做父亲的,做干部的,做儿子的,上下长幼、贵贱亲疏之间,都要守本分,恰到好处。譬如贫穷了,穿衣服就穿得朴素,就是穷人的样子,不可摆阔;有钱的人也不必装穷,所以仁爱要得分,施舍要得分,仗义疏财也要得分,智慧的行为也要得分,讲话也要得分,信也要得分,总而言之,作人做事,要晓得自己的本分,要晓得适可而止,这才算成熟了,否则就是幼稚。由这个道理看起来,虽然上面所说的强盗也讲仁义道德,所谓“盗亦有道”,可是在作人的基础原则上,他是错误的。

这是中国文化,为西方所没有的,到今天为止,不论欧洲或美国,还没有这个文化,专讲作人做事要守本分的“哲学”,能够达到如此深刻的,这些地方就是中国文化的可贵之处。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这里作全篇的结论了。他说,由上面反复所说的各点来说,孔孟思想所标榜的仁义礼乐,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赏,忠孝贤智的行为,文的武的以及侦察谋略等事,每家的思想,每一种法制,都是天地间的真理,永远存在那里,井没有避开人去隐藏起来。尽管时代变了,而真理还是代代都存在的,不能说时代变了,仁义的真理就不存在,就不是真理了。所以并不是说在三代以前,尧舜的时候,仁义道德就自己主动地出来了,也不是说夏桀、商纣的时候,仁义道德就没落了,离开了人类社会。问题还是在领导时代的人物们的运用。我们要注意的,这里只讲用不讲体,每一个学问,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政策,每一个办法,运用之妙在于人。如我们桌子上这个茶杯,可以泡茶,固然很好,因喜欢茶而喜欢了茶杯,但同样的杯里也可以盛毒药用来杀人,这茶杯本身没有好坏,在于如何使用这个杯于,是给人喝茶或给人服毒,用得对的就天下太平,用得不对,就天下大乱。懂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一切学问,一切思想,在于用得恰当不恰当,同样的思想,同样的学问,用的时间空间不恰当,就变成有害处。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美。

这里引孙卿的话作最后结论,古代羿的法制、思想、政策并没有错,而这些不错的办法还存在的时候,羿在中年就早死了。禹王治水以后称夏朝,他的文化法制都还存在,但后代也没有了,而制度、办法都还是原来的。问题就在这里,任何法律、思想、体制、政策、主义、法则、本身不能单独存在,靠人去运用,人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亡掉。

最后引用《庄子》的一段寓言论作证。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代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其所用之异。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这是在《庄子》里很精采的,很有名的典故,古代的大政治家或大阴谋家都懂这段故事。《庄子》说:宋国有一家人,有一个祖传秘方,能在冬天里涂在身上,不生冻疮,手上皮肤不会裂开来,所以这家人,凭了这个秘方,世世代代漂布,都不会伤手,因而漂的布又好又快又多。有一个人经过这里,听说这家人有这个秘方,要求以一百金——也许相当于现在一百万美金的价值,购买这个秘方。后来果然以这个大数目,把秘方买来了,然后到南方去游说吴王,吴越地在海边,打仗要练海军作水战,他游说吴王成功,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替吴国练兵。到了冬天,和越国打仗,吴国的海军涂了他的药,不怕冷,不生冻疮,大败越国,因之立了大功,裂地而封。他就是利用这个百金买来的方子,能够功成名就以至于封王。庄子说,就是这样一个不生冻疮的方于,有的人能够利用它不生冻疮,不裂皮肤这一点而封侯拜将,名留万古。而这一家人却只能用这同一个方子,世世代代替人家漂布。同样一个东西,就看人的聪明智慧,怎样去运用,而得到天壤之别的结果。因此一个人,倒霉了不要怨天尤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去想办法翻身;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一定可靠,主要在于人的聪明智慧,在于能否善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