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第20讲 梁惠王与孟叟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回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这一段的文字记载,无论是孟子本人或是门人们的记述,措辞用意都很妙,而且也很坦率,不加故意的掩饰,直截了当描述当时孟子见梁惠王一段不太愉快的谈话。尤其我们了解了梁惠王后来对驺衍的接待,再来一看他对孟子满不在乎的样子,很显然的,大有厚薄轻重之分了。

而且最不可耐的,便是梁惠王对孟子的称呼,既没有像春秋时代诸侯对孔子的敬重,尊称一声夫子;也没有像战国当时诸侯们礼贤下士的作风,尊称一声先生。他却干干脆脆地称呼一声“”。这个“”字,好听一点来讲,便是老先生的意思。不礼貌一点,便是老头儿的意思。当然,梁惠王当时的一声“”,究竟是代表老先生呢?或是老头儿呢?无法考查。这要看他当场的礼貌态度,和称呼的声调来决定它的涵义了。可惜当时没有电视录影(一笑)。但无论如何,这一声“”,并不表示尊重,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而且本章的记述,描写这一段不太愉快的谈话,在文字的气势上,表达得很明白。如此直接记载这一个“”字的称呼,对孟子的伟大倒没有什么损失,反而衬托出梁惠王始终不成器的风格,一副吊儿郎当、不庄重的浮躁相。

孟子在听了梁惠王“何以利吾国”的问题以后,就很庄重地对梁惠王说:“您何必只图目前的利益?其实只有仁义才是永恒的大利。

如果都像你惠王一样,谋国的居心,只图以急功近利为目的。那么,等而下之,那些高位的大臣、卿大夫们,也只求顾全自己的家族利益。这样影响所及,一般的国民,也就只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这种观念发展下去。一定会使全国上下各阶属,都变成以利害为生活的重心,造成‘当利不让’的风气。这样的话,国家就太危险了。

因为唯利是图,‘当利不让’的结果,自私自利的观念会越来越严重。在历史上,有许多的事实可以证明,互相争权夺利的结果,便形成臣下反上的叛乱逆行。那些本来具有万乘之尊的大国,发生弑君叛变而自据称王的,都是当时那些高位重臣,所谓千乘之家做出来的绝事。同样地,那些千乘之家,被巨下叛变所谋害的,也都是那些百乘之家的重臣所干的事。

至于侵略吞并的思想,更是由于‘权利欲’的驱使,所以目前万乘之尊的大国,便想吞并千乘之邦。那些千乘之国,便想吞并百乘之众的小国,这些古今的事例,不能说不够多的。原因在哪里呢?都是为了急功图利、争夺权利的结果。如果不了解先行仁义,而只求近利为前提,自然而然要变成非侵略他人、夺取别人的所有,就不能满足自己的利益。

其实,真能实行仁义之道,大利自然就在其中。真有仁心的人,绝对不会有遗弃其近亲的可能。真有义气的人,绝不会有背叛君上的可能。所以我认为您——惠王只有推行仁义之道,才是最高明的政略和政策,又何必舍大取小而只顾目前的急功近利呢?

我们根据《孟子》的原文,概略演绎它文字的内涵,略略加以说明,大致就是这样的对答。当然,如果说是译文,那便大有问题。因为这样的说法,与古文原文的简练原意,也许略有出入,或大有出入。不过,大意是不会太过差错到哪里去的。而且这样一来,把孟子对梁惠王的答话,看得很明白。孟子并没有太过迂腐古板,只一味地叫他行仁义,而不管梁惠王当时所处的情势,以及急功好利的迫切需要。这样孟子才不失为一个识时务的圣哲。只是在政略上有思想、有远见、有抱负,与梁惠王急功近利的政见不能相合而已。

我们先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来从两方面看这一段对话,讨论他的内涵。第一,是司马迁的记载。第二,是历史的证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