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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一、中国文化教育的自诉 (08)


第二章 新旧文化交替的代沟(02)

3、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形势和人文

A、万众一心团结难

我们所谓对日圣战的“八年抗战”,正是前面所说民国成立的三十年阶段,也就是公元二十世纪初期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间。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从来便是中国的一个大省,共有一百多个县份。其实,四川有东川、西川的界别,成都是西蜀四川的首府,也是省会;重庆,是川东的重镇。可是从民国建立到抗战兴起,全国还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内乱初定时期,无暇西顾。而在四川境内这二三十年中,各派系的军阀,拥兵自重而互争地盘,如同全国缩小型的内乱。谚语相传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之说。我在一九三六年的初冬到重庆,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到成都,随时可以看到沿途的饿殍。据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地方军阀们已经预行征收全省的苛捐杂税到民国一百年了。秀丽雄伟的山川,对照一副悲切切民不聊生的情景,当场的心境,只有无语问苍天。

当国民政府被迫西迁武汉,在迁重庆,作为抗战的根据地,在文宣的名义上,便称重庆为“陪都”,这是中国文化正统观念特定的用语。

可是进四川,到重庆,就这么容易吗?不然!当时整个四川,由大军阀吞并了小军阀而存在的军头,还有好几个。名义上接受中央节制而任省长的是刘湘,在川边新建省的西康省长是刘文辉。其他如邓锡侯、潘文华等,都不甘心听命于刘湘,更不诚心臣服于中央。川东的重庆,则是老军头杨森的地盘。当时为了国家对日抗战,要杨森让位做抗日根据地,虽亦经过一番周折,但他毕竟深明大义,可以说是川军将领中值得赞许的人物了。因此,你就可想而知,在这八年抗战的时期,要粮、要钱、要兵,如四川这班老军阀们,真肯甘心输诚吗?

抗战时期,四川重庆的内幕是如此。那么其他各地呢?内在的形势也差不多。只是不明内情的不知道,所谓无知的老百姓,毕竟是善良的,知事少时烦恼少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西藏、河南、河北、山东等省的主脑军头,一言以蔽之,都是各怀二心,意存观望。谁也不愿以自己的全部实力投入战场,都不甘与强敌同归于尽。但是我们终于把日军的战线拉得这样长,把自己本身的战区也划分为十二个。若有意,若无意,抗日战争的坚挺苦忍,硬拖了八年。这真是历代战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可以大书特书的奇迹。

现在为了诉说中国的文化教育,不免稍微牵涉每一时代的情况,不可离题太远,所以只略作交待。我在少年时读书,大家经常会戏说一句成语:“读兵书而流泪,替古人担忧。”因为身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而又比较略知内在的形势,然后翻思唐史,才知道郭子仪的恢复两京,真正可说是千古表率的榜样,谈何容易。

唐朝在安史之乱时,玄宗出走,长安失守,各方藩镇尚且拥兵自重,坐以观变。唯有郭子仪一接到诏令,立刻带领自家十八骑的老兵上马,一路走,一路招收散兵游勇,随即成军,而赴前敌;终于收复两京以后,他便又潇洒痛快的交出兵权,优游于富贵林下。这便是读书贵在明理,学以致用,并非只是为作官或赚钱。可惜在我们八年圣战前后,为国家,为民族,能临危受命,功成身退,提得起、放得下的并不多见。这都是数十年来军政教育的败笔,值得后人借鉴。

B、大计持平筹策难

读书、学史,由现实的经历而体认学理,这时读书明理的实践经验。我每在行年九十的迟暮生命中反思,有时真会伤感一生的遭遇,有时却也庆幸一生的际会。例如讲到我们国家民族的往事,由幼闻推翻清朝到眼见北伐,继而亲身自历八年抗战的过程,等于实践了历史记述上的变乱和大战争实况。因为牵涉太大,并且不是本题主旨,只是略说其大概幕影而已。

但有两件重大的事故,必须告诉大家以及后人,备作重要决策的参考。大家须要知道,我重复述说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八年抗战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当局者在战前及抗战期中,自己触犯了历史中难定其是非的过错。那是什么事呢?一、是内政上实行保甲制度。二、是军政上实行征兵制度。这两种制度,都是历史上强国的典范,一是周朝土地国有的井田制都而来;而是在春秋时期管仲用以辅助齐桓公称霸;后来商鞅亦据此帮助秦国而使之富强。

书多读有用,但书读多而不知变化运用之妙,反而有害。从周朝建国,以及管仲的霸齐,商鞅的强秦,那都是社会变革形势初定的革命时期。犹如在残破的废墟上,正是需要开始建设的时候,当然是事半而功倍。但用在天下未定,或安而不安的时代,如东汉时期的王莽改革新政,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那便完全是适得其反了。

可是在抗战前后的当局者,先即在全国实行保甲制度,成立乡镇公所,下辖保长和邻长,遴选农村地方社会上的人士,担任乡长、镇长、保长、邻长的任务。这在理论上很像民主的先驱,但在事实上,一切皆由农村社会强有力的特别分子把持,逐渐形成农村地方恶势力的膨胀。甚之,到了抗战后期,更有各乡镇联保制度的产生,地方恶势力者,有的当上了联保主任,那种作威作福,鱼肉善良懦弱民众的作风,实在非常可怕。于是,真正的民怨沸腾,并统统归罪于最高当局了。

接着,抗战军兴,兵源确实成最大的问题。于是就废除募兵制而提倡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当然事先也经过审慎的研究讨论,如当时的知名军事学家,蒋百里、杨杰、史久光等人,皆曾参与讨论,各有专文。但终于决定实行征兵制,藉以充实兵源,作长期抗战的决策。独子的家庭,当然可以免除兵役;一家三子,先抽一个服兵役,再从剩下的二子中抽一服役。各省设立军管区,主管称司令。省以次的有师管区司令,有团管区司令。这在当时民智尚未尽开的中国,一边是日寇侵略,已是家破人亡,鸡飞狗跳;一边又是抽壮丁服兵役,等于家庭破碎。有钱有势的,便出钱买兵痞子来冒充替代;无钱无势的家庭,为了逃避兵役而被追捕的,便等于强行拉壮丁充军,那种景象,比起杜甫的《兵车行》所说“爷娘七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还更悲惨。

乡保长,正是抽壮丁、服兵役的基层执法人员。秉公执法,就得罪于乡里,演变成仇恨。稍存偏私,便厚此薄彼,更加怨结。征兵制的抽壮兵,与买兵痞冒名顶替的逃亡情形,互相矛盾,终于形成天怒人怨,加重乱源。这是抗战时期的实况,足为鉴戒。

其实,保甲制与征兵制的本身,应该属于善政,只是在行政的运用上,首先要把握时与位的关键。更要知道渐变与突变的要点。时代与社会的转型,是形势的趋向。一个大小的国家,在时代形势的转向中,必须先要了解自身所处的本位。我们的国家命运,在这一百年的大变革中,自身冒犯了突变的失误太多,这就值得在文化教育上深切反省检讨了。

例如保甲与征兵两个制度,为什么到了一九四五年以后,用之于台湾方面直到现在,虽经稍加修整,但并无如抗战时期的缺失。

一、台湾省人民经受日本管制统治五十余年,已经比较惯于守法。接收光复之初,把这两种体制,照例用在当地自然没有什么新旧变革的不同,认为这就是国家的体制,当然就安之若素了。

二、台湾地区,在清末,只是福建省行政体制的一个厅。等于是抗战时期江西赣南的一个行政区。地小,人口不多,自然容易施政。后来又经法律规定,到了法定年龄,人人均有服兵役的义务,除了生来不健康,或有特殊残疾者,皆一律平等,没有话说。至于所谓“二二八”事变,开始是因小市民对烟酒公卖的反感,一经闹事,便受潜伏在台的日本浪人与别有野心者的丛恿,所以酿成祸变。这与保甲、兵役两制无关。

但法久弊深,邻里乡村保甲的体制,到现在已成为民主选举的重要“桩脚”,为票选胜负的基本影响,仍然属于农村社会中强有力者所可左右;不过,流弊还未太深而已。至于受过教育的大专学生,必须要受军训,服满兵役,方可出国留学,亦已养成惯例,不足为异。只是高层次学历的知识份子,在受军训时,对于政治意识,便另有观点,并不如已往的普通士兵们容易统率了。例如一个学生服完兵役回来,便说“究竟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样的问题,就非只靠军训教育中必须绝对服从的教条所能解答了。这也便是文化教育上的大问题,颇难预期。

C、人文荟萃的川蜀

大家都知道,在现代史上,我们所谓的抗战,是指一九三七年起,日本发动九一八及卢沟桥事变,开始侵略我国,因此而使全民奋起反抗。但从人类的国际史上来讲,先由日本发起侵略中国,同时也是日本先与德国取得默契,终于互相同盟,由德国发动对欧洲的侵略战争,就此而展开分为东西两战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了应对全民长期抗日战争,我们将抗战的根据地定在重庆,同时将代表全国中央的国民政府,也定都在此。

除了已被日本侵略占据的沿线城市地区成为沦陷区之外,全国任何地方,都是前线的后方,并非只有重庆才是大后方。概括的说,由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四川、西康、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都是整个的大后方。但在人们习惯的观念上,都只把中枢所在地的重庆,视为是代表自己的大后方。于是不愿沦陷于敌区者,都竞相奔走聚集,尤其是四川的重庆、成都各地,称为战时人才荟萃之地。当时对人力、物力、粮食、资源等等,负担最重,出力最多者,当然莫过于四川,由此也可见古称“天府之国”的名符其实了。有一位川军老将领还对我说,有人担心川军不可靠,当年宋太祖赵匡胤也有此想法。蜀中有一位书生写了两句诗献给他说,“君王切莫忧巴蜀,称伯(霸)由来非蜀人”。听了他的语意,彼此会心一笑。

我在八年抗战时期,经常往来于成都、重庆各地;过后思量,正是因此际遇,才结识了平时仰望难及的老一辈学者名人,交游新一辈的留洋学者,还有失意名宦,以及草莽英雄,乃至川军下野的将领,彼等大都成为忘年之交的好友。因此,有人笑我是年纪轻轻,辈份老大的小子。如果我会写小说,夸张一点来讲,可写一本现代的游侠传,或新的《儒林外史》,乃至宗教人物志。可惜我没有写文章写小说的天才。但我也常对同学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是不够,要再加一句,“交万个友”,才可体会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名言内涵。这和人生的文化教育看似无关,却很重要。日本投降以后,大家忙着“复员”,还乡接收,我还在云南多留了一年,体会昆明与大理之间的史迹。

二〇〇六年 香港


分类:南怀瑾书名:二十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