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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八、感论中国文化的儒家(01)


(二○○二年初于香江)

常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往往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性喜博览,但不能由博而约,专攻一技一艺之学,故而至今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因缘际会,在偶然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被人误认我通儒学;就像我生平喜欢说禅讲佛,别人就误认为我也通达佛学。事实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当然也不明道,只如韩非子所说的南郭处士,滥竽充数罢了。所以我的书,只称得上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聊供参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地问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正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因成长年代久远,自然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附丛生于干外之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的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代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1、师儒之道的由来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细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对于三皇五帝等堂皇尊号暂且不论,只要从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统统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在汉代以后,似乎只有儒生们所标榜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而产生的结果。

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若要说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做大事,则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软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而不负平生所学。

但很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怀有“致君尧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变成了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虽然如此,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串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活力而了无生机了。

2、师儒之道的分歧与衍变

周武王奋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后,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周朝的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订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在时势的趋使下,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的精神为基础,但是经过几百年后,也渐渐趋向衰落而变质了。

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到了春秋时期,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制的精神,“删诗书、订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做为后世的准则。孔门弟子如颜渊、曾参,传承了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则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鲁定公、哀公(公元前五○九-四六八年)时期的鲁国,还保留儒术最为纯朴的风气,这个时期,也就是后世认为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

3、秦汉阶段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如荀子(荀卿)儒术,便大大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且在由孔子所订定的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的传授上,也各自主守师承,显现了分歧。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用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至此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绝,但如缕。

刘汉兴起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文帝)景(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势出现。如果站在现代思惟,评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演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的人才,大致来讲,确实多是文学彬彬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以后,号称有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愈来愈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因为厌恶太监们的擅权和专横,这一班自命为君子的儒生,非但不能如君子般周而不比,反而如小人般比而不周,结成党派,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首度出现东汉特出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但我们在前后《汉书》中,如能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虽然并未达到最高领域,但在当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所祖述之周、孔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生之效也”。这些评语虽是秉笔写史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无可厚非。


分类:南怀瑾书名:二十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