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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的前言后语》八、感论中国文化的儒家(02)


4、魏晋南北朝到隋唐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崛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之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见解的异同,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南方的学者喜新厌旧;而北方的学者却守旧而疑新,甚之,还讥诮南朝的学者标新多伪。在此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大小乘佛学布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并融会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隋唐之际,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互相掺杂的开放思想,学问主流从儒学的六艺转变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别开生面,除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汇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在此时几乎绝响。李唐三百余年间的文运,既有雄浑潇洒的豪气,亦不乏风流倜傥的韵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关于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朋党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政治上的意气用事,以致祸延朝野。直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间,高明之士大多厌倦时势,不逃于禅,即归于道。

5、宋明理学的兴起

宋初名臣以师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权与君权之间分庭抗礼的气节,似宋朝如此尊重师儒之道的形迹,前迈汉、唐,后至元、明、清三朝,亦皆所不及。由此开启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学儒宗,他们专事阐发心性的微言,自称继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学说,后世的师儒名教从此专守程朱章注,认为即是周、孔的绝学。尤有甚者,宋史也变易了汉书、唐书的成式,别立道学与儒林的分类传记,藉此标榜宋代的道学方是孔、孟、颜、曾师儒之道的真髓。其实所谓儒林,只是文学辞章之士,还不及子游、子夏之辈于万一,实在是一大出格现象。因此积成北宋时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党争,形成洛党、蜀党、朔党等的异见,造成元佑党祸的巨变,足为历史的殷鉴。南宋末期,权臣名相又起而打击道学,指为伪学,以学术意气的主观成见做为政治斗争的戈矛,自相内哄,终使宋室由文弱而至于灭亡,尤为可叹!

但在两宋三百年间,割据北方立国的辽、金、元,乃至与宋室相终始的西夏等国,其政教规模,大体上还是遵守孔、孟遗教。只是北方学者,大多援儒入于佛、道,或以佛、道揉入儒学,别树风格。更有视宋儒理学并未彻知儒宗因而颇有异议者。唯一般研究文化学术史者,大多忽略此一史实。

6、明清时期的儒林

元、明之间,儒学承先启后,应是受到南宋末期金华、永嘉事功学派的启发。而后继起的河东薛敬轩、姚江王阳明,门庭分立,递相兴替,但始终不脱宋儒朱熹的“道问学”与陆象山“尊德性”两者的藩篱。明代唯一特点,即是百家争出,模拟禅宗的公案语录,开创儒家学案的著作,对于经义家法,完全寂默无闻。自嘉靖到神宗以后,一如东汉末代,大臣学士起而与太监争权,终于构成东林党祸的巨变,促使民变与盗贼相结合,以致亡国。崇尚儒学的清代学者,综合宋、明儒家与汉儒经师而作比类,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但对明代儒学,又不能不另加公允的论断,因此便说:“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台阁风厉(指如张居正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似此两非两是的案语,犹如老吏断狱,先入其罪,而又笔锋一转,为之巧妙开释,真如刀笔吏的含混妙文,令人拍案叫绝。

清朝初建于东北边鄙的满洲,但自建都盛京(辽宁沈阳)开始,即知为政之道必须首重儒士,于是起用明末先世流徒东北而归顺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宁完我等辈,为之参照明朝政体,建立规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文武兼资,入关前后,大致都以儒学正道匡扶王室,敦正人心,为皇太极、顺治、康熙继统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亲政开始,英年好学,特别重视儒家经说,兼习西洋天文、历数等学,与李光地、熊赐履、魏象枢、张英、方苞等君臣互为师友,尊重周、孔经义,袭用明朝以来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战乱之中,起用前朝归顺敦品励行的儒臣,如汤斌、陆陇其等辈,形成以儒家礼义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辈出。但在民间隐居不屈的大儒如孙奇逢(夏峰)、黄宗羲(梨州)、王夫之(船山)、李颙(yong2二曲)、顾炎武(亭林)等辈,有鉴于明末儒林空疏迂阔的流弊,平居讲学,以经世之学和师儒之道自任,影响清朝二百余年来用儒家经义的经世之学,改变了宋明理学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转而注重汉学训诂的考据,终使清儒两百余年的经学,大有超越汉、唐之势。如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种;咸丰、同治以后,又有王先谦续编一千余卷,二百零九种等,确实蔚为奇观,学者虽穷毕生之力,亦难尽窥细致。至于其重视考据而发展为近代的考古学的先导,其功更不可没。

但从顺治开始,经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虽然外示尊重儒家经学、重用敦品励行的儒者以笼络天下士子,但在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方面,三代皆潜心佛学以配合外用之术。如康熙重译《般若心经》,雍正专志禅宗、整肃佛教,加之乾隆童年即随父亲雍正学禅,后又禅密兼修,而能自译密乘《大威德金刚仪轨》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学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对心性之学的精辟,不如父祖两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锻炼,故继位以后,流为偏好词章文艺;虽然如此,亦促使干、嘉七八十年间的清代文学,大有直追唐、宋而过之的风格。

降至道光时期,承平日久,社会风气奢靡,文人学士大多沉酣于风花雪月文词丽句之间,如著名的词人项鸿祚(莲生)在自序忆云词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学者诵而悲之,由此可知道光、咸丰之间的文风日变。忧时愤世如龚自珍(定盦)、魏源等人,有鉴于此,即乘时立说,注重西北蒙藏边防与海防外祸的实用事功论议,激起同侪林则徐烧毁鸦片的丰功伟业。同治以后,文运再变,清史所誉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涤生)便是其中翘楚,他用其毕生学术与事功的实践心得,选辑《经史百家杂钞》一书,述而不作,显示其于经世学术的大要;王于曾国藩家书一类的琐言,乃其余事而已。

但在此际,海运已开,清末学者所谓的九洲万国知识已渐启其蒙,于是光绪、宣统之间,便有忧时之士如南海康有为、梁启超等辈,以儒学经义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学理念,用其所长的春秋、公羊主旨,提倡尊王师夷的维新学说,风靡一时。虽然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时期偏执保皇主张,舍此是非不论,即以康有为掺入西方政学理念而著作的《大同篇》,却对民初各党派革命志士的思想启迪颇大,这是现代历史文化演变的事实,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废其言。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的名儒严几道与辜鸿铭,皆能精通中国与西洋诸家学说而终归于儒,但限于时势,人皆等闲视之。今取其有关言论以资反思,如云:“严几道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瓖辞达奥旨,举中外治术原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得失,证明而会通之。常于广众中言自由、平等、权利诸说,要皆未尝无利,倘无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辜鸿铭论学,以正谊明道为归。尝谓欧、美主强权,务其外者也。中国主礼教(指礼记、仪礼、周礼经学),修其内者也。近人欲以欧、美政学变中国,是乱中国也。异日世界之争必烈,无中国礼教(指礼记等经义之学)不能弭此祸也。

至于推翻清朝、成立民国以后直到现在八十余年间的变故,儒家经义与孔、孟治国平天下的学术理念,几乎已随三千年的历史陈迹而消失无遗。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由于工商与精密科技的发达,货币金融的洪波巨浪,几乎淹没了人文学术思想的潮流,其间虽有少数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多情学者综合新知,倡说新儒学,志为中流砥柱,实已无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可谓名存而实亡;但其抱残守缺之精神、待时而兴之志向,诚可嘉赏。


分类:南怀瑾书名:二十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作者: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