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第12章 盛世鸿儒 孔颖达

(574——684)

儒学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家法各异,流派众多。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之 争,家法师法之别。东汉末,郑玄企图统一今古,建立兼包并采的“郑学”体系。 三国两晋,王肃创立“王学”,起而与郑学为敌。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的分离, 而有南学与北学的纷争。至于儒学内部群经异说,诸师异论,更不下数十百千。纷 纷攘攘,至有互为水火之势。五经越解越暗,圣学越讲越糊涂,十分不利于儒学的 经世致用和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继承汉学风格,完成解决儒学内部不同流派 和不同风格之争,巩固儒学壁垒这一统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颖达。 是他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 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 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 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也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 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孔颖这就是这样一个对中 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一、彬彬士投师刘焯 翩翩郎舌战群儒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新旧《唐书》俱有传。北周武帝 建德六年(574)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曾祖名灵龟,官拜北魏国子博士; 祖父名硕,为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他为官正直,头戴饰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 威重严明,“权豪为之屏踪”,“风俗以之肃清”。父名安,北齐青州法曹参军, 执法也公公平平,志在宽简。这确实是一个有地位、有名声的富贵之家。但与南北 朝的膏粱世胄不学无术异趣,孔颖达并无半点纨绔子弟的习气,也不希冀凭藉父辈 的门前步入官场。

孔颖达的幼年时代正是南北朝对峙时期。他出生于北周时期,政教清明,局势 稳定。一些较开明和有远见的士大夫,在魏晋以来门资恩荫的惊梦之余,开始重视 教育。如当时自南朝进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颜之推,即告诫子孙:“积财千万,不如 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仕宦之族,缙绅之家,相率督课子孙, 教以儒业。于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风,不让衣冠文 物荟萃的江南王朝。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又赶上这样一个重教育兴文 化的时代,可谓兼得天时与地利。他聪明颖悟,自幼便耳儒目染以礼乐为特征的儒 家文化。公元581年,孔颖达8岁,北周外戚、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为 文帝。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大兴学 校,广置生徒。“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 绝”,被史书称为:“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孔颖达也在这个 时候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轨道。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还在 少年时代,孔颖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 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 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 颖达同郡。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 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 多所创见。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与当时另一位博 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 精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 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 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但 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诸 生。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 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 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 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 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学成业就,刘焯 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其 时他仅20余岁。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 (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72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 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炀帝即位后,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又兼生性喜爱文 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 孔颖达应时而出,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 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 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 盛会。

为响应皇帝明诏,经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领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以文 会友,研经讨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添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时承文帝废学之后, 老师宿儒,若陆德明、鲁世达、刘焯、刘炫之徒,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 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孔颖达少年老成,英才秀发,斩关夺将,舌战 群儒。门下省纳言(侍中)杨达评第高下,以颖达为最,奏之皇帝。炀帝以孔颖达 为太学助教,陆德明为国子助教。其时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 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颖达,幸得 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 难。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终于进入国家中央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更好的环 境、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学研究工作。

二、十八学士登瀛州 五经正义传典型

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避难于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李渊建国,海内一统。 李世民因创业征战之功,特授天策上将、领司徒、封秦王。他悦礼敦诗,爱才若渴, 开府治事,形同小朝廷。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在解鞍歇马之后,爱尚儒教,属 意文学,特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士,为治国平天下储备人才。文学馆位于宫城之 西,地静景幽,无车马之喧;典籍充栋,有兰台之盛。这年十月,孔颖达等18人同 日被授为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十八学士都是当时经学通明、文彩飞扬 的优秀人物,杜如晦、房玄龄甚至是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李世民给他们优以尊礼, 予以厚禄,入阁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还令大画家间立本为诸名士写真,大文豪 褚亮题写真赞,高悬于凌烟之阁,深藏于禁中秘府。十八学士三班值阁,李世民每 当军国事罢,进谒归休,常引见学士,与他们讨论坟籍,商略前载。儒雅之风,旷 古稀有;亲近之恩,百代罕及。因此时人称之“登瀛州”。

武德九年(626),玄武门兵变,李世民杀建成、元吉,立为太子,秦府官属皆 有封赠,十八学士也加官进爵,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房玄龄为右庶子,虞世南为 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孔颖达则擢授国子博士,成为全国最高学府 的高级教官。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论功行赏,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 阜县男,转任给事中。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颖达随侍皇 帝左右,倍见亲信。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 望,将储君的教育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 子李承乾。孔颖达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无奈太子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足智 饰非,不听劝教;又因大宗偏爱魏王李泰,酿成嫡庶相争之祸。承乾被废后,其他 东宫属官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由于平时对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 宗于是对他们却奖赏有加,信任如故。

作为当年秦王亲信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诸 人,功业卓著,位至公卿。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业。 他学识渊博,文采出众,每遇朝廷议论礼历、商榷经义,他常发高论,多被采纳。 他曾与魏征、颜师古等修订《隋书》,有“良史”之称,被加位散骑常侍;又修订 五礼,进爵为子。贞观十四年(640),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 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 口如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 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太宗手诏褒之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 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 兹时!”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

孔颖达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 总结做出卓越贡献。如前所说,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当时 《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 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 公羊又有颜、严之学。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 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 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之叹”。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 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 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间经本有无,卷国残全。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 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企图解决经学分歧的统一工作,孔颖达以前共有三次, 一是西汉宣帝有石渠阁大会,二是东汉章帝有白虎观之议,三是东汉末郑玄不讲家 法,遍注群经。石渠阁之会,重点讨论今文经内部师说繁粹的问题,讨论结果,不 仅没有统一师说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剧了经学内部异说的产生;白虎观之议, 重点讨论今古文分歧问题,结果著为《白虎通》,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加西汉谶纬 迷信统一意识形态,对古文经说的优秀内容无所取正,这同样达不到学术统一的目 的。因此白虎观会议后,古文经学不仅没有歇息,反而从者更多,成就日丰。郑玄 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依归。他起而遍注群经,杂采今古文,今古文之异才日渐 消亡。但是郑玄经注也未臻完善,学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晋,王肃又重注群经,与 之抗衡,并借用王朝力量立为学官,遂有“郑学”“王学”之争。随着南北对峙局 面的形成和玄学的兴起,于是又出现清谈“玄学”与传统“汉学”、博学”与“北 学”的分歧。在学术风格上,南学主义理,重创新;北学主典实,重故训。南朝治 经《易》尊王弼注,《尚书》用东晋出现的伪孔传,《左传》则用杜预集解;北朝, 《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眼虔注。《毛诗》、《礼》南北同尊郑注。 此其大致。当时南北王朝并未明确将经注定为一尊,学者谁主谁从,都是各行方便, 从其所好。特别是在南北势力交会之处,更是南学与北学混,义理与典实杂。这样 就给后生学习,经义取正,带来困难。这种情况在政权分离之时,倒还可以容忍, 但天下统一之后,特别是自隋王朝设立郡国之学以养士,开设明经、进士科取才以 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经解作教材和课试标准,势必给教育和选举工作带来很多麻烦。 史载隋文帝下令考试国子学生,准备择优录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训 纷给无所取正”(《隋书儒林传》),众博士无法评出考卷。有鉴于此,唐太宗下 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

同与编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颖达为其首领。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 定,是非的考论,皆由颖达我夺。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 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

《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 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 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 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尚书孔安国 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刘” 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 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桌。《诗经》,齐诗亡于曹魏, 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 用毛传郑笺。《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 《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 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 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 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 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 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 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唐会要》(卷77)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工经义疏170卷,名曰 《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 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 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文成数 十万字,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盖有二焉: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 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 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 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 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 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 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 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 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 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 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 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 《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 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两《唐书》 儒林传及本传)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 难怪乎成书迅速。

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 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 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有前人努力为基点,自然见效快, 成功伟。这就是《五经正义》成书快的又一个秘密。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 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 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囗、 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颖达老师“二刘” “最为详雅”。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 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 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有贺循、 贺囗、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 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 熊氏补正”(《礼记正义序》)。《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 孔颖达认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左传正义序》),故依据刘疏, 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

虽有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等人利用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 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认真甄别,严格笔 削,即使是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也决不盲从。刘焯、刘炫,为孔颖达素所敬仰, 他称赞他们“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 揖让,日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毛诗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 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贤,穿凿附会、自立新说的毛病。如刘焯的《尚书》 义疏常常故弄玄虚,求险探深,孔颖达批评他们有“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 (《尚书正义序》),就像在平缓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静止的树梢上更震狂飘, 实在是无益的游戏,反教学者更生疑窦。刘炫的《尚书》义疏依焯疏删繁就简,但 义理过简,文辞太华,文胜于质,也不足以作为后生典范。刘炫的《春秋左传》义 疏,孔颖达在称赞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春秋左传正义序》) 的敝病,以谓刘疏聪惠辩博无人可比,但是发明义理,造诣不高。对于其他各家取 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每每指陈疵暇,各论得失。删修笔削,“必取文证详悉, 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因此避免了官修图书,杂而不纯的毛病,保证 了《五经正义》的质量。

《五经正义》的编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 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诗经·周南·关睢》“窈窕叔女,君子好逑” 一句,毛传说:“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闭 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 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 人以下。”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 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 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 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传说。“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 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 言其幽然而闲静也。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逑,匹,《(尔雅) ·释诂》文,孙炎云:‘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 同也。又回后妃有关睢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 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 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就像老师宿儒的讲义一样。因此,于志宁称 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 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如上引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释诂》 和扬雄、孙炎之说。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 《尔雅》释估、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兼及郭璞、 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 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求 定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是教科书,是法典;在古书佚散非常严重 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它保存的汉晋经说来窥探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 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府库、资料宝藏。由此看 来,《五经正义》既作为标准范本有功于来学,也作为旧说渊薮有功于前贤。贞观 十二年书成奏上,唐太宗目睹盛事,大为高兴,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 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赐孔颖达绢帛三百匹。

完成了《五经正义》后,孔颖达已是十分疲倦了,上表请求退休。恰在这时, 曾参与《周易正义》修撰的马嘉运摘取《五经正义》中的疏漏之处,大做文章, “每椅摭之”(《唐会要》),“致相讥低”(《唐书》本传)。十六年,唐太宗 仍令孔颖达组织人马重加审订。正义因书出众手,工程浩大,成书仓促,自然难免 偶尔失误,如在《尚书·舜典》“朴作教刑”下称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废之”, 《吕刑》“宫辟疑赦”下称“大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等,以唐臣而称“大隋”, 实在是有违君臣体统。似此之类,皆因依据“二刘”疏本,而与修诸儒又失于删正 的缘故。审定工作异常缓慢,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也未能完成,75岁的孔颖达 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审定正义的工作一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才告结束, 前后经历12年。高宗诏令颁《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 会要》卷77)。

孔颖达死后,唐太宗许他陪葬昭陵,于志宁题写墓碑,“九泉虽囗,千载名扬”。 作为一个纯粹的儒者,得此礼遇,孔颖达在天有知,亦可无憾于泉下了。

三、纵论正经 精义霞开

《十八学士图赞》称赞孔颖达说:“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扌炎 (舒展)辞飙起。”说他儒学修养很高,有当年孔子之风。讲经时精义灿然,犹彩 霞满天;发表演说,口若悬河,如江飙陡起。验之颖达事迹,实非虚美之辞。孔颖 达所修《五经正义》,不仅仅是前贤经说的材料堆积,其间贯穿了他精到的经学思 想,这集中反映在正义前言和卷首题辞中。

孔颖达深于《易》理,前人已有公论。宋人张唐英说:“孔颖达尝撰《周易正 义》,又与马嘉运、赵乾协《叶》、苏德详等参详,以行于世。观其发明三圣之旨, 通贯万化之蕴,其深于易乎!”(《全宋文》35册597页)其《周易正义》卷首题辞 通过论《易》,阐发了系统的宇宙变化思想。首先,他揭示《易经》主旨在明变化 之道,说:“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周易正义卷首》,下同)变化 运动存在于天地开辟之际,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即是运动:“自天地开辟,阴 阳运行,寒暑送来,日有更出。”每一事物,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世界 乃“新新不停,生生相续”,不断更新的世界。其更新不已的力量源泉在于运动, 在于“变化之力,换代之功”。“易”之称即是对运动现象的概括,《易》建立的 基础也就是运动变化。其次,孔颖达认为运动变化的根本在于阴阳二气之消长。圣 人作卦,画“一”爻以象阳,画“一”爻以象阴;画八经卦为三爻,象天地人,亦 即“三才”,以示运动法则贯穿天地人之中,曰:“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 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 其三,孔颖达指出《易》经的特征是抽象性和象征性:“易者象也;爻者效也。” 象即像,即仿照;交即效,即效法。作《易》之圣人,“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 品;云行而施,效四时以生万物。”简言之即效法天地及自然规律以生育众生,长 养万物。其四,主“易兼三义”说。易的基本意义是运动变化。但这只是易义的一 个方面。孔颖达从《易纬乾凿度》说,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也, 交易也,不易也。”简易是说:天地无言,日月星辰布满天空,光明灿烂,并不繁 冗,但在此“不烦不扰,淡泊不失”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神机。此即自然规律的客 观性和必然性。变易,指阴阳二气运行,阴阳作为无所不在而又对立统一的两种力 量,实际是事物的矛盾性。天地变化,五行迭代,四时更替,乃至人世之进退荣辱, 成败利钝,无一不是这一矛盾规律的具体表现。不易,指尊卑之位。天上地下,君 南臣北,父坐子伏等等皆是。其实,这些对等的地位关系终究是有变化的,不变是 暂时的,所谓不易实际是运动过程中一定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易兼三义”实际 包含了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易简)和运动形式(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这是 合乎辩证运动观的。其五,易包有无。针对儒家崇有、老庄贵无的分歧,孔颖达采 纳王弼的方法,援道入儒,提出“易兼有无”的命题。他说易之三义都是就“有” 来说的,易简、交易、不易,都是有形事物的运动形式。“然有生于无”,易理中 兼有“无”。因此《乾凿度》说:“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 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是看不见的气;太初是气体的开始;太始是形体 的开始;太素是品质的开始。气、形、质未分之时即“浑沌”,浑沌的特征是“视 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这就是玄妙无比不可捉摸的“太易”,这就是道 家之“无”。可见易理中蕴含有“无”的意义。为何《易经》不讲“无”,专就有 形而言呢?孔颖达认为那是因为圣人作《易》意在垂教,垂教当以具体为法,不然 人们就无所适从。这就是《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即无,器即有。其六,易道广大,理备三才。孔颖达为了神化《易经》,认为易 道广大,无所不包。《易》乃圣人法天则地而作,故有天地之理;作《易》是为了 垂教,故有人伦之理和王道之理:“《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 不仅有修齐治平(诸如“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大经大法,以存纲纪;而 且还有“度时制宜,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等具体利民措施,“以赡民用”。只要 遵循易理,就能使阴阳有序,百物和顺,社会安定,群生和洽,国祚就能传之无穷。 其七,易历三古,人更三圣。在《周易》作者这个聚讼颇多的问题上,孔颖达综合 诸家,作了总结性结论。他采用《汉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认为 “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 之。”“圣人”即伏羲。伏羲得河图,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画为八卦,“万物之 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虽具万物之象, 但未尽万物变通之理,故圣人再“因而重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于是变化之 理仙然明备。《系辞》说:“因而重之,爻(变)在其中矣。”《系辞》又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谁有忧患呢?《史记》说了: “文王因而演易”,这就是“作易者有忧患”者也。具体说即是文工作卦辞。有人 说交辞也是文王所作,但是历考其中许多文王身后之事,孔颖达认为交辞为周公所 作。《左传》载,韩宣子观书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 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观《易》象而知周公之德,是必《周 易》与周公有关,故定爻辞为周公所作。至于“十翼”,则为孔子所作。作《易》 者,实有四位,而称“三圣”者,因周公为文王之子,兼于父子,故曰三圣。孔颖 达一言论定,遂成千古公论。

其论《尚书》也颇为典实。首先,认为《书》是先王史料,并不神秘:“《书》 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全是些往古帝王的诰命和史官的记录,无非 历史文献资料。认为尚书就是以先王言行来垂教后世。他说,《尚书》之中,内容 多样,涉及面广,有的是帝王设为教令来统驭群下;有的是臣下敷陈礼乐以规谏君 王。有时又宣明威令以严肃政纪,有时则布列和顺来调和风雨……其间不乏垂范作 用。运用得当就百事大吉,倘若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真象枢机关键,不可等闲 视之。他还论述了《书》的文体,认为书有典、谟、训、诰、誓五体,皆各有源起: 典漠起于尧舜,誓诰始自汤武:“勋华揖让而典漠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嘉言 懿行,其来远矣!至于《书》的编者,孔颖达承袭司马迁之说,定为孔子。他说孔 子生于衰周,有崇高的德行却无适当的地位,道之不行,遂讲求圣人之道以教化人 心,取档案资料,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编为《书经》。时限上“上断尧舜,下终 秦鲁,时历五代,书总百篇”;内容上,都是先王“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 但是,在《尚书》问题上,孔颖达却犯了采用伪孔传的错误,历来颇受非议。《尚 书》的流传,最多纠葛。相传孔子删书百篇,秦焚书,《尚书》散佚。汉兴,济南 伏生凭记忆传授,仅得29篇。当时以汉隶写录,史称《今文尚书》。西汉流行欧阳、 大小夏侯之学,都是今文。景武之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孔氏壁藏古经,其中有 《尚书》,用战国古文写成。孔安国以今文校读,多出16篇,是为《古文尚书》。 当时只藏于禁中,民间并无传授,孔安国是否给它作传也很难说。由于知之者稀, 汉成帝时,张霸竟伪造《古文尚书》102篇,号称“百两篇”。王莽兴古文,立有 《古文尚书》博士。东汉颇有传人,但都只传其中与今文相同的29篇。马融、郑玄 所作《书注》,也限于此。其余16篇称《逸书》,因无传授,渐渐失传。直到东晋, 梅赜献出号称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共59篇。经后人考定,其经文有33篇系 分析今文29篇而成;另外25篇系摭拾旧文,杂糅而成。又搜罗古训,配以传注,托 为孔安国所作。只要考察一下《尚书》流传情况,其作伪之迹就不难发现。特别是 传文有很多作伪的蛛丝马迹,出现很多孔安国身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与孔注 《论语》相左,如此之类,只要稍加考订便可立知其伪。可是孔颖达根本没怀疑过 它,反而称赞“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尚书正义序》), 有跨郑愈马,独步天下之优势!将自己素所研习的郑玄注《尚书》束之高阁,尽弃 前学而学焉。舍真从赝,实在难辞“朱紫不别”之责!但是,这不是孔颖达一人的 过错,当时整个时代风气即是如此。西晋末年以来,神州板荡,文雅无存。永嘉之 乱,书缺简脱,先师旧说,更是荡然无存。今文三家《书》亡,学者唯传郑注《尚 书》,马融、王肃之学,存而不传。梅赜趁典籍极衰之时,献《古文尚书》,其篇 章多于现行各《书》,注解又托于安国,于时最古;加之释义亦是精心撰就,不乏 精义,且多与马、王之说相合。比于郑氏书注,真是别开生面,十分喜人。而当时 南朝诸儒,多尚玄谈而少实学,无异骗子遇上愚人,自然赝品得售,其货大行了。 北朝土人素慕江南衣冠文物,南人所举,北人斯趋,即使博学如“二刘”、深湛若 陆德明的人,也莫不歙然趋风,毫不怀疑。“二刘”是北朝最早研习伪《古文尚书》 的人,是受南学影响;陆德明自隋入隋,所撰《经典释文》,《书经》即以伪古文 为本,本为南学。孔颖达先学郑氏《尚书》,后从刘悼治孔氏古文,就是受这种时 代风尚的毒害。在整个社会都崇信伪古文的情况下,孔颖达受其影响就十分自然了。 不仅孔颖达相信伪古文,他的《五经正义》编撰班子也相信;不仅《正义》班子相 信,自孔颖达至北宋,也无人敢怀疑伪孔传。直到南宋朱熹,才因古文诸篇文字反 比今文文从字顺而怀疑它。至明人梅囗、清人阎若璩详加考定,伪古文作伪之迹才 最终大白于天下。因此,孔颖达用伪古文不仅仅是他一人的固陋,而是整个时代风 气使然,不可厚非。但是他采用伪古文作为官颁经典,今天伪孔《尚书》仍以十三 经之一的形式保存于《十三经注疏》之中,使赝品披上合法的外衣欺愚众人,起了 很坏的作用。

其论《诗经》,曰:“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毛诗正义 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颂德、劝人从善之行吟。这些长吟短唱,作之者虽然是自 我感情流露,但却有益于生灵教化。对于统治者来说,《诗》还可以观为政之得失: “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 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诗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会的风标,是政治的雨 晴表,观乎诗即知其喜怒哀乐,治乱兴衰。所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一种小技, 诗歌一样可以用于教化,眼务于政治,故圣人于六艺之中,要设诗教。关于诗歌的 起源,孔颖达提出性情说。古语有“诗言志”,孔颖达认为诗歌起原于性情,情有 所动,声发乎外,其韵律合乎一定的节奏韵律,这就是诗。由于诗是有感于天地万 物之情而生,诗出之自然,一经产生,诗就有强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动鬼 神”,更能讽励人伦,敦厚风俗。他认为诗理产生很古,因为性情古已有之,甚至 远至人类之前。如燕雀啁噍,有烦碎忧苦之情;鸾凤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可见 《诗》理是在开天辟地之初,动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备了的。不过有形的诗歌却有其 诞生的历史过程。他于是又提出世运产生诗歌之说。认为上古帝王政务质实,一切 从简,无须讽谕;中古政务繁剧,有失有成,于是有沤歌的迫切需要。唐虞之时, 有诗的萌芽,而黄帝之世,却不见诗迹。其后时运每降,凡经三代,故诗逾三千。 诗之根本在性情,而诗之产生则在时政。今本《诗经》就是孔子从三千古诗之中, “厘正遗文,得其精华”,选编而成的。

关于礼,他说:“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 之欲。”(《礼记正义序》,下同)认为礼的终极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 接依据则是人的情欲,具有宇宙法则的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圣又重要。 他说:人有喜怒哀乐之志,动静好恶之心,修养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冲动有所不为, 而修养差的就会受贪欲的驱使而无所不为了。因此“古先圣人鉴其若此,欲保之以 正直,纳之德义……故乃上法国象(天),下参方载(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可见礼的设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面,发扬其良善的一面,是维 持社会安定、人群和谐的设施。礼之于人,犹堤防之于洪水,缰绳之于烈马,是一 种防范和驯化措施。孔颖达还进一步从自然界的秩序性和动物的嗜欲现象中,找到 了礼义精神的客观依据,论证礼的产生渊源悠远。他说:“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 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而事物生 来就有秩序,“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可见,礼有其客观必然性。那么儒家 所研习的礼又产生于何时呢?他说礼的产生有一个发展过程:“播黍则大享(礼) 之滥觞,土鼓(乐)乃云门(舞)之拳石(基础),冠冕饰于轩(黄帝)初,玉帛 朝于虞(舜)始;夏商革命,损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备。泪乎旦姬(周公), 负囗临朝,述曲礼以节威仪,制周礼而经邦国。”据《礼记》所载,燔黍、土鼓都 是神农时代的礼乐。神农与黄帝、尧舜都是上古军事民主制时期首领,属于氏族社 会。孔颖达把中国传统礼乐远溯于原始社会,这是合乎民俗学研究结果的。他考察 了五礼产生过程,说尊卑之礼起于遂皇,嫁娶嘉礼始于伏羲,祭礼吉礼起于神农, 至黄帝,吉凶军宾嘉五礼备,然而形成制度,定为典则,则在周公辅成之时矣。虽 然一鳞半爪未免牵强,但说礼制产生是逐渐完备的,则见识过人。在谈礼的功能时, 孔颖达综合旧说,从声训的角度训释说:“礼,体也,履也,理也。”体是体用之 体,即根本法则,统之于心;履即实践,即体用之用,指礼节仪文指导实践;理即 治,指礼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具体地讲,《周礼》属于体,是经邦治国之 大经大法;《仪礼》属于履,是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也就是文献所谓“经礼三百 (周礼),曲礼三千(仪礼)”。经之与曲,体之与履,一大一小,一简一繁,各 有专主,相辅为用。至于三礼的作者,孔颖达明确认为:“周公所制之礼则《周官》 (周礼)、《仪和》也。”孔子的功劳,则是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订礼正乐”。 《礼记》则是孔子弟子“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其中“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 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礼记》是礼乐原理的理论阐述,无怪乎孔颖 达要取它来代表“礼经”了。

孔颖达论《春秋》说:“《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古史职之书。” (《春秋正义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讲,不外乎史官记事的史书。然而 记事之中有书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贬恶,而褒贬的标准则是礼义,故《春秋》即是 礼乐原理的具体运用。通过叙事来寓褒贬,通过褒贬来宣传礼法,这就是《春秋》 的主题思想。孔颖达说:春秋之时,“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治安,伦理道德,无一不尖锐对立,十分混乱。孔子生 逢乱世,心怀大圣,“想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 之以道则不用”,读书人一无所有,只有将满腔热情与愤懑诉诸笔端,著书立说以 存其正论。因鲁史所记多有得失善恶之行,故依据经法来一一加以绳正,予以褒贬。 他的褒贬十分贴切准确,令人信眼,“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 萧斧之诛!”真是威力无比,一枝秃笔胜过十万雄兵!

自从孔子死后,对六经的论述虽然时见载籍,但都没有孔颖达评说得这样全面 具体、影响深远。郑玄、王肃遍注群经,容或有较系统的论述(如郑氏《六艺论》), 但现在大都失传,不像孔氏诸说保存完整。自从唐代将《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后, 迄至北宋数百年间,孔颖达那平实详正的经论便成为后学诸儒奉行的正统理论,即 使后代已重订《五经大全》,《五经正义》的观点也常常作为传统的说法来加以引 证。它跨宋逾明,直到清朝,仍然作为《十三经注疏》中的主体内容刊刻不绝。如 果要考察中国古籍的版本之最,《五经正义》毫无疑问将雄居榜首。其发行之广, 影响之深,已远远超出了唐统治者统一经说以利科举考试的初衷,进而对整个中国 经学的统一和规范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无尽善 尽美之作。尽管《五经正义》已经经过通人指责、复审考校,但仍然难免小疵。前 人常指责正义的失误有三:“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皮锡瑞 《经学历史》)曲徇注文,指正义完全以注文之是非为是非,凡注文所言,必尽量 反复为之疏通证明,有时甚至对错误的注解也不加驳证,反而曲为之说。这当然不 合乎科学精神,但是疏家之义,本不破注,更不驳注,因此皇侃为《礼记》郑玄注 作疏,时规郑失,孔颖达反而讥他“狐死不首其丘,叶落不归其本”(《礼记正义 序》),失去疏家本旨;刘炫作《春秋左氏传》疏,用杜注却匡杜失,孔颖达也斥 责他“蠹生于木还食其木,非其理也。”(《春秋正义序》)于是将他驳杜之处一 一刊去。可见曲徇注文正合疏家规矩。至于杂引谶文,也要区别对待,谶文固多为 伪托,义理浮浅,当然不足为据;但是谶文也有很多两汉经师讲经遗说,说是孔子 之遗,固然虚妄,但义理精深,而又合乎孔子思想者,有利于封建道德者,引之又 何妨?“三纲”之说见于《礼纬含文嘉》,“易兼三义”之说见于《易纬·乾凿度》, 多精妙绝伦,堪为仪则。论者又说正义前后互歧,究其原因,在于所据经注和疏本 不同,原作者各有所尚,正义有时也因之以存异说。如《易》、《书》正义多引谶 文,而《春秋》正义又驳谶甚详,诸书对纬说态度就不一样,徒烦读者视听。但这 些对于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的《五经正义》来说,毕竟是白璧微瑕,大纯小疵,丝毫 无损于《五经正义》统一经学,垂教百世的历史功绩。

主要参考书

1.《旧唐书·孔颖达传》

2.《新唐书·儒学上》

3.《五经正义》《十三经注疏》本


分类:儒家经典书名:中国历代大儒作者:舒大刚 前页  目录  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