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第33章 理学殿军 刘宗周

(1578—1645)

刘宗周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著作甚多, 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很大。清 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 先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山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 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注]。

一、杜门重忆十年病 束发谁先天下忧

刘宗周,初名宪章,字起东(一作启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 人。后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学者尊称为蕺山先生。他出生后不满一岁,父亲 就去世了,因此,自幼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中。

章颖字叔鲁,别号南洲,是当时浙东一带很有名气的儒者,精通《易》学。年 青时期屡试不第,遂以讲学为生,与族兄章礼、章焕号称章氏三杰。他有一套独特 的教学方法,故门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显宦的人,如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著 名学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门下。

刘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学问日进。17岁时,又从鲁念彬学习制艺。由于他 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于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 很好,为以后登第创造了条件。

万历二十五年(1597),刘宗周考中了举人,4年以后,考取了进士。但因母亲 去世,他没有受官。后来经人介绍,他又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

许孚远字孟仲,号敬庵,是湛若水(甘泉)门下唐枢(一庵)的弟子。其学以 “克己”为要,“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因此与罗汝芳(近溪)一 派讲学不合,认为罗及其弟子“以无善无恶为宗”,不合王阳明的“正传”,故作 《九谛》与之论难[注]。刘宗周拜许为师时,问为学之要,许告以“存天理,遏人 欲”。刘宗周受许孚远影响很大,从此“励志圣贤之学”,认为入道莫如敬,以整 齐严肃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注]

次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刘宗周北上京师赴选,任行人司行人。路过 德清,拜别许孚远,许勉励他“为学不在虚知,要归实践”,刘宗周“为之猛省”。 他一生对许非常推崇,曾说:“余年26,从德清许恭简公游,邑己问学,于今颇有 朝闻之说”[注],“平生服膺许师”[注]。后来他提倡“慎独”之 说,与许孚远很 有关系。

当时朝政黑暗,权臣当道,朋比为奸,·排斥正人。万历皇帝昏庸腐朽,深居 官中,服食炼丹,数十年不出,大明江山,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刘宗周 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亲为由,告辞还乡。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继去世,他承重 守制,于居丧之暇,在大善寺僧舍延课生徒,以此为生。他闲居七年,贫病交加, 敝衾破缶,衣食不继,往往靠借贷度日。但他足迹不至公庭,官吏有慕名造访的, 他也拒而不见。

万历四十年(1612),因人推荐,朝廷下诏恢复刘宗周行人司行人的旧职。在 北上途中,路过无锡,拜访高攀龙。高与顾宪成都是当时的理学巨子,又是东林书 院的创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为泰山北斗。刘宗周在无锡短暂停留,与高相互切磋 学问,有问学三书,一论居方寸,二论穷理,三论儒释异同与主敬之功。从此刘宗 周论学更反躬近里,从事治心之功。

当时东林党人与朝中大臣互相攻讦,形同水火。刘宗周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 培养国家元气疏》,指出当时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土习 日险。他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不必以门户分邪正。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 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但朝中党派 倾向已很明显,刘宗周在前疏中发明顾宪成之学,被认为同情东林党。他鉴于群小 在位,党祸将兴,就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这时江西巡抚韩浚上疏弹劾刘宗周, 比之为少正卯,说他“行伪言坚”,足以乱天下而有余,乞赐尚方加诛,以为惑世 诬民之戒。归于顾,刘廷元又相继对他进行攻击。于是他踏上了归乡之路。

解官后,刘宗周的心情反而觉得轻松。他早就想潜心学问,摆落世事的缠绕。 在《与周生书》中,他写道:

不佞少而读书,即耻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报君父,毕致身之义。 偶会时艰,不恤以身试之。风波荆棘之场,卒以取困。愚则愚矣,其志可哀也。然 而苦心熟虑,不讳调停,外不知群小,内不见有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亦可哀也。 嗟乎,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亟争之则败,缓调之而亦败。虽有子房,无从借今日 之著,直眼见铜驼荆棘而已!《易》曰:“小人剥庐,终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 有?吾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万物一体,亦会为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升沉 宠辱,则已度外置之矣。惟是学不进,德不修,快取容足之地,而亡其所为天地立 心,生民立命之血脉,于世道人心又何当焉?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昔韩 退之中废,作《进学解》以自励,遂成名儒,其吾侪今日之谓乎!

小人当道,国事日非,既不能作济世之名臣,不妨作一个弘道之名儒。因此, 刘宗周更加走向了注重内省的治学道路。

刘宗周“早年不喜象山、阳明之学”[注],认为陆、王心学“皆直信本心以证 圣,不喜言克己功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注],容易导致禅学化。所以他 曾说:“王守仁之学良知也,无善无恶,其弊也,必为佛老顽钝而无耻。”[注]但 到了中年,他的学术主张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解官后,他闭门读书,“悟天下无 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转向了陆王心学,著《心论》一文,阐发了自己的心学 观,认为“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于一心”,“大哉心乎,原始要终,是 故知死生之说”。表明刘宗周完成了对心学从“始而疑”到“中而信”的转变[注]。

在教学之暇,刘宗周撰成《论语学案》、《曾子章句》两部重要著作。在《论 语学案》中,刘宗周强调“学字是孔门第一义”,指示“君子学以慎独,直从声外 立根基”,“视听言动,一心也;这点心不存,则视听言动到处皆病,皆妄矣。若 言视思明,听思聪,言思忠,动思敬,犹近支离。”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既由心学 中脱胎,又希望矫正心学之失的特征。这表明刘宗周对阳明心学开始了由“中而信” 到“终而辨难不遗余力”的转变。

刘宗周家居三年。这期间,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名声远扬。而这时明朝的 内忧外患也越来越严重,东北的满洲日益强大,明军连年失利;朝中则党争不已, 政治腐败。刘宗周虽身在江湖,但还是心系魏阙,不在其位,并非不谋其政。他在 《与周绵贞(起元)年友书》中,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写道:

今天下事日大坏,莫论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缓须臾之决裂。况遐荒远激, 尤非帖然无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酿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 犹不至一日瓦解耳。敌患孔亟,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无一举动可人意,恐旦夕有 变,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

他认为,国事弄到现在这个样子,“吾党与有罪焉”,不能只怪所谓“奸党”。 他对“正人”的行为作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吾辈出处语默之间,亦多可议。往往 从身名起见,不能真心为国家。”只顾自家博取好名,不以国家为念,如果天下一 旦土崩瓦解,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刘宗周痛切地说:“所云吾党之罪,在宋人之 上,不为虚也!”

明熹宗即位,登用东林党人,刘宗周被起用为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这时熹宗 乳母客氏、近侍魏忠贤干预朝政,刘宗周上疏参劾。疏入,传旨廷杖六十,幸得叶 向高相救获免。当时上书者多请逐客氏,而纠弹魏忠贤,则自刘宗周始。后来魏忠 贤大兴党祸,扰乱国家,刘宗周不幸而言中。天启三年(1623),刘宗周升为尚宝 少卿,旋告归。次年,奉圣旨“刘宗周升通政司右通政”,朝廷照会赞扬刘宗周 “千秋间气,一代完人。世曰麒麟凤凰,学者泰山北斗。”将推他进入内阁。但刘 宗周鉴于群贤被逐,不愿出山。他上疏推辞说:“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礼义为 何物,往往知进而不知退。及其变也,或以退为进。至于以退为进,而下之藏身愈 巧,上之持世愈无权,举天下贸贸然奔走于声利之场。”[注]他要以自己的行动, 来矫正士风,砥砺气节,为衰世树一榜样。他又作了二疏,一申理诸君子发明忠邪 之界,一参魏忠贤误国之罪。二疏送到通政司,司中人目瞪口呆,说:“此何时? 进此疏耶?大祸立至矣。”仅把辞职一疏上闻。果然熹宗大怒,降旨说:“刘宗周 藐视朝廷,矫性厌世,好生恣放!着革了职,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

此时魏忠贤阉党当道,缇骑四出,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刘宗周既因得罪魏忠 贤得祸,于是慨然叹道:“天地晦冥,人心灭息,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 于一线乎!”他召集诸生,于蕺山之麓会讲。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 之恶,以不学而进;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凶于尔国, 害于尔家。

会讲每月举行一次,到年终辍讲。每次会讲,刘宗周都令学者收敛身心,使根 抵凝定,为人道之基。他曾说:“此心绝无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 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间不容发处,恰是此心凑泊处。此处理 会得分明,则大本达道,皆从此出。”于是他提出“慎独”之说,作为自己学术思 想的根本所在。

二、独之外别无本体 慎独之外别无功夫

“慎独”说是刘宗周学说的宗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强调“慎独”之重要。 他说:

慎独是学问的第一义。言慎独而身、心、意、知、家、厕、天下一齐俱到。故 在《大学》为格物下手处,在《中庸》为上达天德统宗、彻上彻下之道也[注]。

又说:

《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日慎独而已矣。《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 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注]。

可见刘宗周把“慎独”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他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 [注],“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 那么什么 是“独”?刘宗周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注]“独” 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是人具有的一种主观道德能力,“慎独”则是一种内省的道 德修养功夫。刘宗周把“独”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 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注]“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 而慎独即尽性之学。”[注]所以,“独”是“至善之所统会”,所谓“致知在格物, 格此而已。”“独者,物之本,而慎独者,格之始事也。”[注]这里,不仅宇宙中 的万事万物,而且人类的一切道德准则都统摄在“独”(或者叫本心、良知)之中: “独中具有喜、怒、哀、乐。四者,即仁、义、礼、智之别名。”[注]

既然“独”相当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慎独”的功夫相当于“致良知”, 那么为何刘宗周还要立异呢?他本人对此有所解释:

千古相传只慎独二字要诀,先生(指王阳明)言致良

知,正指此。但此独字换良字,觉于学者好易下手耳[注]他认为“良知”说不 如“慎独”说简易明白,后者更便于学者下手。而且“良知”说还有流于禅学的危 险。

“慎独”说是刘宗周的道德修养论。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慎独”,主要 是针对当时的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功夫,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跻于道德之域, 以解救“世道之祸”。因此,他高度概括了“慎独”的重要性:

君子由慎独以致吾中和,而天地万物无所不本、无所不达矣。达于天地,天地 有不位乎?达于万物,万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万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 则俱致,一体无间[注]。

人心与天地、万物关系极大,通过“慎独”的功夫治心,心为天地万物之本, 本正则天地万物悉正,以此为出发点,齐家则家齐,治国则国治,天下太平则易如 反掌。这里,体现出刘宗周思想的心学特征。

“诚意”与“慎独”密切相关。如果说“慎独”是刘宗周全部学说的宗旨,那 么“诚意”则是他的全部学说的根基。这里,先要理解什么是“意”。刘宗周说:

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著个意字,方见下了 定盘针,有子午可指。[注]

心之主宰日意,故意为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犹身里言心,心为身本也。 [注]

因此,“意”是“心”之本体,是人心中超越的价值,是“至善”,是“道心”, 是“至善之所上”。刘宗周还特别指出,“意”是“有而未始滞于有,无而未始沦 于无,盖妙于有无之间而不可以有无言者”,也就是说,“意”合摄了一切价值但 又不表现为任何具体的价值规定,具一切相而不落于任何实相。所以“意为心之所 存,非所发”,为未发之中。

“意”既然不是现实的活动,而只是一种超越的潜存,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动 念”,而是“至静”。刘宗周与弟子的一段对话说:

问:“一念不起时,意在何处?”

先生曰:“一念不起时,意恰在正当处也。念有起灭,意无起灭也。”

又曰:“事过应寂后,意归何处?”

先生曰:“意渊然在中,动而未尝动,所以静而未尝静也。”[注]

在关于“未发之中”这一点上,刘宗周揭出“意”这一个重要范畴,指出“意 无所为善恶,但好善恶恶而已”[注],也就是说,“意”只是善必好,恶必恶的一 种潜在意向,不是好善恶恶的具体活动。由此出发,他对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 人都进行了批评:

朱子惑于禅而辟禅,故其失也支;陆子入于禅而避禅,故其失也粗;文成(即 王阳明)似禅而非禅,故不妨用禅,其失也玄。[注]

刘宗周所说的一意”既然如此,那么如何“诚意”呢?他说:

意根最微,诚体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还之至微,乃见真止;定 静安虑,次第俱到。

也就是说,通过“定静安虑”的功夫,使意“以其至善还之至微”,以实现对 超验价值本体的还原。《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 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意”就是要以“思诚”的人 道践履实现天道的本诚。刘宗周说:“诚意云者,即思诚一点归宿工夫也。”[注] 正因为“诚意”是一点归宿功夫,故正心先诚意,这是“由末以之本”,因为“诚 以体言,正以用言”,诚意是体,正心是用。

“诚意”的功夫就是“慎独”。刘宗周说;

《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意也者,至善归宿之 地,其为物不二,故曰独。其为物不二,而生物不测,所谓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 总为诚意而设,亦总为慎独而设也。非诚意之先,又有所谓致知之功也。故诚意者 《大学》之专义也,前此不必在格物,后此不必在正心也。亦《大学》之了义也, 后此无正心之功,并无修治平之功也[注]。

这样,诚意、慎独与致知、正心实际上是合一的,没有先后之分,格物致知的 目的就是诚意。在《学言》中,刘宗周又说:

《大学》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 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则从格致始。正致其知本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 归于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诚意之功。功夫结在主意中,方为真功夫。如离却意根 一步,亦更无格致可言。故格致与诚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注]。

可见,格致是诚意的手段或方式(功夫),诚意则是格致的目的或归宿。通过 “格物致知”这样的经验性方式,去体认人心中的超越的至善本体——意。因此, 格致与诚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牟宗三先生将刘宗周这种“诚意”、“慎独”的学说概括为“以心著性”、 “归显于密”[注]。的确,诚意、慎独的内倾性极为明显。刘宗周希望通过对内在 超越的道德本体的探求,找到一个现实道德实践的理论基础,然后再向外展开,去 寻求这种超验本体的实现方式,达到本体与功夫的合一,由诚意而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

三、志慕古人闻道晚 学运当世问津迟

刘宗周被革职后,闲居讲学达四年之久。在这一时期,明代闭祸达到顶峰。东 林、首善等讲学书院被毁,并榜东林党人姓名于天下。很多士大夫被削籍为民、逮 捕入狱甚至被处死,知识界遭受到空前浩劫。天启五年(1625)七月,杨涟、左光 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君子”先后被魏忠贤掠杀于镇抚司狱 中。这六人之中,有好几位都是刘宗周的密友。刘宗周知道他们的死讯,以悲愤的 心情写了一篇《吊六君子赋》。随后,密友高攀龙自沉于止水,黄尊素也被杀害。 刘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不久熹宗崩,信王朱由检嗣位,改元崇祯,大赦天 下,解除了党禁,斥逐阉党,为死难者恢复名誉,给还削籍诸臣官诰。刘宗周才幸 免于难,被起用为顺天府尹。崇祯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张,励精图治,朝政出现 了一些新气象,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线新希望。刘宗周饱含热情,来到北京,上 《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崇祯“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 之道”,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崇祯求治心急,人才、饷粮、流寇、边患等常萦 绕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 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因议论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就告病 回乡,与陶爽龄成立“证人社”,会集同志讲学。会期定于每月的三日这天,辰集 午散。刘宗周撰定《证人社约》,分为学撤、会仪、约言、约戒四部分,作为证人 社的章程。后来刘宗周将证人社历次会讲编为《证人社语录》。

这以后,刘宗周又独自讲学,先后著《第一义》等说,辑《乡约小相编》、 《刘氏宗约》、《圣学宗要》,著《证人小谱》,又辑《孔孟合壁》、《五子连珠》 等书,一方面对程朱陆王的学说进行筛选,另一方面继续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学术活 动,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

崇祯九年(1636),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此时东北满洲已建国号为 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人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江山已摇摇欲坠,崇祯求治的 希望化为泡影。刘宗周多年赋闲,对明王朝的痼疾了解得很清楚。冰冻三日,非一 日之寒,急功近利,是无法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的。他希望能从皇帝本人做起,先 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 机以仰纾宵旰疏》,历数从前弊政,请崇祯帝更调化瑟。他说:

抑臣闻之,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在于惧独。故圣人之道,非事事而 求之也。臣愿皇上视朝之暇,时近儒臣,听政之余,益被经史,日讲求二帝三王之 学,求其独体而慎之,则中和位育,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

刘宗周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这位后来的 亡国之君急求向往的是如果打退清兵,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 他认为刘宗周的话是迂阔无用的陈词滥调。疏中刘宗周对他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 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想再听逆耳之言,龙颜大怒,传谕内阁,想加以重处。后来 他又想,刘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马,我也乐得一个能容直言的名声。刘宗周 才得以平安过关。

也许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刘宗周入朝后,很有些勉为其难。他在给儿子 刘伯的信中说:

勉强拜命,真如牵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则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 身许之君父,意欲得当以报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怀,是以有前日之疏。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禄,就要为朝廷分忧。但犯颜直言吧,人家认为 迂阔,不高兴,不说吧,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刘宗周就是以这种心 情,勉强入仕。他始终认为,人心为祸之烈,皇帝躬亲庶务之非,必须自去其聪明, 慎独用贤,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万一。但他对国家大事的关 切,得不到皇帝的赏识。这时有人上疏说“刘宗周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 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于是刘宗周再次告病求归。行至德州,上《微臣 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极言贤奸颠倒,任用匪人之祸, 崇祯大怒,降旨:“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

政治上的失意,却换来了学术上的丰收。刘宗周从宦海漩涡之中解脱出来,将 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在他的学术主张中,“诚意”、“慎独”始终占 据了重要地位。但直到这时,他才把自己关于《大学》“诚意”、《中庸》“已发”、 “未发”的学说向学者系统地公开,刘宗周的哲学思想已臻于定型。

崇祯十一年(1638),刘宗周完成了《阳明先生传信录》一书的删定。他做这 项工作的目的,是要纠正王学末流之弊,故选录他认为功夫最切近、最合于王阳明 早年笃实精神的部分,并加了按语,反复辨析,澄清混乱。早在天启六、七年间, 刘宗周就辑过《皇明道统录》一书,共七卷,体裁仿朱熹《名臣言行录》,首记平 生行履,次抄语录,末附断语,褒贬俱出独见。该书对当世推为大儒的薛(王宣)、 陈献章、罗钦顺、王畿等人都有贬词,而对曹端、胡居仁、陈选、蔡清、王守仁、 吕(木冉)诸人无间言。当时他特别推崇王阳明,说:

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治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日良知,因示人以求 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 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 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 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注]。

但是,因王阳明的学说与朱熹之说不无抵牾,且极力表章陆九渊,故有人疑 “良知”之说或出于禅。刘宗周虽然承认阳明之学“从《五经》中印证过来,其为 廓然圣路无疑”,但又说:“特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 躐等之弊有之”。由于王阳明语焉不详,后学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禅学,这在 阳明弟子王畿(龙溪)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刘宗周批评说:“至龙溪直把良知作 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操戈入室,指入禅 门之室。如关于有名的“四句教”,刘宗周认为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为阳 明的未定之见,平日虽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未敢笔于书以滋学者之惑。至王畿始云 “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批评说:

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后玄。如此,则致 良知三字著在何处[注]?

王畿“四无”说,认为“心是无善无恶的心,意是无善无恶的意”,将心中本 来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杀了,只剩下一个空寂虚无的心,这样,就堕入了禅 学,使“致良知”三字没有了着落。

刘宗周虽然没有过多地对王阳明进行正面批评,但他认为王阳明在有些问题上 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因此,他极力辨解王阳明“似禅而非禅”。王 阳明主张“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本身没有错,这正是儒家修养的正途,错的是 他不知先天有止,却叫人在念起念灭时用为善去恶之力,终非究竟一着,故失之粗。

对于“四句教”,刘宗周认为其根本错误在于对“意”的理解上。他多次说过。 “阳明将意字认坏”,“先生解《大学》,于意字看不清楚”。如第一句“无善无 恶心之体”,刘宗周认为应该改为“有善无恶心之体”。因为“意”为心体,是人 类具有的一种先天性的好善恶恶的潜能,应该是纯粹的善。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 动”则错得更远。因为“意”是超越动静的“至静”,它是不动的,是“未发”, 动的是“念”。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虽然没有大 错,但因大本已失,所谓“良知”,所谓“格物”也就徒劳无功。所以刘宗周总结 说:

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 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注]!

王畿从王阳明“四句教”中推论出“四无说”,就与禅学没有什么区别了。因 此刘宗周又对禅学进行了批评。他说:

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功夫实地却在 格物,所以心与天通。释氏言心便言觉,合下遗却意,无意则无知,无知则无物, 其所谓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尽物之心不同[注]。

对禅学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王畿等人的批评。他认为禅学、儒学虽然都在谈 “本心”,但禅学之“本心”没有任何内容,是虚寂,而儒学之“本心”中有“意” 这种超越的至善存在。所以两家在认识心的本体上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在功夫 上也是截然不同的。禅学的功夫是觉,通过顿悟去觉此心之空,万事皆空;儒家则 强调“格物”的功夫,由格物而有三纲领八条目。王畿的“四无说”,以党育性, 一觉无余事,是率天下都是禅,因而背离了儒学,甚至也不合王阳明的原意。刘宗 周主张将“四无说”改为“四有说”,即:“心是有善无恶的心,则意亦是有善无 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这样,就解决了本体与功 夫之间的关系问题,划清了儒与禅间的界线。

除《阳明先生传信录》外,刘宗周还撰定了《经籍考》、《古学经》,辑《古 小学集记》、《古小学通记》,并著《原旨》、《治念说》。这些学术活动的目的, 都是与他的学术主张密切相关的。

四、决此一朝死 了我平生事

崇祯十五年(1642),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 出,但君命难违,他还是去了。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 脱国家的危机。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 “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刘宗周 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 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 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注],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 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 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 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 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 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 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 “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 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他把汤若望看成异 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注]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 新兵器,更拒绝接纳西洋的天主教。表明儒家传统已失去了宽宏大量的开放精神, 这也许是近四百年来中国落伍、中华文化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 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 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 培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革职后,刘宗周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发挥“诚意”、“慎独”的学术思想。他 又写下了《读易图说)、《易衍》、《古易钞义》、《大学诚意章章句》、《证学 杂解》、《良知说》、《存疑杂著》等重要著作。他对王阳明及其后学进行了批评, 认为“后来学问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内分外,分动分静,说有说无,劈成两下,总 属支离。”[注]他对先儒分析支离之说,统而一之,兹列表如下:

可见,刘宗周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福王朱 由崧在南京监国,建立南明,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福王政权不仅于内政外 交上没有任何作为,反而继承了崇祯朝的所有弊端:党争,苛敛,苟且偷安,等等。 刘宗周上疏献计,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一曰慎爵赏以肃军 情,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注]。又上疏请诛内外不职诸臣[注],于 是他成为众矢之 的,受到排挤。刘宗周对崇祯亡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先帝无亡国之征,而 政之弊有四:一曰治术坏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党论,三曰武功丧于文法,四曰民 命促于贿赂,所谓四亡征也。”[注]他希望福王政权能改弦易辙,吸取教训,但这 只是他一厢情愿。在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他不得不辞职。但他没有忘记尽一个孔孟 之徒的责任,在出都门前,上《再陈谢悃疏》,对福王进行最后忠告。他的忠告有 五条:一曰修圣政,无以近娱忽远猷;二曰振玉纲,无以主恩伤臣纪;三曰明国是, 无以邪锋危正气;四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三曰固邦本,无以外衅酿内忧。 福王不予理睬。刘宗周历经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 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注]

回到绍兴后,刘宗周与门人编定了《中兴金鉴》。该书原本为福王而作,旨在 总结历史上中兴之主的历史经验,作为福王的借鉴。分为祖鉴、近鉴、远鉴、王鉴、 五帝鉴。该书最终没能送到福王手中。刘宗周又对《大学》进行了考订,著《大学 参疑》,确定了《大学》的文本,并略为诠解。

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改订《人谱》。该书原名《证人小谱》,成书于崇 祯七年(1634),以后三易其稿。在定稿自序中,刘宗周说: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沦于虚无,以为语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为语 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则皆远人以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异名,而功利 之惑人为甚。老氏以虚言道,佛氏以无言道,其说最高妙,虽吾儒亦视以为不及。 乃其意主于“了生死”,其要归之自私自利。故大上有《感应篇》,佛氏亦多言因 果,大抵从生死起见。而动静虚无以设教,猥云功行,实恣邪妄,与吾儒“惠迪从 逆”之旨霄壤。是虚无之说,正功利之尤者也。

刘宗周对《人谱》极为重视。他认为佛教谈因果、道教谈感应,都出于功利目 的,不能真正成就圣贤人格。而儒者所传的《功过格》,也难免入于功利之门。他 认为:“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却人人可 做。”[注]如何成圣?这便是《人谱》一书的目的。该书先列《人极图》,第二篇 为《证人要旨》,第三篇为《纪过格》,最后附以《讼过法》、《静坐法》、《改 过说》。“言过不言功,以远利也。”他认为“诺人者莫近于是”,“学者诚知人 之所以为人,而于道亦思过半矣。将驯是而至于圣人之域,功崇业广,又何疑乎!”

《人谱》是刘宗周的绝笔。他后来在绝食期间对儿子刘灿说:“做人之方,尽 于《人谱》。”[注]弘光元年(1635)五月,清兵攻破南京,福王被俘遇害,潞王 监国。六月十三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午刻,刘宗周听到这一消息,时 方进膳,推案恸哭说:“此予正命时也。”于是他决定效法伯夷叔齐,开始绝食。 他说:

至于予之自处,惟有一死。先帝(指崇祯)之变,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 监国纳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岂有偷生御史大夫耶?

当时江南士大夫纷纷降清,做了贰臣,玷污各教,背叛了平时所学之道。刘宗 周要以自己的行动,成就自己的人格,为衰世作一表率。弘光元年(1635)闰六月 初八日,刘宗周前后绝食两句而死。其子刘氵勺遵照他的遗命,书其囗曰:

皇明蕺山长念台刘子之柩。


分类:儒家经典书名:中国历代大儒作者:舒大刚 前页  目录  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