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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第35章 清学开山 顾炎武

(1613—1682)

顾炎武是明末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人,起初名绛,后来改名继绅,以 后仍名绛,字忠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占领南京后,才改名为炎武(一作炎午), 字宁人,而学者都尊称他为亭林先生;曾经自署圭年,又因为一度侨居南京钟山下, 所以有时自号蒋山佣。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1613年7月15日), 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1682年2月15日)在山西曲沃因病去世,按过去的习惯计 算,享年70岁。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开一代之风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伟大的民 族志士。他“耿耿孤忠”,至死不向清统治者低头,平生“足迹半天下”,一面考 察山川形势,同时结识豪杰,联络同志,希望能有机会恢复明室;他一生勤奋治学, 尤其重视有关国计民生、能“经世致用”的知识,治学的态度谨严而慎重,特别强 调实地考察取证,所以能够“博学于文”,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清 代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之祖”。

一、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

顾氏为江东望族,祖居吴郡(今江苏苏州),后世几经迁徙,到南宋初年定居 昆山。顾炎武曾祖章志,嘉靖癸丑(1553)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这以后家 道中落,祖父绍芳万历了丑(1577)科进士,官却只做到从六品的左赞善,到了他 的父亲同应(字宾瑶),就仅仅是个未曾入佳的国子监萌生了。炎武叔祖绍芾(字 德甫,号蠡源)之子同古未娶而丰,其聘妻王氏矢志守节,因此,炎武出世之后, 就过继给已去世的堂叔为嗣,由王氏抚育。

顾炎武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嗣母王氏是太学生之女,知书识字,而且意志 坚强、深明大义,作为一个居孀的妇女,她别居一室,“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 乃息”,尤其喜欢读“《史记》、《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先妣王硕人行状》)。 炎武6岁,王氏就教他读《大学》,9岁又读《周易》。万历四十七年(1617),顾 炎武人塾学习,而家中对他的教育仍然抓得很紧。炎武的嗣祖绍芾虽然只是个从来 没有当过官的国子监生员,但却关心国家大事,熟悉朝章典故,而且性格“豪迈不 群”(顾炎武《三朝纪事阙文序》),“负气伉爽,不肯少河流俗”(陈济生《启 祯诗选·太学顾先生绍芾》),与天启时期政坛人物常相往来,对当时朝政腐败的 情况十分了解。有一天,他指着庭院中的草对炎武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矣!” (《纪事阙文序》)于是要炎武认真学习“古兵家《孙子》、《吴子》诸书及《左 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这时顾炎武年方10岁。第二年,绍芾 又令炎武阅读《资治通鉴》。当时的人多不读《通鉴》,而代之以朱熹编纂的《通 鉴纲目》,绍芾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 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 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顾炎武《钞书 自序》)在嗣祖的督促和用心教授下,到14岁,炎武已将《资治通鉴》全部读毕。 功课之余,王氏还经常给他讲述刘基、方孝孺、于谦等明朝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故事, 以激励炎武学习前辈先贤。

顾炎武少年时代受到的这些教育,对他以后的学术成就和立身处世无疑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天启六年(1626),顾炎武入学,成为县学生员,取学名曰继绅,开始致力于 习学科举文字。在县学中,炎武与同窗归庄(字玄恭,号恒轩,明亡后更名作明, 昆山人,其曾祖即有名散文大家归有光,1613—1673)结识。两个同龄少年常在一 起切磋学业、纵论国事,由于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

这个时期,朱明帝国已是大厦将倾。当顾炎武降生之时,神宗皇帝朱诩钧已经 有20多年不彻朝堂接见廷臣,以致朝政日益废弛,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一直持续到 万历末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时仅16岁,为人庸懦无能,却喜爱作木活,史称其“好 亲斧锯椎凿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明通鉴·天启。年》);他宠信宦官魏忠贤, 魏目不识丁,竟被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代他处理章奏。于是大权旁落,国事无大 小皆出入魏忠贤之门;内阁廷臣及四方督抚则多仰其鼻息,甚至拜忠贤为干爷,呼 为“九千岁”,形成“阉党”集团。天启五、六两年,魏氏迭兴大狱,残酷迫害以 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直官吏,许多志士仁人惨死狱中,而且株连极广,朝政败坏到 了极点。加之内忧外患频仍:万历四十六年(1618),雄踞关外的努尔哈赤以“七 大恨”告天誓师,正式向朝廷宣战;天启元年(1621),清兵攻陷沈阳、辽阳;山 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起事,占领郓城、巨野、邹县、滕县,并一度切断运河漕运; 永宁(今四川叙永)宣抚使奢崇明叛乱,下遵义、据重庆,兵围成都百余曰:天启 二年(1622),清兵在取得辽河以东70余城之后又攻占广宁(今辽宁义县),兵锋 直逼宁远,山海关危在旦夕;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饥民暴动,揭开了明末 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年八月,嘉宗死,其弟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一意 中兴国运、重振祖业,初即位便着手惩处清算阉党,逼令魏忠贤自尽,并为蒙难的 东林党人平反昭雪。但其为人刚愎自用,且视东林与阁党的矛盾为“门户”、“朋 党”之争,对这一点深恶痛绝;在用人行政上,则利用双方相互牵掣,以确保宸衷 独断,政由己出。然而痼疾已深,积重难返,朝政并无多大起色,内忧外患交逼的 局势也日益严重。

由于身处危机四伏的时代,所以,尽管顾炎武的祖父绍茉年事已高、十分希望 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孙子取得功名,伺时仍教诲炎武“当求实学,几天文、地 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三朝纪事阙文序》,下同), 并要炎武用心研读邸报,以了解国家大事及朝章典故。不过,顾炎武虽然对政治产 生了兴趣,却“以为书生无与国家之故”,祖父也曾对他说“汝习经生言,此非所 急也”,这段时期他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征逐为名”的举业上。崇祯三年(1630) 秋,18岁的顾炎武至南京参加应天乡试,他与归庄加入复社大约就在此时。由名士 张博(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1602—1641)等人发起组织的复社主张革新 朝政,彻底清除阉党余孽,入社者多达数千,是继东林而起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学术 团体;但成员众多,难免良莠不齐,而顾、归二人“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 以为狂”(《亭林余集·吴同初行状》),一时被称为“归奇顾怪”。

自入县学为生员后,顾炎武多次应科举,都未得一第。崇祯十二年(1639), 炎武再度赴试,依旧名落孙山。长达14年的科举征逐,终究一事无成,而国事可以 说已经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天下郡国利病 书序》),炎武终于认识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 (《日知录》16),认识到“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才出”(《亭林文集·生员 论中》);于是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 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全祖望《鲒囗亭集·亭林先 生神道表》,下引同),着手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务质之今 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由此可见,在青年时期,顾炎武即已树立起务求 实用、不为空疏之学的治学精神,这与明中叶以来风靡士林的那种“合多学而识以 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亭林文集·与友人 论学书》)的恶劣习气有着天壤之别。

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顾绍芾病死,砟?9岁,身为承重孙的炎武为祖父 服丧三年(三年之丧,实为二十七个月)。崇祯十六年(1643)夏,期满释服,炎 武“循例入成均”,通过捐纳的方式成为国子监生,这年炎武31岁。半年之后,明 朝就灭亡了,炎武的人生历程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有人宗国泪 何地洒孤忠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军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五月,清睿 亲王多尔衮入北京;十月,清定都北京,世祖福临即帝位,改元顺治,命豫亲王多 择率大军征服江南。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字完之,河南开封人)、凤阳总督马 士英(字瑶草,贵州贵阳人)等拥立福王由崧为帝,五月初,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 年号弘光。

京师陷落的消息传到江南,一时人心惶惶,为避战乱,顾炎武率家人东躲西藏, 到年底,迁往高旧居80余里的语濂经暂住。经昆山县令杨永言(字岑立,云南昆明 人)举荐,行朝诏用炎武为兵部司务。

“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亭林诗集》一,《感事》)顾炎武把复仇 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 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 “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画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 战略、兵了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顺治二年(1645)五月,顾炎 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 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

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 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 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 一,《千里》);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 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 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 两个弟弟被杀,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 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 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炎武悲愤欲 绝,将母亲的遗命谨记心田。

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幸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路振飞(字见 白,号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 丧,炎武二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一,《延平使至》), 但他仍然积极投身入抗清复明的斗争。

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于,复社 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 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 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炎武也是参预了的。顺治四年(1647)夏,事情败露, “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诗集》一,《哭陈太仆》),胜兆被解往南京 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子龙往投炎武,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 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 间,炎武还往寻成正,“扁舟来劝君:行矣不再计”(《诗集》一,《哭顾推官》)、 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 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1646), 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 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 仆仆往来”(邓之诚《清诗纪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每从淮上归, 必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飞之子泽溥,或走海上,谋通消息”(同上),意图纠 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

虽然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 一再受挫,但是,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 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 心无绝时”(《诗集》一,《精卫》),满腔忠愤,不能自已。

当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 “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 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 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 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叶 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 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

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 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在《流转》诗中写道:“……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 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当张名振(字候服, 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明 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 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 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 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 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 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 江苏吴江人)、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锡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 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 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 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 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当时名集庆), 以此为根据地,东征西讨,10余年后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国。炎武“遍游 沿江一带,以观旧都畿辅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颇有不胜 今昔之感。

顺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 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 “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 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 胁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知友路泽博(字苏生) 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 有罪奴”的罪名结案。

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字受之,号牧斋, 常熟人,顺治初曾任礼部右侍郎,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 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炎武不会同意, 还是代炎武拜谦益为师。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 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 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宁人忒性急了!”炎武耿介不阿的性格于此可见。

十三年(1656)春,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 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仲夏,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 刺客袭击,“伤首坠驴”,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炎 武之家,“尽其累世之传以去”(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这之前的几年当中, 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 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 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顺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 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炎武45 岁。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子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 “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 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到晚年,始定居陕西 华阴,直至逝世。

三、风尘怀抚剑 天地一征鞍

离昆山后,炎武“绝江囗淮”,于顺治十四年(1657)秋抵山东莱州(治今山 东技县)。翌年春至泰安,又至曲阜谒孔庙,并在章丘桑家庄购置日产,“垦田于 章丘之长白山下”(《神道表》),年末,经菜州、济南至北京。顺治十六年(16 59),炎武到了山海关,凭吊昔日旧战场;然后又折回关内,至昌平州(今北京市 昌平县)天寿山谒十三陵。瞻仰列祖列宗陵寝时,炎武悲从中来,“下痛万赤子, 上呼十四皇。哭帝帝不闻,吁天天无常”(《亭林诗集》三,《恭谒天寿山十三陵》); 但炎武并未灰心,“天运未可亿,天心不可量”,对恢复明室仍然满怀希望。谒陵 之后,炎武经居庸关返归山东。这年五月,张煌言(字玄箸,浙江宁波人)、郑成 功(字大木,福建南安人)率甫明军大举入长江,七月,舟师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 面,一时江淮震动。“江上传夕烽,直彻燕南陲,皆言王师来,行人久奔驰”( 《诗集》三,《江上》,下引同),炎武闻知这一喜讯,急忙南下。可惜“宋义但 高会,不知兵用奇,顿甲守城下,覆亡固其宜”,当炎武行至扬州,南明军已经失 败,炎武怅怅北返,于年底到达天津。

康熙元年(1662),顾炎武在北京。当他听说永历帝在昆明被害的消息后,心 知复明已无多大希望,于是“笃志经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这年, 被革职的归安(今浙江吴兴)知县吴之荣告发庄廷拢私修明史,其中“颇有忌讳语”; 炎武好友吴炎、潘柽章受牵连入狱,第二年遇难。同案株连多达700余家,死78人, 其中还包括一些地方官员。炎武已于去冬离京赴山西,在汾州(今汾阳)接到吴潘 二人的凶信,十分悲痛,于是在旅舍设奠,遥祭亡友,其祭诗云:“一代文章亡左 马,千秋仁义在吴潘。”还写了《书吴潘二子事》一文,表彰故友的学问节操,记 述“明史案”的始末。顾炎武对明正德以来“二三先生招门徒,立名誉,以风显于 世”(《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的风气深为不满,他自己也“不坐讲堂,不收 门徒”(《余集·与潘次耕札》),而这次却破例以潘柽章幼弟潘来为门生,以表 达对故人的怀念之情。此后,炎武取道蒲州(今山西永济)入潼关,遍游关中;次 年至河南辉县访孙奇逢(字启泰,河北容城人,学者称夏峰先生),年底返山东。

康熙五年(1666),炎武与友人李因笃(字天生,一字子德,山西洪洞人)等 20余人集资买回,垦荒“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欲效法马援(字文渊,陕西兴 平人,东汉名将,曾为伏波将军、陇西太守)、田畴(字号泰,河北玉田人,东汉 末垦田徐无山中,曾助曹操征乌桓)“从塞上立业”(《神道表》,下同),准备 定居代北,说:“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后因不耐气候严寒,经 营创始之后,即令“门人辈司之”,自己又只身出游。

康熙七年(1668),莱州黄培诗狱案涉及到顾炎武。炎武时在北京,听说此事 后立即赴山东对质;三月二日抵济南,下济南府狱。大约两年前,莱州即墨人姜元 衡告发其旧主黄培收藏刊印“逆诗”,本年正月,姜在审讯中称:“逆诗”内有 《忠节录》一书,“系昆山顾宁人到黄家搜辑发刻”,实则炎武与姜素不相识;此 案还株连“江南北之名士巨室”300余人。炎武念及“事关公义,不宜避匿;又恐久 而滋蔓,贴祸同人”(《蒋山佣残稿·与人书》),故“不惜微躯,出而剖自此事”。 这个案子可能跟炎武垦田章丘一事也有联系,上引《与人书》云“衅起于章丘,祸 成于即墨”;顾衍生所撰炎武《年谱》亦云“是狱为谢长吉主唆”(谢世泰字长吉, 章丘人,炎武与其曾有过经济上的纠纷)。

这次无妄之灾持续半年以上,炎武在狱中十分艰难,“每日以数文烧饼度活”, 几乎不支。幸得友人李因笃等多方奔走,大力营救,并至济南看望炎武,到十月这 场冤狱方才暂告一段落,炎武始得取保出狱。次年夏,炎武又回章丘,与谢长吉对 簿公堂,“虽陷害之情未明,而霸占之律已正”(《佚文辑补·与颜修来手札》), 案子才算最终了结。初冬,炎武由保定抵平原(今属山东),(木圣)幼弟潘耒(字 次耕)前来谒见,正式拜门受业。(木圣)章被难后,潘来居淮安王略家中读书,并 与王略之女成婚。这年六月,岳父和妻子相继去世,潘耒遂北上往投炎武。

岁月的流逝,没有使炎武忘却家国之恨;境遇的坎坷,也没有使炎武的耿耿孤 忠有所销蚀。康熙十年(1671),炎武再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字原一,号健 庵,昆山人,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家中。当时,清廷议修《明史》,翰林院 掌院学士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后来曾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为此 设宴款待炎武。席间,熊邀请炎武参与撰述,炎武断然拒绝,说:“果有此举,不 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蒋山佣残稿·记与孝感熊先生语》)赐履与 出席作陪的徐乾学相顾愕然。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为纂修《明史》,“特开 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年谱》),一时知名之士赴召者所在多有。翰林 院掌院学士叶方苞(宇于吉,昆山人,方恒胞弟)和经筵讲官韩囗(字元少,江苏 吴县人)准备向朝廷推荐顾炎武,炎武坚辞,三度致书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 始不变”!叶、韩知炎武志不可屈,方才作罢。后人有诗云:“到底不曾书鹤版, 江南惟有顾圭年。”次年,叶方蔼为明史馆总裁,又欲招炎武入史局,炎武回信说: “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 殉之矣!”(《文集》三,《与叶讠刃庵书》)且自此以后,“遂绝迹不至都门” (《年谱》),以表明自己不与当局合作的决心。

自康熙七年(1668)“明史案”后近十年中,炎武仍仆仆于燕赵齐豫陕晋之间, “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文集》六,《与潘次耕》)。由于年过六旬, 尚无子嗣(38岁时得一子,名贻谷,3岁即夭折),因而江南亲友商议,以族侄衍生 过继炎武为子。康熙十六年(1677),衍生在其师李云囗陪同下由江南赴山东德州, 与炎武“行父子相见之礼”。时年衍生12岁,炎武则六十有五。这年十一月,炎武 往游西岳华山,居友人王山史(名弘撰,字无异,陕西华阴人,与炎武订交于康熙 初)家。炎武认为“此中山水绝佳”,于是有卜居华下、以年余年的想法,山史进 为之构筑屋舍。康熙十八年(1679),炎武携衍生迁入新居。康熙二十年(1681) 八月,炎武由华阴至曲沃,不幸染病,呕泻不止,经医生疗治,数日后病势稍减; 然而,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四日,病又复发,竟日夜呕泻,初九日凌晨, 炎武溘然长逝。衍生当时年仅17,又从未经历过这种大事,全仗居停主人韩宣(字 句公,曲沃人)及炎武生前友好一力操持治丧;两个月后,炎武堂弟顾囗(字大云) 由江南赶赴曲沃,与衍生一道扶枢南返,归葬于昆山祖茔。

自顺治十四年(1657)“掉首故乡”,20多年来,炎武“身负沉痛,思大揭其 亲之志于天下”(《神道表》引炎武友人王良语),东西南北,惨淡经营,“九州 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文集》六,《与戴耘野》),至死不忘恢复明室。晚年 定居华阴,亦有极深的用意。他在《与三侄书》中说:“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 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 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文集》四)在《与李星来书》中 也说此地“三十年来,在在筑堡,一县之境,多至千余。人自为守,敌难追攻。此 他省所无,即天下有变,而秦独完矣”(《文集》三)。其置田垦荒,也是为了同 一目的。全祖望《神道表》说:“先生既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选,而所至每试之垦 田度地,累致千金”;“先生置田五十亩于华下,供朝夕,而东西(按即“章丘长 白山下”和“雁门之北”两地)开垦所人,别贮之以备有事”,至于炎武自己的日 常用度则相当俭省,一年所费“约一百二三十金”(《残稿》三,《与原一公肃两 甥》),曾“饵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神道 表》)

由于种种缘故,炎武的图谋付诸实践的希望愈来愈小,“奔走流离,老而无子, 其幽隐莫发,数十年靡诉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神道表》),内心深处之悲愤 哀痛自不待言,但他从不因此而颓唐或者怨天尤人,其“耿耿未下”之心终始如一。 一生当中,他多次哭吊孝陵、十三陵、思陵;以抒故国遗民之情,多次以死坚拒清 廷的征召;他的外甥“昆山三徐”(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崛起云霄”、官 高爵显之后,为报母舅接济之恩,在昆山买回置宅,多次敦请他回乡安享天年,他 却始终不肯南归……炎武所表现出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高风亮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必将永标青史。

作为一个学者,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神道表》记载:“凡先生之游, 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 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嘿诵诸经注疏,偶 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面熟复之”。跋涉山川不但令炎武眼界大开,而且通过大 量艰苦细致的实地取证以及身处其地的真切感受,炎武印证、充实了自己平昔所学, 深化了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学术问题的研究和思索。在“足迹半天下”的漫游中,炎 武虽然未能寻访到自己心目中的廉颇、郭解、窦融、耿况一流人物,却结识了许多 北方的饱学之士,除了上文曾提及的孙奇逢、李因笃、王弘撰诸人外,著名的还有 张尔岐(字稷若,号嵩庵,济南人,独精“三礼”,有《仪礼郑法句读》十七卷)、 马(马肃)(字宛斯,山东邹平人,精熟古史,时人称为“马三代”,有《绿史》16 0卷)、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长于周秦诸子学,知识渊博而有民族气节,炎 武与之尤为意气相投)、李囗(字中孚,陕西周至人,博通经学,为关中大儒,学 者称二曲先生)等重质实精考核的学者;此外,南方学者游历北方面与炎武订交的 则有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土宅),浙江秀水人,当时极负盛名的辞章家、学问家, 炎武陷黄培诗狱时获朱氏之助良多)、屈大均(字介子,号翁山,广东番高人,著 名诗人,抗清志士)、阎若璩(字百诗,号游医,祖籍太原,后徒淮安,精于考据, 有《古文尚书疏证》8卷)等等。炎武与这些友人切磋琢磨、讲学论道,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使自己的学术更上层楼,终于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四、清学开山祖 前朝遗民心

顾炎武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 书”(潘耒《日知录序》),广泛涉猎经、史、音韵、金石、舆地、诗文诸学,在 学术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平生著述也极为丰富,“卷帙之积,几于等身” (王弘撰语)。其主要著作有《日知录》32卷,《音学五书》38卷,《左传杜解补 正》3卷,《五经同异》3卷,《明季实录》(无卷数),《二十一史年表》10卷, 《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历代帝王宅京记》20卷,《肇域志》100卷,《金石 文字记》6卷……等50余种。炎武去世之后,遗书文稿全部被其甥徐氏昆仲取至北京, 秘不示人,即使炎武嗣子顾衍生亦“不克常见”;而徐氏对这些书稿却“不知爱惜, 或为人取去”(何焯《菰中随笔序》),因此,炎武的著作散亡颇多。潘来整理刊 行的,仅为遗稿的一部分。这是很可痛借的。

《音学五书》与《日知录》是炎武最为重要的得意之作,他说:“君子之为学, 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自年五十以 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 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 诸行事,以脐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残稿》一,《与人书》)。

顾炎武以明音韵为治学的根本,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文集》四,《答李子德书》);又说:“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所过山川亭障, 无日不以自随,凡三易稿而手书者三矣”(《音学五书后序》)。在顾炎武看来, 治音韵为通经的关键,而通经才能明道,明道才谈得上救世,因此,他在《音学五 书》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他将《诗经》作为基本材料,吸取先人如郑库、陈第等人 的成果而又不墨守成规,分古韵为十部,还分析了古代音韵迁变的脉络,提出了 “古人四声一贯”等断语,在音韵学领域上取得了承先启后的巨大功绩,以后之江 永、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直至近人章炳麟、黄侃等学者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 究,都与顾炎武的率先倡导和取得的成果分不开。

尤有意义的是,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还为后代考证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这就是:首先,要搜集占有足够的材料,分析时代先后,辨明其演变发展;其次, 每下一个结论,都必须博求佐证以资共信。这种从明其先后之流变入手、博求多方 之佐证而立说的治学规则成为清中叶之乾嘉学派的最重要法门,“清学开山”之誉 即与此大有关系。

耗费了炎武毕生心血的《日知录》更是他学术思想及成果的精华。炎武一生学 行,可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这八个字来概括。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 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 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 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三)可知炎武是把治学与 做人看作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炎武一生之立身大节已概如前述,此处不再赘言; 在治学这方面,则坚决反对当时那种“束书不观”而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主张多 学而识、明道救世,探求有益于民生国命的实学。《日知录》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 下结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而作者最用意处即在第十三卷之论“风俗”部分。

炎武详细考索了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情况,认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 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 则天下有风俗”,“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指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 (《文集》四,《与人书九》),而整齐风俗、拨乱涤污的关键,即在于“土大夫” 是否有廉耻;并举出一魏晋人之清谈”亡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士大夫不顾国家、 民族的安危而空谈心性,从而致使风俗大坏,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由此而进一 步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 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 由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时,顾炎武还认为,除了 用“朝廷教化”即“名教”整顿风俗、挽救时弊之外,“清议”即社会舆论的力量 也很重要。他说:“古之哲王……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乡举里选, 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又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 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这些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 富有积极意义的。

顾炎武的政治思想,亦多着眼于风俗人心;同时,由于炎武重视实用而不尚空 谈,所以“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其大端则在郡县分权和地方自治二者。他认 为,要富国裕民,首先在于信任地方官吏,并赋予其实权,《日知录》卷9《守令》 条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 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宦,莫不分天子之权,以 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 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因此,郡县守令应该拥有“辟 官莅政理财治军”的权力,则“国可富,民可裕,兵农各得其业”,达到天下大治。 炎武另撰有《郡县论》9篇,对这一点加以系统而具体的论述。概括言之,他提出: “方今郡县之弊已极……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而 此种局面的形成,正在于皇权的独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 上”,因此,“民乌得不穷、国乌得不弱”!有鉴于此,炎武亟求变更,大声疾呼: “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此外,顾炎武还主张均田减租,开矿兴利,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要求, 具有进步意义。

大体而言,炎武的政治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是以“寓封建之制于郡县之中” 为宗旨的,这固然因其“法古用夏”、“则古称先”的思想前提而不免为书生之见, 但“主分权、重自治”的主张依然闪耀着进步、民主的思想光芒。

在经学上,顾炎武旗帜鲜明地提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 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三,《与施愚山书》),并猛烈抨 击明末王学末流那种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练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 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七,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的鄙陋风习,主张务本研经,理学须由经学中提炼而得; 主张以讲求经学的理学取代不讲经而附会禅的理学。而经学即理学,即“圣人之道”, “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诗》、《书》、《三礼》、 《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 其所著之书,皆以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而无益者不谈。……其于 世儒尽性至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于空虚之论”(《文 集》六,《答友人论学书》)——与炎武一贯提倡的“明道救世”、“整顿风俗”、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依然血脉贯通。

顾炎武提出“信古而阙疑”的治经原则,他认为“《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 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 《日知录》二,《丰熙伪尚书》条)因此,炎武的经学研究不依傍、不盲从,信其 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体现了他求实的治学风格。

炎武之学术,实渊源于朱熹。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篇》指出:“性命之说, 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 沿其学者……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 言性命之流也。”

在历史舆地之学方面,顾炎武同样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炎 武治史,其志仍在经世致用,曾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文集》 六,《答徐甥公肃书》)在金石考古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炎武卓有成就,尤其值得 一提的,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这两部著作。这两部长编性质的书虽 然主要出于钞录,但有断制,极富价值,不仅为清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开启了先路, 也是后人研究地理沿革、古代经济特别是明代经济史的不可缺少的必读书。生当明 清之际的顾炎武,不仅是旧学术传统的破坏者,更是新风气的开创者。他的严谨朴 实的学风、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换而不舍的学术实践、调查研究归纳取证的治学 方法,诸多学术门径的开拓,与其“行己有耻”的耿介而傲岸的人格交互生辉,既 取得了宏富的学术成就,又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后 人尊奉顾炎武为汉学之“不桃之祖”,虽然未获炎武之心,但炎武实足以当之,他 不愧为清初学术界之一位继往开来的大师。

主要参考书

1.《顾亭林年谱》,张穆编,粤雅堂丛书本

2.《亭林先生年谱》,吴映奎编,扫叶山房《亭林先生遗著汇辑》本

3.《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

4.《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

5《清儒学案新编》,杨向奎,齐鲁书社


分类:儒家经典书名:中国历代大儒作者:舒大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