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大儒》第37章 叔世硕儒 戴震

(1723—1777)

戴震是清代中叶最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 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 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注]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 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注]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主张治学须“志 存闻道”、“求之《六经》”,回归儒学原旨,重建儒家“人学”,在中国儒学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

上篇:几番科场坎坷 一代朴学大师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市)人。生于清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 十二年。休宁这个地方向来人文荟萃,商贾云集。戴震的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 父亲是一个商人,走南闯北,很见过一些世面。

文献记载戴震大器晚成,10岁时才开始说话。为他作《年谱》的戴门弟子段玉 裁解释说“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在这一年,他去拜师读书,无非是《四书》、 《五经》之类。他的记忆力非常出众,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境界,每天能记诵数 千言甚至更多些。[注]这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戴震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盘根问底的学习方法。当时学子都要读《四书》、 《五经》。《大学》是《四书》之一,宋代理学家极力表彰,朱熹并作《大学章句》, 将《大学》一篇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移易旧文。从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云:“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 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对于朱烹区分经传,虽然有人提出过怀疑,但 五百多年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也就相信了朱熹 的说法。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有一天塾师讲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 下,戴震问:“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 塾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又问:“朱文公何时人?”回答说:“宋朝人。” “孔子、曾子何时人?”“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几二千年 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塾师无法解答,只得夸戴震说“此非常儿也。”

的确,戴震小小年纪就敢于怀疑,不盲从,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这对他后 来倡导朴学、批判权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戴震读书,有一种“每一字必求其义”的习惯。塾师授课,讲以下引文凡见于 《年谱》者不再注出处,凡见《戴震集》者仅注篇名。解前人的传注训诂,戴震往 往不明其义。他不喜欢人云亦云,何况前人传注中往往谬误百出。因此,他要探本 溯源,花了三年功夫穷究近代字书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握了其中的精髓。 在此基础上,他“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 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这样,为以后学术、思想更 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通训诂”成为戴震及其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治学 方法。

《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达数百万言。可17岁的戴震已能“全举其辞”。他 后来对段玉裁说:“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又说:“经 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 道,乃可得之。”他曾在给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 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 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 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在他看来,宋儒重义理而轻文字、音韵、训诂, 专尚空虚无用之学,是没有在基本功上用力。他对为学先后的看法、对宋儒的批评 虽然定型于晚年,但在17岁左右的读书实践中就已经萌芽了。

这以后,戴震随父亲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经商,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同 时,他的经学也日有进步。20岁那年,回到故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青 年学者了。戴家小少爷的名字慢慢地被当地的一些名流所知。同邑的程询很喜欢这 位还有些稚气的年青人。他说:“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 不足言。”他看出这位博学的后生有着过人的才华,擢高第、取显宦,如探囊中之 物。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够顺利吗?

离休宁不远的婺源县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经 数十年,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步算、钟律、声韵、 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戴震久闻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门下,“取平 时所学就正焉”。当时歙县大商人汪梧凤建不速园,广置图书,招揽学者,戴震与 同县人郑牧、歙县人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人与江永皆“诵读讲贯其中” [注]

在这以后,戴震学术大进,尤其是在筹算、名物、训诂等方面的研究上,提出 了很多真知灼见。22岁时,写成《筹算》(后更名为《策算》)一卷;23岁撰成 《六书论》三卷;24岁撰成《考工记图注》;25岁时写成《转语》20章;到27岁左 右,撰成《尔雅文字考》十卷。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已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但“学日进而遇日益穷”,戴震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29岁时、他被补为休 宁县学生。

乾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岁,进入而立之年。这一年,休宁发生大旱, “斗米千钱”,戴震家中乏食,于是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飨餐,闭户成《屈原 赋注》”。当时戴震在学术界虽小有名气,但毕竟还算年轻。因此他又作《屈武音 义》,假名汪梧凤。另有《勾股割圜记》”一书,利用西洋算法进行注解,假名吴 思孝。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场家族财产纠纷迫使戴震入京避祸。乾隆二十年,戴震状告一个家族中强横 子弟侵占祖坟,不料这个强横子弟倚仗财势打通关节,反诬戴震不法,县令准备抓 他治罪。戴震闻讯,“乃脱身挟策人都”,只带了一些书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 李、衣服都没有。他寄旅于歙县会馆,“是时纪太史陶、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听、 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 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京师之行, 是戴震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 鼐、王安国、卢文(弓召)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与戴震相识。这些人对戴震的学识都 很推赏,为他广为延誉。戴震与这些堪称海内硕儒的人交往,扩大了眼界,增长了 见识,学术上也更为成熟。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这时为孝廉。他倾心于戴震 之学,写信给戴,欲奉其为师。但戴震虽然学高天下,却不好为人师。他回信给姚 鼐予以拒绝说:

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 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因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 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

作师不如作友,这是戴震的看法。后来姚鼐不满戴震之学,转而大肆批评。此 次戴震拒绝为师,使姚鼐免却背师之讥,这是后话。在这封给姚鼐的信中,戴震还 谈到了治学方法:

凡仆所以寻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坟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 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 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闻见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 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寻,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 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 者之辨之也[注]。

在这里,他提出了治学须有“十分之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余 义,这样所得的结论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京师期间,戴震出入名儒硕彦之门,朝夕讲论。他写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 二篇,又有《周髀北极(王玄)玑四游解》二篇,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还写了 不少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反复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此外,他应王安国之邀, 到其家塾课其子念孙。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后来蔚为一代考据大师,与戴震的影响 分不开。

戴震在京师滞留了两年,声誉鹊起,名扬海内。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还, 在扬州结识了惠栋。惠栋是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而戴震则是皖派宗师,二人在 学术见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 [注]、当然皖派与吴派在治学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这只是清代汉学内部的分歧。 章太炎、梁启超都曾对戴、惠之间的差别有所论述。章太炎说:“惠氏温故,故其 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 作也。”[注]梁启超以“译言”为喻,说明皖、吴二派之差别:“惠派之治经也, 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机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泽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 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 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 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注]章、梁二人的论述非常确切。

扬州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戴震结识惠栋以后,钱穆 认为他的论学宗旨发生一大变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 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日即故 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注]戴震在扬州客居达4年之久。

戴震虽然博学多闻,名满海内,但科举之途对他来说却比登天还难了直到40岁 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六次入京参加会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毕竟科举考试所需 要的是能够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经学、讲训诂,作出来的八股文未免多了 一些学究气,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从31岁到41岁,戴震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比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 篇,《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据段玉裁记载,戴震曾 说过:“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又说:“作《改元即 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又说:“ 《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极认真。”可见戴震对自己这些作品的重视。

戴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该书撰成于乾隆三十一年,戴 震44岁之时。关于他的写作动机,段玉裁是这样说的:

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 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 学之言揉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所 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可知戴震此作,是要从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学的哲学基础。如果说戴震的文 字、音韵、训诂之学一方面是为了打倒理学权威而作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 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而进行的必要准备,那么《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就标志着戴震哲 学体系的形成。

戴震精通舆地之学。在京师期间,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的聘请,纂修《直隶河 渠书》111卷。此书尚未修成,方观承就去世了,接任者对戴震不能礼敬,他于是辞 去此事。后来又游山西,修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及《汾阳县志》,“其书之详 核,自古地志所未有”[注]。

由于屡试不第,戴震只好南下,主讲浙江金华书院,这一年他已50岁了。他从 37岁参加乡试,40岁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十年之间,他汲汲科举,希望能在科场上 获得成功。但每次都失望而归。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的命运才稍稍有 些转机。

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乾隆帝)打着“稽古右文”的旗号,命各省 督抚、学政购访遗书,第二年,又命儒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钩辑佚书,并开四 库馆,准务修纂《四库全书》。四库馆网罗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戴震当时已名重海 内,连乾隆帝也风闻过他的大名。这时,纪购、裘修等人在乾隆面前力荐,于是特 召戴震入京,充四库馆纂修官。

戴震进入四库馆后,参加了校订群书的工作。当时由于大量书籍已经散佚,而 明代所修《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由此《四库全书》中很大一部分书 籍都需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戴震于乾隆三十九年中成《水经注》的校勘工作。 他分别经、注,并归纳出三种原则,订正经、注之互伪。《永乐大典》本《水经注》 较胜各本,又有部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补其缺漏者2128个字,删 其妄增者1448个字,正其进改得3715个字[注]。该校本颇获乾隆帝的嘉赏,当戴震 把它进献给他后,他龙颜大悦,这位爱附庸风雅的皇帝亲撰御诗褒扬说:

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
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

戴震除校勘《水经注》外,还校勘了《九章算术》等古代数学著作。他在四库 馆中所校之书还很多。据段玉裁《年谱》,从乾隆三十八年戴震入四库馆,到乾隆 四十二年戴震去世,这5年时间里,他还校勘了《海岛算经》、《仪礼识误》、《周 辟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仪礼释宫》、 《五曹算经》、《仪礼集释》、《项氏家说》、《蒙需中庸讲义》、《大戴礼》、 《方言》等官书,并撰写《提要》。戴展所校官书大体上都是天文、算法、地理、 水经、小学、方言、礼制诸书。他的校勘态度非常认真,悉心考订,正伪、补脱、 删衍,力求其实,堪称乾嘉学风的榜样。

即使进入了四库馆,戴震仍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理想目的——考取进 士。乾隆四十年,他已经53岁了,这年秋闭,他去会试,但命运仿佛偏要捉弄这位 名重一时的著名学者,他又一次落第。这一回,乾隆皇帝格外开恩,准许他与本年 贡士一起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两年以后,戴震在北京去世,一终年55岁。

戴震一生著作繁富,涉及学科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策算》)、古文字学 (《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古语音学(《转请》)、语言学(《声的考入 《声类表孔《方言疏证时、考证(《考工记图人《屈原赋注入《诗补传》)、天算 (《勾股割囗记》)、天文学(《原象》、《迎日推策记》、《续天文略》)、地 理学(《校正水经注》、《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经学 (《经考》、《尚书义考》)及哲学(《法象论》、《原善》、《绪言》、《孟子 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从他治学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不愧为乾、嘉学者 之第一人。

下篇:批判程朱理学 复归儒学原旨

如果仅仅把戴震看成是一位埋头考据的朴学家,这是对他的最大误解。事实上 尽管戴震在经学、小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内达到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深度, 但他的最主要的贡献却是哲学上的建树,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乾嘉学者的主要方面。

宋明理学发展到末流,往往空谈心性,束书不观。程朱主张“性即理”,陆王 高谈“心即理”,两派的后学者不再去“自家体贴”,各诵先师之言,互相驳难, 往往难以论定轨是孰非,逐渐形成了一种“宁道孔孟误,讳说程朱非”的社会风气, 儒家原旨晦而不彰。自明代中叶以后,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要解决儒学内部的纷争, 必须“取证于经书”,考据之风慢慢形成。经过明清嬗代之巨变,一些学者认识到 空谈足以亡国,因此在考据的基础上,又注意“经世致用”,力图使儒学成为对国 家、对百姓有用的学问。他们在自己的学术主张中,或纠程、朱之偏、或矫陆、王 之失,对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想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希望恢复孔孟儒学的本来面 目。戴震的学术思想就是这一时代思潮下的产物。

1.故训名物:明道之具

自宋儒将“道问学”与“尊德性”判为两途,后世儒者专重于“尊德性”,不 重视“闻见之知”,舍训诂、名物而空谈义理。宋代学者黄震曾说,本朝经学“摆 落训诂,直寻义理”。明代心学独盛,好讲现成“良知”,不需要“工夫”就可以 直透“本体”,只要静坐就可以“致良知”。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针对明代学 风之流弊,提出“经学即理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注], 戴震继承了自顾炎武以来的学术传统,加以发展,提出“由故训以明义理”、“执 义理而后能考核”的学术思想,把“义理”建立在扎扎实实的考据基础上。

戴震认为,孔孟之道就在《六经》之中。他在《沈学士文集序》中说:

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 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英之能通。

“圣人之道”在圣人之世虽为人所“共闻习知”,但传之既久,千百年以后, 其“名义制度”往往“莫之能通”。因此,他认为“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 终乎闻道”。他解释说:

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借。辨言,则合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

离词、辨言是“闻道”的必由之路。因此,戴震特别推崇“六经尊眼、郑”的 惠栋。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他痛心地指出,“《六经》微言,后人 以歧趋而失之”。他批评有人区分汉来,将故训与义理截然判为两途的议论,指出: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于义。此试震之大 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 云乎哉!

他反对舍经学而空谈义理,主张贤人、圣人之理义须“求之古经”。但“求之 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还必须“求之故训”。他说: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那么,贤人、圣人之理义在哪里?戴震认为“存乎典章制度者也”。这些“典 章制度”不是空虚无物的,而是贤人圣人的大制作,它可以施之于今,经世致用。 他批评那些将故训、典章制度和理义截然分开的人说: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平典章制度, 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

戴震感叹说:“夫今人读书,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有通, 妄谓通其心志,而日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注]数百年以来,学风日坏,特别 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往往流于“凿空”,各家所说的“道”已非儒家的原旨。士 生千载之后,求道于典章制度之中,但遗文垂绝,今古县隔,因此,研究古代的训 诂、名物就显得特别重要。戴震反复申明这一点。作为他的最基本的学术主张。如 在《古经解钧沉序》一文中,他说:

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耳,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诘之以求理义于古 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得之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 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 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他把小学、文字作为理解 “圣贤之心志”的必由之路,正如舍舟揖无以渡江河、舍台阶无以至堂坛一样。从 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他强调“明道”的工具是踏踏实实的学问,而不是束 书不观的空谈。他希望通过文字训诂的功夫,以上窥儒家贤人圣人的“心志”,以 恢复儒学的原旨,这是对宋明儒学的矫正。

2.义理·考据·词章

宋儒程颐曾将学术门类划分为三。他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 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 [注]所谓文章、训诂、儒者之学,拿清代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词章、考据和义理之 学。程颐把文章、训诂之学与释道异端相提并论。他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 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注] 程颐的观点大体为后世理学家所沿袭。如王阳明就对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 学大加鄙薄。

戴震在论学中多处涉及到义理、考据、词章及三者间的关系。乾隆乙亥(1755) 在《与方希原书》中,戴震说: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 章者,等而末者也。

在他看来,理义(义理)、制数(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但三 者之间有高下之分,义理、考据之学高于文章之学。

至于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戴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早年,他把 义理与考据加以分别,认为汉儒、来儒互有得失:“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 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注]中年则尊考据而轻义理,认为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注]。到了晚年,他的学术思想 已经成熟,他承认过去的言论有些偏激,重新确立了义理的地位:“义理即考核、 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注]他承认义理最为重要,考据、 词章只不过是通向义理的手段而已。他的真正学术兴趣是在义理方面。

但是,戴震所说的义理与宋儒的义理是不同的。他批评“宋以来儒者,以己之 见,硬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见”,[注]这种凭空臆说的所谓“义 理”与圣人之大道相去甚远。他主张在考据的基础上重新发展儒家的义理之学。在 《与某书》中说: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问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 附会;吾人附会凿空益多,宋儒则恃胸臆为此,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 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解,则所言之意 必差,而道从此失。

儒家的原始精神,被宋儒弄得晦而不彰。即使汉儒训诂,也不一定合乎儒学原 义。因此,必须平心体会经文,以客观的态度去阐发义理。

3.义理三书

戴震不仅主张由训诂名物以明义理,他还主张“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戴震生 活的时代,正值考据学方兴未艾,“时人方贵博雅考订”,以至于走向另一个极端, 认为“空谈义理,可以无作”。但戴震的学术目标并不限于仅仅考订字义、辨证名 物,他有更高的追求,即重建儒学义理,打倒宋明以来理学家的一切虚妄不实之说。 他提出“执义理而后能考据”的主张,着手于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戴门弟子段玉 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阐发说:

先生之治经,……盖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 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无弊。浅者乃求先生于一名一物、一字。 一句之间,惑矣!

段玉裁对师训深有所契,故能明了戴学之要领。戴震本人也以“轿夫”与“坐 轿人”来说明训诂名物与义理之间的关系:

训诂、声韵、天象、舆地四者,如房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 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注]

戴震自视甚高,故看不起那些只知考据的所谓“当世通人”。他认为如果“故 训非以明义理,则故训胡为?”[注]对戴学颇有异议的章学诚深明此旨。他说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沽,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 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君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 《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之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 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注]

戴震学术的真正价值正在于他的“义理之学”。他与那些钻研训佑仅仅是为了 明经义的“博雅君子”不同,在训诂、经义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 并用这种新哲学体系来研究经学、训诂,这是他高于时人的地方。

戴震的“义理之学”集中体现在他的“义理三书”之中。这三种书就是《原善》、 《绪言》与《孟子字义疏证》;在这《义理三书》中,戴震对儒家哲学体系作了新 的解释,而与宋明以来理学家的发挥大异其趣。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对儒家哲学范畴 的重新闻发,使这些范畴恢复它们的原始面目,从而抽去理学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

“义理三书”系统反映了戴震的天道观、人性论和认识论。

天道观一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 是故谓之道。”又说:“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这里,他把理学家弄得神秘莫 测的“道”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就说得清清楚楚,道并非程朱所说的“形而上”的 东西,而是物质性的实体,即阴阳五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气化流行、生生不息” 的物质运动过程。可见,在天道观上,戴震是明确的唯物论者。循此思路,戴震重 新闻发了“理”这个重要范畴。他认为,“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所谓 “天理”,即是“言乎自然之分理”,也就是自然规律。“理”又是人类的道德规 律:“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理者,存乎欲者也。”[注] 理学家将理与欲截然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即是理。

人性论。戴震不笼统地说性善、性恶。他区分出“欲”与“觉”:

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资始曰性。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 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也。

自然欲望与道德理性都是人性中的两个方面。因此他又说:

欲不失之私则仁,觉不失之蔽则智。仁且智,非有所加于事、能也,性之德也 [注]

戴震在承认人性中包含着自然欲望与道德理性两方面的前提下,推论出仁、智 等道德规范并非外铄,而出于人性的自觉,因此,道德规范应该照顾到人性的两个 方面,不能只强调“天理”而否认“人欲”。这是对理学家所谓“天理增得一分, 人欲减少一分”的反动

认识论。戴震认为,人类具有认识外在事物和道德自觉的能力。他说:“思者, 心之能也。”又说:“血气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声,目能辨色,心 能辨夫理义。”[注]这就是说,作为自然规律的理和作为道德规律的理,和味与声 色一样,都是客观的,可以被人类所认识。那么,如何去认识理呢?戴震说:

心之神明,于事物成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 其照不谬也[注]。

又说:

于物有察有不察。察者尽其实;不察,斯疑谬承之。疑谬之谓失理[注]。

虽然人有贤愚之不同,认识能力有高有低,但要认识事物,必须去对事物进行 一番“察”的功夫。这里,“察”可以释为观察、调查、研究。可见,戴震的认识 论不同于理学家。程朱理学家表面上也说“即物穷理”、“格物致知”,实际上是 即心穷理,并不重视外在实践。

4.对理学的批判

戴震是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在“义理三书”中, 他对儒家哲学范畴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清除程朱理学家的谬说。除了在天道观、人 性论和认识论诸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辨外,还从社会哲学方面对理学进行了批判。

程朱理学的产生,原本是为了维护孔孟儒学的权威,以与释、道二教相抗衡。 但理学思想中,援释入儒、援道入儒的地方随处可见。戴震指出理学家表面上力破 老释,实际上杂袭其言,因此,他们的论点很难说是符合孔孟儒学的原旨。他说:

盖程子、朱子之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故仅以理之一字易其所谓“真宰”、 “真空”者,而余无所易。其学非出于荀子,而偶与荀子合。故被以为恶者,此亦 咎之;彼以为出于圣人者,此以为出于天。出于天与出于圣人,岂有异乎!…… 《六经》孔孟而下,有荀子及老庄释氏矣,然《六经》孔孟之道犹在也。自宋儒杂 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 [注]!

这样,程朱理学虽然号称接续了儒家道统,所谓“天不生程朱,仲尼如长夜”, 实际上所代表的并不是纯粹的孔孟之道。在《孟子字义疏证》序言中,戴震批评说:

目之为贤智君子之害天下后世也,相率趋之以为美言。其入人心深,祸斯民也 大,而终莫之寤,辨恶可已哉!

程朱理学统治思想界达数百年,后世人们不知其与异教相差无几,反而把它作 为金科玉律,信奉不疑,惑乱人心,危害斯民。因此,他要站出来与之辩论。在 《疏证》的结尾说:

宋以来儒者皆力破老释,不自知杂袭其言,而一一傅合于经,遂曰《六经》孔 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难,数百年于兹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复知 其异于《六经》、孔、孟之言矣!

戴震深知要彻底清除程朱理学的影响,是相当艰难的。他是抱着一种殉道精神 去恢复原始儒学的面目的。

戴震还从理欲之辨的角度,批判程朱理学“以理杀人”。他说:“圣人治天下, 体民之情,进民之欲,而王道备。”最好的政治是让人们的需求得到必要的满足。 但理学家片面强调理、欲的对立,用名教压制人欲,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造成了古今许多人间悲剧。一个“理”字之下,不知有多少冤魂在呻吟。他深刻地 指出: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 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道。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 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 怜之!呜乎!杂乎释老之言以为言,其祸甚于申、韩如是也[注]。

理即纲常名教。在理学统治下,它成了尊者、长者、贵者用来压迫卑者、幼者、 贱者的工具。本来,先秦儒家虽然强调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但设计的是一种君仁 臣忠、父慈子孝、上下和乐的理想社会,不提倡单方面的道德义务。君不仁,臣可 以不忠;父不慈,子可以不孝。程朱理学在维护“名教”的幌子下,片面强调单方 面的义务,干出了“以理杀人”的勾当,这是违背原始儒学精神的。戴震对程朱理 学进行了最痛切的批判,并通过自己的学术建树,建立了一套反对理学、向原始儒 学回归的人道哲学。

这就是戴震思想体系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分类:儒家经典书名:中国历代大儒作者:舒大刚 前页  目录  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