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275 思文


周王郊祭始祖后稷以配天的乐歌

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 莫匪尔极。 
貽我来牟, 帝命率育, 
无此疆尔界,陳常于时夏。
先祖后稷有文德,能与上天相比并。
使我百姓能成立,无不赖你大德行。
大麦小麦留给我,天命普遍养人民。
不要彼此分疆界,农政中国都施行。

1、思:语助词。《集传》:“思,语辞。文,言有文德也。”   2、克:能。   3、立:《通辞》:“立当训为成立之立。”   4、极:德之至。《集传》:“盖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   5、来牟(谋móu):《集传》:“来,小麦。牟,大麦也。”   6、率:《集传》:“率,遍。”   7、常:农政。《通释》:“陈常于时夏,谓陈农政于中夏也。”

周颂中祭祀先王之作,大都篇幅简短。如《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本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本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周颂(包括《思文》)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对周代先王的颂扬尤为热烈。周武王以“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在牧野伐灭“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的纣王,建立起西周王朝,救万民于水火。王室为光宗耀祖,百姓为感激解放,这就造成了对新政权、自然也包括对新政权先王们热情讴歌的盛况。

《思文》篇幅之简短,恰恰反映当时政治之清明,国势之强盛,这与鲁颂中冗长不堪且有媚上之讥的《閟宫》的可悲创作背景适成强烈对照。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历代众多学者形成了《思文》为周公所作的强有力的共识。诗篇是盛朝的颂歌,作者是盛朝的大圣人,这一共识的形成也极自然。《诗经》中的多篇作者都归之于周公,此处不具论,而《思文》一篇却未必如是。

孔疏引用《国语》,说“周文公(即周公旦)之为颂曰‘思文’”,其实不确。《国语·周语上》载芮良夫所说的一段话中,原文是:“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并未言是周公所作。到了韦昭注中,才成为“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于天”。但是韦注本意只是说《思文》的内容乃反映周公所“思”,并非即指为周公所作,应当不难分辨。看来,是孔疏将《国语》原文与注文误融为一体,牵涉周公,并认定《思文》出自周公之手。这一误认,影响大而深远,以致成为后世诸多学者的共识,虽无伤大雅,总不免让人感到一丝遗憾。说无伤大雅,是因为《思文》确实也体现了周公的思想。周公辅佐文王、武王、成王三世,于强国、灭商、平乱,功勋卓著,而重农保民又是其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可见,就理解《思文》的意旨而言,确实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周公;但是,就此认定周公为作者,终究不可取。要确认周公为《思文》的作者,还必须有早于或至少与《国语》同时的确凿证据,因为现有的确认不过是基于《国语》的不可靠的误认。《诗经》中凡无确凿充分证据而定为周公所作者,均可作如是观。

据《毛诗序》所言,《思文》是“后稷配天”的乐歌。后稷之所以“克配于天”,在《生民》序中说得再明白不过:“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后稷配天”的祭祀称为郊,即祭上帝于南郊的祭典。古人祭天(亦即上帝)往往以先王配享,因为人王被视为天子,在配享中便实现了天人之间的沟通,王权乃天授进一步确认,于是原本空泛的祭天便有了巩固政权内容的具体落实,而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这种天人沟通的努力,今天看来虽然过于原始、刻板,但在古代,尤其是政治相对清明、经济发展顺利的时期,其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却不可低估。试想,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是何等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帝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自然不是说《思文》毫无艺术性)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


分类:儒家经典书名:诗经作者:孔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