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译文 11章 王霸


国家,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君主,是天下最有权势的地位。如果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安定,最大的光荣,成为聚集一切美善的源泉;如果不用正确的法则掌握国家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危险,最大的祸害,有它还不如没有它好;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即使君主想做一个平民百姓也是不可能的了,齐愍王和宋康王就这样的人。所以,君主处在天下最有权势的位置,但是,他不能自行安定,如果要使天下安定,就必须掌握正确的治国法则。

所以,掌握国家的人,确立礼仪就可以称王天下,确立信用可以称霸诸侯,玩弄阴谋诡计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是英明的君主都必须慎重选择的,是仁人必须明白的。用礼义来治理国家,而不用别的东西去危害它,仁义的人决不会为了得到天下,而做一件不合乎礼义的事,处死一个无罪的人。他对礼义像磐石那样坚定不移,并用来约束自己的思想,把国家治理好。与他一道从事政治的人,都遵循礼义;颁布的国家法律条文,都严格遵循礼义的规定;他率领群臣急切追求的目标,都是与礼义相一致的。这样,由于道义,臣民就会敬仰他们的君主,那么基础也就得以巩固了。基础得到巩固,国家也就会获得安定,国家得以安定,天下也就得以平定。虽然孔子没有立锥之地,但他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指导约束自己的言行,一旦获得成功,他的名声就会流传于世,不被天下的人埋没。如果当今天下显赫的诸侯也确实把道义贯彻到自己的思想中,用道义衡量各种法令制度,并在政事中实行它,始终如一按照道义进行赏罚。这样,他的声望就会布散于天地之间,难道不像日月雷霆一般光明响亮吗!所以,用国家行使道义,名声很快就会显赫于天下,商汤王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人。起初,商汤定都亳地,周武王定都镐京,领土不过百里见方,而后来却一统天下,各地诸侯皆来臣服,人迹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是因为他们遵从礼义。这就是说人们遵循礼义可以称王天下。

虽然德行没有尽善尽美,道义还没有完全具备,但是治理天下的条件基本具备了,惩罚、奖赏、禁止的、允许的,都能取信于天下,臣民都清楚地知道可以相信君主。政令已经颁布,虽然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仍然不失信于百姓;盟约已经签定,虽然有利有害,但不失信于盟国。如果这样,就能兵力强大,城池坚固,敌对的国家就会害怕;全国上下一致不失信用,盟国就会信赖,即使地处偏远,它的威名也能震动天下。春秋五霸就是这样。他们并不以政治教化为根本,也不是最推崇礼法,也不是特别重视礼法制度的完备,也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但他们注重方法策略,劳逸得当,注意积蓄财物,做好战斗准备,上下互相信任就如同齿牙上下相合那样紧密,因此,天下没有人敢与他作对。所以,虽然春秋五霸都是处于地处偏远的国家的国君,可是他们威震天下,他们强大的使中原国家感到危险,这没有别的原因,他们能取信于天下而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确立信用就能称霸诸侯。

用功利来约束国人,不致力于张扬本国正义、坚守信用,而只是惟利是图,对内欺诈人民以追求小利;对外欺诈盟国以追求大利,对内不治理好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希望占有别人的东西。这样,那么臣民就没有不用诈骗之心对待自己君主的。君主欺诈臣民,臣民欺诈君主,这样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如果以来,敌国就会轻视它,盟国就会怀疑它,天天玩弄阴谋,国家就不免陷于危弱,甚至遭到灭亡,齐闵王、孟尝君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治理强大的齐国,不修治礼义,不实行政治教化,不用来统一天下,而是不断地以勾结别国、向外扩张。所以齐国强盛,向南足以攻陷楚国,向西足以屈服秦国,向北足以打败燕国,在中原足以攻取宋国。但当燕赵联军攻打攻打齐国的时候,就如同振摇枯树一般容易,而他们也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奇耻大辱,后代人讲到恶果,就把齐国作为例证!这没有别的原因,只不过是他们不遵循礼义,一味玩弄权术阴谋的结果啊。以上三种情形,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策略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策略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是最重的担子,不可不好好地为它选择处所,然后安置它,把国家置于险恶的处所就会危险;必须好好地为它选择治国之道,然后去实行,如果道路上杂草丛生,就会被堵塞;国家就会危险、治国之道就行不通,国家就会灭亡。那国家的安置,并不在于划分疆界,而在于遵行什么办法,与什么样的人治国。所以实行王者之法,任用王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王天下;实行霸者之法,任用霸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霸于诸侯;实行亡国之法,任用亡国之人去治理国家,国家就会灭亡。这三种情况,英明的君主应当慎重选择,仁人也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所以国家,是个沉重的担子,不依靠长期积累起来的管理办法去扶持它,国家就不能巩固。所以,虽然国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这只是君臣的更迭,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日子短促的就像一个早上,可是为什么还有千年之国安然存在呢?这是因为他们采用了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确实可靠的办法治理国家,又和那些上千年的真诚之士一起搞政治的缘故。人没有百岁的寿命,但有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这是为什么呢?用那些积累了上千年的礼法来把握自己的人,这就是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了。所以,和不断的信奉礼仪的君子搞政治,就能称霸诸侯,同玩弄权术阴谋反复无常的人搞政治,国爱就会灭亡。这三者,英明的君主应该慎重地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儒士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儒士的人就会受制于人。

那些掌握国家政权的君主,治理国家不能只依靠他本人;既然这样,国家的强大、兴衰、荣辱,就在于卿相的选择了!如果君臣都有能力,这样的国君就可以称王天下。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但知道恐惧而寻求有能力的人来辅佐,这样的国君也就可成为强者。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又不知道这样的危害,不但没有寻求有能力的人辅佐,反而任用阿谀逢迎的人,这样的国君就会危险了,甚至灭亡。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强大;在小的方面利用它,它就弱小。强大到了极点,就可称王天下,弱小到了极点,就会灭亡,介于这两者之间,就能保有国家。在大的方面利用它,就是先讲正义,再讲利益,既不论亲疏,也不顾贵贱,只是为了求取真正的才能之士,这就是在大的方面利用。在小的方面利用,就是先讲利益,后讲正义,不论是非曲直,只知任用阿谀逢迎的人,这就是小的方面利用。在大的方面利用就那样,在小的方面利用就这样;介于这两者之间,就一半那样,一半这样。所以说:“纯粹立足于道义,任用贤者就可以称王天下,驳杂的采用的就可以称霸诸侯,一样都不具备就只有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没有礼义就不能得到治理。礼义之所以能治理国家,好比秤是衡量轻重的标准,好比木工的墨线能衡量木材的曲直,好比规矩能够画圆取方一样,如果治理国家的礼法已经确定,人们就没有谁再能搞欺骗了。诗说:“如同霜雪那样严肃,如日月那样光亮;实行它就能够存在,不实行它就遭到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国家危险就君主就不能安乐,国家安定百姓就没有忧愁。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政治稳定,国家就安定。现在的君主,一味追逐享乐而荒于治理国家,这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这就好像是喜欢音乐美色,而不在乎自己没有耳朵和眼睛,难道不是很可悲吗?从人的性情来说,眼睛想看最好美丽的颜色,耳朵想听最美妙的音乐,嘴巴想尝最美好的味道,鼻子想闻最香的气味,心里想得到最大的安逸。这五种的欲望,是人的本性,是不可避免的。但要满足这五种的欲望却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就不能实现这五种欲望。万乘大国土地广阔资源丰富,还有使国家得到治理,国富民强的方法,如果这样就可安逸快乐而没有祸患了,那么满足这五种的欲望的条件也就具备了。所以,各种快乐的事情,产生于治理的好的国家;许多的忧虑祸患,产生于社会混乱的国家。所以,一味享乐而荒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他不是真正懂得享乐的人。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然后就可以获得许多快乐了。昏庸的君主,必然急于追求享乐而疏于治理国家,那么他就会忧患缠身,一直到身死国亡才可罢休,这不是非常可悲吗?本来要得到快乐,却招来了祸患;本来要得到安定,却招致了危险;本来要得到幸福,却招致了灭亡;这难道不可悲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也该仔细体察一下这些话了!所以治理国家有一定的法则,君主也有他的职责。至于需要几天才能处理完毕的事情,却要在一天之内全部办好,这可以指使百官办理,并不足以用这些来影响君主的游玩休息。至于选择一位宰相,去领导群臣,使臣下百官没有一个不持守道义,让他们正确的完成事业,这就是君主的职责了。如果这样,就能统一天下,名声可与尧、禹相媲美。这样的君主,所主管的事虽极其简略却又十分周详,所做的事极其安逸却很有功效,衣裳拖洒在床席上,安然自得,但天下的人没有不希望他做帝王的。这就是最大的简约,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

君主,以善于用人为有才能;一般人,以自己会做事为有本事。君主能够指使别人做事,一般的人,只有依靠自己,而不能把事务交给别人去做。一个人管理—百亩土地,他就必须竭尽他的全力去做,因为他不能把这些事情推给别人。当今君主一个人主管天下事务,却每天还有空闲,这是因为他让别人去做的缘故。大到拥有整个天下,小到拥有一个诸侯国,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去做,就会非常辛苦劳累;如果这样,那么即使是奴仆也不愿与天子交换位置。因此,君主在上面掌握治理天下,统一四海,为什么什么都要亲自去做呢?亲自去做各种事情,那是服劳役者的原则,这是墨子的观点。根据官吏的才能,分配职务,让他们去做,这是圣王的方法,也是儒者所谨守的法则。古书上说:“农民耕种分得的田地,商人贩卖各种货物,工匠勤恳地做工,士大夫各安其位处理政事,诸侯国的分派守卫,管理国家,三公统辖各个方面,天子只要拱手端坐就行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如此,于是天下的万事万物就会协调一致,就没有什么治理不好的,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法则,也是礼法的关键。

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夺取天下,这并不是玄虚的事情,它的难处在于君主要懂得其中的道理。所谓夺取天下,并不是说其他国家都带着他们的土地来追随你的意思,而是说治国之道足以统一人民罢了。如果能够把它的人民统一起来,那么他们的土地怎么会离开我,而跑到别的国家去呢?所以方圆百里的领土,他们的等级爵位,足以容纳天下的贤士了;他们的官位事业,足以容纳天下的能士了;遵循原有的法制,选择其中好的东西,把它公布出来明令采用,就足以顺服那些喜欢利益的人了。贤德之土都和我团结一致,贤能之士为我所用,喜欢利益的人在这里顺服,这三种人都具备,于是天下的人才全都在这里了,没有遗漏在外的了。所以,方圆百里的土地虽小,已经足够用来集中全部的权势了;讲求忠信,倡明仁义,就足以网罗天下所有的百姓。他们都为我所用,于是就取得了天下,归服最晚的诸侯首先遭受危亡。《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谁不归服的。”说的就是收服天下人心的道理啊。

后弈和蜂门,使擅长射箭的人佩服;王良和造父,使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佩服;聪明的君主,善于使百姓顺服。百姓佩服他,因而权势便随之而来,百姓不佩服,权势就会离他而去,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能够使人顺服就可以了。所以君主想要得到擅长射箭的人,能射得远,又能射中很小的目标,那么没有比后弈和蜂门更好的了;想要得到擅长驾驶车马的人,既能追上快速奔跑的车子,又能快速到达远处,那么没有比王良、造父更好的了;想要使国家得到治理,统一天下,制服秦国和楚国,那么没有聪明的君子更好的了。他们用的智慧很简单,他们做得事务不劳累,可是取得的成就很大;做起来很容易,心情很愉快。所以英明的君主把他们视为珍宝,但是愚蠢的君主却把他们视为祸患。

天子地位尊贵,富有天下,名声显赫,能制服天下人,而没有人能制服他,这是人们心目中共同的欲望,然而这一切,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才能完全拥有这些。他穿的衣服色彩丰富,食物丰盛味美,财物丰厚,统治整个天下;音乐非常齐备,台榭非常高大,园囿非常广阔,诸侯臣服,天下统一,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但只有天子的礼法制度是这样。制度已经公布,政令已经完备,违反法规的官吏就要处死,三公、诸侯违反礼制就要囚禁,诸侯如果离心离德就要加以消灭;他的名声如同日月明亮,功绩有如天地一般广阔伟大,天下人响应他就像影子追随本体一样,如声相应,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但这也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全部拥有。所以,人喜欢吃甜美的食物,但没有比王者的食物更味美的了;喜欢听音乐,但没有比王者的音乐更悦耳的了;喜欢美色,但看到的色彩、美女没有比王者更多、更丰富的了;喜好安逸,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更清净安逸了;喜好利益,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财物更丰厚的了;综合天下人所共同向往的一切东西,王者完全的拥有他们;总揽天下之人就像控制自己的子孙一样,人如果不是疯或傻,谁看到这些不高兴呢!羡慕这样事业的君主很多,能够建立这样事业的士人也有很多,可是自古以来,这样的君主、士人不能合作,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君主不公正,臣子不忠诚的缘故啊。君主疏远贤能的人,而举用自己偏爱的人,臣子互相争夺职位而妒忌贤能的人,这就是他们不能合作的缘由。君主为什么不能广纳贤士,不论亲疏,不论贵贱,只访求真正的贤能呢?如果这样,那么臣子就会轻视职位,推举贤能,而安于追随在贤能的后面;如果这样,那么舜、禹这样的君主就会到来,称王天下的大业就会立刻兴起。就可以一统天下,名声可以与舜、禹相配,事情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快乐的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这些话也该仔细考虑一下了!杨朱站在十字路口哭泣。他说:“这里只要走错半步,当发觉的时候已经相差千里了!”为此他哭得很悲伤。用人也是这样啊,它比在十字路口上举步失误更可怕。唉呀!可悲啊!统治人民的君主,他们一千年来还没有觉察到啊。

哪个国家都有使国家安定的法令制度,也引起国家混乱的法令制度;哪个国家都有德才兼备的士人,哪个国家都会有品德不好的士人;哪个国家都有谨慎守法的百姓,哪个国家都会有凶悍之徒;哪个国家都有淳美的风俗,也会有丑陋的习俗;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一个国家,国家尚可存在,偏于前者,国家能够得到安定,偏于后者,国家就会危险;完全属于前者,就可以称王天下,完全属于后者,国家就将灭亡。所以,如果国家的法令制度是治平的,辅佐的臣子是德才兼备的,百姓是奉公守法的,风俗是纯朴美好的,这四种情况都具备了,这就叫做全属于前者。如果有这样的国家,那么即使不用战争就能战胜敌人,不用进攻就能获得土地,不用四处征伐就能使天下顺服。所以,商王汤依托亳地,周武王依据镐京,都是百里大小的领土,后来却一统天下,诸侯称臣,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具备了上述四种情况啊。夏桀、商纣即使拥有天下的势力,但最后要求做个平民老百姓也是不可能了,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是因为丧失了上述四种情况啊。所以历代君主制定的法令制度虽然不同,但归根到底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君主没有不爱护百姓的,所以就用礼法来治理他们。君主对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政治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即使是孤独鳏寡的人,如有丝毫不合理的东西也不能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亲近君主就如同亲近自己的父母一样,宁可被杀,也不能要他们不顺从君主。君臣之间,尊卑之间、长幼之间,甚至是老百姓,都把这个原则做为最高准则。然后都能从内心自省,谨慎于自己的职分。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而且是礼法的关键。然后,农民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商人各自贩卖自己的货物,工匠们勤恳地工作,士大夫尽心职守、处理政事,各国诸侯各自管理自己的国家,三公总管全国事务,而天子只需拱手端坐就可以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这样,那么天下的万物就没有不均等的了,就没有治理不好了,这是历代君主所共有的做法,也是礼法的关键。

至于那连续几天把政事治理妥当,合力地调节万物来使它们适用,严格规定各级官吏的衣服样式,各种宫室不同的标准,所用仆从有人数的限制,丧礼、祭祀器具的使用都做出明文规定,把这些规定贯彻运用到万事万物中去,就像尺寸寻丈这样,都是按照规定的制度数量进行的,那么这些是各级大小官吏负责的事情,不值得在君主面前陈述。所以对于君主而言,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都正确无误,任用的总领政事的宰相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自身就能非常安逸,国家也治理的很好,功绩伟大,而且声明美好,从大处说可以成为王者,从小处说,可以称霸诸侯。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不得当,所任用总领政事的宰相不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就会劳苦不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功业荒废,名声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实在是作君主的关键啊。因此,用人得当,就可以取得天下,用人不当,国家就危险。不能恰当任用一人,却说能恰当任用上千人、上百人,没有这种说法。既然用人得当,那么,自己还会有什么劳苦呢?只要修正修正自己的衣服,轻轻松松就可安定天下。所以,商汤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姜子牙,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旦。功绩稍差的就是春秋五霸,齐桓公沉湎后宫,悬挂乐器,一味追求游玩享乐,但在天下他并没有被认为是追求享乐的人,他多次会合诸侯,主持天下大事,使诸侯和他一致,成为五霸之首,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这是因为他懂得把政事交给管仲,这就是君主的重要守则啊。英明的君主很容易做到这点,从而使国家兴盛,自己也获得赫赫威名。舍弃这点谁还能做得到呢。所以古代的那些有杰出功业的人,一定是遵循了这一点;而丧失国家,并危及自身的,一定是违反这一点。所以孔子说:“聪明人本来就懂得很多,主管国家重要的事情又少,能不明察吗?愚蠢人的智慧本来就很少,又偏要去管许多繁琐的事务,他怎么不惑乱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治理国家的人的等级名分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宰相和臣下百官就要谨守自己所听到的,不追求自己所不该听到的事;谨慎地处理自己所应该见到的事,不致力于处理自己所不该见到的事。职权范围内所听到、见到的事,都要用统一的原则处理,这样,即使处在偏远的地方,也没有人敢不遵守职分,都会遵守国家制度,顺从君主,这就是国家安定的标志。

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管理近的,不管理远的,管理明显的,不管理暗处的,管理主要的,不管理繁琐复杂的。如果治理好近处的,那么远处的就会得到治理;如果治理好明显的,那么暗处的也会随之变化,如果处理好主要的,那么烦杂的也会得到解决。这样,每天全面管理天下大事,时间还绰绰有余,如果这样,那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了。既管理近处的,又兼管远处的;既管理明显的,又兼管暗处的;既管理主要的,又兼管繁琐的;这就是过分了,过分了和没有达到是一样的,就好比竖起笔直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弯曲的一样。不能处理近处的,却还要处理远处的;不能处理明显的,却要处理暗处的;不能处理主要的,却还要兼管繁琐的;这是违背事理的,就好比是竖起的是弯曲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直的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善于抓住要领,而愚昧的君主喜欢什么都管。君主善抓要领,那么各种事情就能办的周详,君主喜欢什么都管,那么各种事情就会荒废。君主,选好一个宰相,公布一个统一的法令制度,明确一个主要原则,用此来统帅一切,洞察一切,并以此来考察它的成就。宰相,总管各种政事的处理,以此来整顿朝廷上的大臣和各级官员的职分,衡量他们的功劳,论定他们的奖赏,到年终,捧着自己的成绩,呈报给君主。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君主在寻求人才时是劳累的,但在使用的时候就安逸了。

君主治理国家,能得到百姓尽力效劳的,国家就富有,得到百姓为他效死力的,国家就强盛,得到百姓的称颂的,自身就荣耀。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失去了这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背离他。天下仁都归顺他,就是王者,天下人都背离他就是灭亡。商王汤、周武王都遵循这个原则,奉行这种道理,兴办天下人都认为有利的事,除掉天下人共同的祸害,天下人都归顺了他们。所以,君主重视用道德声望引导天下人,彰明礼义法度教导天下人,竭尽忠信爱护天下人,赏识贤人,重用能人,根据能力使用他们,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加官进爵来重用他们,依靠天时,减轻负担来调剂他们,量力而任用他们从而使他们协调一致抚养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养育百姓特别宽厚,使用百姓极其合理,制定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所有不合理的东西,即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务必不要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尊重他们如同尊敬上天,欢喜他们如同自己的父母,为他献出生命也心甘情愿,这没有其他原因,是由于君主的道德异常显明,恩惠确实深厚的缘故啊。

乱世就不是这样,在乱世引导百姓的是肮脏、散漫、欺凌、盗窃的行为,他们公开玩弄权术阴谋、反复无常的伎俩,用唱戏的、侏儒、妇女等私下的请求来扰乱朝政,让愚蠢的人去教导有智慧的人,让不肖的人居于贤人之上,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使用百姓,就极其劳苦。因此百姓鄙视君主如同鄙视女巫,憎恶君主如同憎恶魔鬼,整天都在寻求机会抛弃君主、践踏君主,背离君主、驱逐君主。如果突然有外敌入侵,君主还想百姓为他卖命,这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治国的做法毫无可取之处。孔子说:“看看我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危害国家的是什么呢?让小人居于百姓之上作威作福,用非法手段从百姓那里巧取豪夺,这是危害国家的大灾难。如果大国的君主喜好注视小利,便会危害国家;他爱好音乐美色、楼台亭阁、园林兽苑,乐此不疲而追求新奇,便会危害国家;不喜欢整顿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贪婪地想要占有别人的拥有,便会危害国家。这三种邪恶的念头充斥胸中,又喜欢让玩弄权术阴险狡猾的人在决断政事,如果这样,君主就会权势轻微,声名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便是危害国家的人。大国的君主,不尊崇礼义,不谨守原有的法令制度,而喜欢欺诈。如果这样,朝廷上的群臣也就不崇尚礼义,而好互相倾轧。朝廷中形成了这种风气,那么,广大民众也就不尊祟礼义了,而喜好贪图私利了。如果举国上下都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即使土地广阔,权威也必定趋于轻微;即使人口众多,兵力也必定趋于衰弱;即使刑罚繁多,政令却不能下达。这就是危险的国家,这就是危害国家的人。

大儒就不这样,他会明辨是非。朝廷上必定会推崇礼义,明确贵贱的等级,这样,士大夫就没有不注重名节、不坚守法制的了。对于群臣百官,将统一他们的管理制度,注重他们的官职和俸禄,这样,那么各级官吏就没有谁不畏惧法令,进而就会遵守法度的规定了。关卡和市场只查问而不收税,所规定的市场价格、所禁止的事情都公正不偏。这样,那么商人就没有不忠厚诚实的了。要求各种工匠按时节砍伐木材,放宽他们的限期,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技巧,这样,那么各种工匠就无不忠诚守信而不粗制滥造了。减少城郊的农村税收的征缴,减少对钱币的聚敛,减少劳役,不侵夺农时,这样,那么农民就会勤勤恳恳从事农耕而不从事其他的事情了。士大夫看坚守节操,舍身殉职,这样兵力就会强大。各级官吏惧怕法令而遵守法度,国家法令就不会混乱。商人老老实实,没有欺骗行为,那么商人安业,财货通畅,国家的各种需求就能得到供应。工匠忠诚信实,就不会粗制滥造,那么器械用具就做的轻巧灵便,而资材也不会缺乏了。农民辛勤耕作而不误农事,那么就会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这样就会百业兴旺而不荒废了。这就叫政令通行,风俗美好。凭借这些捍卫国家就能巩固,征战就能强劲有力,居守于自己的国家就享有名望,有所举动国就会有功绩。这就是大儒所说的全面的治理啊。


分类:儒家经典书名:荀子作者:荀况 前页  目录  后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