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文章第九

【译文】

文章本出“五经”：诏、命、策、檄，是从《尚书》中产生的；序、述、论、议，是从《易》中产生的；歌、咏、赋、颂，是从《诗经》中产生的；祭、祀、哀、诔，是从《礼记》中产生的；书、奏、箴、铭，是从《春秋》中产生的。朝廷的宪章，军中所用的誓、诰，彰显仁义，颂扬功德，治理百姓，统治国家，文章有多种用途。至于以文章来陶冶性情，或抒发自己的情感，或深入体会其含义，都是令人快乐的事情。若平时修行有余力，则可以学习这方面的事。然而自古以来文人大多陷于轻薄：屈原展露自己的才华赞扬自己，公开暴露君主的过失；宋玉形貌冶艳，被人视作俳优；东方朔言行过于滑稽，太不儒雅；司马相如窃人钱财，没有操守；王褒的过失见于《僮约》；扬雄的品德坏于《美新》；李陵投降匈奴，辱没尊严；刘歆投靠王莽逆朝；傅毅依附权贵；班固剽窃父亲写的史书；赵壹为人过分倨傲特出；冯衍轻浮，遭到排挤；马融谄媚权贵被人嘲讽；蔡邕结交恶人遭到惩罚；吴质仗势横行而触怒乡里；曹植傲慢肆意而触犯法纪；杜笃向人借贷而不知满足；路粹心胸太过狭隘；陈琳太过粗略疏忽；繁钦生性不知检点；刘桢性情过分倔强；王粲轻率急躁，遭人厌恶；孔融、祢衡狂放傲慢，因此被杀；杨修、丁廙煽动生事，自取灭亡；阮籍因不守礼法而败坏风俗；嵇康因盛气凌人而不得善终；傅玄因负气争吵而遭免官；孙楚因自高自大而得罪上司；陆机因作乱而冒险；潘岳因侥幸取利而自致危机；颜延年因意气用事而被贬职；谢灵运因空疏而违背法纪；王元长因叛逆作乱而自取灭亡；谢朓因侮慢别人而遇害。以上这些人物，都是文人中杰出的人士，其他不能全数记取，大略就是如此。至于帝王，有的也未能避免这类毛病。自古以来做皇帝并有才华的，也只有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但他们遭受世人的非议，不算是完美的君王。像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等一流人物，享有盛名而免于过失祸患的，也时常听说，只是经历艰辛磨难的还是占多数。对此我常常思考，推究其中的道理，文章的本质在于揭示兴致感受，抒发性灵，这就容易使人恃才自负，从而忽视操守，勇于追求名利。在现在的文士身上，这种毛病更加严重，一个典故用得恰当，一个句子做得清新巧妙，就会心神上达九霄，意气下凌千年，自己吟咏自我欣赏，旁若无人。又因为砂砾给人带来的伤害，会比矛戟造成的伤害更严重；讽刺别人而招祸，会比大风来得更快，应该特别注意防范，以保安全。

做学问有聪明和迟钝之分，写文章有精巧和拙劣的区别。做学问迟钝的人只要坚持努力也可以达到精熟；写文章拙劣的人再怎么钻研思考，终究难免陋劣。其实只要成为饱学之士，就足以立身处世。要是真的缺乏天分，就不要勉强执笔写文章。我见到世上有些人，明明极度缺乏才思，却还认为自己的文章清新华丽，并且让丑拙的文章流传在外，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这种人在江南被称为“詅痴符”。近来在并州地方，有个士大夫，喜欢写引人发笑的诗赋，还嘲弄邢邵、魏收等人，人家联合起来嘲弄他，假意称赞他的诗赋，于是他就杀牛斟酒准备宴请人家以扩大声誉。他的妻子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哭着劝他。他却叹着气说：“我的才华连我的妻子都不能承认，何况不相干的人！”他到死也没有醒悟过来。自己能看清自己才叫明，这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

学作文章，先要和亲友商量，得到他们的评点，知道怎样写了，然后才动手写；千万不能自我感觉良好，以致为旁人所取笑。自古以来执笔写文章的，多的数不清，但真正能称得上宏丽精华的文章，不过几十篇罢了。只要文章没有违背体裁要求，辞意值得一观，就可以称为才士了；但要自己的文章当真惊动流俗压倒当世，那就像黄河澄清那样不容易等到了。

不屈身于贰朝，这是伯夷、叔齐的节操；任何君王都可侍奉，这是伊尹、箕子所行的道义。自春秋时期以来，世家有奔窜流亡的时候，国家有被吞并灭亡的时候，君臣之间也没有什么不会改变的名分了；君子即使绝交也不会口出恶言，然而一旦屈膝侍奉别的君主，又怎能因故主的存亡而改变自己的立场呢？陈琳在袁绍幕下时称曹操为豺狼；在魏国做官时，又在所写的檄文中称袁绍为毒蛇。在当时必须听从君主的命令，自己不能做主，但这也是文人的大祸患，不能不仔细斟酌一番。

有人问扬雄说：“您是不是年轻时就喜欢写赋？”扬雄说：“是的。但是辞赋就如同小孩子练的虫书、刻符，大丈夫是不屑于做的。”我私下里认为他的说法是不对的：虞舜吟诵的《南风》，周公所作的《鸱鸮》，尹吉甫、史克所作的那些收在《雅》、《颂》中的美好文章，倒都没听说他们因为在年轻时写诗而损坏了德行。孔子说：“不学《诗经》，就不知该如何应答。”又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对《诗》的乐章进行整理，使得《雅》和《颂》都各得其所。”孔子宣扬孝道，就引用了《诗经》来佐证。扬雄怎么敢忽视诗赋呢？如果就他说的“诗人的赋华丽而合乎法度，辞人的赋华丽得过度”来看，那也只不过是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而已，不知道扬雄自从成年之后又做得怎么样呢？他写了《剧秦美新》，又曾经糊涂地从天禄阁往下跳，处事惊慌失措，不能乐天知命，不过像是小孩子的行为罢了。桓谭认为扬雄胜过老子，葛洪将他和孔子相提并论，实在是让人叹息。扬雄只不过是通晓术数，懂得阴阳之学，所以写了《太玄经》，那些人都被他迷惑了；他的言辞德行连荀子和屈原都比不上，又怎么能和老子、孔子这样的大圣人相提并论呢？况且《太玄经》在今天有什么用途呢，不过是被人拿来盖在酱缸上罢了。

北齐有个叫席毗的人，为人廉洁干练，官至行台尚书。他鄙视文学，曾经嘲笑刘逖说：“你们这些文人的辞藻文章，就好像是开放的花朵一般，只能供人赏玩片刻，算不得栋梁之才；怎能比得上我们这些军人呢，我们就像千丈高的松树一样，常历风霜，却不会枯败凋落。”刘逖回答说：“若既是耐寒之树，又能在春天开放花朵，这种怎么样呢？”席毗笑着说：“那自然好！”

作文章就好比是骑千里马，虽然马很骏逸奔放，也还是得用衔勒来控制它，不要让它乱了奔走的法度，纵意跃进那坑岸之下。

文章要以义理意致为心肾，气韵格调为筋骨，用典合宜为皮肤，华丽辞藻为冠冕。如今世代传承的文章，都是趋末弃本，过于浮艳，辞藻和义理相竞，文辞虽然优美但事理却被遮隐；用典和才思相争，用典繁琐而才思受损。奔放飘逸的，行文虽然轻快但常常远离主题，过于拘束的，虽然补缉连缀勉强成篇但却文采不足。时下习俗都是这样，怎么能独自立异？但求不要做得太过分就好。如果有位才华横溢、声名远播的人，来改革这种文章体制，那才真是我所盼望的。

古人的文章，气势宏大，潇洒飘逸，其体度风格和现今的文章差别很大；只是古人在遣词造句、过渡钩连等方面，还很粗疏质朴，不够周密细致。如今的文章，音律和谐华丽，辞句工整对称，避讳精细详密，在这方面则比古人高超得多了。应该用古文的体制格调为根本，以今人的文辞音调作补充，这两方面同时存在，不可以偏废任何一方。

我父亲的文章写得非常典雅庄重，不同于流俗；梁孝元帝在做湘东王时曾经撰写《西府新文》，先父的文章一篇也未被收录，这也是因为先父的文章不迎合世人口味，没有浮艳风气的缘故。先父留下的诗、赋、铭、诔、书、表、启、疏等各种文体的文章共二十卷，我们兄弟当时还在居丧期间，没有来得及整理编次，就被大火烧了个精光，最终未能流传于世。我的痛苦怨恨，深入心底！先父的操守品行载于《梁史·文士传》和梁元帝的《怀旧志》上。

沈约说：“写文章应当遵从‘三易’的原则：一是用典通俗易懂；二是文字容易认识；三是易于朗读背诵。”邢子才常说：“沈约的文章，引用典故使人难以觉察，教人以为他是直抒胸臆一样。”并因此而深深佩服他。祖孝徵也曾经对我说：“沈约的诗里说：‘崖倾护石髓。’这哪里像是在用典啊？”

邢子才和魏收都有很高的名声，当时的人们都以他们为楷模，奉他们为师。邢子才佩服沈约而轻视任昉，魏收钦慕任昉而诋毁沈约，他们在一起宴饮聚会时常因此而当面争执。邺城的人对此看法不一，两个人都有拥护者。祖孝徵曾经对我说：“任昉和沈约的是与非，实际上正是邢子才和魏收的优与劣。”

《吴均集》中有《破镜赋》。从前，有个城邑名叫朝歌，颜渊不在那里居住；有一处乡里名叫胜母，曾子路过时就敛起衣襟：这大约是因为怕不好的名字有伤事物的本质。破镜是一种凶恶暴逆的动物，这在《汉书》里有记载，做文章时一定要避开这类名称。近来看见有应和别人诗作的人在和诗的题目中写着“敬同”两个字，《孝经》里说：“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因此这两个字是不可以轻易乱用的。梁朝费旭的诗中说：“不知是耶非。”殷沄的诗中说：“飖飏云母舟。”简文帝说：“费旭已经不认识自己的父亲，殷沄又使他的母亲四处飘荡。”这些虽然都是古时的事，但也不可用。世上有的人在文章中引用了《诗经》里的“伐鼓渊渊”，《宋书》已经讥刺他不懂反语；诸如此类的事，一定要避开为妙。母亲在世，送别舅舅时却高咏《渭阳》这首诗；双亲在堂，送别兄长时却以“桓山之鸟”来表达自己的悲伤，这些都是严重的过失。这里只是举了一部分例子，写文章时处处都要注意。

江南地区的人写了文章之后，希望别人进行批评，知道有不合适的地方，接着就加以修改，陈思王曹植就是从丁廙那里学到了这种习惯。山东地区的风俗是不许别人对自己的文章提出疑问。我刚到邺城的时候，就曾经因为批评别人的文章而得罪了那个人，到现在还为这件事后悔；你们一定不要轻率地议论别人的文章。

凡是替别人写文章，都要用他的口气，这从道理上说是应该的。表达哀伤凶祸内容的文章是不可以随便替别人代笔的。蔡邕为胡金盈作《母灵表颂》说：“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丧。”又为胡颢作父诔，诔文中说：“葬我考议郎君。”还有《袁三公颂》说：“猗欤我祖，出自有妫。”王粲替潘文则写的《思亲诗》中说：“躬此劳悴，鞠予小人；庶我显妣，克保遐年。”而这些文章都收在了蔡邕和王粲的文集里，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古人所通行的做法，在现在看来是犯了忌讳。陈思王曹植在《武帝诔》中以“永蜇”表示对父亲的思念，潘岳的《悼亡赋》中以“手泽”指亡妻留下的物品，并抒发看到妻子遗物的悲怆之情。前者是将父亲比作虫子，后者则是将亡妻等同于亡父了。蔡邕的《杨秉碑》说：“统大麓之重。”潘尼的《赠卢景宣》诗说：“九五思飞龙。”孙楚在《王骠骑诔》中说：“奄忽登遐。”陆机的《父诔》中写到：“亿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诔》又说：“伣天之和。”现在要是再写这样的话，那就是朝廷的罪人了。王粲在《赠杨德祖诗》中说：“我君饯之，其乐泄泄。”“其乐泄泄”是郑庄公和母亲重归于好时说过的话，这种话是不可以随便用在别人子女身上的，何况还是太子呢？

挽歌辞，有人说它始于古代的《虞殡》之歌，也有人说出自田横的门客，所有的挽歌辞都是活着的人用来追悼死者表达悲哀之情的。陆机所作的挽歌大多是死者的自我感叹之言，挽歌辞的格式中没有这样的例子，这也违背了创作挽歌辞的本意。

诗人的文章，不管是讽刺的、规劝的、赞美的、还是歌颂的，都有各自的源流，从来没有将其混杂在一起，而使善恶同处一篇。陆机作《齐讴篇》，前半部分叙述山川的秀美和物产的丰盛，以及当地民风的纯朴，后半部分忽然又表现出鄙薄此地山川的情绪，太悖离文章的体制。既然这样，那他写《吴趋行》，为什么不提子光和夫差呢？写《京洛行》，为什么不提周赧王和汉灵帝的事呢？

自古以来，那些才华横溢、博学多才的人，在引用典故时出现差错的也大有人在；诸子百家杂说纷纭，有时候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书籍倘若湮没，后人读不到，所以我不敢对此妄加评论。现在我叙述那些属于绝对错误的事，略举几个例子给你们借鉴。《诗经》里说：“有鷕雉鸣。”又说：“雉鸣求其牡。”《毛传》里也说：“鷕，是雌雉的鸣叫声。”《诗经》又说：“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郑玄注的《礼记·月令》也说：“雊，是雄雉的鸣叫声。”而潘岳的赋里说：“雉鷕鷕以朝雊。”这就混淆了雌雄的区别了。《诗经》里说：“孔怀兄弟。”孔，是很的意思；怀，是思念的意思。孔怀的意思是十分想念。陆机的《与长沙顾母书》叙述他的从祖弟陆士璜之死时却说：“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中既然感到悲痛，那自然就是很思念，为什么还要说“有如”呢？看他在这里的意思，大概是把“孔怀”理解成亲兄弟了。《诗经》说：“父母孔迩。”按照陆机的理解，要称父母为“孔迩”，这在意义上说得通么？《异物志》上说：“拥剑的状貌好像蟹一样，只是有一只螯偏大罢了。”何逊的诗里说：“跃鱼如拥剑。”这是鱼、蟹不分了。《汉书》中说：“御史府中种着成列的柏树，经常有数千只野鸟栖息在树上，这些鸟早晨离去黄昏时归来，被称为朝夕鸟。”而文人们在引用的时候往往把它们误作“乌鸢”。《抱朴子》里记载项曼都伪称自己遇上仙人时说：“仙人给了我一杯流霞要我喝下，我就不觉得饥渴了。”而简文帝却在诗里说：“霞流抱朴碗。”这就好像是郭象将惠施辩论的言辞当作庄周的话一样了。《后汉书》中说：“囚司徒崔烈以锒铛锁。”锒铛，就是大的铁链锁，世人多把“锒”误作金银的“银”字。武烈太子也是读过数千卷书的学士，他曾经作诗说：“银锁三公脚，刀撞仆射头。”这是受流俗影响而造成的错误。

文章中凡是牵涉到地理知识的，运用时一定要恰当。梁简文帝的《雁门太守行》说：“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在《陇头水》中说：“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这些都是明珠上的小缺点、美玉上的小瑕疵，应该慎重对待。

王籍在《入若耶溪》这首诗里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地区的人认为这是独一无二的句子，对此没人表示异议。简文帝经常吟咏这句诗，不能忘怀，梁元帝也经常吟诵回味，认为不可多得，以致在《怀旧志》中将这首诗载入了《王籍传》中。范阳卢询祖，是邺城的优秀人物，他却说：“这两句根本不能算是联语，看不出王籍有什么过人的才华。”魏收也赞同他的观点。《诗经》里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毛传》的解释说：“这是不喧哗的意思。”我总是感叹这个解释有情致，王籍的诗就是由此而生的。

兰陵的萧悫，是梁上黄侯之子，擅长做文章。他在曾经写过的《秋诗》里说：“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当时的人都不欣赏。我却喜欢那种萧疏散淡的情致，诗中的景象就仿佛在人眼前一样。颍川荀仲举、琅邪诸葛汉，也是这样认为的。而卢思道等人，则不大喜欢这两句诗。

何逊的诗真是清新奇巧，多有生动形象的语言；扬都谈论他的诗的人批评他太过深思苦吟，意境太过萧索清寒，不如刘孝绰那种从容闲适的诗风。虽然如此，刘孝绰还是很嫉妒他，平常吟诵何逊的诗句时常说：“‘蘧车响北阙’，㦎㦎不道车。”他又撰写了《诗苑》，其中只选了何逊两首诗，当时的人们都讽刺他不够大度。刘孝绰在当时有很高的声望，没有什么让他佩服的人；他只佩服谢朓一个人，经常把谢朓的诗文放在桌案上，随时阅读。梁简文帝喜欢陶渊明的诗，也常常这样做。江南地区有句俗语说：“梁朝有三何，子朗才最多。”三何是指何逊、何思澄、何子朗。何子朗的诗确实写得很清新精巧。何思澄游览庐山，时常写出优美的篇章，也算冠绝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