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握有名牌大学的电机工程学文凭，江泽民还是遇到了找工作的难。他虽然听说在中国东北发电厂有空缺职位，但此内战正酣，交通几乎断绝，他去不了那里。由于无事可做，他和他的朋友童宗海只能四处打零工。在空闲时，他们就回学校去碰运气，希望在系里面的告牌上出现一个工作机会。
“江泽民和我有一个约定，”童回忆说，“如果他发现有适合我的工作，他就告诉我，而如果我发现有适合他的工作，我也会告诉他。”
但不久，因为江一直忙于他事，查看公告牌就成了童的职责。8月，他看到了上海海宁洋行（这是一家中美合资食品企业）的一张招聘启事。这张启事是他们的一位教授贴。“找到江泽民以后，”童回忆说，“我们就直接去了那个教授的办公室。”第二天，两人怀揣推荐信来到了海宁洋行，一位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很显然，”童回想说“已经有人向厂方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他随后微微一笑，说道：“谁想得到是我帮江泽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从此他会一路高，最终成为党的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
上海海宁洋行是一家生产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知名企业，在食品店和杂货店里都能买到海宁的产品。海宁最有名的品牌——“美女牌”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冷饮市场占有很大份额。由于制冷设备庞大——在上海所有的外资企业中，海宁拥有最大的冷藏设备——海宁需要用两台发电机供电。江泽民和童宗海进了海宁行电力供应部工程科，开始了他们的见习生涯。
海宁的工厂位于上海市口区，这是个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区。1937年，日本侵略者摧毁这片地区以后，这里就沦为了贫民区，住的都是从江苏来的工人，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海宁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由于来自同一个省份，说着同一种方言，江泽民和工人们相处融洽，尽管他们的教育背景悬殊。
一天，一个工人要江泽民修理一台坏了马达。“我大吃一惊，”江在50年后回忆道，他的感受仍然十分新鲜，“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大学生。但我学过的微积分、物理和工程学课程却没有一门教过我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从此以后，江泽民必须成为“修理东西”的行家。
1947—1948年的冬天尤为艰难。内战引发的严重粮食短缺开始在全国蔓延；在上海，有大约500人死于饥饿。内战激烈地继续着，国民党在和共产党的争夺中丢失了越来越多的地盘，上海成为孤注一掷的国民党企图保住半壁江山的关键。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守长江以南，组织长江防线。为了加强食品供给，国民党政府买下了上海海宁，向美国老板支了30万美元的补偿金。
海宁厂工作4个月后，童宗海决定转到湖北黄石的一家发电厂工作，从上海到那里需要溯江而上数百英里。童出发的那天，清晨5点，江泽民和厉恩虞（他仍然住在江的姨妈家里）来到上海码头送别他们的好友。
中国的政治形势依然风云变幻。从严格意义上讲，江现在正在为国民党政府工作。在频繁的通信中，江泽民鼓励童宗海与当地的共产党人交朋友，但同时提醒他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信仰。江泽民的谨是明智的，这也是他的特点。“在我到黄石大约5个月后，”童宗海说，“我终于和这里的地下党接上了头。我于1948年参加了地下工作，并在1949年初正式入党。”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也十分谨慎。他们告诉童不要再和江通信，以免危及他们双的安全。国民党秘密警察在检查来往邮件，童和江的通信不仅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也有可能连累其他人。他们的友谊中断了数年。
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1948年5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对江的另一位同窗好友、学生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张公纬发出了逮捕令。接着，张和当局玩了两个月危险的捉迷藏游戏。有很多次，这个年轻人都是侥幸口逃生，直到最后，共产党安排他和另外8名遭追捕的同志坐船离开上海。张被告知到一个大百货商店去接头，这种人来人往的地不容易被特务盯上。从那里，他和接头人将一同前往码头。
张公纬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了指定地点，但是却没有人来，他感到有些不安。突然，一辆美式吉普戛然而至，他的心一下子怦怦跳了起来。“难道行动暴露？”他心中暗想。
他正准备拔腿逃跑，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正是江泽民。江一把抓住张，压低声音对他说：“跟我来。”江猛踩一脚油门，一溜烟地向指定的码头驶去。就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他把车靠到了路边的树荫里。“公纬，”他说，“我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到船那边去吧。其他人在等你。”
他们当时不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再也用不着这样谨慎匿了。1946年，毛泽东曾预言要用5年时间打败国民党，但到1947年年中的时候，内战的天平已经在向他那边倾斜。到1948年时，国民军队在全国各地屡战屡败。在靠近苏皖边境的大别山区（这里离10年前江上青遇难的地方不远），一位名叫邓小平的43岁的指挥官率领20万大军打了一个大胜仗。1948年秋，国民党在东北损失了将近50万军队。
1949年1月，共产党攻取了北平。中共中央指示上海的地下党护好工厂、机关和学校防止国民党破坏。上海下党还被要求在夺取城市之后，配合人民解放军维持秩序，尽早恢复生产。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第二天，毛泽东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令，旨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100万解放军兵横渡长江，向内地、向南方进军。
整个天，解放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共产党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时，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涌向了台湾。在上海，国民党展开了报复行动，他们攻击各种类型的共产党团体并在一个警察局杀害了两名交大的学生。在5月初的时候，形势变更加一触即发。当解放军打到上海外围的时候，江泽民担心国民党军队会在逃往台湾时运走工厂里的重型设备。“我们不能让他们拿走属于们的东西，”江对工人们说，“那样我们就得喝西北风了。”
对江泽民而言，考验他和工人们的良好关系的时候到了。“我今天到这儿来是征求你们的意见的，”他告诉他们，“你们都比我年长。我们工人全靠这些机器吃饭。不管谁赢，不管工厂归谁，我们都得生活。如果机器被搬走了，我们就没办法养家糊口了。”工人们请江提个建议。凭着4年参加学生运动的经验，他把工人们分三班，轮流保卫工厂。他们还把卡车从厂区开走，把小型工具隐藏起来。
不过，所做的精心安排没有派上用场。国民党军队已是兵败如山倒，除了中央银行库存的金条和银元，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带走。他们没有时间去进行大规模的劫掠，在食品厂，江和工人们没有遇到任何冲突。上海战役仅仅持续了两周。5月25日，解放军突入市区，并在两天内占领了整座城市。不过，仗并没有打完。国民党后来轰炸了上海的发电厂。江亲手启动了工厂的备用发电机，以防止厂里的冰激凌融变质。对解放事业的这一贡献使他终生感到自豪。
充满风险的岁月结束了，地下工作者转入地上。江泽民已不再需要隐藏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由于他保卫工厂的努力，江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负责抓生产。与同时他还担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
在被接管之后，工厂成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并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整个公司都隶属于华东工业部。1949年9月的一天，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的领导）来工厂视察。在视察中，他看到了一家陈旧但十分整洁的乳品厂，到处散发着新鲜冰激凌的香味。此外，更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
“江泽民充满了活力，”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汪说道，“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共产党人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上海，”汪接着说，“这时离人民共和国建立还有一个月，我在上海军管会中负责重工业。益民是我们辖下的一家公司，江泽民就在益民所属的一家食品厂工作。当我遇到江民的时候，他才23岁。”
“江泽民在益民的总经理办公室等我，”汪说，“在我听了简单的报后，江泽民代表工厂向我报告了他们新的商业策略，包括一份有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上海一家大的奶牛场是益民的供应商，由于供货稳定，生产能力充足，所以搞好工厂的关键在于销售——也就是要为益民的冰激凌、冰棍和饼干找到顾客。江泽民组织了许多销售小组，并把重点放在食品店和杂货店。”
汇报结束后，江和其他几名经理陪同汪道涵来到厂房内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在当时的上海这可是最先进的。“江泽民干劲十足、精力充，”汪回忆说，“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专家。”
在他们商讨用什么新招把那冰冻美食送到饱受战争蹂躏的市民手中时，34岁的汪和江立即觉得彼此十分相投。尽管江在益民已经受到破格提拔——他已是技术保障科科长和副总经理——但他和汪的关系将帮助他很快升任总经理一职。这层关系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为汪的妻子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长，是江的顶头上司。
“我负责全上海的工业企业，”汪特别提到，“我妻子在我的领导下管理着一家大型控股公司，而江泽民在她下面的一家子公司里工作。”
江泽民和汪道涵很快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他们都曾是地下工作者；江在汪的妻子手下工作；他们都有相似的技能和旺盛的精力；而且两人都与江上青——江泽民的养父——有关系：汪曾负责军需后勤工作，并像江上青一样，在游击战时曾在张爱萍将军手下工作过。
“因为江泽民是厂里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我妻子的下属，”汪回忆说，“他们越来越熟悉，江泽民了我家的常客。我妻子比江泽民大9岁，我们开始把他当小弟弟看待。除了谈工作，我们也谈其他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江泽民的身世非同一般：他是江上青烈士的养子。我和江上青烈士并不相识，但我听说过他的英雄事迹和牺牲经过。”
在江泽民早年的生涯中，不管是在工作上是在生活上，不是碰上了充满机遇的挑战，还是碰上痛苦的磨难，他都会向汪的妻子倾诉。汪道涵和江泽民的相识相知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终身不渝的友谊并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高高的城楼上，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向群众许诺要建立一“新中国”，没有外国占领，没有内战。但是和平不会轻易到来，繁荣也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取。上海共产党人的兴奋很快被他们的解放者的怀疑态度所冲淡。对于过惯农村生活、经常缺衣少食的解放军官兵来说，上海这些老于世故、生活西化的同志带有太多的资产阶级味道，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除此以外，城市处于混乱状态的现实也加重了紧张局势。物价飞涨，失业严重。米、煤、棉花和其他必需品都出现短缺。即使买一样简单的东西，也要排上好长时间的队。“三个人的食物五个人分”，毛发出号，希望能有所帮助。但随着不满情绪的增长，示威者走上了街头。
不久以后，政府掀起了一轮揪坏人的运动，把目标指向了“敌特、反革命分子和政治流氓”。上海市政府下令，所有的前地下党员都必须接受一段时期的“整训”，旨在彻底消除他们的任何旧思想。“整训”的方式包括密集的讯问，以挖出国民党特务和暴露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
过去6年以来，江泽民一直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支持共产主义事业，他对接受这样的“整训”深感羞辱，并为由此中断他在厂里的工作而不快。当人们正在忍饥饿的时候，食品生产却要受到耽误。江被带到位于上海市区以南25英里的松江，尽管他很恼火，但他还是接受了讯问，并顺利过关。仅仅一个月后，他又重返益民厂的老岗位，而且还多了两个新头衔：第一副厂长和党支部书记，而第二个头衔更为重要。这是他在共产党内的第一个正式领导职务。
共产党革命之后，中国的企业都建立了双重的管理机制：一重是党的领导；另一重是行政或业务领导。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90年代末，党的领导体系掌握着大部分的权力。作为益民的党支部第一把手，江有效地控制了企业，不久又成为行政第一把手。尽管只有25岁左右，他在益民食品厂的领导职务将使他为上海工业界的精英之一，这为他以后在党内晋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1年2月，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上海市虹口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对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来说，在工厂的工作经历被证明是他们提升的关键。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技术管理人员，都曾经管理过诸如工厂或研究所这样的国有企事业位，并在这一系统中升上高位。这与前两代领导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邓小平的“第二代”，个人升迁是靠戎马生涯和军功取得的，而毛的“第一代”则致力于创立思想体系，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为益民食品厂的首脑，江实施了新的政策和计划。“美女牌”商标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光明牌”，这反映了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政治转变。今天，“光”仍是食品行业最知名的品牌之一。
作为热情的共产主义者，江民还坚持让他的工人在工间休息时高唱共产主义曲。1950年，当政府试图将供电系统国有化时，工厂经常出现断电现象，江便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些空隙，领导厂里的工人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多年后，已成为高级领导人的他，在视察一家工厂时，突然脱口唱出了这首歌。同时，他也懂得市场的重要性，并寻求通过富有创意的广告扩大益民的市场份额。
作为管理者，江努力让手下工的生活过得舒适些。他提高了食堂里的膳食档次，并向夜班工人提供免费夜宵。职工还可以把饭菜带回家去给家人吃，在当时是普遍的做法。（企业会大批量购买诸如鸡蛋这样的食品，将其发给职工以补贴他们微薄的收入。）江组织了许多文化活动，比如在工厂内组织表演小品和音乐剧，并且为文娱活动提供了场地。他已开始养成他特有的那种处事方式：关注上级的兴趣，同时关心下属的要。
就在江升任厂长后的数月内，益民便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益民成了模范工厂。很快，另一家生产“梅林”牌罐头的食品厂与益民厂合并，也受江泽民领导。
工作之余，江的心思转向了成家立业。1949年12月，23岁的江与自己高中时代的心上人王冶坪结婚，他和她相知几近一辈子。据说，“两人从小青梅竹马”。王是江的养母的亲侄女，从姻亲而非血缘）关系上来说是江的表妹，他们的结合使这个大家庭变得更加紧密了。
江的妹妹江泽慧回忆了兄长当年的恋爱史，她说：“当三哥从南京转往上海交大以后，他经常去看望我的外婆——也就是我母亲的母亲，和我的舅舅——也就是王冶坪的父亲。我外婆和舅舅都非常喜欢三哥。1949年，当我母亲到上海时，她欣喜地看到三哥和她的侄女正在谈恋爱。”
这一恋情正是一个性格互补而吸引对方的佳例。江喜欢社交，充满自信，而他的新娘则文静和善，含蓄谦逊。王冶坪也同样多才多艺，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和根除封建传统，共产采取措施对婚姻进行了趋于自由的改革。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前，男人主宰着他们的妻子，但在新制度下，妻子和她们的丈夫是平等的，还可以离婚。一改革所造成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是，妇女婚后不仅要加入报酬微薄的劳动大军，传统还要操持丝毫未减的家务活。
江的新婚妻子和他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她祖父在上海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个古玩字画收藏家。她的父亲曾到过美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拥有一家经营还算成功的工艺品厂，但在他早逝之后，王家的财富消耗殆尽。
当时以及在以后的多年中，一个谣言四处流传，江的新婚妻子是一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亲戚，而这位领导人也姓王。在中国，有超过7％的人都姓“王”。
大约100名宾客参加了那场历时3小时的婚礼及婚宴，地点是在位于市中心靠近外滩的一家华丽的饭店。外滩是一条著名的滨河道，它被称为世界建筑博览馆，因为你能在这里看到各种风格的建筑物。
“按照传统，”王慧炯回忆说，“每个宾客都送一个装钱的小纸包，有些还装在红纸包内。当然，客送的钱抵不上婚礼的开销。我和江泽民都参加了对方的婚礼，我还是他婚礼上的两个证婚人之一呢。”
“毕业后，我和江泽民的关系变得更加亲，”王回忆说，“但是要想保持经常联系很困难，因为新工作的压力，还有时局的紧张，而且在革命胜利之前，暴露我们的共产主义或反国民党观点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我们在街上邂逅，彼此间因为相当长时间没有联系而有些尴尬。自从1956年我离开上海以后，我们有20多年都没有联系。
1952年，年轻的江泽民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为“绵恒”，意思是“绵和恒久”。1954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他们给他取名为“绵康”，意思是“绵和健”。尽管肩负着厂里和家里的重担，江仍然照顾着他的两个小妹妹，甚至在他力所能及的时候娇惯她们一下。几十年后，当江泽慧回忆起当年她亲爱的三哥送给她的一件特殊礼物时，仍然露出了微笑。
“我们那时上体育课要求穿运动鞋，”她回忆说，“由于许多同学都来自富裕家庭他们都穿着时髦的运动鞋，特别喜欢向别人炫耀。我和我姐姐非常羡慕。我们没有运动鞋，因为们买不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笔开支。于是我跟姐姐决定给在上海的三哥写信，向他诉说我们的‘困境’。很快，两双运动鞋就寄到了我们手里！我永远忘不了我是多么的快活，我向所有同学夸耀我的运动鞋怎么比他们的要好。‘我的鞋是上海的，’我说，‘你们的是扬州的。’”
两个小姑娘开始到江在益民食品厂的宿舍过暑假和寒假。他为她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她们展示了著名的“光明牌”冰棍是如生产出来的，还教她们跳交谊舞。
“三哥总是给我们安排各种活动，”江泽慧忆道，脸上露出少女般的欢欣，“有时，他会带我们去湾体育场看比赛，或者带我们去公园看风景。尽管他在厂里很忙，但只要他有空，大多数时候是在星期天，他都会给我们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做。”
江和他的妻子住在工厂宿舍楼二楼的一套小公寓里。整个房子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小阁楼，尽管很挤，但他们总是欢迎家人来住。当江泽慧的母亲搬到上海在一家银行找到工作后，她和儿子儿媳在一起住了5年。
江泽民还提出要把江泽慧和她姐姐接到上海她们母亲身边，但是七叔认为扬州中学能提供最好的传统育，他担心上海会给小姑娘带来太多的诱惑。“我和母亲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此我感到有点懊丧，”江泽慧回想往事时说道，“但我在扬州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七叔对我就像父亲一样。他和我的生父只差3岁；他们在战争中并肩战斗，并拥有共同的朋友。后，七叔成为一名外国文学教授，后来专攻俄罗斯文学和中国古典诗词。”
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正面临一场考验。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天后，美国政府宣布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向它的韩国盟友伸出了援手，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巡逻。美军一直把部队推进到中朝两国的界河——鸭绿江。本来对美国的介入深感不安的中国政府出兵支持北方。这场冲突在西方被称为“朝鲜战争”在中国则被称为“抗美援朝”。
对许多中国公民而言，不管他们的参与程如何，这场战争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在蒙受多年的屈辱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统一而且真正独立的政府。毛泽东命令他的部队把美国军队从中国边境上赶回去。在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和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中国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设法束了战争。尽管有70万—100万中国人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毛本人的儿子，中国人仍然带着一种自豪之情来看待这场战争。《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长期以来中国总是在谈判桌上丧权辱国的历史的结束。许多中国人把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归功于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此时，中美关系陷入历史最低谷。
1951年，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制皂厂（后改名为上海制皂厂）。江上任时，该厂只开工一半，正在亏损。年仅25岁的江被任命为副厂长。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厂进行国有化改造。
经济千疮百孔，几个大城市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形势，政府控制是实施改革的捷径。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以控制资源、企业和土。计划经济在中国建立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奉行马列主义思想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根据苏联的模式，国家将掌握所有的生产资料，并提前决定每个工厂的产量。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发动了一些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旨在净化党员队伍并使全国上下保持团结。
毛泽东试图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他们的国家，中国进入到“苏联模式时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的计划们模仿他们的苏联同行，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发展重工业，并为每一家工厂制定生产指标。（举例来说，计划经济要求每个渔民每天不折不扣地完成捕鱼200磅的定额，但不管每天捕捞到的是鱼，是贝壳，还是泥沙与石头，只要这200磅被上交、过磅、记录在案，并向上级报告）
人数逾40万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指导工厂的建设和运转。同时，成千上万名中国人被派往苏联，去学习他们的方法。回顾当时情况，人们可能会觉得费解，什么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会让自己严重地依赖苏联。后者毕竟是列强之一，但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的神奇团结力量。
1953年初，汪道涵被提升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当时中国正在采用苏联的体制，该部被要求制定更高的生产指标，建立新企业并组织研发工作。汪的使命是，为制造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集中最好的技术力量。汪努力给这项全国性的工作寻找最优秀的人才，为此，他把江泽民调到了该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并让他担任了个新成立的电力设备部门的主管。对时年26岁的江来说，这只是一次平调，但给了他一次在技术要求更高的环境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之后不久，国务院便指示一机部起草本部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件事非常重要，汪道涵提议把江调到北京协助起草工作。这也没有直接给他带来提升机会，但这项任务使江对政府决策有了第一手的经验。
当时，人们把效益和规模画上了等号：他们相信，工厂越大，生产率就越高。1955年，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约》签订5周年之际，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些新建企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北京东北约500英里的吉林省，该厂后来发展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轿车和卡车制造企业。在整整6年中，这个大工厂成为江泽民的家。他在这里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管理水平，并慢慢领会到中央计划体制的一些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