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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章 少说多干

1985—1986年

“上海”的字面意思就是“在海上”,城坐落于中国东海岸,长江入海口以南。20世纪早期,上海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城市及金融贸易中心,超过东京和香港这新崛起的城市,被称为“东方明珠”、“中国的巴黎”和“冒险家的乐园”。但是,20世纪80年代,上海跌入低谷。从日本侵略和中国内战到中央计划体制和“文化大革命”,众多事件共同作用,使这个以前的重要都市成了一座孤立和破落的老城。

甚至在邓小平开始改革之后(上海从未被划定为经济特区),进展仍然缓慢。而其他地区,特别是华南的广东省却以非凡的速度发展。上海据说就像“老牛拉重车”。1980—1983年期间,上海的发展速度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都亲自参与了振兴上海的计划。1984年春,邓这位最高领导人在视察完深圳后来到上海,现两个城市的反差惊人。改革前的深圳只是一个棚户区,如今却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大都市。反观上海,曾经让上海引以为荣的基础设施甚至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住房过于拥挤、交通堵塞、电信服务低劣和环境污染都制约着城市的发展。邓批评市的领导:“我每年来上海。我看到的都是老样子。你们就不能加快点步子?下次来,我希望能看到大变样!”(后来,邓小平自我批评说,没有上海列入20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一批经济特区是他的责任。)

问题既表现得具体,又带有政治性。当地政府中的僵化问题相当严重,以至于被谑称为:上海综合症。这个城市的新市长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满怀期待的北京和心存疑虑的上海都将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就在江泽民接任上海市新市长前,他回到故乡扬州。他把亲戚叫到一起,对他们坦率地说:“古时候,‘一人得道(意思是顿悟成仙,长生不老),鸡犬升天(意思是当一个人达到了高位,他所有的家人及亲戚朋友都沾光)’。扬州离上海那么近,两个城市的人交往频繁。等我在上海开始工作后,你们决不能打我的‘旗号’意思是不要以我的名义去争取优先的待遇)。”

在上海人的眼中,江被认为是北京方面的人。据说,当时“尽管观察家和一些官员没有低估他的能力,但很少人相信他能取得成功”。59岁的江泽民并未因人们对他期望不高而灰心丧气,立即着手作出自己的成绩。他身为市长的第一正式举动就打破常规,没有发表讲话而是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江泰然自若,充满自信,邀请多记者提问。此前一天,他曾告诉上海媒体,城市发展将以三大支柱为基础: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与扩大出口,以及加强科技与培训。

他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说:“我花了12天半的时间来听取汇报,并到很多地方实地考察。多年来问题堆积如山。我们只能逐个地加以解决。我们应该少说多干。”

上海的状况如此严重,江不得不首先关注食物他要求粮食储备至少能够坚持3个月,并通过谈判从别的省市购进了肉食——这一临时措施后来被“菜篮子工程”所取代。“菜篮子工程”旨在为市提供充足的主要副食品。

这一“工程”使家畜饲养工业化,还为蔬菜种植划出3万英亩的土地。市里聘用专家检查供应系统的各个环节,从选种、收获到销售。这些步骤是战略上自给自足的解决方式,而不是这个城市曾经赖以生存的权宜性应急措施。江后来说:“上海市民非常讲究,要吃新鲜蔬菜。”

江的第二项优先任务是改善交通运输系统。他说:“我们必须改变上海的三个面貌。他提及的计划包括建设新火车站,扩建国际机场,修建客运码头。大量的其他建设项目也开始动工兴建。

然而,新市长最远大的计划是为未来浦东新区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是影响及于全国的重大地区发展尝试。江泽民让汪道涵负责考察这一项目,草拟初步方案。

在家里,江面临着个人压力。尽管得以与家庭团聚,但他夫人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他年迈的岳母也需要照顾。接着,江到上海几周后,他敬爱的养母王者兰在扬州去世。

尽管江与他的大家庭分别已久,但他决定今后每年清明节都要回乡祭奠已去世的亲人。清明的字面意思是“清洁明亮”,在这个时候,人们要为先人的墓地打扫卫生,拔除野草,清扫尘土,以表敬意。几个月前,江曾到江上青的墓地祭拜。江上青牺牲30周年时正值“文革”高潮,红卫兵亵渎了烈士原先安息之地。“文革”后,1982年,墓地修缮一新,并竖立起了3米高的墓碑,上面刻着江上青的指挥官与朋友张爱萍将军的题字。江泽民瞻仰的就是这座新坟。如今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冲击之后,国防部长成了支持新市长的中坚力量之一。

在江就任前不久,发生了一起被媒体讥笑为“冷餐事件的愚蠢的丑闻,令江非常难堪。在一个推广电子技术发展的招待会上,几百名客人带着自己的塑料袋或其他容器来哄抢自助餐台上的食物。招待会刚开始几分钟,所有的食物就被一扫而空。第二轮添加的食物刚出现,又被抢了藏起——还有300副不锈钢刀叉也不翼而飞。混乱中,人们拦截服务生,并掀翻了桌椅。

这一事件对一个本已受形象问题困扰的城市来说更是个耻辱。一位画家就此画了一幅画,题是《请派交警来确保冷大宴的安全》。市纪委发布通报,认定这一丑剧造成了31370元的损失——或者说是每人为26元,相当于一位工程师一周的工资。

江很不高兴。他曾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7月,在江当选上海市长两天之后,《人民日报》报道了江严肃处理官员腐朽生活方式的决定。江这做是长期的传统陋习作斗争,也是一场未竟斗争的延续。他从小处着手,提倡在因公宴请时实行“四菜一汤”制,不是准备大量奢侈的食物。但是,中国的东道主们把这项政策理解成“四大盘菜加一大盆汤”。这样,在拘泥于字面规定的同时,他们可以给客人在四个盘子里放上不同的佳肴,一大锅汤里也有很多美味珍馐。

江勇敢地刮起了行动的旋风,为僵化的工作方式带来了生气。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倾向于待在与外界隔绝的地方,靠报告和情况通报来发号施令,出行都是计划周密,安排妥帖。与之相区别的是,江在到任的第二天,就身便装,悄悄地走到人群中,去检查上海糟糕的交通状况。在听完一名官员的汇报后江和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感到不满意,便走出去视察一个新居民区。他们参观了两套公寓房,结果听到了一大堆的抱怨。(在任何地区,党的书记或者说“党的首脑”都是第一位的,而主要行政长官则是第二位的,所以对一座城市来说,党的书记是最高官,市长则位居第二。)

江还帮助码头工人清理成堆的垃圾,然后又给工人们毛巾送水。在另一场清洁城市的活动中,他铲西瓜皮,与街头小贩聊天。江经常在谈话中添加一些中国的民间谚语。

城市改革中也有弊端,北京对这种弊端的复杂后果准备不足。当党同意由市场来确定价格后,由于生产商利用长期被压抑的需求来抬高价格,通货膨胀率迅速蹿升。1985年,上海的零售价格上涨了17,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食物、衣服和交通——突然之间都涨价了。这让30多年来只知道稳定价格的人们猛吃一惊。

中央政府对于采取什么应对行动出现了分歧。赞成市场改革的人认为这些困难都是时的有的人则认为需要控制价格以维持社会稳定。

学生的不满情绪开始爆发,此类现象一到社会转型期就会出现。在同济大学,对学校伙食和宿舍拥挤的不满,发展成为对更严重事情的抗议活动,比如对日本消费产品大量涌入、生活费用加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为了缓和紧张局势,江去大学对一万名大体上友好的师生发表了讲话。江承认消费价格的攀升出乎意料,但他为改革进行辩护,解释说,市场经济最终将把供求价格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学生的骚动平息了,但这只是为即将发生的事件做了一次彩排。

江泽民上任不到一年,在离他60岁生日还有3个月的时候,他推出了《上海总体规划》,这是经过几年设计与论证的结果。这项规划聚焦于3个地域:包括黄浦江以东的广大浦东地区在内的市中心区域;呈手掌状展开的7座卫星城镇;其他众多的城镇和村庄。市中心地区将靠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与外围地区相互连通,同时由环形公路把卫星城镇连接起来。市中心地区的工业将逐步向外迁移,各县、镇也将发展自身的企业,主要是加工菜、鸡蛋和家禽的食品加工厂。江宣布:“在下一个5年里,上将经历历史上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阶段。”

这些改进措施耗资巨大,政府急需资金,江泽民常常向海外投资者寻求投资。市府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到了32亿美元,其中14亿分别用于建设地铁、桥梁、水处理工厂、机场扩建工程和电话交换机。为了建造大桥,他发行公债,向投资者保证投资收益至少达到15%,然后征收过桥费以确保承诺的兑现。但即使如此,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江规划的所有新项目。

作为市长,江的管理风格植根于他那工程师有条紊的思考方式。首先,他阅读或听取汇报,然后倾听专家的意见,接着进行现场调研,最后提出下一步工作的建议或要求了解进一步的情况。他和普通人一样早上8点钟左右到办公室,通常由于下班后有活动而很晚才回家。江的办公室里有超过3000本书,数量上仅次于汪道涵。午饭常常是市政府食堂的汤,他因此得了个绰号——“面条市长”。他从未为此生气。

决策都是在每周的市长办公会上做出,参加会议的有市长、副市长及其他高级官员,大约有12个人。办公会通常在周一召开,有时候要开一上午,但很少提供午餐。会议程序很正式。议事日程会在上个星期五就发给每一个人,由会议主持人控制时间。每个问题都由分管这一领域的副市长先发言。讨论之后,由市长做总结。如果每个人都同意,这件事就算通过。否则,就要放一放,等以后开会再讨论。

“我的办公室和江市长办公室在同一幢楼里,但不在一个楼层,”主管财政的副市长叶公琦回忆说,“如果我要找他就给他办公室打电话。如果他不在,我就约一个时间去见他。江也这么做。如果他要找我,他总是先打电话。他直接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是失礼的。作为分管预算的人,我有时候发点牢骚是很自然的。从来没有足够的钱来干我们想干的所有事情。” 叶继续说道,“我把他当成兄长看待。毫保留地与他交流想及共同关心的事情。作为他的首席财政官,我向他坦诚地说出我的意见。他也从不把他认为优先的事情强加给我。”

叶公琦在江泽民担任市长的将近4年时间里一直与他并肩工作。“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叶说道,“当有好事发生时,他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他的热情。他会在会议或吃饭对我们大家说,‘让我唱首歌为你们助助兴。’为他的下属唱歌?这在高级领导人中绝不是一个平常的举动!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就像喷泉一样从他胸中涌出。江是个活力充沛的人。兴致高时,他会公开表露出来。当有不好事情发生时,也许是某个官员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可能会变得非常恼火……”

“江很透明,”叶继续说道:“他怎么想就会怎么做。有些高级干部摆架子,但江不,他总是脚踏实地。我作为上海市副市长分管益民食品厂和中国制皂厂两家工厂,多年前,江年轻时曾在那儿工作过在工厂老员工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既能干又热情的人。其中一些人仍然和保持着联系。”

尽管当了市长,江泽民的个人生活仍很简朴。除非是参加市里的活动,他很少去饭店,而是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他十分珍惜饭后的时间,常用来读书和学。他的夫人王冶坪不参加上海的社交活动,更喜欢待在家里。当他们家搬到康平路时,那里是上海一块警卫森严的地区,很多高级干部都在这里,王冶坪为不得不离开20年的邻居们而感到难过。

新房子看上去很大,有3层楼3个卧室,大约5000平方英尺,但有10口人住在这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孙辈、岳母、保姆和江夫妇。因为他们的家乡扬州离上海很近,每年都会有五六次亲戚或朋友的来访,而且常常是几个人一起来,为大家知道,江总是坚持让他们住在家里。这意味着要打地铺,王冶坪就会亲自到市政府招待所借被褥。

由于有十口人要养活,绝大部分家庭收入都用于买吃的。为了省钱,江早饭吃粥和馒头晚饭是一天的主餐,通常有四个菜,三个蔬菜,一个肉或鸡、鸭。全家人围坐桌边。到了周末,他们会买只烤鸭打打牙祭。

由于通货膨胀,每个市民都感到手头很紧,江也不例外。当他们夫妇到市场上买食品的时候,听到人们大声抱怨飙升的食品价格。

江的妻子几乎从没买过昂贵的东西。但就在这一时期,她大大破了一回例。从江上大学时起,他就梦想能够自己拥有一架钢。但他经济负担这么重,买钢琴是不可能的。经深思熟虑的谋划,王从银行里提出了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些钱,勉强凑了2000块钱,买了一架聂耳牌钢琴(这是以一位著名作曲家命名的中国品牌)。

别人觉得上海市第一夫人应当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应当怎么做,王冶坪毫不关心。有一次,王去市府的一个大院看望一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在门口被两名卫兵给拦住了,他们不认识她。王穿着一棕色针织的旧毛衣,一条旧的黑裤,一双平口布鞋,还推着躺在婴儿车里的孙子。一名卫兵要求她履行正常手续,在进门之前填写访客登记表,而一位则笑道:“别难为她了——只是一个不识字的保姆让她进去吧。”就在这时,王的朋友跑出来恭敬地叫道,“冶坪同志!”名字一般在中国是各人不同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冶坪同志”是上海的第一夫人(就像在克林顿当政时期,在路上叫“喂,希拉里”,会引起路人回头一样)。这位党的领导人的妻子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还面带微笑地从两个目瞪口呆的卫兵身边走过。这两个卫兵如今可有了一段能终身讲给其儿孙听的故事了。

鉴于几名高级助手因为工作压力过大相继病倒,江泽民提出了一项旨在改善健康和提高士气的计划。他命令下属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哪些动适合于让工作辛苦的中年干部保持身体健康。最后反馈给他两个答案:网球和保龄球。江要求高级官员从中选一样。两者都不是一般中年人力所不逮的选择。

早些时候,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在办公桌边心脏病作,陷入植物人状态,在昏迷6个月后去世了。期间,江常到医院探望他,毫不理会工作人员认为他可以把时间用在更重要的事上的想法。叶公琦说:“江知道,他的到场对医生是一个信号,它表示这个病人非常重要。”

朱宗葆夫人在这一变故打击之下精神变得很不稳定,江就把为他们的女儿寻找一个好出路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他邀请孩子在澳大利亚的伯父来上海,商议他侄女未来的选择。他们一致认为,朱的女儿应该移居澳大利亚。江亲安排她的旅程,当她因证件不齐在香港边境受阻时,江还在夜里十点钟亲自给深圳市长打电话。江还帮助朱的遗孀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就在1989年赴北京前夕,他对叶公琦说:“请照顾好朱家。”江对他的副市长说,“我把照顾他们的责任托付给你了。”

当叶公琦也因病倒在离上海约140英里的杭州住院时江专程赶去探望,并帮助安排治疗工作。1992年,他的另一位原副市长因心脏病去世。当时江已经是党的总书记,根据惯例,像他这么高级别的人去参加追悼会不大合适。然而,江坚持要去向他的老同事致敬。他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返回上海。媒体没有报道他的到来,此行他也没有计划做任何别的事情。 当江的大学室友童宗海患了视网膜脱落时,安排了上海最好眼科医生为他治疗,这病在童的家乡是无法医治的。

“我当然知江是上海市长,”童宗海说,“但我不想利用我们的交情。我感到羞愧,但我别无选。给他发了封简短的电报。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回电。江写道:‘我已为你安排好一切。请立即来上海。’”

在童到上海时,他几乎已经失明了。江的秘书贾廷安到船上迎接他,给他安排了住处,然后帮助他尽快转到医院。贾是河南人,他是跟着江一起从电子工业部来到上海的。他的工作范围事无巨细。不论是国事访问还是私人请求,江泽民都可以托付给贾廷安处理。

“江泽民到医院看我,”童说道,“他让我不要担心自己是外地病人(这在中国是很大的问题)。‘要安心休养,’江对我说,‘不要因为不是来自上海就觉得自己是外地人。’江的探望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他还带了上海市卫生局的领导。医生告诉我,这是市长第一次来这家医院。我的力后来完全恢复了。”

江对那些他喜欢和信任的人充满人情味,但对那些他不满意的人则很严厉,特别是那些行为和态度可能对国家有害的人。除了那些腐败和玩忽职守的干,他还经常批评那些怀念共产党接管之前的日子的人。正如叶公琦所说:“那些人只要能够得到更多的食物,宁愿吃从外国人餐桌上掉下来残羹冷饭,也不愿自食其力。”在江看来,这些人只关心钱,这令他愤怒。

1986年5月,江泽民和市委书记芮杏文举办了一个为上海市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研讨会。这是对欢迎西方投资的同时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一个委婉说法。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甚至包括那些赞成加速改革的人,都担心市场自由会引发社会动乱。他们害怕西方的“物质主义和颓废思想”会破坏中国制度的稳定,并削弱党的权威。对江来说,关键是要制订出文化和人文标准,以便建立一种健康而自立的中国社会主义。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达上海。江以真诚的热情欢迎。女王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的王朝历史使人们对皇室传承非常尊重。两年前,当中英签署了确保香港回归中国的协议后,邓小平谈到了英国君主。他说:“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见到英国女王。”当邓终于会见女王时,由于女王不喜欢别人在她面前吸烟,嗜的邓礼貌地克制住自己。

似乎全中国都在为女王的来访作准备,这一访问象征着中国重新崛起为文化和繁荣的世界中心。江细致入微地投身于女王上海之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外滩,建筑物上的英国殖民遗迹都被清除干净。从虹桥国际机场到市区的长长的高速路被拓宽。草坪上安装了喷洒系统以确保草木郁郁葱葱。女王预定路过的每一条街道都张灯结彩。女王将下榻的国宾馆经过重新装修。当女王提出想从座车中观赏市容时,特制红旗牌轿车上的深色车窗就被换成了透明玻璃。

当女王走下专机的时候,1500名上海少年儿童挥舞旗帜,高举花束和手中的玩具熊猫。数千人表演了中英两国的传统舞蹈。还有两个儿童向女王和她的丈夫菲力普亲王献了花。江泽民用英语迎女王伉俪。

女王想参观豫园——一个有着400年历史的中国古典园林,其中的30多个亭榭个个都由曲曲折折的回廊和池塘上的小桥相连接,江建议她在湖心的茶亭里稍事休息,并在那里为她安排了一场雅致的表演。就在女王尝甜点、品龙井茶的时候,一位当地的民歌手和著名的笛子演奏家陆春龄为她作了表演。当天早晨,江专门拜访了陆,查看他所挑选的曲目,督促他要“做好准备”。在豫园的古风古韵之中,上海的江泽民坐在国的伊丽莎白旁边,他们身后则是奇石耸立的园林和飞檐重叠的楼阁,陆吹奏了中英两国的几首曲目,包括《一个英国乡园》。短暂的演出结束后,陆从自己私人的七支笛子中挑出一支送给女王,令她感到惊喜不已。女王还喝了两小杯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茶。

大约10天以后,又一位不同寻常的访客抵达了上海,他就是民主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昂纳克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在来宾留言簿上写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全世界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随后,他又向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塑像献了花篮。江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当然,那时两人都没有料到,3年后,昂纳克被赶下了台。

有时,江泽民不得不将市府的工作置于个人事务之前。当被江称为“娘”的养母1985年去世时,江正在北京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因此他只好让他的妻子王冶坪和儿子绵恒料理葬礼。1987年,江领着全家从上海到州正式祭奠养母,他在墓前向养母表示敬意。同样,当他的生母去世时,他也没能亲自治丧。

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说:“三哥非常爱他的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江的生父于1973年去世后,他的生母到北京和他同住在一起。多年前,当江还在长春工作时,他的父母曾去和他一起住过一小段时间。后来他们又回到扬州。“尽管三哥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他在经济上负责赡养。”熟悉家族史的江泽慧说,“母亲在晚年很高兴能和她的儿子及儿子的家庭一起过日子。” 1986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江在前一年5月提出的《上海总体规划》,并宣布上海应该成为一座经济繁荣、技术进步、文化先进以及环境清洁的世界级城市。目标是将上海建设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和贸易中心。对于个股票交易仍旧靠单一柜台操作、很多住房还没有卫生间的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沈永言,江的一位观察敏锐的朋友,注意到江的市长管理风格类似于他在长春时的工厂管理风格。“就拿安全问题来说,”沈指出,“尽管他治理城市非常忙,但每次重大事故发生,管手里有什么的要务,他都会立即放下,去努力想办法如何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

江还使自己成了一个谋求共识的高手,有一种和关键人物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毛、邓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定期巡视。要遵严格根据级别而定的礼仪,还要符合无数细小的要求:食宿标准、专车型号、宴会时的座位安排,甚至包括报纸报道时所刊照片的尺寸。当地员还理应知道上级的喜好、爱好、思想派别、政治倾向、个人目标以及各种需要和愿望。

到江泽民当市长的时候,他已经主持过数百次这样的接待工作了。在上海,他几乎接待过从邓小平以下的所有中国高级领导人。有一次,他在午夜时分亲自将一只蛋糕送到一位离休干部那儿,祝贺他的80岁生日。“这是宾馆里的最后一只蛋糕,”据说江是这么说的,“但我不想让您认为我忘记了您的生日。”

国家主席李先念很喜欢冬天回上海,江对照顾得异常周到,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说江泽民是李的女婿。政治领导人的亲戚身份会令人起疑。谣言一再传播表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位市长怀有善意。

尽管一位市领导接待老同志被认为政治上正确的行为,但江这样做带有深深的敬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发自真挚的感情。

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每年都要在上海过春节。如果说命运如何眷顾一个人是难以捉摸的,那么邓对上海的访问就是这种机缘的典型例证了。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让邓小去了解江泽民了——对江的亲密了解,以后将会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江泽民传 作者:齐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