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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章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1986—1989年

在整个中国,不满情绪在酝酿中。一些人富起来,但其他人仍在吃苦;腐败日益严重;报酬与工作实绩仍不挂钩。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是“手术刀不如剃头刀”。1985年9月,北京的大学生举行抗活动,大声疾呼:“打倒贪官!”

这次示威活动令中国领导层感到震惊。胡耀邦总书记试图解决问题。他支持打击腐败,提拔年轻干部,并且,最激进的是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最初,邓小平在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给予了胡耀邦适度的支持,但也告诫道“党必须维持最终的领导权”,而且“决策必须慎之又慎,以免造成混乱”。

而另一些领导人对改革的快速推进感到不满。在1986年9月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们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样加到文件中。(“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是指向以下几个方面转变的倾向,即西方式多党制民主,这会取消共产党的执政;西方式的流行文化,这将淹没中国传统文;西方式的经济制度,这将取消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表态表明了他政治态度的明确和他政治感觉的微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说,“自由化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补充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邓的目标是双重的,即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又不削弱社会主义制度。

江泽民的策略却较为简单。他感觉到了这种新的不稳定局面中的危险,因此坚定地遵守着党的基本原则。在8月中旬召开的一次党的纪检干部会议上,江就打击党内腐败和官僚主问题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讲话。

知识分子也加入这场争论,着力表现出中国社会中的断层线。

12月5日,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1500名学生举行了一次校园抗议活动。“我们要自由选举!”他们高呼“民主万岁!”4天后,2000名学生走上城市的街头,高喊:“不民主,毋宁死!”当晚,他们向全国各地的同学打电话发出呼吁,恳请他们展开抗议,以示声援。

在江泽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贴出了一张小字报,通合肥发生的情况。第二天,小字报不见了,被撕掉了。学生们被激怒,于是很快出现了两张新的小字:一张重述了合肥的情况;另一张则对新闻审查制度进行了谴责。这成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海各大学里类似的小字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尤其是在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

每天都有更多的小字报出现,吸引了更多的学生。12月15日晨,小字报变成了大字报,而且贴满了校园。大字报因为在“文革”中所起的煽动作用,已于1980年被明令禁止,这是此后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大字报。不到一星期,上海交通大学所有的墙壁都为大字报所覆盖。

校方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试图安抚愤怒的学生,后者正倡议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他们的要求之一是与市长对。学生们知道,江泽民在一年前曾经和同济大学的学生进过对话。他们声称,现在他也应该来一趟交通大学。毕竟,他是交大校友。尽管他的下属在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江还是决定去。

江泽民要求更详细地了解学生以及他们所关注的事情。他的卷宗里含有一份交大党委书记递交的情况简报。有些问题是江能够处理和改善的,比如改善学校的生活条件,可是学生所要求进行的大部分变革都大大超出了江的权限。由于存在这些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放松控制——双方是无法达成一致的。

会面于12月8日举行。到达校园时,江泽民的随行车队被人们层层包围,以至于延误了到场时间。在40年前,几乎是同一天,江自己曾是上海的一名抗议学生。那时是因为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一位中国学生。示威活动对共产党的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有3000多人来听江的讲话。礼堂里挤满了学生;他们没想到自己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为此更使劲地鼓噪,变得忘乎所以。当江走上讲台,他们开始杂乱地鼓掌。

江戴上老花镜,摊开一张小纸片,开始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讲话。他的讲话提及当前的经济五年计划的成果,可这并不合情绪激动的听众的胃口,一些人开始吹口哨,并发出嘘声。喧哗声中传出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对着江说,“你在讲话之前应该先倾听!”市长犹豫了,就在此时,起群众的声音。许多人开始喊抗议口号。学生们不希望听到江想要说的话。

“平等地对待我们!”有人喊道。“我们应该先说。”另一个人叫着。

江泽民试图继续讲话,但人们开始报以嘘声。他停下来,严厉地注视着人群,似乎是看他们还敢不敢再出嘘声。学生照嘘不误——这一次嘘得更响了。江挑出一名学生。“既然你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他对这个年轻人说,“为什么不对大家说说呢?”起初,这名学生不接受这一提议,但在朋友们的怂恿下,站起来拿过了话筒。他还没说完,已经有一批人排起了队,每个人都有一个问题要问或有一个观点要表达。

“为什么不允许媒体报道有关游行的事情”“为什么一名卫殴打了学生?”“你是如何当上市长的?”学生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变得咄咄逼人,而江却坐在观众中,倾听着这些问题。

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学生们群情激昂地概述了他们的要求:新闻自由,特别是对游行示威进行详实公正的报道;允许张贴墙报,以此作为公开辩论的一种方式;法律上允许他们游行示威;确保不会对示威者打击报复。

市长把这些全记下了。等学生们提完要求,江走上了讲台予以回答。他告诉学生们,在共产党体制,媒体是“党的喉舌”,必须报道对大众有益的事情。他说,只要不危害公共利益,就可以进行游行示威。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对游行抗议学生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他也警告说,如果抗议学生堵住道路并阻塞交通,他们就会破坏生,阻碍改革。

江的话是真诚而温和的,但不是抗议学生所要求的根本性的变革。人群似乎又激动起来。一个满通红的学生抢过话筒喊道:“他是一个被委任的市长,不是我们选出来的。”

面对年轻人的爆发,江微微一笑,这令人惊讶的表情造成了片刻的安静。他说:“我一到园,映入眼帘的都是要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大字报。”

“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一个学生打断了他。

“当然,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江泽民反驳道,“这是1863年11月19日,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所说的。”

“现在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江向他的观众们提出了反问,“你们有谁能背诵整篇演讲?”

没等学生回答,江就开始用英语背诵葛底斯堡演讲,就像上海市长变成了一部关于美国内战的戏剧中的演员。他用其出色的演说技巧——对语速和语调良好的把握——饰演着林肯总统,赋予了每个字句以意义与情感。

“你们必须领会亚伯拉罕·林肯的深层含义,”背诵后,江忠告大家,“你们只了解林肯演讲的字面意思,而不了解它的历史背景。”

接着他将中国与美国进行了比较。江说,如果一个人只有肤浅的认识,那么他就不会明白在中国实行美国式民主会有多么危险。他说:“我们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与传统,存在不同的问题。”他告诉学生,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需要更多的耐心。

大多数学生并没有得到安抚。他们要行动,不要空话,他们认为江的论辩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学生们开始众口一词地呼喊,“民有、民治、民享……”尽管这个下午是在令人沮丧的僵局中结束的,但曾经是示威学生和交大校友的江泽民,表现出了面对年轻一代的意愿。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都没有报道这次会面,这使形势进一步恶化。许多学生逃课,聚集到校园的公告栏前,阅读未经审查的报道。报道的内容大部都是有偏见的,受到这些评论的刺激,学生袖们开始号召上海各大院校举行罢课。当天下午有3000多名示威学生涌上街头。他们一边举着标语和大字报,一边散发传单,聚集到了两个中心地区,其中包括人民广场。警方没有进行干涉。学生们堵住了市政府大楼和市委大楼的入口,在那里静坐等待。

时近黄昏,副市长叶公琦力劝抗议学生们赶快散开。“下班高峰就要到,”他说,“请不要阻塞交通。”一些抗议者听从了他的劝告,但仍有约2000人留了下来,继续要求与江泽民面。

江在去他的外滩办公室的路上时,他的司机突然紧急刹车,结果市长将前额撞到了车窗玻璃上。伤口很浅,但流血较多,对本已针锋相对的局面这似乎是个不祥的预兆。江用手帕做了简单包扎,然后从侧门进入政府大楼。在对头部伤口进行了清理和包扎后——这是他承受痛苦的一个明显象征——他同意与学生代表见面,经允许学生们逐个进入了把守森严的前门。

会面只是重复了前一天的情况。江对街头的示威游行感到愤怒,称他们造成了混乱,无法容忍。学生们影响到了上海的年生产目标,而他是以个人名誉担保过这一目标的实现的,而且他们触犯了他对于秩序的重要性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40年前,他曾乐意扰乱腐败的、受外国控制的国民党中国的秩序,但在他看来,现在是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他决心要帮助他的国家取得成功。

江还推测,“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会企图利用这种混乱。因此,江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对于学生的大部分要求他都不同意,尤其是对媒体不加任何控制,在他看来这威胁到党的执政,威胁到国家的稳定。

学生领袖在离开时设想要在次日上班时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游行,导致整个城市的瘫痪,恰恰造成江泽民曾警告过的那种混乱。这位市长下令警方疏散这些目光短浅的学生。但他并不想镇压学生。按照江的命令,约2000名不携带任何武器的警察温和地将2000名生带上公共汽车,送他们到各自的学校,在那里有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食物。这次疏散行动为有些焦头烂额的局面加上了一个暂时的乐观结尾,但学生们并没有泄气。“未来属于我们。”一些学生在乘坐公共汽车离开时高喊。

避免使武力也许是一种估计错误。一小时后,有更多的学生走上了街头。当一万多名抗议学生席卷上海市中心时,市长表示他愿意他们的领袖会面。北京的政策要求克制,建议江通过对话缓和紧张气氛。层领导人正对此密切关注。

对话没有取得结果,第二天,是一个星期日,双方的对抗达到最高点。近10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示威游行使整个城市陷入痪。

当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开后,工厂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参加了进来,以示声援。其中几个说:“我们和他们是一条心。”一群工人破坏了一辆他们认为属警察的小面包车,将汽车掀翻在地,致使汽油溢出。观察家们担心局面即将失控。

江泽民与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以及公安部门一道开始采取应对措施。他们在上海体育馆召开了有8000名党组织书记参加的大会,要求所有的员行动起来去阻止学生的抗议,包括恳请父母亲去劝说他们的孩子不要使用武力。工人被禁止参加示威,违者不发奖金。芮说:“我们不能让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否则上海就要陷入混乱并将波及全国其他地区。”

最终,大部分的应急准备工作都是不必要的。示威是突然开始的,而突然之间,示威的势头似乎也开始减弱。学生们返回了课堂,两天内,示威结束了。

一篇官方的新华社的稿件这次的骚乱与“文革”动乱进行了比较。对于那些有知识、追求民主的学生来说,与盲目无知、否定民主的红卫兵相提并论一定是一种侮辱。但高层领导人是“文革”中的幸存者,他们都害怕动乱。中国历史明摆在那儿,他们说,在稳定与混乱之间没有中间地带。

“江同情那些学生,”叶公琦回忆道,“尽管他们很幼稚,但是大多数还是想加快改革进程,并希望得到更多的民主。这是可以理解的。江和我以及许多其他人也这么想!但是这里还有更多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都曾经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知道一定有‘长胡子人’(也就是年长者)在操纵学生,从而将运动引向对抗。1986年是如此,1989年也是如此,只是第二次的后果更为严重。”

江在对游行进行反思时,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思想教育不够。后来他将游行的学生定性为“头脑简单,强调他们“根本就不像我们在1946年时那样”。

对参与者的惩处表明了政府是如何重视社会稳定。煽动掀翻小面包车的两个人被投入监狱,罪名是“流氓罪”。

江兑现了自己的话,没有逮捕任何示威学生,但有的受到“行政处罚”的威胁。上海的党组织开始处理那些参与示威的党员。全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把游行视为党的挫折。尽管示威者们现在平静了,但仍有小片的不安定区域在全国的主要城市中冒烟。从这时起,北京高层的论将集中在学生运动上。

12月30日,邓小平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对胡耀邦进行批。邓支持在与学生打交道时进行“对话与说服”,但警告说如果他们使社会秩序不稳,就必须采取行动,从而认可了江在上海的做法。

“在上海有传言,”邓说,“中央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他们正在等着看这将出现什么结果。”

10多天后,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政治局会议上,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决定得以通过。

胡被指责没有服从党的集体决议,尤其是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过程中。赵**被任命为总书记,顶替胡耀邦;李鹏接替赵**,被选定出任总理。在作完必不可少的自我批评后,胡就隐退了,尽管还是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关闭了一家提倡现已被禁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报纸。两天后,市委改组了《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委员会。

考虑到棘手的政治环境,江表现得相当不错,在应付学生运动和强硬派的过程中,他显示了他的个人能力和政治灵活性。这给中国的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能够用国际语言英语来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的江泽民,开始作为新型的中国领导人为人所知。(江泽民还曾能够背诵哈姆雷特的独白“生存还是灭亡”与雪莱的《西风颂》。)

“我们应该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在1987年1月说,“在不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下,打破传统的经济模式,采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鲜明立场。然而,我们也要学和吸收资本主义经济中积极的东西。”江坚持邓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是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是一方面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在学生游行后的这些讲话,加上他接管《世界经济导报》的行动,强化了他作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同时又是一个有思想的改革者与国际主义者的形象。

1987年3月,江泽民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采访。他穿了一件西式衬衫,打着领带,外套是一件带拉链的运动茄克,既有职业风度,又自信随意。江似乎急于向外国人证明,限制学生示威的目的是保护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如果有大批人上街示威,我怎么能够吸引外国投资者到上海来?”他问道。就在这个月,上海吸引外国投资的总量跃升至第二位,排在广州(广东省的省会)之后,共为大约100个项目注入了20亿美元资金。

1986年初,江决定和上海市报纸以及电子媒体的编辑们定期举会议。通常情况下,宣官员负责这些报纸的内。江亲自抓这项工作表明了他对媒体力量的深刻理解。当关于一次总水管爆裂的电视报道使市政府的官员显得非常无能时,江说,他期望人们能够解上海基础设施中存在的问题,并能认识到市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些问题。不管灾祸有严重,不原因是什么,江希望在对此进行报道时能有一条积极的主线,提到市政府或党的官员的作用时更是如此。江认为,百姓对领导人有信心,对于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就这一点来说,媒体应是政府用来贯彻自己政策的工具,而不是评估其有效性的一种检查手段。

在1987年年中,江泽民的媒体概念,受到另一起与水有关的事件的考验。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叙述了江如何亲自下令修复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破裂的水管。这篇题《江泽民市长亲自关心漏水事件》的文章极为引人注目,对江的行为作了高度赞美。它写道当地方上的检查人员向江抱怨,水管漏水已有3个多月,却没人采取任何措施,工程师出身的江马上就管起了这件事,下令马上解决这一问题。

几周后,在一家全国性报纸的第一版上出现了一则报道不点名地批评了江事无巨细的工作方式。一名记者给文章起了个机智的题目,叫《“事必躬亲”的另一面》。文章批评“某某市长”干涉官员体系的工作,暗这样的干预鼓励了政府下级官员的依赖性、被动性和不作决断。尽管文章没有提江的名字,但事件发生在上海,毫无疑问文章所指的就是他。

借用一个中国成语“事必躬亲”,他批评了江。这句成语的意思是“这位大人物每件事都要亲自去做”(或用口语来说,是“每个细节老板都要亲自处理”)。这来源于一个经典故事,说明一个领导人乎对细枝末节的事情感兴趣,却另有深意在内。但这位记者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在他看来,这件事是这种情形的“另一面”:一个领导者应鼓励(或是强迫)下属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越过下属自己去解决问题(作者承认,许多地方官员不负责任,只会相互“踢皮球”),这样才会产生更有效政府。引用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市人大代表的话说:“我不相信,这样的小事就一定要一个市级领导出面才能得到解决。如果这座城市的所有事情都要如此处理,上海怎么运转得起来呢?”

该记者指出,领导人“应该处理具有广泛意义的更大问题”,而不“亲自处理任何细小的具体问题”。他接着批评“我们的媒体”“对这一问题不加注意”,而且更糟的是,“甚至表文章称赞某某市长亲自处理一个出租车司机‘斩客’这样的问题”。在文章结束时,他写道,“那么我们应该自问,市物价局的局长、处长和其他官员,还有出租车公司的经理们都上哪儿去了呢?他们在干什么?”

“一读到《解放日报》上那篇关于江亲自下令修水管的文章,”这位记者多年后回忆道,“我就感到不安。这么大的一座城市的市长,不应为像一个漏水的水龙头这样的小问题操心。”

习惯于仔细阅读新闻报道的江泽民市长,却一点也不觉得这篇报道好笑。这个记者的文章嘲笑了他正在为解决这座城市的许多问题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不管怎样,一座城市就是靠无数这样的小事运转起来的。果领导人关心这些事,他就为下级官员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如果长也觉得过问这样的问题是他的职责,无伤他的体面,那么他们更加责无旁贷。

7月10日举行了一次上海市政府的扩大会议,也有负责媒体的官员参加。江特地从那篇文章里选了几段,在会上朗读。他点了那个让他生气的作者的名,反驳了他的批评并责备了这位记者。江说,他没有去了解真实的情况就发表他的公开批评,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市长评论说,该记者对如何管理一座城市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一座像上海这样大而复杂的城市。“一座大城市的市长是这么容易当的吗?”江反问道,接着又补充说,“他肯定是个(天真的)书生!江要求在场的《解放日报》总编辑把他的批评直接转达给这位记者。

当那些涨红了脸的编辑们回到报社的办公室时,他们忠告这位记者说,如果他看重自己的工作的话,最好尽快采取行动。

“当我听说市长的批评的时候,我变得很紧张,”这位记者回忆说,“我仍然认为我的文章是篇好报道,但这已无关紧要,我触犯了市长——这可不是件小事。我能继续在上海写作吗?我能继续做记者吗?”

他整夜未睡,起草并修改一封道歉信。第二天一清早,他就把自己的申辩送到了市长的办公室,他在信中解释了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我没能完全理解您为体察民情所作的努力,”他写道,“我的观点是颇的。请您原谅我。”

他的忏悔让江泽民感到意外。江在7月11日晚读到他的信,在7月12日上午就作了答复。江用毛笔写了一封3页的亲笔信。在回信中,江用道歉的口气说,在总体上他同意记者的担忧和主要观点,理解他批评的本意。尽管他不同意记者对那个中国成语的“另一面”的用法,他“希望”这位记者“不要在意”。

“我欢迎你对市政府的工作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江鼓励这位记者,“包括我个人的工作在内。”江补充说他知道自己的工作风格有缺点。“有时我的态度过于生硬,”他承认说,“有时过于严厉,用嘲讽挖苦的口气说话。”

几天后,当时身为上海市委常委的赵启正告诉江,这位记者在受到市长的批评后感到紧张,担心地方上的报纸不会再发表他的文章。赵继续说,但在接到江的信后,就放心了。

江回答说:“在作出批评的时候,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到它对我们每一位同志所造成的后果。”

几天后,江读到了同一位记者的另一篇文章,指责官员把权力商品化。告诉身边的一位《解放日报》的摄影师(他正在报道市长的活动),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请他转达我衷心祝贺。”江说。让一个报纸的雇员来传递江的表扬,他肯定会让身边的人都听见市长的话。

1987年10月,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小组讨论中,在会议结束时将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的乔石发言说,上海的经济应逐渐从以指令性计划为指导转到以市场经济为指导,这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做出巨大变革。

江泽民同意乔石的观点。“这上海唯一的出路。”他说。江告诉与会代表,他听说高层对上海经济局面不够活跃有些不满意见。“让我们甩掉坏名声,”江说道,站起身,并用上海方言说,“上海人民商业才干有余,但智慧不足。”

但有位代表,当地一家银行的行长不同意市长的观点。江反驳说,“上海工业繁荣,靠的是国家从各地调拨便宜的原材料,这种日子恐怕一去不复返了。”前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插话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改变旧观念、 抛弃旧做法的原因。”敢在上海毫无顾忌地打断江说话的也许只有汪道涵一人。

江也享受了不少乐趣——他所谓的乐趣。他创办了上海优秀学者进行的两个月一次的讨论会。每次会上他都会提出一个热点或敏感问题,并从讨论中得到很大乐趣。

秋末,芮文被调到负责党内日常事务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这样,江泽民就被提升到芮原来的位置上,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成为上海无可争议的一把手。根据惯例,北京和上海市委书记通常是政治局委员。在相对来说仍算较为年轻的年纪,61岁的江泽民成为了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也是最高权力机构的一。

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详细阐述了共产党的指导理论,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观念是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之类的改革措施虽然看上去很像资本主义,但实际上是建设社会主义长期计划的组成部分共产党希望借协调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与现代化、改革所要求的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接替江担任市长的是人们知之甚少的朱镕基,他是明代开国皇帝的后代,出生在湖南省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因此,他曾在政治上遭受罢黜,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但一旦邓小平掌权,他就靠真才实干迅速得到了升迁。江和朱的性格迥然不同。朱意坚强,以直率著称,能够做出成绩。江泽民和朱镕基相处得很好,这使所有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那些喜欢对共产党作出预言的人和外国专家。他们两人形成了互补,并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共同领导整个中国。

这两位领导人以魄力和效率来共同解决上海的问题。问题之一是官僚主义作风。一家有国外投资的合资企业的审批要盖126个批准印戳(即所称的“图章”),历时15个月,涉及14个部门、19个办公室。“此类事件还在发生,我感很羞愧,”江说,“以这种工作效率,我们怎么能期望外国投资者来跟我们做生意?外国投资者受不了这么多的繁文缛节。”一个处理类似事务的新的职能部门成立了。在朱镕的领导下,该委员会有权对500万美元至3000万美元的任何合资企业进行批。业务程序是“一个窗口,一个公章”,这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人们称朱镕基为“朱一敲”。

朱的任命意味着江从市长的日常事务中解脱了出来,能够更加专心地处理政治事务了。党的十三大要求增加党和人民之间的对话。江一直与市民进行公开座谈,现在他加大了与市民交流的力度。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中,他得知大约1万名上海市民的住房十分拥挤,人均只有两平方米。作为这次座谈会成果,这些居民中有60%得以搬迁。

江泽民于1988年1月率领一个由上海市领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到广东省参观考察。上海长期以来是中国的商业中心。江泽民为理解广东这个富有活力的南方省份所作出的努力,本来可能被看作是一次令人尴尬的求助,但实际上却是公关上的一大成功。通过积极向广东省学习,江塑造了自己思想开放、实事求是的领导人形象。

在返回上海之后,江召开了一个由万名干部参加的会议。“我们首先做的是解放我们的思想,”说,“广东得以迅速发展的础是改革、开放、明确的财政拨款、下放的责任制以及在所有企业、部门和管理部门中建立起来的奖励机制。”在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的话更为明,要求上海工业部门必须进行结构性转变。他说,权力必须下放给下级管理部门。他还敦促要充分利乡镇企业的较劳动力成本以及剩余生产力。要有更多的企业向股份制转变。应集中精力创立名优品牌。就在当月,新的数据表明,从1985年到1987年底,上海的外商投资额增加了3倍。

数字的确不俗,但江知道还能够更好。江对当地的经理人与外国投资者的谈判方式非常关心。他批评他们目光短浅,认为这样会影响长远发展。“上海人很精明,但不聪明,”江引用了一个外国投资者的话,“商业谈判十中有九以失败告终。”他指示工作人对30次失败的商业谈判进行分析,并对主管人员的缺乏战略眼光提出了批评。他建议地方管理人员降低赢利期望,让外国企业得到更大份额这样就可以开设更多的合资企业。

但与此同时,江一直在外人面前保护自己人。当他听说外国商人抱怨上海人在谈判中表现出的“精明”时,他就说:“精明是件好事;我宁可和精明的人打交道。仓促达成的协议会给双方带来困难和不快。”

江泽民的态度给来访的政要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在访问北京后总是会来上。此外,江还带领官方代表团到国外访问。

江泽民的两个孙子女的出生,给他在上的那些岁月带来了喜悦。1986年绵恒生了一个儿子,叫志成;1988年绵康生了个女儿,叫志云。跟江泽民这一代一样,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字也是同样的。“志”的意思是“志向”或“抱负”。“志成”的意思就是“有抱负就会成功”;志云的名字综合了抱负与云的意象(出典于一首唐朝的诗)。志成小时候头发很少,所以被昵称“毛头”,意思是“没有头发的小孩”(从字面上说,它的意思“毛茸茸的头”,一个跟实际情况相反的滑稽名字);志云的昵称是“妹妹”。

他们的祖父一见他们就眉开眼笑。他常常见到他们,因为整个家庭就在一个大单元房里同吃同住。当他们的儿子带着妻儿去国外学习和工时,江他的妻子就尤其感到难过——绵恒在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出国了。“三哥和他的妻子非常想念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孙女。”江泽慧回忆道。

1988年2月大年夜,当邓小平精神健旺地步入上海展览中心的友谊厅时,人们都起立鼓掌。江泽民引人注目站在邓的身边,表明了邓对这位热情的上海市委书记的信任。在观看了丰富多彩的歌舞、传统京剧和杂技表演后,登上舞台向艺术家们致意,江紧紧跟在他的身后。这一场面的照片刊载在主要的报纸上。

12个月后的1989年2月初,江泽民又与邓小平一起庆祝了新年。这一年将以政治上的争论开始,而争论后来在天安门广场的动乱中终于大爆发。邓小平已经八十五六岁了,为了能目睹中国的发展,他辛劳了一生。他已经来日无多,希望能快些看到成果。在上海,江泽民似乎正在实现他的梦想。

泽民一直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注,在1988年3月召开的一次有关政治价值标准的会议上,江引入了进步的思想。在毛的理论的基础上,江对20世纪末背景下的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在理论研究上不应该有禁忌,该允许研究者畅所欲言,”江对1000名听众说,“我们应该允许在理论研究中出现错误,就像在改革中会出现错误一样。”回顾了历史教训,他又说:“压制百家争鸣,搞一言堂的做法将会压制人民的意愿,窒息思想和导致对理论的破坏。”

在江泽民说“没有禁忌”的时候,他没有明说,但所有人都知道,是“在理论探讨仍处于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内的前提下”或是“在理论研究者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提下”。因此,江所说的“没有禁忌”,打个比方,跟一个精研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正在打一场有关言论自由的官司的美国律师所说的同一词语,意思不一样的。尽管如此,江的表达方式似乎透露了他内心的斗争。江本身是个知识分子,真正爱好学问,他了解学术自由的条件与限制,即便他不能提供前者,也不能放松后者。江认为,学术自由是重要的,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么重要。

一个月后,上海市人大会议上,副市长黄菊报告了上海接连发生的事故情况,这些事故给市领导造成了极大的压力。12月,在一起浓雾引起的轮渡事故中,有11人被踩死,76人受伤;下一个月由于毛蚶被污染引起的肝炎流行波及近30万人,造成数人死亡。

在会议上,几位副市长因失职而作了自我批评。渎职的责任人已受到记过、警告和降级的处分。江泽民感到自己也有责任,尤其是对肝炎流行事件,为此,他也作了自我批评。他承认自己对卫生工作不够重视,本来应该预测到随着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而可出现的问题。“作为第一把手,”江说道,“我应当承担这个责任。”

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那些关心贫困和医疗问题的人,对45万元的选美费用大为恼怒。他们向报社写信并提出正式评,对“上海小姐”选美比赛冠军将得到5000元奖金表示了厌恶,这笔钱比当时大多数工人一年的工资还要多得多。此外,联想到过去堕落的做法,有些人怀疑这次选美活动的真正目的是“为某些官员挑选美女”。

江不想给人留下守旧的强硬派的印象,那将有损上海走向世界雄心壮志,但他又不能忽视党员们的群起反对之声。经过3个星期的深思熟虑,江取消了“上海小姐”选美比赛并谨慎地选择了他解释的措辞。他说,目前“条件尚不成熟”。换句话说,在原则上他并不反对选美比赛,只是上海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先予以解决。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飙升的通货膨胀率。政府采取的一项政策是通过放开物价管制来解决经济中价格严重扭曲的问题,但这项政策无济于事。人们开始疯狂采购。中国领导人被迫彻底改变他们的政策。

1988年下半年,李鹏总理决心冻结物价。新的楼房建设——特是宾馆和写字楼——实际上被禁建。全国1万多个项目被中止。

现在也到了江泽民重新考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了。1989年他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主席——并没有吸引力。江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尽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著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联系,希望恢复这项工作。在内心里,江仍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出版著作令他感到自豪。他准备在大学里进行一次题为《当前电力节约与能源开发趋势》的讲座,他将就这一课题撰写一技术论文。

“江给我打电话时,我感到很惊讶,”沈说,“他急于知道自己的手稿的下落。坦白地说,我想不起来手稿到哪儿去了。已经过20多年了,其中还有10年是消磨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告诉他我会找找看。”

沈在书架和壁橱中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样的被遗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为了安全,他的妻子可能在“文革”中将原稿卖掉或烧掉了。

“江大感欣慰,”沈说,“并告诉我他会与我们原来的俄罗斯顾问联系,再要一份俄文原稿。”江在一个月内就拿到了那本书,并寄给了沈。

“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求沈,“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我了解他所说的话,”沈深思道,“除了退休后在学术界的个人计划,这本书的出也将了却多年前江对他的俄罗斯导师许下的承诺。”

“我按照江的要求做了,”沈接着说道,“这项工作非常复杂而艰辛。所有内容——图示、草图以及翻译——都必须与原文匹配得天衣无缝。”

但正当江忙于为离开政界后的生活制定计划时一场政治地震撼动了所有人的未来。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就此打住了。’”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江泽民传 作者:齐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