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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章 耳朵很管用

1997年10月—12月

10月26日,江主席开始了他对美国为期8天的里程碑式的访问。尽管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此前经会晤过4次,但这次访问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两国首次举行的正式首脑会晤。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媒体近来对中国非常警惕——也许是由于在苏联解体后需要一个新的敌人——这位中国领导人告诉其助手要规划一次面的国事访问。但也并非每一项活动都要非严肃。江泽民认为,是到了向美国人民展示国新形象的时候了。

甚至在江抵达之前,这次访问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主要是那些代表台湾和西藏闹“独立”的人,都计划在江主席露面的地方举行抗议活动。人权激进分子宣称将尾随中主席走遍他在美国的每一站—夏威夷、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江准备迎接挑战。他是有备而来的。中国最好的政策分析家为江汇编出访的情况简介。涉及题目包括外交、贸易以及存在争议的问题,如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甚至还有他将参观的每个地方的概况和当地历史及社会名流的情况。在访问前几个月,中国方面就派遣调研人员到华盛顿和纽约,以确定江应访问什么地方,会见哪些人,演讲的主题是什么,如何营造正面的媒体报道,以及双边关系中可能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在中国国内,批评美国的言论降低了调子。在江主席访几个月以前,报纸改变了风格;电台和电视台也改变了基调;批评美国的书籍悄然无声地撤下了书架;有关美国的新受到严格审查;态度尖锐的学者的讲话也被制止。

临行前,江主席在上海市郊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美国读者因而得以在他访美前对他有所了解。中国政府要求这家以调查性新闻报道出名的报纸,在会见之前把要提的问题先行上,这样,当记者提问时,江主席已经拟好答案,照本宣科就可以了。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偶尔会即席讲一些笑话,以英语词句以及中国的古诗和谚语来增加讲话的效果。当记者试图挑商定好的规则,随机出许多问题时,江主席很乐意作答。

接着,江将事先拟好的东西撇开,用英语来回答问题,表示他很愿意增加一些非正式的谈话内容,只要对这些内容“不作记录”。交谈中江主席表现得“踊跃,兴奋,友好”。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坦率的交谈后,江说将让他的助手决定这次交谈中的部分内容是否能发表。《邮报》记者报道说,“后来我们得到允许,发表了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其中有一部分是江泽民主席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江提到了《葛底斯堡演说》。“林肯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特别是他解放了美国的奴隶。提到中国的奴隶制,中大部分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了奴隶制,但西藏除外,直到达赖离开时,我们才消灭那里的农奴制……我的印象是你们(美国人)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但你们却支持达赖。”

他继续以这种方式回答记者的问题,熟练地引用西方历史和理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江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扩展到人权问题上,他说:我认为这一理论也可用在政治领域。”江解释说:“民主与人权都是相对的概念,并不是绝对而普遍的……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与这个国家的实际况分离开来……毫无疑问,人权问题可以讨论,但我希望西方世界明白,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中国人的温饱得以解决。”

谈到台湾问题,江说他读过《飘》,看过一部反映美国内战的电视连续剧,并委婉地质疑说:“你们内战的目的是统一美国,但在台湾问题上你们有些人却支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且不理解12亿中国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这让人们觉得你们用在别人身上的标准和用在自己身上的不一样。”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江事访问的成功率,两位领导人都使用了无声的外交语言,摆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个人姿态。考虑到华盛顿的政治气候,这些姿态是必要的。克林顿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问题,中政府宣布了赴美采购的主要货品清单,包括据说价值17亿美元的30架波音飞机。而在10月早些候,江还曾邀请美国大使尚慕杰及其夫人到中南海共进家庭晚餐,这是给予美国使节的特殊礼遇。

10月末,金融危机排山倒海般横扫整个亚洲地区。这场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该国债台高筑且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过于乐观。接着,经济恐慌迅速蔓延,严重威胁着世界金融秩序。香港股市的总市值4天内缩水25%——这是从没有过的惨景——港币受到了投机商的冲击。中国领导人担心他们可能不得不动用大陆1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撑港币。有人说,“在维护和进香港的繁荣方面,北京不如刚刚离开的英国人。”江主席可不想听到这样的指责。但是还有3天就要前往美国了,江还在准备着期待已久的各项计划。

在10月25日,即赴美的前一天,江宣布中国同意签署《经济、社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承认“人类大家庭中有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平等和其他不能剥夺的权利”,根据其规定,中国负有保护其公民免受歧视的义务。中国新华社罕有地承认,“在社会生中仍存在着违反人权的现象”。新华社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可预见的美国人的批评。新华社指出:作为一个受自然条件限制的发展中国家,在促进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同时,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某些问题。”

1997年10月26日星期日上午,刚过9点,江主席乘坐的国航747—400专机降落在珍珠港附近位于夏威夷瓦胡岛的希卡姆空军基地。同机到达的还有他的夫人王冶坪,以及约80名中国官员、安全人员和记者,包括江的亲密助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特别助理及党的高层管理者曾庆红,国家发展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以及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

江主席受到全套正式礼仪的迎接,这是中国方面对访问所提的要求。他走上长长的红地毯,检阅了仗队;由美国陆军105毫米口径榴弹炮发射了21响礼炮,隆隆炮声撼动着整个空军基地,传到了附近的海湾。

有100多名群众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用英语和中文欢呼着:“欢迎!欢迎!在谈到中国政府认识到不断兴旺壮大的在美华人社团的作用时,一位第三代美籍华人房地产律师说:“他们认识到我们能够为增进中美友好关系提供帮助。

夏威夷是最适合江展开其美国之旅的地方,这里气候宜人,亚裔人口众多,抗议活动力量微弱。而且,珍珠港是一个很具象征意义的地方,这里凸显了中美曾经有过的紧密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曾因为共同的事业而团结在一起。

在机场举行的简短欢仪式上,江发表了讲话,盛赞夏威夷是“太平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美两国人民进行交流的重要桥梁”。随后,一队由警车开道的车队将江主席一行送到珍珠港。江向海港中抛下一个花环,然后又在一面大理石墙边放置了一个白色康乃馨花环,墙上镌刻着日本偷袭珍珠港时被日击沉美国海军“亚利桑纳”号战舰上丧生的1177名美国官兵的姓名。江虽然没有发表讲话,但其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既然中美曾经是盟友,那么现在两国肯定也能够成为朋友和伙伴。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江泽民谈到了这一重要史时刻的现实意义。“这一事件给我们的教训不能也不应该被遗忘,”江主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上许多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世界仍然很不平静。中国的最大利益是和平和国家建设。”

刚刚访华归来的檀香山市市长杰里米·哈里斯设午宴招待江。午宴时,江泽民特别提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是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他对参观亚利桑纳国家纪念馆作了评论,“在那里我得到了有关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他还回忆了“中美两国人民如何并肩抗击过西斯侵略”。就在午宴进行时,酒店外聚集了一支由50名亲台湾分子组成的小规模示威队伍。席间,江品尝了烤至半熟的嫩牛排,还有煎夏威夷笛鲷。

江在观看由100名草裙舞学校的学生表演的舞蹈,被学生的舞姿所感染,主动学习了一下这种摇摆动作。这引来了200名来宾的掌声与欢呼。“他的节奏感很强。”舞蹈团领队说。

当天傍晚,江在怀基基海滩当众下水游泳。在15名保镖的保护下,江在魁梧的美国特工与精干的中方警卫人员簇拥下,游离海岸300英尺,这使人们都感到非常惊讶。《华盛顿邮报》的约翰·庞弗雷特写道:“你好,江泽民。他一下子扣上一顶醒目的红白色泳帽,穿着一条高及腰部的鲜艳的蓝色佩斯利涡旋纹花呢泳裤,这位睿智的世界领导人在周日下午缓步入太平洋恬适的海水中。他不停地游着71岁高龄的江泽民在水中几乎游了1个小时……他的划水动作类似蛙泳。头部有节奏地在水中起伏。”

上岸时,江有些气喘和颤抖,但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因对自己的运动成绩非常满意而微笑着。“很好,我觉得好极了。”他边擦身体,大声说。当记者问他是否喜欢夏威夷时,他用英语兴致高昂地回答道:“喜欢!”当天晚些时候,他对自己坚持游泳健身的原因作了解释。“我不会服老,”江解释说,“精神上年轻才能保持活力。”

江随后幽默地说:“我游得很慢。”也许,他是回忆起了1966年夏毛泽东在武汉长江大桥旁那次著名的畅游长江之举。当时党的宣传部门公布的数字非常惊人,那位72岁的主席在65分钟里游了约15公里,这一速度比世界纪录还要快好几倍。江泽民游泳的时间与毛差不多,但他游的距离却相当有限,只有1公里。

江是试图通过这次下海游泳来向美国人民展示自己吗还是为了国内宣传,借用毛的典故来显示自己是一个精力旺盛、身体健康的领导人?其实两者都不是。江这次游泳只不过是为了锻炼。他在中南海的浅水池中游泳几乎一天也没有间断过,他知道此次紧张的访美行程中可能只有这么一次游泳的机会了。

毫无疑问,陪同江出访的高层人士似乎不太擅长这项运动。曾庆红戴着太阳镜踏进夏威夷的海浪。《华盛顿邮报》写道:“曾庆红像一只戴着眼镜的海豚一样在水中扑腾,即使是在摆几下蝶泳姿势时也没有摘下墨镜。”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像个威严的佛教圣人,战战兢兢地了海。跟随其后的是中国驻美大李道豫,陪李道豫一起游泳的一个镖连袜子都没有脱”。

江主席一行继续其旅程,前往弗吉尼亚州的殖民时代城市威廉堡游览,他可以在那里满足一下自己对美国历史的兴趣。此时,亚洲经济的紧缩仍在继续,拖累美国的股票场不断下挫。10月27日,当江乘坐的专机在美国上空飞行时,纽约华尔街在这一天却遭遇了“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暴跌554点,创历史最大跌幅。

尽管如此,江仍扮演着旅客的角色,在殖民时代城市威廉斯堡,尽情吸收大量的历史知识,会见了扮演爱国者帕特里克·亨利和开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的演员;为了照相,还戴上了一顶18世纪的金边黑色三角帽。江的夫人王冶坪的精神比在夏威夷刚下飞机时有所好转,人们向她送上一顶殖地时代缀有缎带的白色无沿女帽。而此时在100英尺以外的一些举着标语的激进分子基本上被人们忽视了。

弗吉尼亚州长乔治·亚伦请他的夫人、威廉斯堡市长苏珊·亚伦代为举行午宴。据称州长正在为共和党助选,这虽然确实是事实,但没有人相信这是他缺席的真正理。简单地说,会见中国领导人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在午宴上,亚伦夫人绵里藏针地说到“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普遍人权原则——自由、自主和代议制民主”。

在江的祝酒词中,他对亚伦夫人“热心讲解”表示衷心感谢,并通过列举以下内容显示出他对威廉斯堡有所了解,“威廉斯堡曾为美国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和国家独立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独立言》的7签署人,包括起草宣言的托马斯·杰弗逊都毕业于威廉斯堡的(威廉与玛丽)学院”。

当天下午,重头戏正式开始上演。在飞行了100英里之后,江一行搭乘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特区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戈尔副总统到机场迎接江及夫人一行。三军仪仗队的迎接式标志着江主席正式抵达华盛顿。一列由20辆车组成的车队将他们送到布莱尔国宾馆,这是接待外国政要的官方住所。

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整理一下——更不要说休息了——江就接见了中国驻美使馆人员。紧接着在晚上9点15分左,他应克林顿总统的邀来到白宫进行会谈,一位女发言人称这次会谈是“亲密的、个人的、非官方的”,克林顿的想法是,在第二天上午举行正式峰会以前“打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坚冰”。双方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被美国官员称为“广泛而富有哲理的”一次会谈。江泽民和克林顿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谈,包括贸易和人权问题。还进行了一项具体工作,批准设置一条专用的电话“热线”,以供发生危机时方便两国进行通信交流。

江夜访白宫的行程中包括对总统官邸的15分钟参观,其间的亮点是美国总统向中国主席展示了由林肯亲笔书写的葛底斯堡演讲稿(5份已知的林肯亲笔手稿之一)。当看到这些孩提时代就耳熟能详、自己还曾多次引用过的文字时,中国领导人显得非常高兴,他开始用英语大声朗读。

坚冰的确被打破了。江对美国历史文物中这一珍贵文件的尊崇和热情,使得两国领导人找到了一种在过去的会面中所没有找到的共鸣。据陪同参观的一位美国官员说,“此举促成了两国元首就人权问题进行一次论,这次讨论在他们前后有过的五次会面中是最深入坦诚的一次……是真正的交谈。”“尽管分歧仍然很大,”他补充说,“但并没有不欢而散。”

克林顿总统在其自传中回忆了夜间举行的这次非正式会晤:“与他认识5年后,江的政治谋略,他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在他领导下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他的首相(原文如此)朱镕基,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要求江释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告诉他要使美中两国保持长期伙伴关系,我们的关系中必须给正当合理的分歧留出空间。”

两位元首一直谈到晚上11点,江因需休息而告辞。克林顿则在上床时“想到中国会因现代社会的强烈要求而被迫更加开放,在新世纪中,我两国更有可能成为伙伴而非敌手”。克林顿后来还将得出结论,江在美国之行中“表现出色”。

10月29日,是活动最为隆重的一天。上午江与克林顿在白宫举行期待已久的高峰会谈,下午是联合记者招待会,晚上则将举行盛大的国宴。在峰会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主席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将就安全、经济、环境和法治等广泛领域内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希望达成一致意见。

上午10点15分,峰会在白宫南草坪拉开序幕。式按照国家元首的规格举行,包括21响礼炮及江主席检阅仪仗队。克林顿总统的态度虽然正式但很亲切,他对“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在向江主席致辞时,他说:“您的改革使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中国人民现在生活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好。”克林顿还赞扬了江在珍珠港敬献花圈的举动,称此举表达了江“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国所取得的胜利的敬”。他说:“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再次携手。”

江主席自信而镇定地说:“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合作潜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他号召双方“在各个领域进行合作,妥善地处理两国间的分歧”。江最后说:“让我们中美两国人民携起手来与世界各国人一起为建设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新世纪而奋斗。”

中国主席穿着黑色西服,戴着“一条橙红色的鲜亮的领带”,美国总统也身穿黑色西服,但“配着一条有白色菱形图案的黑色领带”。然而,当他下午一起出现在联合记者招待会时,他们的领带神秘地变得一致起来了。这是一个可爱的姿态,这是不是一个信号,表示江确实希望拉近中美系?

欢迎仪式中还有用横笛和鼓演奏的一曲“胜利之歌”,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一直关照着江的妻子王冶坪。事先有人告诉克林顿夫人说王身体不大好,这时就示意她坐下来,并将她搀扶到座位上。只要王冶坪需要坐来休息时,克林顿夫人就会陪她坐在一起,好让王安心。

正式会谈从上午10点30分持续到下3点15分——中午中断了一段时间,由副总统戈尔主持招待午宴——期间,克林顿和江进行了私下交谈。峰会的整体气氛亲切友好的,但也涉及了一些微妙的话题。其中一个是,据称中国卷入了美国国会政治献金案,自春季以来有关此事的争论一直在继续。江断然指出,中国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并且保证中国官员会在调查中予以合作。江要求克林顿作出承诺,在1998年底以前接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这位美国总只能保证在不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国违反有关规则的情况下尽全力促成此事。

在其他事务上,双方非常一致。根据克林顿的建,两位领导人同意美财政部长伯特·鲁宾与中国副总理朱镕基应共同努力“促进亚洲的金融稳定”。鲁宾刚刚在9月份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过北京,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江。鲁宾回忆说:“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跟大多数西方官员一样,认识并尊重朱镕基,但确实不了解江主席。他十分推崇市场经济,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应该说是让我感到惊讶。他广泛的国际交游使他眼界开阔。他风度迷人,趣横生,我们谈得十分相投。”见到鲁宾时,江风趣地说:“对任何国家来说财政部都是最重要的部门。与财长见面会让你觉得自己会变得有钱。”

尽管两位领导人在人权问题上分歧严重,但他们都达到了各自的主要目标。克林顿总统得到中国的承诺,将与美国协作建立国之间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这是将中美国由“战略竞争对手”转向“战略伙伴”的大目标中的一步。在江这方面,他使美国重申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拓展了“中美的经贸联系,并得到了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江受到国家元首级的正式接待,这意味着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终于摆脱了“天安门事件”的长期阴影。这样江泽民就能够以世界领导人这样一个获得提升的身份回到北京了。个人层面上,尽管两国领导人之间存在有文化、年龄等方面的差异,各自也都承受着国内政治压力,但他们第一次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友好关系。

美国外交政策官员称这次峰会是“巨大的成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表示,与以往的四次会面相比,江泽民与克林顿这次会面“交流更为灵活,没有那么强硬,争论也较少”。“我认为通过这5次会见两国建立了一种联系。”另一位美国官员直截了当地说,“当江说到‘我的朋友比尔·克林顿’以及(迄今)共见面5次时,他不仅仅是走走形式。”

在中美两国此前的会谈中,中国人总是非常强硬,在某些方面态度坚决,毫不妥协,但参加这次峰会的美国官员离开时都对江民怀着前所未有的尊敬。此次会谈中,双方似乎都是本着一种非常坦诚的精神。“1993年他们在西雅图首次见面时,进行的完全是照本宣科式的会谈,这次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位官员说,“江非常愿意脱离既定的题,把观点明确而直接地讲出来。”暂且不论具体细节,仅峰会本身过程之顺利,就足以认为是成功的了。

在此期间,尽管有一些示威者,但是这并未冲淡人们的热情。与白隔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拉特公园里有2000多名示者。示威者中有各色人等:亲台湾分子、西藏人、内蒙古人、反堕胎者、反童工激进分子、环境保护主义者、传教士、工会领导人、自由民主党人士披着绛色袈裟的喇嘛和戴着克林顿卡通面具的美籍华人。示威者竭尽所能地大造声势,用了一排声器来高声责中国“侵害人权”。他们高举着各式各样的标语,有几条写的是“释放魏京生”。示威者还舞弄着两个特大的江和林顿模样的木偶,并让它们并排跳舞。示威者中有像理查·基尔和比安卡·贾格尔这样的社会名流。现场由警察层层把守,有的骑马,有的骑摩托车,有的驾车,有的步行,监视着这些示威者,将他们限制在公园中较远的一角。

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江主席很有风度地提到了那些抗议示威者。“我沉浸在美国人民的友好气氛中,”他说,“但有时会有一些杂音传进耳朵里。”

“根据中国的哲学,”江接着说,“孔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过很自然地,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这是民主的一种体现。就此,我想引用另一句中国的语,‘百闻不如一见’。在我这次访问中我切身体会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这不会对我们彼此交流有什么负面影响。”

令人瞩目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老白宫举行,有数百名记者摄影师参加,记者招待会既有正式的外交气氛、媒体的敏感性,又有令与会者惊讶的兴致勃勃的自发交流。克林顿总统首先列举了在刚刚结束的峰会讨论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在朝鲜“危险的核计划”问题上的合作;台湾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打击国际有组织犯罪、毒品贩运与非法移民;“法治”合作计划;经济增长问题;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环境保护以及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他赞扬“中国无与伦比的人力资源将使中国在21世纪必然取得领导地位和广泛的繁荣”。克林顿说:“美国迎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一个全面和建设性的伙伴。”

江主席着重强调了“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等原则”,他还描绘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如元首定期会晤,官员会晤与磋商机制加两军往来,加强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执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等。

在开场白之后,江主席说:“欢迎提问。”江点了一个提问者,他没有注意到克林顿这会儿也点了一个记者。一阵哄笑之后,两位领导人都扮了个鬼脸然后克林顿总统表示尊重客人的选择。

一个反响强烈的问题使中秋的天气骤然升温。有记者说:“天安门广场上的事件……(使得)许多美国人将中国视为践踏人权的暴虐国家。”引爆这一话题后,这名记者向两位领导人“开火”了。他问江:“您对‘天安门事件’是否感到遗憾?”对克林顿,他说:“您是否准备解除所有‘天安门事件’后对中国的制裁,如果不是,为什么?”

江先回答,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早有腹稿。他认为那次“政治动乱”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损害了国家安全”。他认为,中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我们国家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是正确的。

克林顿回答:“对‘天安门事件’的意义我们持有极为不同的观点。”他为:“中国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排斥态度,使中国失去了本应得到的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支持。”他提到了在和平利用核能合作问题上制裁的解除,而对其他领域表示要再“逐一审核”。

江当即进行了反驳。他向听众摇着右手食指,策略性地没有直接对着克林顿。他用英语说道:“就这个问题,我还想补充几句。”他立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价值观”——指出:“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观点是很自然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民主、人权、由的观念是相对的、具体的,是由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我只再说一点。”克林顿接过话题,此举引起了急于看见这两位世界领导人自由辩论的听众的笑声。他说:“首先,美国意识到在历史上中国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正的,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接着克林顿谈到了他自己:“在我们国家,有些关于我、我的家庭、我们的政府及政策的文章和言论可能令中国客人很惊讶。”最后,他说:“但是,经历这些事情之后,我仍然站在这里,我们的国家也更加强大。”

尽管媒体试图把这些言论炒作成两国之间关系紧张的证据,但是江仅仅将此看作是观点上的不同。江在整个记者招待会上始终保持微笑,他显然应对自如,乐此不疲,并多次口改说英语,称一位提问者为“黄衣女士”。

“毫无疑问,江主席在记者招待会上从有受到过这样的提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评论说,“我认为这很好,很正常。”其他官员也松了一口气,尽管江明白地表示他听到了抗议声,但他没有对任何问题表示不满。“这表示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我们的传统。”一个官员说。

当晚的国宴上,大家的情绪都很舒畅。宴会的请柬无疑是几年中最热门的入场券了。在近期的记忆中,没有一份贵宾名单能与当晚的名单相提并论。如果有人怀疑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那么请看这234名与会客人,几乎人人都地位显赫,这就证明这种猜疑是没有道理的。

来自政界的客人有:前总统吉米·卡特、前总统夫人伯德·约翰逊、五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及其前——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詹姆斯·贝克和亚历山大·黑格)、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美联储主席亚伦·格林斯潘和所有资深国会领袖。

有多达30位来自商界的首席执行官,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美国国际集团的莫里斯·格林伯格、迪斯尼的迈克尔·艾斯纳、苹果电脑公司的史蒂文·乔布斯以及自“梦工”的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我到这里来不是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斯皮尔伯格幽默地说,这位有史以来最成功电影导演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自己是阿甘,正在偷听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声音。”

媒体领域则来了更多的世界巨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国家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考、美国广播公司的戴安娜·索耶。记者选出的“当晚最奇特组合奖”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她的男伴、电影《星际迷航Ⅱ》中那精力充沛的秃顶船长皮卡德的扮演者——演员帕特里克·斯图尔特。

参加晚宴的著名美籍华人有: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艾滋病学家何大一、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以及小说家谭恩美。谭幽默地说,她对中国政策“有许多复杂感觉”,但不会错过这次盛宴。“我认为人际关系和人权条件的跨越和改善,不能通过站在局外观望或是捶胸顿足的呼吁来完成。”她说。

为了与季节保持协调,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选择以杏黄色和金色这样的秋天色调来装饰大厅。在服饰上,希拉里“穿着一条淡紫色晚会公主缎子裙”,这条裙子是由晚会宾之一,华裔美籍时装设计师王薇薇设计的。王冶坪女士则穿着“一条蓝色开衩连衣裙,外罩一件深紫色天鹅绒收腰外衣”。

晚上9点,国宴正式开始。两位首脑并排站在一起,装束很协调。克林顿穿着一套优雅的黑色小礼服。江穿着一件有风度的深蓝色“毛装”。这种“优雅但与众不同”的形象体现了江泽民对中国前景的看法。

在晚宴上,两位领导人相互敬酒以示友谊。克林顿总统引用了《易经》,而江则引用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句:“只行动起来,们每个明天都会比今天进步,”中国主席大声朗诵,“行动起来吧!让我们马上就开始。”

在克林顿总统的正式致词中,提及晚宴主宾不平凡的一生:“主席先生,”他说,“您一生中目睹了在一个非凡的世纪里中国和世界发生的重大变。从您从事的不同职业中,您品尝了人类事业的丰富经验。”这位美国总统接着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的敬意:“很久以,在美国还远没有诞生之时,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知识与财富的强国。从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到创作出的诗歌,从中药和数学到指南针以及人文主义哲学,中国的许多早期创造至今仍丰富着我们的生活。”

在祝酒和掌声之后,江主席将中美称作“两个伟大的国家”,认为它们“对世界前途负有重大责任”。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建议中美两国能“求同存异”。对于中美之间“广泛的共同利益”,江主席列举了“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繁荣,以及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

再次举杯之后,晚餐开始了。《华盛顿邮报》报道,晚餐汇集了“亚洲与美国风味,做成了精美的海鲜牛菜肴。以酸橙叶和柠檬香草清蒸龙虾,配以玉米青韭香料做成的夹心烤饼是第一道菜,主菜是俄勒冈黑胡椒牛排,牛肉选用的是以美国安格斯牛繁育的亚洲牛。甜点是熊猫形的杏仁蛋白软糖、果子馅饼柑橘茶……拌入大块巧克力和柑橘的果子露”。

晚宴后,一支超大型的高尔夫电瓶车队迅速将尊贵的客人们送到了白宫南草坪的一个巨型帐篷中,此处已被改装成音乐厅,装饰了水晶吊灯和仿法式窗。等客人到达后,军乐队演奏了包括爵士乐《不必如此》在内的一组轻松乐曲。接着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国家交响乐团在莱昂纳德·斯拉特金指挥下演奏半小时美国名曲,包括莱昂纳德·伯恩斯坦的《康第德序曲》,那是乔治·格什温《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缩略版,以及阿龙·柯普兰的击掌乐《方形舞》。

近年来高层云集的最精彩的国宴即将接近尾声,克林顿总统用自己不太管用的声带开了一玩笑,向江主席告别——“我的嗓子快哑了,您还觉得满意吗?”——接着,他表示盼望明年将访问北京。江继续以音乐为题,用英语说道,“在夏威夷,我演奏了夏威夷吉他,但是,我知道您的萨克斯吹得很不错。”这时已近午夜,而对这位已71岁高龄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明天将是漫长的一天。

在前夜盛大的国宴之后,翌日一早即有一场棘手的遭遇战,江主席在餐会上面对的是50位国会员,其中包括许多对中国言激烈的批评家。在早餐会之前,江不顾休息不足,坚持私下会见了参众两院的4位最高领袖——共和党的特伦特·洛特和纽特·金里奇以及民主党的汤姆达沙尔和理查德·格普哈特。这30分钟的会见在金里奇的办公室中进行,接着,4位领袖陪江参观圆形国会大。这座雄伟的圆形建筑连接着众议院和参议院。在参观过程中,金里奇即兴给江上了一堂历史课,他原是历史教授,总是那好为人师。

在90分钟的早餐会中,陪同江进餐的国会议员触发了所有敏感问题:人权、宗教自由、武器扩散以及摘取死刑犯的器官。江就所有的批评为中国进行了辩护,并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国会员到中国访问”。他说,“我们可以宣告,中国社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和开放”,并补充说,中国将“扩大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会领导人并不满意江的复,纷纷进行指责。金里奇一贯就是一副不受喜爱的蛮横样子,为此他曾激怒过许多同僚,这次他又用这种腔调说:“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经济自由;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你不可能拥有一个半极权半自由的体制。这种体制不可能存在下去。”洛特参议员告诉江:“对们国家来说,与援助伊朗的国家改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迪克·阿尔梅则交给江一份列有据他讲因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中国公民的名单,要求中国主席释放他们。

江没有落入对方圈套,国会领导人不由得对这位第一次坐在他们中间的中国元首感到钦佩。“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问题确实够他受的。”民主党议员霍华德·伯曼说。江的回答虽然“不令人满意”,伯曼仍然欣赏他的应对能力,“值得称道的是,他没有采取一种防御的态度,没有勃然大怒”。2002年将成为议会少数党领袖的民主党人南茜·佩洛西说“他确实有所回避,但让人能够接受。”

上午11点半,江接受了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节目记者吉姆·莱勒的专访。他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莱勒提及当天出版的美国报刊都认为江与克林顿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是“从未有过的率的交流,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之间的一场辩论”。“您是这样看的吗?”他问江。

“我认为昨天的记者招待会给了我们自由表达观点的机会,”江回答说,“真正的好朋友要坦诚相待,不隐瞒任何观点。”然后他又用英语反问:“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莱勒紧接着又问:“但这是您对昨天的记者会的看法吗?您认为它是一次有益的交流吗?”

江主席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我的回答是:‘是的。’我不认为这会损害我们的关系。……在中国方面,我们历来认为应当求同存异。”

莱勒问道:“您被问及那么多有关人权的问题是否让您觉得不安?”

江回答说:“我根本没有感到不安。中国在人权领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我已感觉到我受到大部分美国人民的欢迎。

这是经过磨砺的表演。对于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江已事先作了准备。他暗示中国终将发生变化,只是要给他的国家一些时间去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改变。

除了对江泽民—克林顿峰会进行了非同寻常的乐观报道之外,《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提到了中国媒体的选择性报道。《邮报》的一篇题为“唉,每件事在中国都被夸大,主席访美之行完美无缺——但还有未作报道的内容”的文章指出,那天的“报道中无一不是溢美奉迎的照片和文章”。《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江的家乡:玫瑰色的访美新闻”的文章还指出,中国媒体在强调盛况和象征性意义方面惊人一致,“赞颂访问中的愉快时光,饰不快的事件”。西方媒体对江泽民在夏威夷进行的一个小时的游泳进行大量报道,而中国媒体却没有报道。

下午1点10分,江泽民主席在一个由6个外交团体举行的特别论坛上发表了讲话。他称:“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民惟邦本’、‘缘法而治’的朴素的民主、法治思想。”他追溯中国历史的演变说,“中国人民从备受欺凌和屈辱,经过顽强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他希望中国人民通过苦奋斗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江泽民承诺说中国“只会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并保证“今后中国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

在谈及西藏问题时,轮到江给大家上历史课了。他强调,以前,西藏存在的是压迫人的封建制度。事实上这一点正是许多美国人通常会忽略或懒得去想的。江把解放之前的西藏形容为“处于带有浓厚奴隶制色彩的封建农奴社会”,接着又说,“农奴属于农奴主,根本谈不上享有任何人权”。他将“我们实行的民主改革,用和的方法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与“美国历史上解放黑奴”相提并论。

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伪善感到憎恶。欧洲人和美国人曾经使用武力手段对付势地区,这一点已经不秘密,而西方的批评者却又常常不由分说地对别人大加指责。江此前曾在北京为美国高级领导人举行过一次私人宴会,与会人士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利·基辛格和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会上却有一位客人咬着西藏问题吵个不,不断用衅性的问题纠缠中国主席。当他对主人的回答不满意时,又开始长篇大论,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快。此时江突然站了来。满屋的美国人都很紧张,以为江受了冒犯而要愤然离去了。而江主席却在这时候深深吸了一口气,放声高唱美国传统民歌《牧场上的家》。这是一种非常艺术的方式,使得那位无礼的客人安分起来。

下午,江泽民率庞大的代表团离开华盛顿前往费城。江在费城只停留4个小时,随后他将前往纽约。但他在这几个小时中非常忙碌:他将在两个大学发表演讲,会见地方官员和3位大学校长,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地访问费城独立厅,并以私身份探望一位老朋友和一位他很尊敬的老师。一名记者描述了美国人在看到这位中国领人时的惊讶表现:“这座城市从江身上得到了没有料到的感受——与其他许多受到邀请预计要进行这3项时间紧凑的活动的政治家相比,江泽民更加美国化、气宇不凡而且懂英语。”

第一站位于费城西区的德雷克塞尔大学,江的长子江绵恒六年前在这里获得计算机和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德雷克塞尔大学校长康斯坦丁·帕帕达基斯在江泽民刚宣布要访问美国时就向他发出了邀请,名义是邀请“一位德雷克塞尔校友的父亲”,帕帕达基斯在后来的讲话中对江主席竭尽赞美之辞。

在江泽民的车队到达大学之前,警方征用了3辆空的大巴,停在示威者聚集的路边。一名记者称无意中听到一个警察说:“江泽民的随从不希望江看到任何一个示威者。”

“中国人要求我们将所有的示威者转移,那样主席就看不到他们了,”在江泽民访问费城期间陪伴他的费城市长爱德华·伦德尔回忆说,“我们尽量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们不可以强迫那些人离开公共街道。”

快到下午5点30分时,江140余名陪同人员的伴随下到达德雷克塞尔大学一个有900个座位的礼堂。此刻,礼堂内已坐满了官员和公司领导人——他们刚刚参加完以如何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为主题的研讨会。礼堂里还站了数百名教职员工和学生。在主席台上与江主席坐在一起的政要有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汤姆·里奇等人。

江的风采让听众着迷。远离了激烈的政治辩论,置身于友好的学术环境里,江很放松。“我要向德雷克塞尔大学领导和所有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特别是对那教育过我孩子的老师表示感谢,”他使用英语讲话,听众反应热烈,“我想感谢他们教授他专业课程,使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还补充说:“我们家现在有个博士了,可我只是一个学士。”人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国会议员科特·韦尔登赠给贵宾一件红白两色的费城“飞人队”的球衣,球衣背面印有他的姓氏“JIANG”,这样,这位中国席就成为全美职业冰球联合会的名誉队员了。

江笑着站起来,拉着球衣的袖子,好在仔细端详,然后拿起麦克风。他说,自己心爱的孙子已跟他父亲江绵恒在费城住了3年了,小孙子一定非常喜欢这件礼物。“他很喜欢橄榄球。”江主席用英语说道。他对美国体育运动的喜爱引来了观众的掌声和笑声。

孙恒教授是江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同学,也曾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的教授,江绵恒在那里念书的时候孙曾经做过他的指导教授。江泽民和孙恒由于中国断裂性的现代史而分道扬镳。孙家在日本侵华之前曾是中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他在20世纪50年代到美国深造。而此前江泽民则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我跑了,”孙沉思着说,“而他留了下来,并掌管了中国。”

虽然多数像他这样的有钱人都逃离了祖国,孙恒的父亲孙煜峰却留了下来,试图同共产党人合作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起初,孙的父亲被授予“民族资家”的称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严重迫害。财产被没收,尊严被剥夺,最终因得不到治疗而病逝。

孙教授加入美国籍已经50年了,他从没有回过祖国,甚至拒绝了江主席个人的邀请。“对这一切我百感交集,”他深思道,“在中国的体制下,我失去了父亲。但我对江主席寄予厚望。”

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当孙教授向江主席解释,他是因为“个人困难”没有接受邀时,江温和地回答:“我完全理解。”

在费城,江泽民还特别探望了自己的老,当时已95岁高龄的顾毓琇教授。顾教授在美国为人所知的名字是“Yu Hsiu Ku”,使用的是西方的姓名顺序以及不同的音译方式。江不顾安全人员的劝阻,坚持要到顾教授的家中探访,这反映出他尊师重教的儒家信条。

江主席和夫人王冶坪来到顾教授家里做客。顾教授的家位于费城音学院后面,在一栋普公寓楼中。江在那里停了半个小时,期间他们在一起边吃饭边叙旧。此时,他的态度立刻从高级领导人转变成执礼谦恭的学生。这个当天早上勇敢地与50名不友好的会议员舌战的领导人神奇的转变过程,可能会令西方人感到困惑,但却不会使中国人惊讶。这意料之的,如果不这样就不符合中国传统了。

当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回忆说:“中国国家主席和顾教授在一起的场面令人难忘:他彬彬有礼,像任何一个普通学生来拜见尊敬的老师一样。”

江送给顾一本中国文化方面的书,这时注意到顾教授把自己作的一首诗自豪地挂在他书房的墙上。诗曰:“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这首诗表达了师生50多年的情谊,如今重温此诗,江感慨地说道:“尊师重教是中华族的传统美德。能有机会拜访您,我觉得特别高兴。”江跟他革命的父亲一样崇信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位置。

顾教授一家,包括他的夫人、3个孩子和许多孙子,用莲子汤和豆沙汤圆等家上海小吃来招待江和他的夫人王冶坪。江回忆说,以前顾教授上课从来不带教材,要讲的东西他都记在脑子里。同样,顾也回忆说年轻的江泽民当时坐在前排看起来很认真,做了很多笔记。

晚饭后,江起身告辞。他对顾说:“无论是作为一个电子机械工程方面的教授,还是作为剧作家和诗人,您都是非常杰出的。”

当顾被问及在过了这么多年普通人的生活之后,与江一起坐在聚光灯下是否感到不习惯,他轻声回答说:“,因为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这对美国观众来说似乎很奇特。”

他罗列了与领导人不同寻常的关系,因为他是周恩来的朋友,所以他成为周恩来的继任者邓小平的朋友——接着成为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的朋友,而江恰又是他学生。同样,他曾是蒋介石的顾问,因此他也得到了台湾历届国民党政府的信任。

但顾教授强调说,江泽民来访完全是私人性质的,没有任何政治议程。“他希望过来放松一下,”顾说,“就我们两个人。但是他倾听了我的建议,他会对此进行考。我认为与世界和平相比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而大学都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教学,不是吗?”

“我不问政治,”他接着说,“我虽然有自己的观点,但我只是一个退休教授。我只享受生活。我不会试图去影响任何人。”在过去的10年中,顾有时会就政治和国际事务给江写信。

“当我1998年成为驻美大使时,”李肇星继续回忆道,“我拜访过顾教授。他是一个令人倾倒的人,对曾经与江主席联络感到非常自豪。当顾教授到俄克拉荷马州时,江主席要我国驻休斯敦的总领事去探望过他。”

当顾教授2002年去世时,江泽民深感悲痛,旧日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他打电话给顾教授的夫人,表示自己的哀悼,并送去了花圈,称顾的“高尚精神”将激励世代中国人。在正式吊唁信中江主席评价顾教授是“一代名师,终生勤于学习,关心祖国的统,为祖国统一献计献策”。

“江主席对顾教授的态度并不是一个孤例,”李肇星回忆说,“他非常尊重离退休老同志。1997年初,江主席视察上海时,他举行了一次私人宴会,邀请的是离退休官员,而不是在位的干部。这说明他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我曾听江主席说过人与人之间交往时不能做势利小人,不论别人的地位如何,应该彼此学习,那些离退休同志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以给我们以指导。”

因为时间很紧,江有许多事要做,他乘车来到宾法尼亚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在很快地参观过中国藏品后,江发表了简短讲话,对该校沃顿商学院为中国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设立现代管理课程表示赞赏。江联系到自己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顾教授的重逢,说道,“这使我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大学时代是人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应该倍加惜。”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人生何处不相逢。”

接下来是参观独立厅,由于观光时间有限,江一行直接到达会议厅,一名导游向大家介绍了这里的辉煌历史。而此时,江主席坐在一张旧橡木桌旁,《独立宣言》就是在这张旧橡木桌上于1776年签署的。

江泽民参观独立厅完全出自他本人的愿望。从青年时代起,江就开始学习托马斯·杰弗逊的思想和言行。当时中国正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杰逊所说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给了他希望与启示——对他来说,亲眼看一看这些有象征意义的实物,意义重大。此外,江觉得他与这些美国革家一脉相承,那些人所赶走的英国殖民者正是当年从中国的领土上夺走香港的殖民者。这些革命者的行动都是出于爱国主义,这可能是凌驾于任何目的之上的。而江自视为爱国者。他对独立厅的访问不是一个政治姿态,而是他的个人追求。 在费城,尽管有一些抗议的声音,但总的来说江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迎。但是在下一站——约——江受到了不同的接待在上午7点30分举行的早餐会上,高级官员中只有前总统乔治·布什愿与他见面,布什曾于20世纪70年代任美国驻华联络官。地方要员——乔治保陶基州长、鲁道夫·朱利亚尼市长、丹尼尔·莫伊尼汉与阿方斯·达马托参议员——都婉言拒绝席。他们或以“日程安排上有冲突”为托辞,或是明确拒绝以示抗议。眼睛盯着更高职位的朱利亚尼表示“对中国的人权政策严重关”。乔治·保陶基州长的发言人则以“即将到来的选举”为托辞,虽然他并不参选。

但是,江还是成功地向人们宣传了中国的发展。上午的第一项活动是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站在悬挂有中美两国国的楼厅上,俯瞰交易场,江荣幸地敲响了开市钟宣布交易开始。其中的象征意义是非常丰富的:尽管两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争议,但是对自由场体系的积极意义,包括筹集资本的需要,双方是一致认可的。如果有人对共产主义已经完成了现化改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江的个人功绩)抱有疑虑,他们只需要注意一下就会明白了:中国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朝鲜战场上,海浪一般的中国士兵猛攻美军阵地的时候举的便是同样的旗帜——如今正福佑着纽约证券交易所,17家中国公司的股票也在这里上市了。

交易所董事长兼总裁理查德·格拉索赠送给江一尊象征市场走势的牛熊雕塑。来而不往非礼也。江也回赠格拉索一尊绿色飞马,并用英语说:“我祝愿你们的股市像飞马一样充满活力。”

据称,有一次尚慕杰使去拜会江主席时,惊讶地发现江正在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传记。江想知道中国是否能够从罗斯福那里学到对付股票市场投机分子的办法,因为股票投机已成为中国掠夺式的初期资本市场中的严重问题。尚慕杰略带幽默地说,罗斯福请来一位主要的股市操纵者约瑟夫·肯尼迪——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父亲——来担任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江答道,对中国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好主意,“要是我能够断定谁是最大的股票操纵者的话”。

从曼哈顿南城的华尔街出来后,江前往位于纽约阿蒙克的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总部,它在曼哈的北郊,司执行总裁郭士纳前来欢迎他,并用中文说道:“老朋友,你好!”

IBM公司在中国有8家合资企业,它必须与中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而不仅仅是为了粉饰。郭士纳经常提到他与江泽民的长期友谊及他们之间的多次会面,这巩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对江来说,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江主席从前是电子工业部部长,也是科技爱好者,他渴望看一看最先进的计算机产品这次参观由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用中文进行讲解,这位科学家的父亲曾是蒋介石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军官。

此行所公开宣称的目的就是了解这些技术在中国的适用性。可事实上,江喜欢技术。他对公司展示的3种超前设备兴趣尤甚:一种是像信用卡一样的装置,两人握手时(利用人体自身的传导性)可借此传递数据;一种是称作“亭式银行业务处理系统”的装置,借此可在互联网上进行金融交易;另一种则是用于天气预报的超级计算机。江在提问时用了不少英语术语比如“integrated circuits”(集成电路)、“prototype”(样机)、“chip”(芯片),这表明在技术问题上他几乎比任何美国政治家都行。

江风趣地对接待人员说:“我和你们是同行,但是遗憾的是我已多年没有接触这方面的工作了。”中午,江在其下榻的位于公园大街的华尔道夫宾馆与300名纽约华人代表见面。江告诉代表们,他年轻的时候读了很多有关西方的书籍,而且学习了多门语言。但是他说:“百闻不如一见,哪怕只见一次。”江与这群美籍华人一起合影留念,然后又去学习技术知识了。

下午,江穿过哈得逊河前往新泽西的两家电信公司参观,一家是美国话电报公司,在那里他参观了网络操作;另一家是朗讯科技公司,在那里他穿上了防护装——一件白大褂、一双一次性无菌鞋、像头巾一样的防护罩和双手套,进入一间封闭的“无尘室”,这里是制造最先进的微型芯片的地方。

“我当然不懂江主席提出的技术问题,许多美国人也不懂,”陪同访问的副外长李肇星回忆道,“但江是真的喜欢与科学家交谈;他热爱高科技。”

晚上,江同样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中美总商会在华尔道夫宾馆专门为他举办的晚宴。该委员会为争取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一直带领着华盛顿的贸易游说团多方游说。来宾包括大约200名来自美国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位来宾的入场餐费为1000美元。他们来此是想了解中国将怎样使得他们各自的大公司有更大的发展。19世纪,贫穷的中国劳工来到美国淘金——他们把这里称为金山。如今,富有的美国商人为了同样的目的倒转过来涌向中国。现在,美国在华投资项目达到2.3万个,签约额超过360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国。

这里是江的天地——这些首席执行官都在设法获得江的青睐,而不是江去讨好他们。他们手中有金,但他手中有市场。所以江松自在且精神焕发,江在调动着人群,不断与人握手,宣传商机。今晚将不会再有人提及人权等问题了。

在描绘了美国企业在中国巨大的商机之后,他精明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对美国仍然每年就中国的最惠国地位(美国除了未将最惠国地位给予少数几个最具敌意的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拥有了这一权利)进行审提出了谴。江说,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不稳定情况使得“同中国做生意和到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家,总感到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利斯之剑”。对首席执行官而言,不稳定是最大的威胁。

江在讲话即将结束时提高了声调,高声承诺“我们将继续稳步开放市场”。江还引用了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过的话作为结束:“实现明天目标的唯一限制是今天的犹疑。让我们怀着坚定而积极的信念前进吧!”

江的讲话结束时,在场的美国听众纷纷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江举杯向大家祝酒时,还单独同亨利·基辛格碰了杯。

11月1日一早,江主席与随行人员前往波士顿,他计划在哈佛大学做一次举世瞩目的演讲。中美高级官员都提醒他在这里可能会遭到非常强烈的抗议,建议他不要去,但是江却拒绝了这个建议。哈佛大学是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如同华尔街一样是美国成就的殿堂。江对哈佛的学术造诣一直十分敬仰,因此他作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到哈佛去。警告非空穴来风。有5000人走上了剑桥的街头,这可能是自越战结束以来聚集人数最多的场合之一,他们冒着冰冷的冬雨,呼喊着挑衅性的口号,要求中国实行民主,要求西藏与台湾“独立”。这些都是事先预料到的。但出人意料的是,聚集的人群中有1200多名民众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支持江。亲江的民众戴着由大波士顿区华人联合会分发的徽章,上面用中文写着“欢迎江主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派人数竟相差无几。因为死硬的反江抗议者估计也不过1500人左右。但在嗓门大战中双方势力悬殊,因为当人们抗议某事的时候喊声似乎总比他们支持某事的时候要响亮。

在大多数地方,身处不同阵营的人都紧紧挤在一起,分不清他们各属于哪一边。其间有小争执爆发,但在几百名负责监控人群的警察面前,没有发生暴力事件。有处地,人权激进分子与西藏流亡分子叫喊着:“西藏独立,台湾独立。”而与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一群大陆人则唱着中国国歌,用喊声回敬他们:“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抗议者的目标并不一致,这使得事态进一步复杂化了。例如,一些要求民主的中国激进分子也认为“中国的西藏”不应“独立”

只有那些事先安排好的友好团体,比来自剑桥华人学校的孩子们才被允许进入警察设置的路障之内。在江的车队驶近时,身着中国传统服装的孩子们从一家自助餐厅涌出,开始手舞足蹈地挥着花束。当黑色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到达哈佛大学校园时,江主席距数百名示威者只有几码的距离,在美国土地上,这是他与这些异见一族距离最近的一次遭遇。写有“西藏独立”字样的黑白相间的一面面巨大的旗帜映入他的眼帘,传入他耳中的是声嘶力竭的持不同政见者通过话筒用普通话喊出的口号。但也可以看见大量支持江的红色旗帜以及表达爱国情的中国国旗,这构成了混乱的美国民主万花筒。对于那些懂中文的人来说,他们需要一个记分牌来区分这两个派别和他们举的标语。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学生说:支持者与抗议者人数都这么多,我想媒体会感到惊奇的。”

离上午11点的演讲开始之前好一会,哈佛大学最大的报告厅桑德斯讲堂已经坐满了人。听众达1000多人,超过了定员量,其中包括推选出来的学者与亚洲问题专家,一些记者,还有抽签选出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为了满足人们浓厚的兴趣,哈佛大学作出安排,通过闭路电视,用汉语和英语向校园内其他会场转播江主席的演讲。

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对江主席表示欢迎。他指出,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江主席是第一个在哈佛发表演讲的中国领导人。对于江来说,次演讲事关重大,而且他已经作好了准备。

演讲开始了,江跟以往一样首先谈的是演讲地的一些特色。“哈佛是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美国大学之一,”他说,“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文化界一直同哈佛大学保持着学术交流。”接着江切入自己的演说前提,他解释说唯有了解中国,才能正确评判它,这是他对西方人解释时常说的一句话。他强调“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美国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

他继续说:“要了解中国,可以有很多视角。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从历史文化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由此他回忆起他高中所学的第一堂微积分课。“老师给我们讲微积分。第一课就是讲《庄子》中的‘一尺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很形象地使我建立起极限的概念。”

微积分?极限?还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曾在某次重大的演讲中提到微积分的精髓、极限本质呢?这不是说其他导人没有学过微积分,而是说江对此极为着迷,从哲学视角来看,这就显示出他思维的特性。江正是从此切入,进而深入谈及古代中国的学术史的

江所做的描述妙趣横,表明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江热爱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热爱之情不但是其爱国主义的源泉所在,也是政治哲学的基础。他谈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谈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谈中国人在数学、音乐、医药等方面的贡献;谈丝织、陶瓷制造、冶金和造船;最后讲到“曾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的中国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

江以光的七彩之色做比喻来论述其政治主题:“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江要求西方人不要从他们自己的视角来看中国,而是要在理解中国特有的文化历史的基上来看中国。江谈了四点“看法”,他希望“有助于诸位对中国的了解”。

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二是独立自主的传统。(“经过全民族百年抗争,又以巨人的姿态重新站立起来。”)三是爱好和平的传统。(“我们决不会把自己曾经遭受欺凌的苦难加之于人。”)四是自强不息的传统(“我们的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

江强调中国的政策都是建立在现实与历史的基础上的。此时,江主席换用英语进行最后一部分演讲,他赞扬“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和创造精神”,强调“我们在扩大开放、实现现化的进程中,重视学习和吸收美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江通过对比美国的文化来结束他的演讲。“我很欣赏哈佛校门上的一段话,”江面对济济一堂的演讲大厅说道,“‘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国同胞走出去。’中国青年也把‘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接着说:“我希望中美两国青年在建设各自国家、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中,加深了解,互相学习,增进友谊,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在为时45分钟的演讲中,江遇到了一些挑战。在讲堂外面,示威者一直在大喊大叫,他们通过手提扩音器发出的声音在讲堂内听来虽有所减弱,但还是依稀可闻。江似乎未被这微弱的杂音所困扰,虽然有时他低沉的声音好像有所提高。

演讲之后便是自由问答,这是江同意的,却是他的助手们原本想避免的。江告诉他的手下,他同意安排答问。大学一方也作了让步,只安排15分钟的问答时间,而且所有问题都是预先拟定的,但事先并不向中方透露。为了使江主席免遭抗议或抨击,由哈佛4位学者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从哈佛校内征集问题,该委员会由费正清东亚研究所所长傅高义与尼曼新闻学基金会主任比尔科瓦奇负责。他们挑选了5个在他们看来最有针对性的问题。

问题由傅高义朗读。朗读之,他告诉江,这些问题是十分刁钻的,接着,他对聚精会神的听说道:“我们希望江主席不要忘记哈佛是一个民主之地。”第一个问题如下:“江泽民要求西方国家不要搞对抗而是进行对话,但为什么他拒绝跟自己的人民对话?”

江泽民回答说,中国是个具有多样性的国家,要治理这样一个大国很难,但是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然后,循着相同的逻辑,他语惊四座,这句话也成为了次日报纸的大标题:“毋庸讳言,我们可有缺点,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

在回答了另一个关于西藏的尖锐问题之后,江表示愿意让听众提一个问题。傅面对人头攒动的听众席说:“这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回答问题,我希望大家想一个问题。”

楼厅上的一个人突然站起来,问起有关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的情况傅高义喝令这位提问者坐下。“我不认识你,”他说,“请你坐下。”然后他对听众说道:“江泽民主席说过他首先想回答美国人民的提问。这个机会是给美国听众的。”傅于是请坐在大厅后部的一位女士提问,她是来自《新闻周刊》的一名记者。她问中国主席对大厅外的抗议之声作何反应。

“对于民主的一般概念,我有自己的理解,”江开始耐心地回答这个问题,“但从夏威夷开始,我对美国民主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比我从书本上所学到的更加具体。虽然我已经71了,但我的耳朵还很管用。因此尽管我在台上发表讲话,我仍能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扬声器的声音。但我认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讲得更大声一些。”

甚至在江的回答被翻译成英文之前,听众中懂中文的人就爆发出了一阵笑声和掌声,当被译成英文后,笑声与掌声响成一片,甚至变成了欢呼。所有的听众都喜欢这个回答。

傅高义教授讲话盛赞江主席,他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最后他出了一个小秘密。就在主席抵达哈佛大学之前,向尚慕杰大使坦承,感觉“自己将在哈佛经历一次大考”。傅高义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可以高兴地说他通过了这次考试。”如一位记者所说:“江谐地谈论美国的自由制度,但他并非是表示不屑。”对于江主席来说,这样的调门恰如其分。

听众中的中国问题专家给江的讲话与答问打了高分。波士顿大学的另一位授傅士卓指出:“他显然很放松并且乐在其中,当他回答有关对外面的示威者作何反应的问题时尤其如此。他一个美国政治家一样,以幽默避开锋芒。”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罗斯发现:“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自愿接受为期一周的诘问,而没有享受到正常情况下应给予一位中国领导人的礼遇。现在,他回国后就可以对自己的同仁说:‘我不但能甘受诘问,同时能一一化解,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江主席同波士顿的200位商界领袖共进午餐,马萨诸塞州代理州长保罗·塞路奇与波士顿市长托马斯·梅尼诺都不像纽约的同僚那样不愿与江会面。塞路奇表示,该州决定在中国开展更多的商业活动,特别是要加强信、生物技术与工程方面的业务合作。

江脱开预先准备的讲稿,用英文插了几句话,开玩笑地说他讲得太快了,他的翻译都跟不上了。他说:“你们知道,我想节省你们的时间。”这话引起了笑声。此后,他回忆起14年前(江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访问这一地区时的一个亮点,全场为之鼓掌。“我去过‘路边餐厅’,”江即说道,指的是波士顿萨德伯里郊区的一间餐馆,“那儿的牛柳味道很好。”

江泽民访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是洛杉矶。专机在午夜前抵达。在下榻的贝弗利山庄希尔顿饭店房间里,江主席拿起电话给老朋友沈永言打了个电话,和他分享了自己的激动心情。“江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哈佛的演讲,”沈回忆道,“江对那次演讲感很自豪。他说整个美国之行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

11月2日,周日上午,江主席驱车前往休斯电子公司,开始了他在南加利福尼亚的访问。在休斯电子公司,他了解了为中国生产的卫星通信设备的情况后,他又参观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车间,在“别克君威”轿车上坐了坐,通用汽车公司将于翌年开始在上海浦东新区生产这种汽车。这位老工程师的注意力被4辆高科技汽车所吸引,这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未来型汽车,他急切地坐进了“SSC智能车”原型车的驾驶座,那是一辆配有计算机的面包车,装有车雷达,可防止事故发生,如果司机丢了钥匙,可以通过输入卫星信号来打开车门。

此后江主席一行返回贝弗利山庄希尔顿饭店,与来自商界、娱乐界与政界的750名南加州精英一道共进盛大的午餐。在与翘首以盼的客人共进午餐之前,江还私下会见了加州州长皮特·威尔逊及洛杉矶市市长理查德·赖尔登,讨论了商贸问题。洛杉矶不是纽约,这儿展开了官式欢迎的红地毯,显示出加利福尼亚在经济上正越来越依赖中国。

在午间的庆祝活动上,江与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未来学思想家阿文·托夫勒及舞蹈家西达·沙里塞这些来自加利福尼亚各界的人士打成一片。出席者主要是来自南加州技术公司、银行、媒体组织的商界领袖。

在午宴上,江自始至终都活力十足,魅力四射威尔逊州长坐在他右边,赖尔登市长坐在他左边,江与两人同时交谈,左右逢源。精心排练过的南加州大学特洛伊行进乐队奏响了激动人心的中国国歌,江主席脸上露出自豪的微笑,这群资本主义的精英似乎也随着高昂的革命旋律及鼓舞共产主义者士气的歌词(号召所有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在齐步行进。

威尔逊州长在欢迎江主席时称加利福尼亚是“19世纪中人用体力(建造铁路)及20世纪高科技时代中国人用智慧建立起来的一个州”。这位最近曾肩负贸易使命去过中国的共和党州长在介江泽民时,间接地提到了民主价值观,而此时这位中国领导人正坐在讲台上,依然愉快地倾听着他的发言。“个人自由这一灵丹妙药是最好的处方,”威尔逊说,“在你们完成建设中国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它会加快你们走向成功的步伐,也会使你们事半功倍。”

在江访美之行中所做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讲中,他向洛杉矶的听众许诺,中国与这座城市之间不断增强的友谊会在经济、科学与技术方面给双方带来利益。“中国已成为洛杉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他还指出,“加州已有19个城市同中国的有关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

在他为时20分钟的演讲的后半段,江开始用英语赞美洛杉矶。江以前来过洛杉矶两次,第一次是1980年,当时他是早期一个改革委员会的成员。“我花了17年时间得以看清这座国际名城的美丽,”他突然即兴发挥了一下。江最后引用了一句有名的中国谚语作为结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问题学者包瑞嘉指出:“他在华盛顿面向外交与新闻界,在哈佛面向学术界,在弗吉尼亚面向史学界,在这儿和纽约则面向商界。每个领域他都顾及了。”

午宴之后,江私下会见了美国老资格的福音派牧师葛培理。他谈的是中国的宗教自由,这是引发许多抗议的根本问题之一。“20年前,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一座教堂开着,”葛培理在会见后发表的讲话说,“今天,则有数万个教堂开着,我们应该对此感到高兴。”

江原计划是在当天下午离开洛杉矶。但为了当晚出席有大约900名美籍华人社团领袖参加的庆宴会,这位中国领导人将访问时间延长了1天。晚宴在洛杉矶市中心的比尔特摩酒店举行,这一特殊事件表明中国政府最近正努力赢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华人社团的支持,以促进与美国的关系,并挫败台湾的游说企图。

江对情绪高昂的人群发表了非正式讲话,在讲话中他肯定这次国事访问所取得的成果,并预测中美关系前景光明。他预言:“在21世纪,中国必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为听众的热情所感染,江唱了几段他喜欢的京剧,听众大为高兴,并起立欢呼。一轮明月照窗下……”江脖子上仍挂着欢迎他的花环,笑着开始吟唱京剧《捉放曹》。接着,他指挥合唱简短而充满激情的歌曲《歌唱祖国》。当说普通话的江泽民学着说粤语时,大家开怀大笑。

江也没有回避台湾问题,这是在华人社团中分歧最大的问题。近年来,仅南加州一地的美籍华人就已增加到40万。来自大陆的移民改变了这里的政治倾向。多年来一直占主流的亲台湾派现在已经被支持北京的派别所超越。江提到最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当他说到“台湾问题最终将得到解决。祖国统一是包括海外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愿望”时,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翌日上午,江主席搭乘改进型的国航客机,准备凯旋。离开时,江在写给克林顿总统的信中说:“我亲身感受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这种友谊,是中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

“江泽民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重量级的外交人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包瑞嘉说,“这是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不仅是在这里而言,也是对在回国后面对的中人而言。”

江主席的访美是锦上添花。他刚在十五大上顺利接掌了中国的领导权,接着便必须交出答卷。中国有些人认为他秉性严厉,江向这些人展示了他有幽默感,表明他有能力与难以对付的美国国会议员及外国记者打交道,有能力吸引听众并赢得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他能处理好美复杂的双边关系。

江的美之行被认为是一个领导人获得他人认可的一种仪式,此前他已经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但仍必须证明他“确是”中国的领导人。如今,他已经表明自己能够处理棘手的外交事务,促进商贸,并且有能力与难缠的抗议者和咄咄逼人的媒体周旋。

“这一年是属于江泽民的。”乔治敦大学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王冀说,“他需要美国政府助其树立自己的形象,他成功了。”

11月底,江主席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这也成了江主席对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的机会。尽管有一些抗议活动,但是加拿大安排了很高的格接待江主席。对于加拿大总理让·克雷斯蒂安而言加强中加两国之间本来已经很好的双边关系是他外交政策的头等目标之一。他希望通过加强与亚洲的贸易来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重访北美洲,江显得很高兴。路透社评论称:“江身着短皮夹克,面带自豪的微笑,他表明自己终于成了一个在国际社会瞩目之下仍能保持轻松自在的人。”在加拿大之行的后期,江头戴白色牛仔帽,这是另一种衣着语言,突其粗犷的个人形象,这肯定吸引了北美和中国国内的公众。

尽管江个人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首脑会谈都无助于解决亚洲的经济问题。此前不久,货币贬值和股市下跌已经开始对中国产生严重影响。12月14日,江主席前往吉隆坡参加东亚地区国家首脑会议,江承诺在稳定货币和帮助东盟国家进行经济结构改革方面一定会尽力合作。此外,江还宣布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织捐助10亿美元用以援助金融风暴的中心——泰国。

两天后,江主席宣布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决定:他保证人民币不会贬值,中国政府也不会补贴出口。这个消息大大缓解了一些国家因为担心中国货币贬值而出现的恐慌。货币贬值有助于中国维持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但是这会造成“多米诺效应”,使整个地区的货币进一步贬值,从而使危机升级。

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评论说:“如果中国‘顶不住’(让人民币贬值),一切都会动摇。中国顶住了压力,他们表现得极负责任。”鲁宾本人几年来也曾为恢复融稳定作出了超常的努力。

江还努力消除他国对中国的动机和最终野心的猜疑。“中国永远不称霸,”他说,“中国永远是东盟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和好朋友。”

1997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随着邓小平逝世,权力和平移交给了江泽民。而随着香港回归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江主席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随着备受瞩目的对美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开始了。

美国《时代》周刊撰文称,江的“高超表现”迫使我们对他本人和他的访美使命作出“世性的重新评估”。前美国交官阿诺德·坎特说:“江外表敦厚率真,几乎老是作态解除别人的防范,实则精明过人,能力非凡。”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江泽民传 作者:齐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