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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章 感慨万千

1999年

20世纪的最后一年起步不太顺利。就在新的第一天,50心怀不满的工人——其中很多为下岗工人——出现在中南海外并开始静坐示威。他们声称被一家与军方有关联的经纪公司欺骗,对方在一起案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股市诈骗案中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同一天,一名流亡海外的异士声称,一些作家将不顾法律禁止成立反对党派的规定,准备组建中国劳工党。江说,这些颠覆行为将被“灭在萌芽状态”,中国绝不能容忍西方式的民主。

在国际上,除了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麻烦不断之外,中国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在美国,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的共和党员证实了一份尚未解密的报告的传闻,该报告指责中国20年来积极、系统而连续地窃取美国的秘密军事技术。这些指责暗示美国的家高科技公司——休斯电子公司和劳拉航天通信公司——曾向中国提供火箭制导技。作为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考克斯暗示还会有更多黑幕将被揭开。

中国的一位发言人在元旦当天就作出了回应。他称调查委员会的发现“纯属捏造”,是“对中国和平利用空间技术的歪曲,他指责该报告“刻意损害中美关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还是中美建20周年纪念日。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互致礼节性的官方祝贺,认为双边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现实却更为冷酷。

理应兴高采烈庆祝的元旦收尾时却黯淡无光。在1天中,江受到了中国最棘手的3个问题的困扰: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出乎意料的后果、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并不稳固的平衡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微妙关系。在个月的时间内,每个问题都会在他身边爆发。

4月25日,一个挑战出现了,而且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一个叫做“法轮功”的邪教的1万多名修炼者突然出现在北京,并聚集在中南海——中国的权力中心的周围,而此前却没有丝毫预兆。破晓时分,满载着“法轮功”修炼者的大巴驶入了首都,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来自浙江省,一个远在800英里之外的南方省份。这一整天里,该教派成员占据了中南海周围的人行道,他们排成5行或6行,一言不发地坐着,许多人都在打坐。

“法轮功”最早是1992年在长春开始宣扬的。该邪教的创始人李洪志是一名曾在粮站工作过的中年退伍军人。李本人目前居于美国,他依然是“法轮功”的绝对领袖。他把气功、佛教和道教的概念与他自己的神秘理论相糅合,形成了一个他所谓的导致顿悟的“高级修炼系统”。

“法轮功”包括5套功法,练功时由中国民乐伴奏,有莲花坐姿和手部运动。因此,它有时被称为一种修炼法门,尽管它更像是一种从事冥想和类似于神秘仪式行为的迷信活动。根据这个教派的所谓“理论”,“法轮”,也就是“佛法之轮”,是一个旋转的高能体,并被李荒谬地描绘成宇宙的缩影。胡说,他把“法轮”遥置于每个练习者的腹部以收集宇宙的力量和消除人身上的“业”。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说,他们能够感觉到“法轮”在他们腹中转动,所有的信徒则被告知要驾驭这种力量去治病,而不用药。有信徒受欺骗,生病不吃药,不及时医治,以致死去。“法轮功”的信仰体系融合了伪科学的健康学说、精神幻想和各种杂乱的哲学—神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法轮功”更像是罗恩·哈伯德的信仰疗法、玛丽·贝克·埃迪的基督教科学派以及勃拉瓦茨基夫人的神智学协会这三者形成的大杂烩的亚洲版本——一种新时代的邪教。

这个邪教通过口头传播,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员数量已攀升数百万之众。1999年初,外电报道称全中国的“法轮功”信徒可能多达7000万,政府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已经确认的信徒约为200。但是在4月25日的示威活动之前,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

“怎么会这样?”江泽民大声问他的密友沈永言,“‘法轮功’怎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难道他们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我们的公安门在哪里?我们的安全部门在哪里?” “法轮功”的头头声称,这一神秘的聚众事件并不是一场政治抗议,而只是一次请愿,他们要求释放45名因围攻一家杂志社而被天津警方拘捕的练功者。这家杂志社曾刊登一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打消政府的疑虑:任何大规模、未经授权的群众聚集事件都是值得警惕的。

江批评情报失察。尽管忧心忡忡,中国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立即就这一事件发表任何评论,媒体在两天内也没有对此事作任何报道。

在此期间,负责处理公众意见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官员和“法轮功”练功者们进行了接触。“政府并不是反对功,”一位官员说道,“但是你们不能像这样聚集,你们必须离开。”双方达成了协议,练习者们安静地散去了。一时间,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但是当高级官员们得知一些党的干部也混迹于示威者中时,他们震惊了。

通过沈永言,江了解到了另外一个让他感到震惊的“法轮功”信徒。“我告诉江,”沈回忆道,“我们汽车厂的一位女副总,她是著名的上海财经大学的毕业生,结果也练上了‘法轮功’,她患有高血压,因为拒绝接受任何治疗,最终死于脑溢血。江也认识这位女副总,他听完之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会练‘法轮功’?”江问沈,“这些人脑里在想什么?”

从一开始,江主席对这个教派就比他的同事们存在更多的怀疑:他对其潜藏的动机更为敏感,对其超自然的伪装更感不,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或许也更有预见力。他的立场是绝不妥协。就在当天晚上,江向其他高级领导人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谴责“法轮功”“邪教”,他问道:“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他怀疑有外部势力暗中施加影响。 “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他写道。

他把法轮功”在中国做大的原因归结为部分主管思想和干部工作的党员干部的疏忽失职。他严厉批评安全部门未事先掌握这场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情况。在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江挥动着从互联网上打印下来的公开宣布“法轮功”在中南海集合的文稿说道:“谁说没有迹象表明‘法轮功’信徒将在中南海集中?”他警告说,“同志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然而,就当前而言,针对“法轮功”应采取的措施只有暂。就在江的政府为应付国内可能发生的动荡而费神时,两起国际事件发生了,它们都涉及国,而且,没有一件是好事。

第一起事件是5月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就在中国的领导者们秘密商讨应如何对此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已经怒地走上了街头。10年前的天安门让世人难以忘怀,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的抗议者们指责他们的领导人对美国“太软”。处理这件事需要采取谨慎策略:既要安抚民众,又不能疏远美国。几周以来,政府小心翼翼地试图化解紧张局势。

第二起,5月25日,所谓的《考克斯报告》在华盛顿出笼。这使得化解危机的工作雪上加霜。该报告满篇尽是煽动性的指责,声称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窃取美国最敏感的军事机密,尤其是核武器设计和导弹制导系统。该报告的出笼紧随轰炸大使事件,时机之糟糕实属无以复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克斯报告》中写道,“已经窃取了美国最先进的热核武器设计的情报……其中包括一种微型的锥形弹头W-88,它是美国迄今研制的最先进的核武器。据称,被取的材料包括7种热核武器弹头的绝密资料,而这些弹头都被部署在美国的弹道导弹武器库中。“中国对我们的国家武器实验室的渗透至少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几十年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还在继续。”更糟糕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间谍活动还被指责为代表了一种官方的政策和中国的帝国主义图谋。“中国获外国军事技术的努力只是其争做一流大国并使中国最终实现其全球谋划的目标的一部分。”

“中国的长期地缘政治目标包括把台湾并入中国,并成为亚洲的头号强国,”该报告宣称,“中国并不排除对台动武,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窃取则提升了其使用武力的军事能力。中国还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日本提出了领土要求,并以武力作为提出上述要求的杠杆。”报告的结尾以一种威胁的口吻说道:“中国的这些目标和美国当前在亚洲以及太平洋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并不能排除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中国还被指责向反美政权,包括伊朗和朝鲜,转让了这些技术。6周前,《纽约时报》一则新闻声称中国曾两次窃美国的核秘密。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那些设计不管用,于是1995年中国情报人员卷土重来,展开又一轮的窃取。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江泽民都保持着沉默。但是其他的中国官员则深感怒。4月份,朱镕基否认了这些指控:“我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说,我和江泽民主席都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也询问过中国的高级将领,他们说也是毫不知情。”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称其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诽谤”,斥之为“典型的种族偏见”。考虑到美国人在李文和案中歇斯底里的表现——在媒体的枪林弹雨中,他被指控并差一点被判犯有核间谍罪,对考克斯的指控不予置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纽约时报》于3月爆出李文和案的时候,将李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里“碍手碍脚”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其后的调和李所受的严酷监禁也反映出一种令人担忧的“恐华”心理。尽管针对他的间谍指控最终被撤销,但这位60岁的核物理学家被单独监禁长达278天,并被禁止以其母语与家人进行交谈。最终,李以“错误处理”核机密的罪名服罪,并被罚款100美元。审理此案的首席法官认为,政府对待这位科学的方式是极具侮辱性的,因此,在向法庭作正式陈述时,异乎寻常地向李正式致歉,并尖刻地指责了政府的这一行为。

在5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赵启正主任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都可以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武器技术。所谓被窃取的美国核弹头情报在互联网上都可以获取,《考克斯报告》中并未列举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赵历数了中国在没有得到外部帮助的条件下,在航天和武器研发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中国需要得到外国的帮助能实现技术进步,与指控中国为“小偷”同样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不信任感并非是来自单方面。《考克斯报告》加上3周前的轰炸大馆事件,这一切使得1前还前景光明、发展迅速中美关系降到了一个新的低谷。由于江泽民和克林顿之间两次成功的峰会,两国都开始使用“战略伙伴”这个词来指称对方了。现在,他们又换回老的说法,“战略竞争对手”。北京和华盛顿的内部备忘录中甚至还都使用了一个更具威胁性的语:“头大敌”。

在事态发展中,关于间谍案,江民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直到2000年9月,他在麦克·华莱士主持的《60分钟》节目里有所表态。尽管所有的大国都对其敌国和潜在的敌国(甚或少数友好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但是从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当众谈论这些事情。称其为“看似可信的诿”应该比较恰当。江也是。他需要应付太多的国内问题而无暇顾及这些无谓的指责,特别是在各国强硬路线者伺机谋取政治利益的情况下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考克斯报告》中的指责对中国不无好处。通过展示中国强大的核武器能力和先进的导弹技术,有助于提高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声望。显然,这是考克斯议员始料不及的。

尽管江一直保持沉默,他改革开放政策正面临着考验。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他都反复讲,只有通过发展经济,中国才能真正变得强大。即使军事力量的提高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又离不开贸易、投资和技术——所有这一切,他强调说,如果不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一次讲话中,他鼓励全体中国人民把“义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建设祖国的“光荣工作”中去。

注意中国国内情况的分析家们,一直关注着中国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而在使馆被炸事件后,这项工作一直陷于停顿。朱镕基布,中断的世贸会谈将不会立即恢复。他援引江泽民对克林顿总统的话说:“现在还不是谈判的时候,气氛不好。”江的反应显示了他的风格:即在欲有所获之际,要从长计议。他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坚持原则,不急不躁,循序渐进,水到渠成。”

1999年3月,人大投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就把一些原本为人们视作当然的东西正式写入了宪法。通过正式接受邓小平的方针,江泽民逐步稳固了实施其改革方案的法律基础。江可以稳妥地宣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不同于世人所了解的意识形态僵化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中国活跃的高级领导之间不存在分歧,他们紧紧地追随邓小平。中国所发生的事并非“新瓶装旧酒”;瓶子看上去可能还是老样子,是里面酒的味道早已大相径庭了。

江泽民是一个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当他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他就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游行,反抗外国的控制,谴责国内的腐败积弱;长大成人后,他在驱逐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恢复中国人尊严和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事实上,江坚信共产主义的核心宗旨。

江泽民说:“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理论家。制度可能得通,也可能行不通。行不通,就修改;行得通,就保留。关键在于什么对中国有利。”

7月7,李登辉在接受德国电台采访时声称,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是“特的国与国”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已经持续了“近10年之久”。7月20日,李又发表了他的分裂性言论。

“这不是一种合法政府和叛离组织之间的关系,”李说,“也不是‘一个中国’政策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现在并不存在‘一个中国’,它只能在民主统一之后出现。因此,中国大陆认为台湾是一个‘叛离省份’只能显示出北京方面完全无视历史和法律事实。”

对大陆的中国人来说,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是积弱的象征和帝国主义造成的恶果。中国人普遍认为美国支持台湾并向其出售器是为了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许多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要想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实现完全统一。用记者贾斯珀·贝克尔的话说,对江泽民而言,只有中国完全统一,台湾回归祖国,“中国才能享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首次和平”。贝克尔意识到,在江泽民统一国家的热切号召下,绝大多数海外华群情激昂。他打了个比方,“就像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坚信所有社会成员都得归属真正的天主教会”。香港已于1997年实现回归,而澳门也将如预期那样在1999年底回归祖国。对大陆人来说,台湾即是所缺的最后那一部分。

统一的进程戛然而止。北京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原计划于秋天访问台湾。现在这一计划被取消了。《人民日报》指责台湾当局高估自己的力量并密谋推进其分裂活动,还把李登辉比作企图“撼大树”的“蚍蜉”。

江主席的言辞甚至更为激烈。他说自己不是“好战的人,但是12亿中国人民非常关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他一再澄清的政府的政策:台湾和大陆是实行两种制度并寻求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国家。决不允许有其他阐释。军事威胁的意味自然隐含其中。江的言辞不得不再一次维持一种适当的平衡:既不会招致国际在此期间,江泽民还得处理“法轮功”问。对他来说这个教派“真、善、忍”的口号是虚伪狡诈的,有篡夺共产主义道德权威之虞。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轮功”为人们展现了一种奇理想和前景,但实际上它是危险又具破坏性的。

据5月份的一份备忘录称,就在贝尔格莱德使馆遭北约的攻击后不久,江带着挖苦的口吻说道,“果‘法轮功’大师能够预见一切,为什么他们没有预见到我们的大使馆会遭到轰炸?”但是他于邪教的幽默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处理“法轮功”现在成了最令人担忧的国家事务。7月19日,江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3天后,公安部颁布法令,宣布“‘法轮功’是非法组织,应予取缔”。

为防止任何人错误理解“非法”和“取缔”的意思,法令详细列举了所有现在被定义为非法的“法轮功”活动:宣传、公告、示威、聚众。党员禁止参加,否则将被开除党籍。教派的创立者李洪志被指控传播迷信和邪恶谬论以欺骗民众导致众多练功者死亡”而遭到通缉。些“法轮功”骨干成员被拘禁关押。

“法轮功”的盛行程度令人费解,在取缔这一活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采纳了西方国家镇压邪教时所用的一些术语。它发表了份关于“精神毒害”的报告,指责邪教不仅秘密参与政治活动,而且有时还从事诸如逃税、贩毒、走私、暗杀和绑架等一些犯罪活。报告称“法轮功”“威胁宗教自由和社会稳定”。

“法轮功”的反应又有其独特的荒诞意味,其发言人捏造江的言词,诸如“采用任何措施清除‘法轮功’都不为过”。

撇开这些愚蠢的指责不谈,政府认为邪教是对政权稳的一个重大威胁,而此前经济上的混乱和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已经使稳定局面受到了震动。8月,共产党把与“法轮功”的斗争和正在进行的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重振自我的努力结合了起来。《人民日报》号召所有党员学习一本名为《马克思 恩格斯 列 斯大林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新书。身为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开始发动了一次“整党”行动,试图在中国深化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重申意识形态基础。江的“三讲”运动,最初旨在抵制腐败和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如今重新以全国性的根除“法轮功”的努力为目标,并与之相结合。

与此同时,江泽民寻求在经济事务上取得进展。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旨在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的盛顿之行进展不顺。此行之前,江和朱曾在内部说过,入世能增加国外投资,提高中国优势企业的竞争力,迫使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适应市场需求或是倒闭。江泽民甚至打算开放中国敏感的电信市场,他说这一市场“僵化”,还说它“有官僚作风,想搞产业垄断,虽然利润丰厚但毫无服务概念。一定要引入国外资金”。朱镕基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已经谈了15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是结束谈判的时候了。”

保守人士警告说,世贸规则会引入大量的国外竞争势力,这将使数百万失业工人涌上街头,成为社会动荡因素。此外,外国人会迅速占领重要产业,比如金融和零售业。

这场已经憋了好几年的争论如今因为朱镕基的访美使命而激化了。有的领导人认为此行“高风险”,因为美国的政治策略,从贸易到间谍活动,处处在恶意“修理中国”,“毒化了气氛”。另外,美国为首的北约恰好开始轰炸南联盟,这更给中国的反美情绪火上浇油,整个事情好像天意一般。

江泽民并未对他的同事表示异议,只是认“考虑到我国的总体利益,这次访问应该按计划进行”。“我们必须继续和美国打交道,”江说,“没有必要因为消访问而引起许多误解……”

如果朱镕基不是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当口访美,以他富有魅力的直率风格,本来能够大获成功。不幸的是,尽管在开放中国市场的问题上,朱镕基作了更大让步,还是眼睁睁看着中国入世的最优出牌被克林顿总统踢开。

克林顿“很快意识到他的错误”,据傅士卓说,“4月13日,他给在纽约的朱总理打电话,承诺年底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然而伤害已成定局。北京的民族主义政治情绪占了上风,克林顿的失误不啻火上浇油。

“朱总理在华盛顿时我们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提到,“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延后几周来避开公众注意会给我们在国会争取到更好的机会。但让我们尴尬的是,我们的协议居然互联网上泄漏了出去——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是如何泄漏的,当然也没有预见到正式协议的推迟发布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尽管当年晚些时候,江泽民和克林顿有了重大突破。”

鲁宾是对的,但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让步公之于众,中国人火冒三丈,认为是美国人故意如此。傅士卓说:“这一公布在中国普遍被认为是公开给中国政府颜色看,必然会引起敌意。”毕竟这令人为难的消息披露在美国商业代表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上。

这份未经认可的《中美联合声明》长达17页,被立翻译后分发到了中国高层领导人手中。更糟的是,据傅士卓说:“这一公布使得公众意见在中国占据了一席之地。将会受到中国入世影响的大型企业和省份开始估算各自受到的冲击。这一公布使中国政府对信息流动失控。” 社会的反感,同时又能安抚国内持强硬立场者。“反应就像6级地震,”一位朱镕基身边的内部人士说,“谣言在中南愈传愈烈,不知道真实情况以为朱同意美国人公布文件)人甚至说,‘老朱怎么能干这种事?’”网站文章和示威学生还把这事比作日本意图征服中国和将其沦为殖民地的阴谋。朱镕基自己说:“美国人看不起我中国人。这是政治,不是儿戏。”3周后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进一步掀起反美高潮。

傅士卓说,中国政府内部的批评人士认为问题在江泽民。“不管怎么说,鼓励和美国发展密关系,推动中国的入世,在美国—北约对科索沃事件上反应迟缓的都是江。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这刺耳的声音显得不容忽视。使馆被炸后紧接着的一段时间内,江处境维艰。”

江泽民在内部会议上对美国“言辞激烈”。他援引毛泽东的话说“美帝国主义不会消亡”,并且主张“忍辱负重,等时机”。

8月,江泽民重新号召深化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由此发出一个期待已久的信号:中国准备恢复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党的领导人结束了他们在北戴河滨胜地的暑期工作度假后,这个讲话很快就发表了。江再度重申他对朱的支持,重申他们与美和解的共同方针以及推进中国的入世计划。

9月7日,美国与中国重开“技术层面上”的世贸组织谈判,这是自5月7日中国使馆被炸以来中美贸易代表间的首次会谈。两天后,在新西兰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江泽民和比尔·克林顿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磋商。这次会晤被称为常富有成果、非常友好和十分全面”。江就台湾问题训诫了克林顿,并送他一本揭批“法轮功”的书作为礼物。克林顿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尽早在周日”恢复与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谈判。他说,他的目标是在年底前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

尽管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但中美关系还是重新走上了正轨。“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江泽民说,“在美国始终有一些势力想要破坏中国的统一。”

就在纷繁的争议和危机之中,江泽民迎来了这喧闹的一年中他期待已久的值得庆祝的日子。199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庆日,在修葺一新的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表演和庄严的仪式。活动的高潮是大规模的阅兵式,国家主席检阅了受阅部队,并向全国发表贺词。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游行活动。舞狮者在街道上表演,金色、橙色和粉红色的巨龙——每一条都由24名壮汉擎举着——在大上蜿蜒而行。喷气式飞机在头顶掠过,坦克在大街上隆隆驶过,数千名战士身着军装,动作整齐划一地向前迈进。其无数的游行人员,身披鲜艳的丝巾,挥舞着国旗,高喊50句经审定的口号,还有90多辆精心装饰的彩车颂扬中国在诸如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两辆主题彩车是赞颂两位前任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还有一辆彩车是颂扬江泽民的。很明显,在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画像上,与邓和毛相比,江所处的位置要稍低一些但却靠前一些。

江主席亲自决定要把这次庆典活动办得规模盛大。他坚持要同时展示中国的复兴和近1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在庆祝建国50周年这件事上,”江泽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应当主要算政治账,不要因为算经济账而束手束脚。”因此,结合庆祝活,他还批准了许多大型新工程的建设,包括在北京市进行的67个大型础设施项目,如高速公路、地铁站以及大剧院。

当江站在一辆黑色豪华敞篷轿车上检阅部队、观看其他庆典活动时,他独自一人,气宇轩昂,这一切无疑都象征着他的地位和远见。他身着灰色的毛装,这种制服实际上是由孙中山发明的,当年既不完全采用西方样式,又能适应时代要求。正因为如此,在这种场合穿着就很合适。江的服式和1984年邓小平在那场显示中国复苏后初步繁荣昌盛的历史检阅中的穿着很相似。和邓一样,江通过安装在汽车车顶的3个话筒呼喊:“同志们好!”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程。”江说,“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创造,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的千年中,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新的灿烂成就,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这一天毫无疑问地向世人表明,是谁在引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江泽民向全世界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10月,江主席开始了一次对英国的划时代访问,他下榻在白金汉宫并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热情款待。在伦敦最大的露天广场皇家骑兵检阅场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伴随着两国国歌声,中国国家主席受到了女王、托尼·布莱尔首相和其他显贵的欢迎。然后所有人都乘坐皇家马车,沿着绿树成荫的皇家大道前往白金汉宫。 第二天发生的一个小插曲集中体现了江主席对其国家的未来所抱有的期望。上午,江和夫人王冶坪参观了位于伦敦东侧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在穿过天文台和器械大厅的路上,江细心参观了所有展品。在一个叫做子午仪的特殊的大型天文望远镜前,他站定了。穿过子午仪上的十字丝,零度经线就被定在这里。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依据这条线划分东西,正如赤道把地球分为南北两个半球一样。江对此饶有兴趣,他两脚分开站立在这条著名的经线上方,在那一时,这位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人一只脚踏在东半球,一只脚踏在西半球。

回国后,江继续致力两个世界的沟通。11月7日,他就世贸谈判的进程与克林顿总统通了电话。克林顿总统愿意在如中国对美国纺织品出口配额等一些领域上作出让步,这给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朱镕基总理协商后,江总结说,如果对经济的负影响能够得到控制,那么北京应该“加快入世的步伐”。

经过6天的谈判和两国最高领导人强有力的亲自干预,江宣布,中美双方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贸易争端,签署了一项“具有深刻的现实和历意义”的协议,这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关键。

在北京举办的欢迎美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率领的美国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江显得非常乐观又雄辩。他说,这项议将会“加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将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用巴尔舍夫斯基的话说:“江主席是从一个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的。”

这项协议的签署是泽民“大国战略”的一大胜利。他认为,通过跟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构筑外交伙伴关系,中国将会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上享有一个平等的地位。

江泽民面对的是国内反对国入世的巨大压力,但江只采纳他所认为对国家发展壮大最为有益的决策。傅士卓说:“中国入世协议的签订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以及卡特总统对中国的进一步外交承认,都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大步伐。”具有历史意义的世贸协议签订后,傅士卓评价说:“最大的赢家看来是江泽民。在过去两年里,江一直致力于和世大国搞好关系,如今协议的签订可以让他说——正确地说——中国现在也已经被承认为大国之一了。”

仿佛是象征着中国对未来的期待,11月20日,这个一千年前发明了火箭的民族成功地完成了太空飞船的首次试飞,这艘飞计划把中国的航员,亦即“太空人”,送入环地轨道。飞船被江泽民亲自命名为“神舟”号。这是个谐音文字游戏,因为在古文中,中国又叫“神州”,字面上可译为“神圣之地”。“神舟”这个名字表达了中国人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

新华社摈弃了以往严守秘的做法,发表了“神舟”号的首航彩色图片报道,并对发射现场、北京的太空飞行指挥中心和海上四艘负责监控的轮船上的气和紧张状况作了描述。几乎全体中国人一致支持“神舟”。这关乎国家的尊严,为此花费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江于1992年批准了载人航天计划(据说到2003年已耗资逾20亿美元),根据他的说法,这还关乎激励国家的科技发展,具有轨道飞行的军事价值。

3天后,江泽民兴高采烈地在北京视察了开启“神舟”号返回舱的过程,并接见了指导这次航天飞行的工程技术人员。江鼓励大家要为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为国家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更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方面也正受到深入的审查。12月16日,中国的审计长宣布,1999年,数百个政府机构、银行和国有企业存在资金使用不当现象。一些情况是由于缺乏市场专业知识造成的,但是其中多也涉及腐败方面的问题。

跟别的国家一样,腐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拖累,社会稳定的灾难。因为腐败会歪曲经济决策,破坏社会法制。而这两点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腐败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在一生的事业中,江泽民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腐败作斗争。他认为,腐败不仅会侵蚀人们的道德,而且是阻碍中国发挥一个强国全部潜力的最大绊脚石。

江泽民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一些实权人物纷纷落马。中国最受欢迎的卷烟厂的一个头头,人称“中国烟王”,因盗用350万美元判处无期徒刑;一个公安部副部长、反走私行动的最高负责人,因“涉嫌串通走私分子”而被捕。江西省副省长先后索贿90次,金额高达65万美元,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被执行死刑的最高级别官员。

江泽民在这起重要事件的决策中起了“关作用”。在播报这条新闻时,新华社评论反映了江的观点,“只有判处死刑才能捍卫国法,平息民愤,重整党纪,反腐倡廉”。又说,“在社会主义中国,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任何特殊党员能逃避党纪,任何一名违法犯罪分子,无论他官有多大,权有多重,都不能逃避法律的严惩。” 最为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发生在港口城市厦门。这一案件涉及走私金额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十亿美元之巨,因而成为50年来中国最大的丑闻。涉案的走私物品大到燃油,小至鞋子,还有名牌汽车,其关税高达100%,这就使得这些商品格外走俏。党、政、军的众多部门与远华公司有合作,在犯罪活动最猖獗的时期,公司向中国的整个零售市场提供了相大一部分燃油。

该丑闻被隐瞒了数月,当江发现这一情况后,他极为震怒。而当他听纪委的导汇报说,这些人有强有力的庇护者,或者说后台,因而使调查工作受阻时,他非常气愤。 “现在我就是你的后台,”江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

在反腐败斗争中,朱镕基是江的盟友,他指示调查组“抓大鱼,放小虾”。那些受贿数额小,同意合作,并揭发大老板的人都被免予处罚。纪委甚至建立了一个“证人保护”制度,以对举报人员进行保护,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是很罕见的。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1口装我自己。”

在6月28日发表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8周年的讲话中,江对一些消极态和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有的同志对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认识上产生了这样那样动摇。”他说,“有的私欲膨胀,在拜金主义面前随波逐流,以至利用职权攫取国家资产。”

为了遏制腐败,江加强了“不得利用职权谋私”政策的实施。高级干部的亲属不得在其父母或配偶的职权范围内经商,不得利用影响收受现金和礼品。

江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党的肌体中的这些最坏的部分,他要彻底改变这一切这是个富有意义的目标,却又是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江的武器之一就是在党内发起再教育和整改运动,称为“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的目的要提高党效能,增强党员素质。“党建”——江以此来指称加强党的建设——是他一贯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实践进程,江总是投入满腔的热情。

为了使党重新焕发生机,“三讲”运动于1998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并在1999年全年深入开。它要求党员干部通过整天整天的会议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教育,重新进行思想理论学习并重建其道德观。“讲”的是政治理论、政治觉悟和正确行为。运动由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组织,以及3月份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曾庆红协调。胡和曾是有着共同目标的下一代领导人,对于他们得的成绩,江感到非满意。

对江泽民来说,原本应该乐观向上的一年却充斥着危机和争议。现在,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又重新变得乐观起来。他毕竟历尽艰辛经受住了这些非同寻常的挑战。12月中旬,中美之间就5月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一事的赔偿事宜达成协,终于为1999年平静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12月20日当中国欢庆澳门重回祖国怀抱的时候,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再度被激发了起来。在一场正式庆典上,江泽民描述了这块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宏大未来。在北京,3万多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活动,喜迎澳门回归。午夜时分,这场活动变成了官方性质的庆典。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计算澳门回归时间的巨大倒计时牌上。伴随着绚丽多彩的焰火表演,还举行了演唱以及传统的舞龙舞狮表演。所有这些活动都进行了现场直播,这样全国人民都能感受这种爱国主义的热情。

这是一个世纪的开始,也是一个新千年的开端。整个国家都在各种庆典和节日中尽情狂欢。中华世纪坛是座融天坛造型与爱国标志为一体的现代建筑物,它纪念中国5000年的文明,激发人们的爱热情。在世纪坛上,江泽民主席身着黑色服装,从一群着装相似的高层领导人中走出来发表了简短、高昂的讲话,赞颂中国历史性的复兴。接着,他戏剧性地领头做新千年开始前的最后10秒的倒计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年音乐会上,两个民乐合唱团、两个交响乐团以及数十位音乐家除表演了现代民乐乐曲之外,还表演了西洋音乐和歌剧片断。在著名的万里长城上,一万名群众手持火炬,排成一条永久象征中华文明的巨龙,迎接新千年的到来。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全国各地的2000对新婚夫妇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在新年讲话中,江主席不仅谈到了中国的,还讲到了全人类的目标与理想。他说:“今夜,在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各国人民无分民族、无分信仰,都为这一历史时刻的来临而欢欣鼓舞。”

但是,即使在这种团结的氛围中,江还是表明中国的未来还得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他宣称:“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尽管他口吻中充满了自信,但要实现这一构想,现实并不容乐观。过的这一年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几乎涉及中国人生活的所层面,江泽民所面临的处境有何等艰难。江仍然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经济发展势头,造就物质文明的繁荣,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维护全体民的利益。

新年这一天,主席来到邻近安门广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欣赏了用中国最新和最大的一套编钟——中华和钟所演奏的一场音乐会。这一套编钟,仿照有2400年历史的曾侯乙墓编钟铸造,由108件精心铸就的铜钟组成,其和谐悦耳的钟声据说能与人的精神产生共鸣。在最大的一个钟的底沿上,铸着由江泽民撰成并亲笔题写的“中华和钟,万年永保”8个字的铭文。

毫无疑问,他的新年愿望之一就是为这个在他治理下的国家留下一笔和平、繁荣、文明、壮美的遗产。尽管还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在江泽民回顾他10年的领导历史时,还是有许多让他感到欣慰的东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贫困和文盲比例降到了最低限度,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也受到了尊重。几个世纪以来,可能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可以充满自信与乐观地向着新的世纪迈进。

尽管江泽民在着力地塑造着未来,但他从不忘记过去。尽管手提电话和算机可能早就把中国和世界连在了一起,但中国的历史遗产依然使它与众不同。江选择和他的一大家子人一起,辞别即将过去的世纪,迎接新世纪的开始,这样合时宜。12月底,他给妹妹江泽慧打电话说:“我们团聚庆祝一下吧。”他让妹妹邀请亲戚和好朋友到他的家里吃晚饭。自从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父亲那一辈的最后一位成员去世之后,江就成了他的家族里最年长的人了,因此他有义务把他们召集在一起。

尽管他自的儿子不在身边,但是当20多人应邀来到他在中南海的家时,江还是显得非常高兴。和江泽慧一家人一起到来的,还有他的另一个妹妹的儿子及其家人、他的已去世的那位叔叔的家人以及他的几位老同事和老朋友。

聚会开始之前,泽民回顾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既讲了江氏家族里一些人的往事,也讲了整个国家充满艰辛与胜利的传奇。说完后,他把年轻的一代叫到身边,包括他的孙儿们,让他们把刚才他所说的翻译成英语。江用英语和汉语向他们提问。如果他的问题用汉语提出,他们要先把问题翻译成英语,然后再用英语回答。如果他的问题用英语提出,那么他们直接用英语回答。江以前就曾想当一名教授,喜欢扮演老师角色,而“英语测验”正是江的天伦之乐。他对小字辈能够流利使用英语感到欣慰,对自己差不多能跟上他们的水平也样感到高兴。

就在晚餐开始前,江泽民提了个令人吃惊的要求:所有人,不论长幼都必须说英语。英语是21世纪的国际语言,同时它也是江氏家族在喜迎千年时的餐桌聊天语言。

晚餐吃得就像在各自家里一样轻松惬意,上的是家乡风味的扬州菜,讲究原汁原味和配料中的色彩搭配,而不是过分油腻。除了各式各样的带馅食品和其他菜肴,还有主席喜欢吃的“狮子头”——一种用猪肉制成、与白菜一起炖的肉丸子。晚餐过后是“联欢”,也就是家庭聚会了。

“我哥看起来非常高兴和自在,”江泽慧说,“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开心的一次。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联欢了。我儿子在中央电视台做编导,他就了我们的主持人。”

每个人都得表演节目。唱的歌从歌剧和老民歌一直到当代的一些流行金曲。“当然,”江泽慧笑着说,“是三哥唱得最多了。”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领袖,甚或是家里的长者,而是因为他会唱许多歌。“他喜欢唱源自不同文化的歌曲。”她说。

这位中国的国家主席、家里的长者,演唱了京剧、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歌曲,如《黄河颂》,他还唱了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民歌以及30年代大学时代学的美国歌曲。他还唱了一段扬州道情,这是一种传统的地方曲艺,要求表演者一边唱着叙述民间故事,一边还要演奏一种有点像吉他的简单乐器。

不管他选唱什么歌,不管是西班牙语的《鸽子》,还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江都用歌曲原来的语言演唱。“唱到大家都会唱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合唱,”江泽慧回忆道,“但大多数时候是我哥独唱。”就像他妹妹描述的那样,“他非常尽兴,非常开心。我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这么多人聚会的机会太少了,同时也是因为他看到年轻一代正在逐步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材。”

晚饭前,就在江讲述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他回忆起了前人所受过的苦难,一时陷入了沉思。“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对一家人说道,“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即将进入新世纪,我们的国家能够保持和平与繁荣,应该感谢他们。”

然后他又柔声地补充了一句:“今晚,我真是感慨万千。”“感慨万千”是个中国成语,就是职业翻译也很难解释清楚。把4个字拆开,“感”是感受的意思,“慨”是感叹的意思,“万”是一万,“千”是一千。“万千”的意思是数量巨大,用来表示大而多。“感慨”合起来是表示一种深沉的情感。不过当这4个字排在一起时,就出现了含义的变化——每个变化都再是单个字的字面意思——这里的感情包含着由某一事情所勾起的温暖的回忆和怀旧的情绪。一种可行的英语译法是“flooded with feelings”(很多感受不断涌入),但这并不准确,因为“感慨万千”应该暗含有一个分两步走的过程,里面有这么一种普鲁斯特式的意思:先得有某事发生,经其发,怀旧的暖流喷涌而出

刚刚逝去的是一个喧嚣的世纪,刚刚过去的一年也像多事之秋。在家人和朋友的环绕簇拥下,回顾这个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江不由得感受到一种对历史苦乐参半的自豪和对未来所抱有的审慎乐观。可能对感慨万千一词最贴切的翻译应该是“all sorts of feelings well up in me”(各种感受汇于我心),而这正是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新千年前夕的确切感受。 在世纪之交的这一年里,江主席强调三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开发中国的“西部”、提出共产党的一种新思想:“三个代表”。

在他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辞中,江泽民强调了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中和平融洽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没有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职责所在,重组了中国的武装力量,以“提高质量,打赢高技术战争”。在过去的50年中,陆海空三军一直依赖自己那一套独立的、从上到下的支援体系。现在,整个军将拥有一个系统的保障体系,这就使得人民解放军能够反应更为迅速,以更高的效率来运作。江为这个新的构已经忙碌了一段时间1月1日,这一新体制得以启动。

2月,江签署了一项新命令,旨在推动军队各级指挥部的现代化,打赢新世纪的高技术战争,提高指挥效率,给予政治思想教育以优先地位,并毫无保留地宣称军队必须听党指挥。他还在人民解放军极为现代化的总部大楼内,新设了一个“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这座大楼坐落在长安街上,天安门广场的面,为纪念建军节而被命名为“八一大楼”。与这支军队创建之初的简陋相比——当时它是由栖身石洞的一些性格粗犷的游击队员组成——这座优雅的大厦不为一个巨大的飞跃。主席办公室是很宽敞的一个套房,约占了其中一层楼的一大半,里面装备了最新式的电设备。对江泽民来说,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炫耀。

1月,由曾培炎任主任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以来第一次宣布:“私营企业应该同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地位。”此外,曾还说,政府将取消对私人投资和私营经济发展不利”的税收、土地使用、开业和进出口等方面的所有限制和歧视性规定。私营公司还将可以在上海、深圳两地的中国股票市场上市。

在此期间,江泽民继续为党能承担起大的责任而努力奋斗。在中纪委一次反贪工作会议上,江发表讲话说:“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他说,“……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他强调,各级党委都应该完善“责任制度”。一旦出现问题,就有人负责。他说,选拔干部应该遵循严格的规定,必须考察部的道德素质。

对于越来越盛行的谣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代表他的同事们站了出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内和海外又有传闻十六大的事。有很多说法,但全是空穴来风。”他还说:“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小团体能把他们的意志加于集体领导之上。”

作为中国宏图大业的关键部分,江泽民努力想把经济落后但资源丰富的西部疆域改造成经济繁荣的地区。江反复说,“西部大开发”的成败决定着中国改革的前途,事实上也决定着中国自身的前途,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都居住在西部。经过多年的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大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认为:“对江主席来说,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他担心地区差异会影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尽管邓小平在1988年曾要求关注这个问题,江泽民多年来也一直极为关注,但1999年之前,他并未提出任何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他首先必须要确保沿海地区的经济完全可以自我支撑,这样中央政府才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地区。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江泽民号召全国,在建设西部时要“大胆”而“坚决”。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和自治区以及重庆市,覆盖中国疆域56%,矿产资源占全国总储量的50%。经济学家预测,如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迎头赶上东部,那么中国到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将不可能实现。江要求富裕的沿海份要向贫困的西部省份提供更多的财政、技术和管理上的帮助。他向他们保证说,“西部区的发展,将给东部地区带来新的商机”。他批准了一种兄弟帮扶体系,要求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和最贫困的省份结成帮扶对子。作为第一批,新疆和上海、贵州和深圳结成了对子。

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江向青海省代表团阐释了他的战略部署。他说,关键在于培养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推行一套既能够”积极引进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包括留学归国人员,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当地人才作用“的政策。他鼓励当地政府尽力为专业员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并建立经济激励机制,以吸引和留住专业人员。

此外,江还告他们一定要有耐心。尽管他预测5年到10年将初见成效,他还是告诫说,“整个国家都应该深刻理解,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伟的战略目标,需要成百年的时间”。“西部大开发”现在是一件头等大事。尽管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是提出这一宏伟计划应该成为江主席的主要功绩之一。 曾培炎说:“经过多年的梦想,从口号变成了行动,这是一个根本的令人振奋的变化。”举例来,青藏铁路在20世纪50年就已做出远景规划,但由于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江重新提出了这一规划,说这个重要的铁路工程对于刺激经济发展,建立东西部联系提高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但这一计划也招致外国评论家的非议,他们怀疑中国设耗资如此巨的工程,首先是出于军事动机。)

但大发展也带来了些特殊的问题,江特别关心保护环境和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问题,他委派曾培炎到美国考察学习美国开发西部的经验。

江泽民相信,经济建设实践与理论的指导是不能分家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事求,与时俱进,要发挥政策与理论的作用。因此,江打算提出新的理论。

2月,在考察广东省的过程中,在高州这个落后的小城,江泽民发表讲话,力图纠正普通农民经常抱怨的些问题。江向他们保证,党将会支持他们。他对600名村镇干部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益,它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这三短——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第一次对它的表述,它还没有名字,也没有成为报纸头条,似乎只是在不经意间说出。然而,这并非事出偶然:江的言语简单,但其影响却非常深远。

数天后,在广东召开的一次关于党的建设的会议上,江重申了这几句含三层意思的话。尽管这几句话只是出现在新华社文章的字里行间,尽管这个新的思想仍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但它很快就主导了所有的政治性评论。

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高度概括的评论员文章,这标志着江泽民提出的卓有远见旨在实现党现代化改革的思想,即“三个代表”的思想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浮出水面。“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日报》指出并补充道,“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把成熟阶段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和做法搬到今天的实践中来,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论述的含义对西方读者来说似显矫饰,又难以理解,但对许多国人来说却是令人心驰神往的。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放弃一些在现实社会中并不行的社会主义理想化原则是允许的。而且,它还承认,社会主义的已经过时的某些方面实际上会“阻碍”发展。

“江主席在2000年发表的关于‘三个代表’的讲话就像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一样,”广东省省委书记李长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3年后,他将负责管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媒体。

“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理论,”江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现在的是能适合中国当下国情,有意义,又好记的。”

“江第一次讲话的时候,这一理论还只具雏形,”滕文生解释说“假以时日,它会发展成熟。”

江很清楚,要领导中国全球化的知识型经济,他必须对党的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革,而“三个代表”正是这样一种机制。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对他来说有着更多的含义。这是他留给这个已经开始向新一代领导过渡的国家的遗产。事实上,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明确地支持胡锦涛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在一次党的高层会议上,江称赞胡锦涛“思想坚定”,对胡在“三讲”学习中的领导作用给予了特别的赞誉。

在外国人眼中,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不过是共产主义修辞中又一个晦涩复杂的概念,是上面对下面干部的又一次洗脑运动而已其采用的“代表”这个词,在英语里也显得非常古怪。但“三个代表”这个词在中文里却显得连贯而精妙。江选用了“代表”这个中文常用词,它在字面上还可用于表述,比如,某外国企业或公司驻北京“代表”。江泽民的意图是,虽然工业时代模式的共产主义是不能以当代经济体系的形式存活下去的,但通过“代表”这三项强力的原则,共产党就可以使马克思主义适应现代化,与时俱进,并确保其作为社会先锋队的地位。正如江经常宣称的那样,共产党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

江主席还努力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一系列与校园有关的暴力事件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一次,一个中学生“因忍受不了学习成绩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用榔头打死了母亲;在另一个例子中,两个年纪轻轻的学生把一个同学砍死了;还有一起是由家长的暴怒行为而引发的案例,一个学生的父亲“因自己的儿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和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带人把班主任给打了”。 江称这些报道“确实触目惊心”,并阐释了一套更为广泛的教育理念这套教育理念并非仅仅关学习成绩而把其他技能排斥外。他呼吁学校减少家庭作业,教授一些培养“创新精神”的课程,并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他还说到要培养“有较高德、智、体水平”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江还举了中国古代生“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作为反例,他说,“这方面的教训不少,要引以为戒。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

江的观点赢得了阵阵掌声,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中国的教育历史悠久,所以总有些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江以其独特的,有时甚至是富有诗意的方式应对。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在江与记者非正式谈话时,有一位台湾记者问江,说与台湾开战是不是算一种“煮豆燃豆萁的行为?这句话来自三国时期魏国的一首影射手足相残的诗。

“你所说的是曹植的诗。”江平静地回答道。他完整地背诵了这首作于3世纪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如果有人宣布‘台湾独立’,这就会导致一个‘相煎’的局面。”江接着说,“如果因为有些人推进‘台湾独’而导致‘兄弟相残’,那是他们自找的。‘我们本是同根生’——来自一个中国。为什么要搞‘台独’呢?”

尽管在场的人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3月18日,北市前任市长陈水扁在台湾所谓“总统”大选中还是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胜利。在一党执政50多年后,国民党失去了政权。尽管这名曾对当局有异议的前律师的竞选口号是要把台湾发展成为一个高科技的“绿色硅岛”,要促进台湾海峡的持久和平并维护台湾人精神,但他却也是第一个挑衅性地支持“台独”的台湾领导人

北京方面被激怒了。尽管70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为仇雠,但他们在很重要的一点上存在着共识。两党都信奉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尽管国共两党在谁代表“一个中国”的合政府方存在重大分歧,但北京在国民党执政时,不必担心台湾会宣布“独立”。然而,随着陈水扁的当选,信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形势骤然间改变了。从现在起,双方都得小心行事,以防铸成无法挽回的错误。

在陈水扁当选前,朱镕基理曾经警告说:“如果台湾选民在投票时意气用事,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后悔。”大选结束后,朱镕基仍很强硬:们永远不会同任何鼓吹“台湾独立”的人或党派“进行任何对话”。

尽管想法相同,江泽民的反应却更有策略。“只要海峡两岸的对话协商是基于一个基础,即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任何问题都可以谈,”江说,尽管他也用接下来说的话支持了自己的同事:“朱镕基总理很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观点。”总体上说,江发出的信息是寻求和解的:“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束了,我们过去说过,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不论谁在台湾执政,大陆都欢迎同他对话,我们可以去台湾。”

不过在幕后,江泽民的立场则要强硬得多。他任命曹刚川将军——一名导弹专家—负责制定对台军事策略。江说:“如果我们要采取军事行动,宜早不宜迟”

尽管江主席注意到陈水扁只得到不足40%的选票——他把这一点理解为至少60%的台湾选民不支持“独立”——但他还是对未来表示担忧。江焦虑地说:“有了一个民进党政客的‘总统’,台湾民众支持‘独立’的比例可能会增加。”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他严厉申斥支持“独立”的台湾政客为“奴性十足的美国崇拜者”,他说,“很多台湾政客对美国说的一切都说‘是’,但对大陆说的一切都说‘’。”

4月,江踏上了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希腊和南非的历史性访问程。这次访问显示了自从江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已经在国际外交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此前,从未有中国国家元首对以色列进行过访问,实际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支持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的。江同时对两个国家进行访问,这就表明中国外交方面的成熟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地位。

以色列对江给予了热情接待,而江也高度称赞了以色列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把以色列在历史上曾享有的荣耀以及遭受过的苦难和中国进行了比较。在对以色列议会的演讲中,江说:“中华民族、犹太民族两个民族的友好交往追溯古远,友谊源远流长。”他继续说道:“早在1300多年前,我们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就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彼此往来,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战期间,犹太人民遭受了纳粹法西斯的残酷迫害,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逃难到中国(当时没有别的国家愿意接纳他们),虽然当时中国人民也处于非困难的时期,但仍然向犹太人民伸出友谊之手,接纳并善待他们。”对许多初次访问以色列的人,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第一站都是耶路撒冷的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该馆是为纪念二战中被纳粹屠戮的600万犹太人而建。这里,访客深深感到以色列决不允许犹太人再度沦为种族灭绝牺牲品的强烈感情,而深知民族镇压是如何暴戾恣睢的江泽,也在那里体会到了他们难以言的深重苦难。在展出的一幅图片,一名犹太儿童惨遭纳粹士兵杀害。陪同江主席参观的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译注:疑原文有误,似应为“以色列驻华大使”)说,她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历史物馆里曾看到过一幅类似的照片,只不过其中的人物是一名中国儿童和侵华日军。

当天下午,江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厄胡德·巴拉克。双方就双边关系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友好谈,但其间也有紧张的局面。尽管以色列同意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机载预警系统“法尔康”(将被装载于俄罗斯提供的飞机),但现在,它正受到美国要求取消这笔军售的压力。就在巴拉克总理在耶路撒冷会见江主席前不到24小时,他刚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举行了会谈,克林顿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并警告称,对以色列而言,这笔总额为2.5亿美元的交易再过一些时将会升值为20亿美元,它将会危及美国对以每年近30亿美元的援助,而其中大部分与国防相关。美国立法者们担心,以色列生产的这种能够同跟踪多架敌机的极其先进的系统将会增强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的能力,或者在美国与中国万一发生突时,可能会危及美方人员。

以色列人对美国的立场深感恼火。出售“法尔康”系统并不涉及向中国转让美国的技术,因而并不违反美国的任何一条法律。一名以色列官员将美国的压力比作“压路机”,他谴责美国对以色列是一种标准,而对英国和法国又是另一种标准,这两个国家也曾试图与中国签订同类合同,只是败在了以色列手下罢了。

当时,巴拉克向江保证说以色列不会屈服压力。但7月初,以色列取消了这笔军售。对江泽民来说,美国此举公然干涉了中国内政。他觉得,要是没有被巴拉克欺骗的话,自己不会被搞得如此措手不及。9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峰会上,江拒绝会见以色列总理。

但是4月在耶路撒冷那个温的夜晚,以色列总理巴拉克为欢迎江主席举办了正式的国宴,江鼓励以色列人参与中国的高技术行业和西部大开发。在致辞中,这位中国领导人驳斥了所谓的“文明冲突”理论,他说:“我们认为,历史上所有文明都是人民缔造的,是全人类的共有财产。”

像往常一样,江从身边寻找可以借鉴的东西。佐哈尔农业实验站,他身穿短袖汗衫,头戴遮阳帽,在实验站里逛来逛去,参观各种生物技术培育的优质水果和蔬菜。实验站专门建在死海南端得内盖夫沙漠中,气候炎热干旱,土壤盐碱度高,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但得益于以色列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在实验站的帮助下,现代化农业已经成为附近地区一项重要的产业。 江对各种农产品的技术特点和培育过程以及市场销售情况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用英语问的。他还就大棚内的温度控制、土壤改良过程、种子改和所培育的甜瓜味道是否会受土壤影响等一一发问。江对这些技术十分感兴趣,他对研究人员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 “中国甘肃和青海省等西部一些地区的土质与你们这里土质类似,”江告诉以色列科学家说,“你们培育甜瓜和青椒等瓜果蔬菜品种的技术可供中国农民学习。”

中国国家主席继续他的高科技之旅,参观了几家世界级的企业——其中包括ECI电信公司。这家公司是电信业的领头羊,已在中国的大多数省份安装了光纤网络,其中包括世界上最长的光纤中枢网络,在内蒙古崎岖不平的地形上绵延4500英里。10多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国电话都是经过ECI公司的设备处理的。在访问该公司时,江主席使用公的IP电信设备,与远在中国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了实时电话交谈。

根据其精心的平衡安排,江主席跨过长期流血冲突的边界,会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江重申了友谊与和平的主张,扮演起所谓不偏不倚、风格高尚的调停人角色。在伯利恒召开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阿拉法特也回应了江的友好主张,称“多年来,贵国一直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从来有抛弃过我们,也从未停止对我们的支持”。作为回应,江泽民宣布,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事业。“我们祝愿该地区各国人民早日‘干戈为玉帛’,携手共建美好的未来。”江说,“中国人民永远是巴勒斯坦人民可以信赖的朋友。”江主席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演讲结束后,江泽民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贵宾留言簿上写道:“祝愿巴勒斯坦的明天更加美好!”

主席也没忘记放松一下自己。他来到死海,这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地方,悠闲地漂浮在富含矿物质的水面上。在助手的陪同下,他头戴蓝色泳帽和护目镜,在以具有治疗功效著称的多盐、油滑的海水中漂浮了大约一刻钟。江走出海水后,穿上一件绿色的浴袍,高兴地说:“太棒了,太棒了。”

3年后,当江对中东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他表达了无尽的遗憾。他说:“2000年4月,我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我和许多以色列家庭聊过,他们的境遇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终于逐渐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犹太人荣获诺贝尔奖。我与阿拉法特以及一些巴勒斯坦领人也进行了一晚上的会谈。当时形势似乎还充满希望。现在(2003年末)看看那个地区,凄凉荒芜,处处瓦砾。没有人愿意再去那地方了。”

在土耳其,江提起了古老的“丝绸之路”,正是它,便利了东西方之间物品与思想的交流。但也正是这条路,使得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国的西部省份繁盛起来。得到像土耳其这样的穆斯林国家认可中国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主权的证,这对江来说,个重大的成就。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土耳其议会的议长说:“在江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将会成为稳定的堡垒。”

结束访问回国后,5月,江泽民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第一次将“三个代表”作为公开议事日程中的头等大事提了出来。在一次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江把“三个代表”称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党开始加大力度宣“三个代表”思想。在与各级党委书记及新闻界人士共同召开的会议上,胡锦涛副主席满怀自信和热情地捍卫了这一思想。他说:“江泽民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必须克服由‘左’倾和右思想造成的各种干扰。”

5月中旬,江主席接待了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两位领导人同意解决现已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南海领土争端。争端主要源于一处名为南沙群岛由众多小岛和珊瑚礁组成的岛礁群——这里凸显了亚洲领土争端的复杂程度,因为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也声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

埃斯特拉达说:“在我同江主席的会面中,他次向我保证中国对菲律宾不构成威胁。”

对菲律宾媒体来说,更有趣的是两位元首“以一首歌曲而不是一个亲吻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通常都显得庄重严肃,中规中矩,但现在江主席为埃斯特拉达总统举行的国宴却成为两国元首“联谊”时刻,埃斯特拉达从政之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演员。

在这场生动的晚会拉开序幕的时候,中方乐队演奏了《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次》,这大大出乎埃斯特拉达的意料——这是菲律宾一首关于忍受人生所遇苦难的流行歌曲。当听说首歌曲是埃斯特拉达人所作后,江善意地鼓动他唱上一曲,作为回报,他自己随后也起身演唱了《我的太阳》以及几首中文和英文歌曲,菲方代表团成员对此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件好事。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决议案,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在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那些反对这项议案的人大谈中国对人权的侵犯,但他们的潜在动机却更多地来自美国工会施加的压力。工会对海外的廉价劳动力心忡忡。该议案的支持者则反驳说,通过使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美国公司和商品开放,美国也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克林顿总统把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作为自己最后一年任期中的一项主要工作。但是为了通过这项议案,他需要得到共和党的强有力支持,而在其本党民主党内部该议案却遭到很多反对。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众议院赋税委员会主席比尔·阿彻称该议案的通过是“我们议会生涯中最重要的投票表决”。

议案随后送交参议院,在那里它几乎肯定会获得过,如此便结束了20年来对中国的贸易地位进行逐年审查的做法;此外,议案的通过还为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出了象征性姿态。美国把贸易问题同人权问题脱钩,此举似乎是表明美国对中国外交方式的一种赞赏,这将加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而不是像那些反对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人所说的那样,会削弱美国的影响。

几天后,江主席打电话给克林顿总统,对总统本人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尽管江认为美国国会增加的一些条件让中国难以接受,但他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得到了平稳改善和发展”。两位领导人还同意在防止核武器扩散和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的问题上继续合作。克林顿建议江泽民与台湾新领导人陈水扁寻求面对面的对话,而江则提醒克林顿,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的关键所在。

在朝鲜问题上,江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地。如果朝鲜不改革其经济体制,它就会崩溃,给中国造成巨大的间接损失。同时,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长期盟国的领导人,江又得支持在金正日领导下的现政权。金正日在其父亲金日成逝世后已成为朝鲜的领袖。面临考验的是中国政府的信用,因为数十年来,中国政府的宣传一直在支持着朝鲜。私下里,江主席对秘密访问北京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进行了劝说。是金正日17年来首次访。之后不到1个月时间,正日和韩国总统金大中举行了55年来首次朝韩首脑会晤。有人说是江泽民促成了这件开创性的大事。在给两位领导人的信中,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他们举行会晤的决定体现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给朝鲜领导人的信中,他说“对此次北南脑会晤取圆满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此谨致以我热烈的祝贺”。在给金大中的信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喜悦之情。江称这次会具有“历史意义”,并说中国一贯支持朝韩通过对话和协商最终实现和平统一。

伊朗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难点。为了换取伊朗对穆斯林分裂主义分子的拒斥,同时也为了保障中国日渐增加源需求的石油进口,江的政府同意向伊朗进行一些武器技术转让。

美称伊朗是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并宣布中国对伊朗的军事援助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障。尽管1997年后中国削减了对伊朗的军事援助,但6月,伊朗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受到江主席的欢迎。哈塔米总统主要是为贸易而来,但也有可能是为了恢复对伊军事援助项目。

6月,时值国民党将领张学良百岁华诞之际,江给他发去了贺电并送去一束鲜花以示祝贺。张因为在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而闻名于世。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另一位国民党将领一起,于1936年12月12日在古城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破釜沉舟地试图逼迫他停止同共产党打战,调转枪口,共同抗日。周恩来作了举足轻重的斡旋,蒋介石毫发不伤地被释放。然而,张将军却因为“叛国”被蒋介石囚禁,后来又在台湾被软禁了几十年。64年前,年仅10岁的江泽民就曾以“西安事变”为题,写过(颂扬这一事变的)中学入学考试的文章。

江泽民称赞张学良“杰出的爱国主义行动”。而陈水扁也给张老将军发去了贺信。这位居住在夏威夷的老将军可能是一种象征:为了共同的事业,敌对双方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携起手来。

对江泽民来说,科学技术是他毕生的兴趣所在。而科技是加速中国全面发展,包军发展的内在推动力。这年年初,江要求宋健博士对“由现代科学创造的社会和工业发展史”进行简要概括。举个例子,量子理论是如何催生了激光、先进的医疗方法以及在天文学和宇宙学上令人震惊的突破的。在他其后的一些讲话中,江阐述说4种理论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学和信息科学,并称它们不仅拓展了人类的知识领域,而且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6月,在著名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联合年会的闭幕式上,江泽民为中国制定的目标是,到2010年在科技方面跻身全球前10位国家之列。江说:“我们已经从中华文明的兴衰沉浮中学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江勉励中国科技界的领头人致力于知识和技术创新。江断言,“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而他也开始讲“三个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一段时期以来,这似乎成了他的思想的一个新的重要论述。

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江主席有两项核心发展战略:第一是‘科教兴国’;第二是‘可持续发展’。为达成这两个目标,江酝酿着科学创新。”在为一套科普读物撰写的言中,江鼓励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创新进程。他写道:“科教国,全社会都要参与。”

《科学》杂志把对江泽民的长篇专访刊登了出来,江视其为一项殊荣。该杂志是美国出版的科学方面的顶级专业杂志。该杂志还邀请江撰写一篇客座评论文章。对这位曾希望成为工程学教授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其他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被《科学》杂志以这种方式承认过。

在为《科学》杂志撰写的评论中,江写道,我们“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

在6月份发表的专访中,江奏响了两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和中国对国际科学领域的贡献。在详细论述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兴衰和成就之后,江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中国决不会在曾经有过的光荣上止步不前。

“我的观点是,一方面,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古老文明传统而自豪,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停止学习,一天也不行,学习世界上所有好的传统。”江说道,“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在描述了基础性研究令人振奋的成就、互联网的前景与危害以及自己从政之前的理工科背景之后,江泽民以一种渴望的口吻结束了专访,他说:“我有点嫉妒克林顿、希拉克、布莱尔和施德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比我年轻。”从这句话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的曙光,而江泽民知道他在其中担任领导者的时间是有的。

但他仍然下定决心要赶上去,8月,他在北戴河海滨的疗养地接见了6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是中科院的外籍院士,其中5位获得过诺贝尔奖。曾培炎主任说:“在百忙之中,江主席仍不忘抽出时间接见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并同他们交朋友。他还注意到科技前沿问题并叮嘱我们这些身边的人要紧跟科技进步的步伐。通常对于一个科学问题,他不仅仅会从质的一方面去了它,而且会从量化的角度加以很有深度的理解——我们没法回答他的问题,只有请专家来解答。”

即使如此,江并不羞于承认自己有时不能理解某些问题。他说:“我已经到孙儿们让我他们做作业的岁数了。”他提到有一个孩子让他做一道数学题,他很快用代数做了出来。小孩看了看答案,马上说:“不对。”江说,他还得回过头去用算术把问解决了。他坦诚地说:“我差点做不出来,真不大容易。”

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件生活轶事的象征意义。江说:“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提拔更为年轻的干部到党和政府的主要位置上来。”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江泽民传 作者:齐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