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在江泽民的任期内实施了成效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非西方式民主国家。问题在于政治改革何时到来。8月初，江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其中包括著名的外事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和《纽约时报》北分社社长艾里克·艾克荷姆。他们提出了这一问题。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江称，我们早就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随后他将“社会主义民主”定义为当“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主人”时的一种状态。他提醒采访者，中国具有“上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而且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地位才向前跃出了一大步”，发生了“根本变化”。除非认清这个大前提，江说，“就不能从根本上正确认识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
接下来，江泽民坚称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才能团结12亿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不然的话，中国就像一盘散沙。”他说，从而揭示了政改革步伐缓慢的原因。
“我须要说明一点，”他说，“中国的民主不可能等同于西方世界所实行、西方人所选择的民主。”
“我75岁了，”他又说，“经历了上个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之后，我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如果中国实行西方世界的议会民主政治，唯一的结果是12亿中国人民要饿肚子。结果天下大乱，如果是那样，对世界和平、稳定都没有好处。”
很多问题带有挑衅性。他们问江泽民，美国计划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是否构成威胁。“你们只有2025枚导弹能够打到美国，如果我们筑起盾牌，你们就无能为力了。”
“坦率地说，”江回答道，“看来你们比我都清楚我们有多枚导弹。我必须说，对你们的数字是否正确，我表示怀疑。但是让我澄清一个事实。我们拥有武器的目的不是进攻，而是用来自卫。所以我们会保留适当数量的武器用以自卫。”
当江回答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让一个工人政党对资本家敞开大门?”——很明显，之前这个问题他已经回答过很多了。“我相信我能在大学里当一个很好的教授，专讲这个问题，”江说，“因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一个半世纪前。《共产党宣言》是153年前发表的。不能把他们那个时候写的每一个词或每一句话都应用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来。”
问他是否上网时，江说：“我孙子的术比我强得多。作为一名电气工程师，我上网不成问题。但必须承认使用鼠标对我来说还有些不习惯……”
北戴河的这片宅邸警备森严，里面都是宽敞的淡黄色二层小楼，与这个海滨疗养胜地的环境很相宜，但是在谈到它们时，江泽民对他的客人们说：“人们以为我们在这儿度假，但实际上根本不能休息，一天都不行”
“但每天我还要做一件事”——江突然插了一句——“在这11天里，不管是什么天气，我每天都去游泳。”
在接受采访这点上，江是身体力行。“主席强调中国的官员应当接触国外的媒体。”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说。他说：“我们应当用外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想法。我们应当提供中国的实际情况，让海外的记者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江主席相信信息有助于理解。这就是他非常重视互联网的原因，中国互联网是在他的推动下得到迅速发展的。”
8月份剩下的日子是这位中国领导人最平静的日子。江呆在海滨别墅里，期盼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除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政治活动外，眼前没有什么大事。
江把他的时间用来阅读书摘和几本论述经济学及外交事务的大部头著作。他还继续学习外语。那年夏天在北戴河，他带了几位语言专家一同前往，从而能够练习自己的语言技能。“如果你由于语言的差异而无法与他人交流，”江说，“你们怎么能交流观点或者达成协议呢?”
当会见外宾时，外交礼节要求江主席使用翻译，翻译人员通常由外交部指派。但是当正式会议结束时，尤其是如果要举行午宴或者晚宴，江就会转而说英语(或俄语)，享受这种自然的交流，他能够将这种交流处理得很好。如果某些政府成员或者工作人员跟不上的话，他就会利用善意的公共压力来刺激他们学习。“所有在这里的人当中，”江会微笑着说，“只有X先生和Z先生听不懂我们说的话（英语）。”就连江的司机也不能例外。“我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英语，”他的司机说，“不然在我为主席开车的时候就会感到窘迫。”
反之亦然。在一次与高级工作人员召开的会议上，他注意到一位曾在美国学习过的助手没有发言。“老Y，你的英语说得棒极了，”江说，“为什么今天不用用?”这位中国的领导人随后开玩笑说，“也许你是担心跟我的对比会让我尴尬吧?”
“江主席的外语能力是有名的。”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说。他喜欢学习不同语言的新词汇，并和以外语为母语的人讨论词义的微妙差别。 “他总是建议身边的人员——甚至是那些低级别的助手——更加熟练地掌握其他语言，尤其是英语。他还纠正我们的错误发音或者外语词汇的错误用法。一次，我们正在讨论哪种核反应堆最安全，我把‘pressure’(压力)这个词中的‘r’发音发错了，发成了一个喉音。江纠正了我的发音并问我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我说因为我的第一外语是德语。”
江把能够使用即将访问的国家的语言进行交流视为外交任务的一部分。他每天都学习英语，并且有许多教师候命。在出国访问之前，江就会给自己施加压力，就好像他是一个临考前仓促用功的学生一样，来加强自己对相关语言的知识。
“在说外语这件事上，我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他说，这一点并不是秘密，“我根本不感到难为情，即便我说错了也是如此。要学习，你就必须说。别担心，开口说!”
江也读科学著作和诗歌，而且几乎总是读到深夜。在北戴河时，因为公务的担子轻了许多，他更能够尽情地沉浸其中了。海滨胜地给了人自由的时间和独处的空间，便于沉思和思考。江泽民与许多朋友保持着联系，经常讨论一些闻所未闻的话题。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江给王慧炯教授写了一封信，继续他们关于科学历史和变革的讨论。
江在信中亲笔记下了他深夜的思绪：“世界的知识是浩瀚的，宇宙的奥秘是无穷的。任何人毕其生去捕捉追求这些知识奥秘，也总是极其有限的。古今中外的哲人已经积累了许多知识宝库，但离开无可穷尽的宇宙，还相距甚远，永无止境。宇宙千变万化，但离不开存在的客观规律。人类的智慧，可以从发现其中许多规律，如回文、勾股、黄金分割，去不断扩展已知的领域。我们要珍惜生命的有限时间，去不断开拓知识的新领域。孔老夫子说得精辟，‘学，然后知不足’。”
江的信主要讨论了中国文学中的回文和对称勾股数。“回文”的字面意思是“倒过来”，指一行字母、汉字或数字，无论正读反读，看起来都完全一样。英语中的回文是一串正反方向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字母，而含义（并非毫无意义）也相同。简单的例子有，“Madam，I’m Adam”(夫人，我是亚当)或“Draw,O Coward”(拔剑吧，哦，懦夫)，从左往右或从右往左读都是完全相同的。汉语因为用的是表意文字而不是字母，汉字组合的顺序决定语法和意义（或没有意义），汉语回文诗很难写，因为倒过来读时，语法和意义都改变了，而且往往变得面目全非。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上海自来水”和“水来自海上”。这就给中国的回文诗人提出难题，从任何一头读诗歌，无论含义和意境相近与否，诗句必须是优美典雅且富有艺术性的。
换句话说，英文的回文诗需要使两种读法的意义完全一致（因为两种读法的字母顺序是完全相同的），而中文的回文诗有更为广阔的空间来表达复杂而相关的思想感情。江举了两个例子。
“从前，”江写道，“一家饭店名叫‘天然居’，里面挂了一副对联：‘客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客’。上联倒过来读就是下联。”
江在信中没有解释这两句对联的不同含义，因为懂中文的人都知道它的意思，这两句对联的意思大致是：一个客人来到“天然居”(字面意义就是“天上的房子”)，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天上的客人。
在他给朋友的信中，江举的另一个例子是更复杂的四行回文诗，这首诗是唐朝的一位诗人写的。实际上这是同一篇中的两首诗，每一首都是另一首的回文。它是一个特例，因为尽管表达的感情不同，但意义惊地相似。顺读带有一种渴望、苦乐参半的调子：
纤纤乱草平滩 冉冉云归远山 帘卷堂空日永 鸟啼花落春残
如果倒过来读这首诗，意思大致相同，只是表达的感情更加迫切一些。汉语中的回文把所有字倒过来读还能保持意义不变，确是很奇妙的。
残春落花啼鸟 永日空堂卷帘 山远归云冉冉 滩平草纤纤
9月11日，当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被飞机撞击的时候，江泽民像许多人一样被这可怕的场面惊呆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发出慰问电。
第二天，9月12日，布什总统致电江主席表示感谢。美国总统说他希望与国际社会的所有领导人一起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此，布什总统告诉中国领导人说他希望两国能够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作。
尽管江泽民明确表示了对恐怖袭击的谴责并真诚地愿意提供援助，但中国国内许多人持有与他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互联网上的评论，显示出许多中国老百姓对美国远不像其领导人那么同情。多年来，中国一直受挫于美国的强大力量，1999年炸馆事件及最近的撞机事件更是强化了这一感觉。许多人认为美国“活该”，尽管绝大多数人对死者表示了同情，但是许多人声称，由美国总是要当“世界警察”，因此“必须至少承担一部分责任”。
江并不赞同这一看法，并在外交上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步骤。他希望确保中国参与当前有关如何应对这次袭击的国际讨论，并且在此过程中保障中国自身的利益。此，江打了许多电话给安理会的其他3个常任理事国：俄罗斯、法国和英国。江告诉这3国的领导人，恐怖主义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并已成为一个公害。他还强调说，建立国际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也是极为紧迫的。
江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知道美国即将采取严厉报复措施，因此力图对此进行制衡。他阐述了中国的立场，称打击恐怖主义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有“确凿的证据和明确的目标”，确保不会伤及无辜，必须遵循国际法的准则，并尊重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江还表示，所有的行动都应当符合维护世界和平的长远利益。
江主席发表这些警告有几个原因。他认为跨越边界的外国干涉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中国当然不想见到有人开创此先例，以免将来这种先例会在某种情形下用来反对中国。他还担心一个久拖不决的国际危机可能会危及中国的经济，而中国经济必须保持高增长才能避免大规模失业。他还担心反恐战争可能会进一步扩张美国的实力。美国军队的任何对外扩张——尤其是果美军中国边界附近长期驻扎——都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在国内，江泽民担心新疆的恐怖分子可能会策划类似的暴力行动，他命令对安全规定进行检查并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中国政府限制外交人员对新疆的些敏感地区进行访问；可疑的组织受到了严格的审查；飞往中东地区国家的航班也减少了。
中国对美国行动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中国将不反对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但中国希望取得一些回报，具体来说，在对待中国如何处理新疆和西藏的国内恐怖威胁问题上，中国希望美国的态度能有所转变。中国对打击恐怖主义的限制条件就是“不能有双重标准”。
10月份在上海召开的2001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上，在两个月之前还不可想像的情况下，江泽民会见了乔治布什。布什的整个总统生涯已经为此次恐怖袭击所改变，反恐战争也将成为他未来的工作重点。在地缘政治的结构变化中，狂热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潜的敌人横行现代社会，不加区别地滥杀无辜还以为在“替天行道”面对这个可怕的新世界，必须重新评估以往的对手。布什不再称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而这个提法曾在他参加2000年总统大选时甚嚣尘上。
布什在飞抵上海的途中对记者说，他希望发展与江的个人关系。“我希望见到他，”布什说，“这样他就可以看出我是真诚地希望建立良好的关系。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共识也会有分歧，但我们会努力建良好的中美关系。”布什和江已经通话3次了——2次是“9·11”袭击之后——但布什称这还不够。
就在此前的4月份，布什曾捅过一个马蜂窝，他当时表示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的话，他将下令保护台湾。如今，这位美国总统突然变得更加成熟了，他说：“我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又说，“我期待着对江主席重申这一点。”
在他第一次会晤中国领导人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赞扬了江主席和中国政府在“9·11”袭击之后立即作出的反应。“没有犹豫，”布什说，“也没有怀疑，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将与美国和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
“两个大国难得会在所有问题上都取得一致”布什接着说道“我可以理解这一点。但我对江主席保证说，在处理分歧时，我们会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我们寻求的美中关系是开诚布公的、建设性的和作性的。”
就像为了强调这一点，两位领导人都没有详述传统的摩擦。布什没有提人权，江泽民也只是简单提了一句台湾。不，尽管两位领导人宣布他们是反恐战争中的盟友，但还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分歧。江回避了北京是否支持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的问题，他还重申了明确具体目标以免“伤及无辜”的重要性。
肢体语言表明了一种新建立的友谊。江一度抓住布什的胳膊肘，而当时布什正在江的耳旁窃窃私语。与此相应的是，当两人转身准备去赴午宴时，布什很随意地把手臂搭在江的身上。午宴有鱼翅汤、炸龙虾和牛排。他们看来都喜欢与对方在一起不过布什有时候与其说是兴高采烈还不如说是如释重负。无疑，两位领导人在双关系经历了大起大落的1年之后都在刻意展示相互之间的友好。
尽管在“9·11”之后的众多事件中，美国公众并没有完全接受新的中美关系，但《华盛顿邮报》称：“当江泽民政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甚至是轰炸阿富汗之后，公众的批评消失了，这是冷战后中国首次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绝大多数中国人，尽管还对炸馆事与撞机事件心存怨恨，但据《南华早报》报道，他们都认为江主席支持美国的国际反恐战争“是北京近10年来最明智的决定”。
亚太经合组织最高会议在一场精彩的晚会和上海黄浦江上空壮观的焰火表演之后结束了，这标志着中国正在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生气勃勃、广受尊敬的成员逐步崛起。这是江泽民主席的一个胜利刻。
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刚刚结束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CNN记者用英语询问江泽民个人的未来打算。“如今你刚主持了一次重要的首脑会议，相当成功的会议，”这位记者说，“如果你选择年从你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是不是你的告别演说，你的一个告别性成就?你会退休吗?如果不退，你明年再干一届的理由是什么?”
观众中传来了紧张的笑声。在中国，记者根本就不会向领导人问这种问题。在回答之前，江泽民犹豫了一下，转向他的口译，让他翻译。人们都能听到口译的话“他刚才问的问题是，”口译告诉江主席，“这次您成功主持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是否就是您在明退休前的告别。”
“哈哈，”江笑着说道，“我刚才没听明白你的主要意思，”大厅内又响起了一阵笑声。“你关心的是我明年的退休问题，是这个意思吧?是这样么?首先，我明年是否退休，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这必须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来决定。”
这次亚太经合组织论坛的一个尽管被忽略但实际上更加有趣的特点是：每当江主席主会议的时候，他都使用英语。新加坡总理称赞了江的措辞，他注意到在这一周中，江对这门语言的运用越来越自如，为中国的孩子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在江泽民的带领下，中国官员也使用英语来做媒体简报这除了能够增强中国的海外影响，还能够鼓励国内的英语学习。 江还把技术作为此次最高会议的一项优先事务，同与会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一起度过了很长的时间。陪同江主席参加会见的是他精通技术的儿子江绵恒博士，他正寻求结合中美优秀思维方式以创造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推动中国科技发展。
江博士1992年回国。从德莱克塞尔大学毕业后，他在南加州的普公司工作了一年左右，负责制定对亚太地区的发展策略，同时也在一所当地的大学进修商务课程。（据江泽慧说，绵恒回国的一个原是，江泽民想要他即将上学的孙子回国接受传统的中国教育。）
江绵恒加盟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后，负责一家技术公司的财务和衍生产品，该公司是以谋求市场利润为经营目标的。两年后，借助他迅速增长的商务才干，他为海市政府创办了一家投资公司，力求将科技成果商业化，并联合当地公司以应对中国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后来他成为享有盛名的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除了其他的分工，他还负责“神舟”载人航天项目。江博士对朋友说，他的梦想是为中国科学研究提供一种有效的能自我运行的模式，或许还想回到他的本行——高温超导——去搞科学研究。
江主席开始信奉被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称之为“创造性破坏”的美国市场模式，并且已经在努力打破高度官僚化的国有企业中国电信垄断。江尤为关注美国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大发展，并开始逐渐相信美国快速发展的IT市场上的竞争，甚至混乱，才是其成功的首要原。
为了寻求在中国应用这种模式，江主席坚持不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过后1个月，据证实中国电信将被拆开成为两个相互竞争的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消费者从这种新的竞争获得了好处。
江的小儿子江绵康比哥哥小2岁，也从事信息技术工作。他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毕业后，开始在父母原先工作过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供职。此后又在德国的跨国电器设备公司西门子公司接受培训。回到上海后，他为市政府从事信息系统方面的工作。
“绵恒和绵康有很好的工作作风，”他们的姑母江泽慧评价说，“他们在业务上反应灵敏，为人正直诚恳。绵恒更善交际，绵康更内敛沉稳。三哥和三嫂都很为他们骄傲。”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在卡塔尔举行会议，一致通过接受中国加入该组织，从而结束了中国为加入这个全球贸易组织而进行的长达15年的奋斗历程。江说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将在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之间小心谨慎地求得平衡”。
12月中旬，江主席参加了为期3天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它的召开是为了制定中国在新世纪的宗教政策。这是历来在中国召开的有关宗教问题的最高级别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的所有7名常委都参加了会议。在讲话中，江首先肯定了宗教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贡献，他号召有关各方“要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指出了宗教的重要性并警告说不能低估它对世界事务的作用。
“要求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意味我们想要宗教工作者和信教群众放弃他们的信仰，”这位中国领导人说，“而是要求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规章制度……并为民族团结及国家统一作出贡献。”江赞扬了“广大信教群众”对国家的支持，并强调了宗教在诸如救灾等活动中发挥的社会作用。
但是，江也警告说，决不允许任何人“滥用宗教”来达到破坏党、社会主义和国家安全的目的——这明显指的是“****”和其他未经批准的宗教组织——他还警告要防止“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势力的渗透”。
简而言之，只要这些宗教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江就会允许宗教自由。大会制定了新的章程草案，允许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作为独立的实体直接在国家登记。另一方面，那些选择不去登记的组织就有可能发现自己面对更加严格的限制。
作为一个尊重科学、讲究理性的人，江曾为宗教中有关预测和迷信的吸引力感到迷惑不解。他也赞成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的观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他在1年前说，“宗教已有相当长时间的历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宗教的最终消亡，准确地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可能要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长。”
江曾经认为宗教的影响会逐步减弱。但他现在看到，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尽管教育水平在提高，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了——不仅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江相应地修正他的见解，尤其是在1999年“****”突然冒出来之后。宗教并不像他曾经认为的那样，重要性正在减弱，而是一股需要“重点关注”的力量。
政府估计中国信教人口大约有1亿，而非官方的估计则认为这一数字为2亿或更高。既然江泽民认为共产党继续作为执政党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必须“代表”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这是“三个代表”中的第三点，那么，若要照章办事，共产党就不能无视占全部人口10%或更多的这个群体。绝大多数信仰宗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佛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还是道教徒——也都是忠诚的公民。因此，江得出结论说他们也对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
自从江泽民的思想逐渐转向“以德治国”后，他就感到宗教可能成为社会中更加重要的成分——这是他的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事实上，江现在着重强调宗教不能从政治中孤立出去。当年秋天参观一所佛教寺庙时，他甚至问高僧们在引导“年轻人对宗教的兴趣”方面有哪些见解。他认为这一点将既能够支持他有关民主文明社会的构想，又有助于支持压制“****”这种破坏性因素的愿望。
江对其中一位高僧谈到在他自己生活中有关佛教打坐的一段插曲，他称之为“一次命运攸关的遭遇”。“我曾经练习过你们刚才所谈到的打坐，”江回忆说，“那是在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正值‘大炼钢铁运动’。我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并练习打坐3个月——看来它治愈了我的疾病。打坐可以把人引入静思，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
12月，江泽民前往导弹先驱钱学森博士在北京的寓所，探望了他。这天是钱的90大寿，江坐钱的床边，就科学和技术怎样才能为国家的改革和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与这位令人敬的科学家交换了看法，并承诺将保护“科学家的创新精神、主动性和工作热情”。
1年前，在钱学森的89岁生日时，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进行了思考。他谈到“要把科学和政治相结合”以及为什么高级领导人在需要具备政治能力的同时，还应当用“现代科学和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他把江泽民称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钱学森说江泽民对科学和政治这两者的“高层次”理解，使他能够提出“三个代表”的“整体原则，其中每一条，依据钱的看法，“都具有深刻的科学含义”。“三个代表，”钱说，“既不是纯粹的治，也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科学和政治有机结合的产物。”他又说：“使它们结合需要智慧。”“看看全世界，”钱反问道，“还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发展得更好？”
钱谈到了他对江泽民的看法：“他有良好的科技底蕴以及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喜欢学习。每一次见面时，我们都会谈论科技问题。我还记得1989年他刚刚调到北京时……他对系统工程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所以我当场给了他一本我写的《系统工程论》。后来，他在发表讲时使用了系统工程的原理。”
1991年，钱突然接到江泽民的电话。江说：“学森同志，近来，物理学家们都在谈论超弦理论。能请你释一下吗?”钱送给江一篇他的文章，其中谈到了若干现代物理学中抽象的哲学问题。
“尽管他在忙于处理大量的国事，”这位传奇式的钱博士回忆说，“但江总书记还是设法抽出时间研究这些最尖端的物理学理论。他还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到中南海给高级领导人作科技、经济和法律方面的讲座。”1995年初，钱学森寄给江泽民一篇论文，题为《应当学习如何迎接21世纪》。两周后，江坐车来到钱的家中，就中国的长远发展热烈地讨了3个小时。
12月中旬，江主席199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艺术家和作家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发达的精神文明。”他将文化置于各种文明之间大竞争的中心位置。“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江对3000名中国的文化精英说，“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
“要把文学和艺术与政治分开是不可能的，”江阐述了他的基本主题，“尤其是在面对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对付西方识形态渗透时更是如此。”江警告说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中国的文化是否强大得足以克服随着西方产品和服务被带进中国的“外国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
江的这种民族主义文化观并没有支持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艺术家和著名知识分子开始将他们尖酸刻薄的批评从自己的政府转移到西方身上。就连在中国被禁（译：原如此）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导演张艺谋也瞄准了西方媒体。“西方长期以来将中国的电影政治化，”他对记者埋怨说，“如果这些电影不是反政府的，他们就认为只不过是政府的宣传。”
江把“文学和艺术”描述成“民族精神的火炬”，这是泽民内心最为深刻的感触，表达了他对中国丰富文化的永恒热爱。“中华民族的精神，”他赞美说，“不仅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里，也反映在几千年来我们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杰出文学家、艺术家的神创造活动中。”说，艺术家担负着“历史任务”，要“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无愧于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优秀作品来”，他还列出了他们的工作领域——“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群众文艺”。
江泽既具有一个知识分子对艺术的热爱，也具有一个爱国主义者对稳定的关心。江担心某些知识分子会利用西方思想来破坏对党忠诚。“脱离人民的文学作品是矫揉造作的作品，”他说道，“文艺工作者应坚持追求真理、反对谬误，歌颂美善、反对丑恶，崇尚科学、反对愚昧。”
江主席号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参与他的意识形态构想，即“三个代表”思想。“建立先进文化将有助于发展国家的先进生产力”，他说，接着他又指出中国还需努力使“先进文化”对各地人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更加鼓舞人心。通过指出先进文化如何支持先进生产力以及两者如何共同给人民带来巨大利益，江巧地将“三个代表”的三个部分结合起来。这是2002年前他发表的最后一篇关于思想工作的讲话，2002年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和江泽民的精神遗产。
这次大会还有一段小插曲。许多来到北的代表被安排在劳动大厦，这里的设施很差，噪音吵得人几乎无法入睡。劳动大厦的生活条件太差，因此代表们抱怨说他们没法休息，也没法开好大会。
江泽民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正巧来到这家宾馆。他注意到了那里糟糕的居住条件，并向主席汇报了他所见到的情况。江对这些知名艺术家被如此对待而大为恼火，并指示把所有住在简陋宾馆的代表都搬到合适的宾馆去。当晚，有200人搬进了装饰一的北京饭店东翼。当他们到达时，饭店工作人员已站在入口处迎接他们。“江主席会亲自处理这种琐事，我们都很感动，”电影导演李前宽说道，“这表明他对术家和作家特别关心。”
在2001年即将结束之际，北京的所有讨论转而集中在党的十六大的筹备工作上，这一大会计划在第二年秋天召开。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是江泽民会从1个、2个还是全部3个领导岗位上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