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这一生》06章 长征风云


激战娄山关,三军团夺魁;再取遵守城,一军团告捷。林聂欲建新功,唯有毛泽东一人反对。“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聂荣臻是最早称林彪为“魏延”的人。为了反对部队走弓背,林彪胆大包天,竟然上书中央,要求毛泽东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负责前敌指挥。

会理会议追究换帅风波。“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毛泽东把林彪的错误记到了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采取不抗辩、不申明的态度,背了二十多年的黑锅。

飞夺泸定桥决定红军的命运。夺桥的勇士得到的最高奖励是一套列宁服、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不是林彪抠门,而是他只能拿出这么多东西。

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娃娃。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位置时,对林彪在长征途中的过失都宽容地原谅了。

南国春早。二月的贵州,一望无际的群山披青挂绿。爆芽的柳枝,葱茏的小草,团团簇簇的野花,令人心旷神怡。遵义会议后,红军官兵的面貌焕然一新。尽管长途行军身体十分疲惫,但他们失而复得、期待已久的游击战略又回到他们身边。2月16日,军委发布《告红军战士书》,阐述了今后红军行军作战新的指导思想。《告红军战士书》中写道:

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找有利的时机与地点。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把握的战斗。我们必须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

熟悉的思想,熟悉的战术,熟悉的语言。《告红军战士书》准确无误告诉广大基层指战员一个信息:毛泽东又开始重掌军权,中央换了舵把子。

毛泽东披挂上阵决心打几个胜仗以振奋军心,但是土城之仗,红军遭敌夹击,伤亡惨重。这时舆论对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十分不利。战士中有骂娘的,有些营团干部也跟着骂。有些了解一点情况的人也说,中央不是在遵义城开了会吗?还是打败仗。这些论调,自然而然地通过各种渠道输送到红军最高统帅部。“军事三人团”中,周恩来、王稼祥忧心忡忡,毛泽东不以为然,“土城之役,问题出在情报不准。起初以为只有川军两旅四团,接敌才知数倍于前。这是个意外。大家有意见很自然,有意见怎么办?再打一个胜仗不就平息了吗?”说罢,他一挥手,仿佛把这些烦恼和不快轻烟般地抛至脑后。

2月26日,红军在国民党铁桶合围下绕了一圈,来到云贵高原著名的天险娄山关脚下。这里群峰环立,直削如剑,沟壑纵横,狰狞可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驻扎着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数师人马,横亘在国民党包围圈中央,成为红军回师黔北、再占遵义的障碍。中央军委集中兵力,由彭德怀指挥,猛攻娄山关,击溃敌军两个师二十八个团,扭转了长征以来红军尽打败仗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各军团军政首长登上关口,这时,天边晚霞正红,火红的亮光透过云朵照射到巍峨的群峰之上,如同威武壮士披上了金色的霞衣,格外壮观。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周恩来兴奋地说。

“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这样的雄关隘口,你们能攻下来,不容易!不容易!”朱德顾盼着四周险峻的峰峦严肃地说。

山风呼啸,吹得毛泽东蓬松齐耳的长发纷纷扬扬。他心情凝重,百感交集,吟成《忆秦娥》新词一首: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主席,下一步行动方向如何确定?”总参谋长刘伯承打断了毛泽东的诗兴。

“追击,乘胜追击,再占遵义。”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吩咐道,“这次老三有功,也很辛苦,攻击遵义的任务交给老大。”

林彪高兴地接受任务,纵马飞驰至指挥所,命令号兵用号音通知各师长、政委、参谋长前来开会。

红一军团指挥所设在五里堡一所木板房内。林彪有个习惯,喜欢研究地图,指挥所整整一面墙挂满了拼接起来的大倍军用地图。一见林彪在地图前转圈,师长们就知道有大仗要打。

“军团长,我们缴获敌人的地图不够用,有些地区还是空白,对图部署任务有困难。”军团参谋长左权说。

林彪皱着眉头“嗯”了一声,又转了几圈,然后说:“我们探险去。”

“怎么探险?”左权不解地问。

“弄一些洋学生的服装,背上书包、网袋,还有画夹子,到遵义城下野游。”林彪边说边往外走,对外面牵住马准备跟行的警卫员说,“这次不用你们跟着。”

林彪这一招很灵。遵义城外到处是敌人丢弃的破烂,还有敌人留下的让掉队士兵赶队的路标和道路践踏情况,从这些标记和迹象可以判断出敌人大体去向和兵力情况。

“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追歼残敌。现在二师向南追,以乌江为界;一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林彪下达命令。

“追多深?”有的师长请示。

“可以追出一百里。兵贵神速,就此分手,你们各自回部队组织实施吧!”林彪说完,与左权一先一后悠悠闲闲地回到军团指挥部。

当晚,遵义外围的大追击开始了。耿飙在回忆录中典型而生动地描述了追击的情景,这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

我们的当面之敌是手下败将王家烈部。我带二团沿公路穿插。开始部队还比较集中,没有多久,一个团分成三个营。每个营又分成三个连。连队又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因为敌人太分散,到处乱拱乱钻,所以我们也只好分散追击。有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后,发现这里的敌人根本就不是统一指挥着宿营的;而是两个一伙三个一群相跟着逃进来的,他们连累带饿,分散到老百姓家里,不管洋芋红苕,抢来就吃。我们这个班长只好在大街上吹哨子,大喊集合了!集合了!这些双枪将们晕头晕脑地就出来集合,一下子集合了五六十人。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这个班便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这些敌人就这样当了俘虏。

我们就这样一路穷追下去,沿途都是疲惫不堪的散兵,“双枪将”变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把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押回,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跑了。”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怪事,师部特务连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想,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那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上,“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就吓瘫了。我们就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

我们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远。第二天早晨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敌军了。

抓住这个师部时,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师部挤在一个大庙里,里里外外都是人,躺了一地,困得像猪似的。我们先捉了哨兵,了解到是一个副师长带队,便让他带我们去找。果然,在供桌上睡着一个盖呢子大衣的瘦子,旁边点着一盏桐油灯,我们先下了他挂在柱子上的枪,被捉的哨兵推醒他,说,“副师长,‘他们’来了。”那副师长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叫他们到林子里去睡!”我们的侦察参谋一把把他掀起来喝道:“我们是红军!”那副师长竟反手打了我们侦察参谋一个耳光,骂道:“妈的,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

这一下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搞火了,一下子把他摔在地上,抽出马刀架在他脖子上。我把桐油灯拨亮,照着我们八角帽上的红五星,让他看看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时,他才清醒过来,一边举手投降一边哆嗦着说:“你们来得真快呀!”

遵义再告大捷,红一方面军将士们扬眉吐气,跃马冲兵,士气高昂。

3月5日,部队休整一个星期后主动撤离遵义向西开拔。根据敌情综报,北面有强硬的川军堵截,长江天堑无翼难飞;南面省会贵阳驻有中央军薛岳纵队,乌江天险,又挡住去路;东面是突围的来路,有湘军紧随,唯有向西才有一线生机。

3月10日,野战军进抵苟坝。毛泽东经洛甫提议已任前敌总指挥。深夜,周恩来送来林彪、聂荣臻联合署名的急电:

(万急)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十五里)。11日此一、三军团之各二个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任务仍旧。

林聂

10日1时

在油灯下,毛泽东阅完电文,良久不语,他有一种感觉,这场仗不能打,硬打会有危险。

“林彪大概是想乘遵义新胜之威再打一个漂亮仗,这种心情我理解,但是打鼓新场一带敌情不明,还是慎重一点为好。”毛泽东严肃地说。

“嗯,事关重大,是否通知军委委员和几个军团的负责人来研究一下,再作决定。”周恩来建议。

“好,事不宜迟,马上召集会议。”

很快,洛甫、朱德、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叶剑英、刘少奇等十数人齐集总部作战室,讨论林聂建议。

朱德首先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点,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总司令可明了新场一带敌军情况?”毛泽东反问。

“据侦察报告,滇敌有向新场开进的模样,但现在还没有动,只有黔军一两个团守在那里。”朱德回答。

“我了解的情况与总司令略有出入。驻守新场之敌,除确系黔军之外,滇军主力正朝这一方向运动,如果我冒进,势必与滇军正面对垒,重演土城之役。”毛泽东明确反对林聂建议。

“土城之役,是否把我们的胆子弄小了,”林彪接过话题,“既然吴奇伟的中央军,我们都较量过了,还怕滇军?”

“我们为什么要去攻那个堡垒呢?我们应该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乘隙歼敌,避实击虚,这才是上策。兵书《管子》上说,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

“滇军现在还未朝新场运动,我们集中进攻,未尝不可打下来。”彭德怀也表态。

这样,以毛泽东为一方,以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总指挥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毛泽东不惜辞职。

“不干就不干!”

“少数服从多数!”

激烈之争,下面也有人硬顶。表决的结果仍是攻打新场之敌。

毛泽东从来不肯在重大问题上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特别当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时候。回到住处,毛泽东辗转反侧,烦躁难眠,他索性起身向周恩来住所走去,他要再次动员周恩来取消进攻命令。

毛泽东刚推开门,周恩来就急着迎上来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二破译敌人电文,说蒋介石飞抵贵阳,坐镇指挥。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新场是个陷阱。立即发电通知各军团停止西进,转头向南猛扑贵阳。”毛泽东因势制变,又献上一计。

“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有关林聂建议的争论,雄辩地证明了他天才的洞察力和高人一筹的判断,极大地提高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威和当机立断的信心。

正当蒋介石坐镇贵阳,喜孜孜地看着肥羊入陷阱的时候,红军主力直逼贵阳,吓得他连连急电防守金沙江的滇军孙渡“兼程猛进,万勿延误”,赶来贵阳“保驾”。毛泽东将军抽车,一着妙棋,终于诱使蒋介石让出了金沙江,敞开了红军西进的大门。

担任佯攻贵阳任务的,就是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林彪的任务是尽量逼近贵阳,使蒋介石相信红军此战目的就是“攻城擒王”。林彪及红一军团顺利完成了这一任务。随后,军委电告林彪、聂荣臻,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金沙江龙街渡口过江,否则有被敌人隔断的危险。

龙街渡口滩险湍急,两岸山高崖陡。李聚奎指挥红一师折腾了两天还没有进展,桥始终架不起来。第3天,林彪打来电话,李聚奎报告了架桥情况。

“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告诉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林彪问。

李聚奎本来就为这事伤脑筋,一听林彪发问,更着急了:“要是干脆回答,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

林彪听罢,顿时火冒三丈,紧训慢骂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又问:“你说,为什么桥架不起来?”

李聚奎听口气有所缓和,便将龙街渡的水文地理情况作了汇报。林彪这才说:“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不一会儿,军团司令部电告李聚奎:“桥不要架了,部队吃饭后休息两个小时,然后出发到绞平渡,在那里渡江。”李聚奎率领一师跟随林聂首长又挥师北上,沿着羊肠小道和乱石滩,一夜急行军六十公里,赶到绞平渡。先期渡江的毛泽东站在渡口北岸的一个崖洞口,等待红一军团。看见林彪、聂荣臻两人走了过来,毛泽东的焦虑之情顿时冰释,眉开眼笑。他高兴地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

1935年5月上旬,红军攻占会理县城。部队在会理附近休整几天。在此期间,在红军高级领导层中泛起了一股波澜,流传说毛泽东指挥红军不行,要求撤换领导。凯丰甚至指着毛泽东的鼻子嘲讽他:“你懂什么军事?至多读了几遍《孙子兵法》!”林彪也是要求撤换毛泽东领导权中的一个。

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虽然忠实地执行了军委命令,但他对毛泽东朝令夕变的指挥作  风十分不满,对翻来覆去走路的行军方式尤为恼火。行军途中,他对聂荣臻抱怨道:“尽走弓背!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聂荣臻和林彪共事有一条原则:大事不含糊,小事装糊涂。只要涉及到原则问题,宽厚随和的政委立即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他对林彪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如何出得去?”

林彪看聂荣臻不同意他的观点,在会理休整期间,便给彭德怀打电话:“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当。”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林彪有些气馁,他苦笑了一下,对聂荣臻、左权和朱瑞说:“彭德怀真倔。”

聂荣臻没想到林彪胆子这么大,竟擅自煽动撤换中央领导。他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这位二十九岁的军团长:“你不要乱来。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

林彪清楚这话的份量。在红一军团中,政委和军团长的威望一样高,从某种程度上讲,师团级干部和政委在感情上更亲近一些。林彪固然不敢擅动部队,但也没有就此罢休。几天后,他写了一封给中央三人指挥小组的信,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指挥作战,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很明显,这封信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毛泽东下台。林彪把信交给聂荣臻看后,请他签名。

聂荣臻看完信,拒绝签名。他十分严肃诚恳地对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这个态度是很错误的,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我不能签这个名,我也坚决反对你签名上送这封信。”

“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林彪没把聂荣臻的劝告记在心里,他最终还是发出了这封信件。

接到林彪的信件,阅毕全文,毛泽东吃了一惊,但很快便镇定下来。他又一次宽恕了林彪。毛泽东断定这封信是林彪的语言、彭德怀的思想,认为林彪是在比他年长八岁的彭德怀煽动下写成这封信的。

于是,5月12日,毛泽东在会理城外一个铁匠铺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彭德怀对中央“不满”的错误。彭德怀对这飞来之祸采取了不抗辩、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他当时不会想到,毛泽东对此事却是耿耿于怀,在以后的二十四年之中讲了四次,并在庐山会议上成了罪状之一。

林彪对此却缄口不语,俨然是一个受害者。毛泽东批评林彪的口气并没有批评彭德怀那么严厉。他对林彪说:

“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毋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的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了。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作,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个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林彪闷坐在条凳上,斜瞄了毛泽东一眼,“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在毛泽东面前,林彪的确是个娃娃!

1935年5月,在国民党围追堵截我中央红军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凭藉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胆略,接连下了几着险棋,把长征史诗般地推向高峰。

出会理,过彝族区,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泸沽越小相岭,经越西,到大树堡,渡大渡河可直抵成都,这是一条大路;另一条是从泸沽,经冕宁,过拖乌,到安顺场渡过大渡河,这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毛泽东决定走小路,派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为先遣队直奔安顺场。可是,安顺场渡口只有一条小船,最多一次可渡四十人。若如此,全军渡江需半月之久,敌人就极有可能赶至江边,置红军于死地。5月26日,毛泽东、林彪率后续部队来到渡口。经过一番慎重权衡,毛泽东决定迅速北上抢占泸定桥。毛泽东沉重地说:“情况十分危急。抢占泸定桥,这是一个战略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才能渡过大渡河,才能避免石达开全军覆灭的命运,才能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各级军政首长务必重视问题的严重性。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红军兵分两路,林彪率红一军团司令部、二师和五军团沿大渡河西岸赶赴泸定桥,毛泽东随一军团行动,刘伯承、聂荣臻率已经渡河的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前进。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直线距离为一百七十公里。林彪决定派二师四团,即威名远扬的王开湘、杨成武团为全军前卫团,于三天之内夺下泸定桥。

28日清晨5时,四团政委杨成武接到军团通讯员飞马送来的林彪的命令: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29日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

我们预祝你们胜利。

看罢命令,杨成武差一点惊懵了。这意味着两天的路程要作一天赶。杨成武怀疑军团长林彪的命令把日子算错了。但是,“军令如山倒”,不能有一分一秒的拖延。四团立即出发,日夜兼程,终于在29日晨6时以前赶到了泸定桥边。

泸定桥,流水湍急,巨浪拍岸,徒涉和船渡根本不可能。桥头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字:

泸定桥边万重山
高云入峰千里长

大河之上有一座铁索桥,由十三根碗口大的铁索组成。两边各有两根作桥栏,底下并排九根做桥面,铁索上的木板已被敌人抽走,只剩下滑溜溜、光秃秃的几根铁索。四团二十二位突击勇士,手持枪,背挎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黄昏时分,英雄的红四团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随后赶到泸定桥的林彪向红四团表示了祝贺。他决定发给每位参加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一套列宁服、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在当时,这是红军战士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想起来,聂荣臻仍是心有余悸,他说:

如果不是有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呢?

也许历史就要重写或另辟篇章了。飞夺泸定桥的壮举,给红一军团战史增添了一道永不褪色的光彩,战争幸运之神又一次光临了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