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秋，罗荣桓在经营鲁西的同时，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津浦路东的鲁南地区。
所谓鲁南，开始是指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南的山东广大地区。后来，因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把这个大鲁南划分为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区域。这里所说的鲁南，即指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沂河以西、蒙山以南这一块地方。它北倚沂蒙山区，南接徐（州）海（州）平原，是华中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在徐海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控制它可以威胁津浦、陇海纵横两条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一九三八年间，日本侵略军已控制了铁路，侵占了鲁南所有县城，对鲁南山区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在层峦叠嶂的山区内，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和封建地主武装，犬牙交错，各霸一方。
在鲁南也有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叫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创建人有郭子化、张光中和何一萍。
郭子化是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一九三七年他赴延安参加党的苏区和白区代表会议回来后便酝酿建立抗日武装，翌年春发动武装起义并于五月间将沛县、滕县、峰县的起义武装调至峰县集结，从李宗仁领导的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取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番号。由苏鲁边区特委委员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委。总队成立后，曾多次破袭临（城）枣（庄）铁路，袭击日军小分队和辎重队。后来被秦启荣、申宪武等顽军所包围，乃派人到泰莱山区向中共山东省委求援。七月间，省委率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①两个团到鲁南〔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徂徕山起义后组成，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计划建立鲁南根据地，因受各县地主武装包围不能立足而撤回鲁中。九月间，孤单弱小的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只好接受当时对共产党态度尚好的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部直辖四团的番号，困处于枣庄东北的抱犊崮附近的车辋、大炉一带，各方面都受到极大限制。
一九三九年四月，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第五十七军约二万人，受蒋介石之命，由皖北进入鲁中、鲁南，驻扎于沂（山）鲁（山）、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山区。沈鸿烈立即拉拢于学忠，作出了一个“防区划分”的决定。把山东纵队的防区划在泰山、徂徕山以南，津浦路以东，滕县以北，石莱（新泰县西南角）以西的狭小山地，并规定：山东纵队“除胶东、鲁西各支队仍在现地……外，其鲁南及胶济路北各支队应向前定地区集结，限五月十五日以前到达”。显然，沈鸿烈搞这个决定是一个诡计，是企图依靠东北军的力量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并且借以挑拨八路军和东北军的关系。于是，八路军在鲁南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
一九三九年六月，日军二万人“扫荡”鲁中、鲁南。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集总，指出：在日军“扫荡”后，鲁南①〔此处指大鲁南，包括鲁中地区〕局面混乱，省府秦部及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和）肖华（纵队）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应大放县长、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放专员，以争取政权。但是，七月间，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建议，第一一五师指挥位置仍应在鲁西地区。
八月一日，第一纵队又致电第一一五师，要求将第六八六团调往鲁南，于是第六八六团立即由鲁西出发，过南阳湖，首先进入邹县滕县边界，九月初进入抱犊崮山区。八月上旬，师部机关由费县南下，于九月一日到达大炉。陈光、罗荣桓率领少数参谋人员和两个连队仍留在泰西。从此，津浦路以东也有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而且是在平型关打击日寇的老八路。这对日伪和国民党军队都产生了很大震动，沈鸿烈排挤山东纵队的计划也因此而成为泡影。
九月四日，集总致电第一一五师，指出肥城山区甚小，主力应转移到泗（水）费（县）临（沂）地区。此时，第六八六团和师部已到鲁南，需要转移的就是陈光、罗荣桓和他们的随行人员了。
十月间，罗荣桓正准备向鲁南转移时，接到冀鲁豫支队②〔由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组成，当时在豫北和鲁西南（今山东菏泽专区一带）地区活动，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③彭明治发来的电报杨得志等和苏鲁豫支队〔原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一一五师进入鲁南后，编为一一五师苏鲁支队，支队长张光中，政委彭嘉庆〕，说（微山）湖西地区的苏鲁豫区党委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彭的电报说，连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被当作“托匪”抓了起来。主持此事的是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罗荣桓发电报命令他立刻停止捕人杀人，同时将杨得志等的电报转发给山东分局。这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将要路过湖西。郭洪涛考虑到这事与一一五师有关，认为和罗荣桓一起去处理更好些，于是打电报与罗商量。罗荣桓决定亲自去处理。他打电报给原一一五师保卫部长、当时的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朱涤新，要他一起到湖西去。
十月二十六日，罗荣桓赶到大炉与张经武、郭洪涛会合，随即再次打电报通知王凤鸣，所有被押人员一律不得处决，要等他到达湖西后再作处理。然后，抽调了一支警卫部队，把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几乎全部带上，同郭洪涛、张经武等，马不停蹄，星夜奔赴湖西。
湖西地区处于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
抗战一开始，湖西人民就在当地中共组织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①〔总队长是李贞乾、政委是王文彬（后改为郭影秋）〕，后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很大贡献。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改编的苏鲁支队到达湖西，和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四千多敌人对湖西的首次“扫荡”，受到湖西群众热情欢迎。与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合编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共有第一、二、三、四大队和游击七大队及独立大队，曾发展到八千余人。
一九三九年五月间，遵照中共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支队部和第二、三大队及独立大队，支队政委吴法宪率第一大队和第七大队一部，分别进到陇海路以南的津浦路以西、以东地区活动。第四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王凤鸣率领，留在湖西地区活动。苏鲁豫支队的这三支队伍分别处在津浦和陇海两路十字交叉点徐州的西北、西南、东南角（第六八六团则进入徐州的东北角），南联彭雪枫纵队、西接冀鲁豫支队，抗日烽火，熊熊燃烧。
然而，到一九三九年八月间，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的狂风恶浪。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干部达数百人，约三百人被无辜杀害。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三十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在中国，陈独秀等人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成立托派“中央”，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托派组织即发生了分化。抗战期间，托派并无统一的组织。在共产党内部更不曾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的系统完整的托派组织。可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一九三八年一月，康生抛出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为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一九三八年八月，他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波及全党。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受到的影响是把“托派”这个词当成“汉奸”，或者如同十年内战时期的“AB团”、“改组派”那样来理解。
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一九三九年八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名单。
王须仁搞“肃托”，得到当时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依据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
“肃托”象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到区党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关押。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被害。二王肆无忌惮地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报告，而且还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该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将他们逮捕后送到湖西去交他们处理。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不久杨得志率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提意见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王凤鸣置若罔闻。而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的意见后，表示同意，也向王凤鸣提出意见。王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敌人有密切联系，也是“托匪”，突然把梁也抓起来了。此例一开，四大队的营连干部，也一个一个被投进监狱，他们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不同意逮捕梁兴初。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彭无力扭转王造成的险恶局面，只得发报向罗荣桓、陈光反映。
罗荣桓制止乱抓乱杀的电报很快到了湖西。王凤鸣慌了手脚。他一面不得不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准备罗荣桓的到来；一面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造成的既成事实。
被关押的干部有的很快认识到这是一起大冤案。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副支队长李发原是红二十五军干部，内战时期见识过“肃反”扩大化。他不愿坐以待毙，设法逃出了虎口，向山东分局作了报告。区党委巡视团主任张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了回来。一些逃脱不掉的干部也干方百计向上级报告情况。被关押的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等，在一个纸烟盒子的背面，给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湖西肃托的情况。然后把这封信交给同监一个小贩，托他释放后交给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再转到分局和师部。罗荣桓赶到湖东时，收到了这一封信。
“肃托”在继续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后也被投进了牢房。牢房设在一座地主宅院的几间阴暗潮湿的下房内，里面关了许多重要人员，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有湖西人民抗日武装最早的领导人李贞乾、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他们的许多战友已惨遭杀害，而他们的生命也已朝不保夕。可这位侦察科长却带来了好消息，他告诉大家：
“罗政委要来了！”
阴暗的牢房里立刻活跃起来。“有救了，有救了！”人们还不敢欢呼雀跃，只能交换着欣喜的目光。白天，大家都把目光转向窗户，盼望着看到罗政委的身影；夜晚，大家都侧耳倾听，想听出罗政委来到的马蹄声。人们都在默默念叨：罗政委，你快来吧！
这时，罗荣桓一行正马不停蹄地赶路。他亲自听取侦察员报告，了解敌情，决定行军路线，采取一切措施，提高行军速度。他们在滕县与薛城之间迅速穿过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东岸，第四大队的第二营营长江燮元率领部队过湖来迎接罗荣桓。罗荣桓问江燮元：
“你怎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会是托派呢？”江燮元不解地回答。
罗荣桓说：“许多人都不是托派，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来了？”
一句话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罗荣桓叮嘱说：“你们暂时留在湖东吧，不要回去了。王凤鸣也会把你们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情。”
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便直奔单县。到达第四大队驻地附近住进一个小村子里，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并把所带的干部分为两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件真相。
在村子里，罗荣桓看到街道上到处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罗荣桓看了王凤鸣编造的谎言，愤愤地说：“把党组织都搞垮了，大批党员干部被杀掉了，弄得群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要搞成什么样子！”按照事先的安排，郭洪涛与区党委书记谈，罗荣桓和王凤鸣谈。
王凤鸣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政委紧皱双眉，从眼镜后面狠狠地盯着他。他敬了个军礼便赶紧低下脑袋。他手里拿着一叠事先赶出来的材料。假的便是假的，他的汇报漏洞百出。平时非常耐心，总是让人把话说完的罗荣桓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断他的话，单刀直入地问道：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强词夺理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王凤鸣一举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罗荣桓严肃起来，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
“你打人了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这一连串的问题，好象是连珠炮，王凤鸣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次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厉声责问道：
“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
在罗荣桓义正辞严的谴责声中，专横跋扈的王凤鸣，此刻就象断了脊梁一样瘫在椅子上了。
原先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党委书记经过郭洪涛谈话也悔恨自己铸成大错。罗荣桓同他谈话时说：“你们应当分析一下嘛！区党委的同志，象王文彬同志，我听六支队的段君毅同志说，他是参加过‘十二九’运动的，曾经当过北平学联的宣传部长，他和张如等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们是托派，能这样干吗？”
这时，在“牢房”中的犯人，从窗户看到一些过去未见过的干部，都估计：可能罗政委已经到了。大家为很快就要被解救而欢欣鼓舞。然而，住在单人牢房中的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并不知道罗荣桓的来到。前几天审讯时，审讯者拿着一张纸在郭面前摇晃，说这是山东分局来的电报，电报里说，郭子化①已经交代自己是托派了〔 郭子化（一八九六-一九七五），当时任山东分局统战部长，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而且供出你是托派。郭影秋只好说：“我是由郭子化介绍入党的。既然他是托派，那我只好承认我也是。”郭影秋被押回来后，越想越不对头，又翻了供，于是被关进了单人牢房。就在罗荣桓到达湖西的这一天上午，王须仁再次提审郭影秋，因取不到口供，当着郭的面把另一名“犯人”民运干事陈景文打死，并气急败坏地威胁郭说：“如果再不承认，就将和陈景文同样下场！”
当时，郭影秋并不知道，这是王须仁的垂死挣扎，更不知道这也正是罗荣桓即将来解救他们之时。
过了几个小时，郭影秋被带到一个四合院的西屋内。他抬头一看，对面桌后坐着几个人都不认识。
中间坐着的那人招呼郭坐下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郭影秋。”
“你认为肃托怎么样？”
“我认为肃托是正确的，可我是被冤枉了。”他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只能这样回答。
“是谁冤枉了你？”
“是郭子化。”
“郭子化怎么会冤枉你呢？”
“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承认自己是托匪，而且还供出我也是托匪。可是，我不是……”
“郭子化自首，还供出了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审讯我的人说是分局来了电报。”
“岂有此理！”中间那人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说：“郭影秋同志，我不是来审讯的。分局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郭子化同志也从来没有自首过，这完全是捏造！”他走到郭影秋面前自我介绍说：
“我是罗荣桓。”他又指指身旁的两位干部说：“这位是张经武同志，这位是郭洪涛同志。郭子化同志也来了，你停一会就会看到他。”
罗荣桓命令立即释放郭影秋。郭影秋一听，泪落如雨，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郭影秋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四小时，我和李贞乾、郝中士、梁兴初几位同志，也被拉出去枪毙了。罗荣桓同志到了湖西之后，所谓‘肃托’斗争才被制止。”
经过同郭影秋这次谈话，罗荣桓和郭洪涛、张经武一致认为，已经没有必要逐一甄别了。罗荣桓决定快刀斩乱麻，无条件释放一切被关押的同志，让他们返回原岗位，恢复工作。
接着，罗荣桓等又去看望被囚禁的梁兴初、李贞乾。
衣衫褴楼、累累伤痕的梁兴初，看到罗政委走进牢房，立即扑上前去，紧紧抓住罗荣桓的双手，泣不成声地说：
“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仔细察看他的刑伤，愤慨地说：“这简直是犯罪！”他向梁问了一些情况，勉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罗荣桓等又去看望李贞乾。他是受刑最重的一个，受刑后一直卧在地铺上。罗荣桓进去时，他挣扎着要坐起来，罗荣桓赶紧迎上前去，随行人员介绍说：“这就是罗政委！”李贞乾没有见过罗荣桓，目光中还有一丝疑虑。罗荣桓立即安慰他说：“李贞乾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是一位好同志。为了开辟湖西根据地，你和区党委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党是知道的。”李贞乾听着暖人肺腑的话语，热泪夺眶而出。罗荣桓随即派人将李贞乾转送卫生队，并再三嘱咐，细心护理，精心治疗。
几百名“囚犯”一下子自由了，好象春潮冲破冰封，仿佛黑夜突见光明，人们很难掩饰激动的心情。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罗荣桓亲切地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向你们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人们再也抑制不住了，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激动的哭声。这哭声发自对党的感激，对死者的哀痛，对刽子手的愤恨。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他激动地说：
“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损失！”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他要求受冤屈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帮助党把问题搞清楚。
“肃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指战员得到解救，可罗荣桓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时，遇到了在第四大队一营当组织干事的陈忠梅。陈是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曾在罗荣桓领导的第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如果在别的时间，别的场合，罗荣桓见到他一定会亲热地谈一会。可是此时此刻，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一见到陈忠梅就很严肃地说：“小鬼呀，你还记得打AB团的教训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种错误呀！”
但是，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罗荣桓一直在思索着这个比释放几百名同志更难解决的问题。罗荣桓一到湖西，就注意到王须仁这个人。他整天弓着腰，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满是络腮胡子的脸上，加上一副眼镜挡在前面，很难看清他那诡秘的眼神。罗荣桓来了以后，王须仁很少抛头露面，话也不多，似乎并无多大本事。可是郭影秋、郝中士等都揭露了王须仁的大量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罗荣桓初步了解了情况后，便很尖锐地向区党委书记指出：“现在可能是这种情况：好人牺牲了，坏人却逍遥法外。”
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据说抗战前，他在北京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和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了山东，先在韩复榘部队和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政委王文彬感到他来历不明，没让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罗荣桓决定解除王须仁的职务交保卫部进一步审查。不久，王畏罪自杀。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第六八六团当团长。一九四○年十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一一五师干部的配备问题给集总和中央的一份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一九四一年二月，中央决定判处王凤鸣徒刑。文件辗转传到山东，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到师部，向他宣布开除其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罗荣桓打算随后把王送到延安，再宣布对其执行徒刑。王凤鸣自知罪恶深重，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罗荣桓立即以陈、罗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①王逃走的第二天〔据当时在一一五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同志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时，又就此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罗荣桓的自我批评说明了他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罗荣桓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里估计，尊重干部革命的自觉性。但是，碰到王凤鸣这种坏人，就不免要产生失误了。有了过失，他就检讨。他这种光明磊落的品德，给大家以深刻的教育。
王凤鸣所在的四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他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
“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罗荣桓经报请上级批准后，决定让吴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由朱涤新接任了支队政治委员。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日形势逐步好转。在湖西被罗荣桓营救的干部，后来许多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罗荣桓处理湖西事件的历史功绩，永远铭记在千万湖西人民心中。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经常以此为鉴教育干部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在第一一五师机关和部队中，再未发生类似事件。
但是，在康生的影响下，山东有些地区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仍然发生了错误的“肃托”事件，杀了不少人。罗荣桓在他影响所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干预，又挽救了不少干部的生命。
一九四○年，鲁南的第三地委曾开了一个七十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单，并在费县抓了二人。当时驻鲁南地区的罗荣桓发现后，立即对地委负责人说：“这个名单有没有根据呀？这是很严肃的事，不能盲目的搞。”根据罗荣桓的意见，鲁南的“肃托”很快停止了。
一九四一年，第一一五师师部进驻滨海区。一天，罗荣桓听说山纵第二旅奉命在搞“肃托”，抓了几十个人。他立即对旅长孙继先、政委江华说：“此事应当慎重。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要赶快把被捕的人放掉。”孙、江按罗荣桓的指示立即将被捕的七十二人全部释放，在山纵第二旅未造成严重后果。
山东的“肃托”，直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刘少奇来到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制止。
为了避免重犯湖西事件的错误，罗荣桓总结了湖西事件的教训，在一九四○年四月下旬召开的一一五师鲁南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错误的锄奸方法给了我们很大的损失，只是用简单的审讯拷打，轻信口供，造成锄奸工作的神秘化。结果是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脱离群众，使同情者失望。
从抓AB团到“肃托”，在党的历史上曾多次程度和范围不同地发生过“肃反”方面的“左”的错误。对于这种“左”的错误，罗荣桓每一次都给予抵制，以尽力减轻其对党对干部的伤害。罗荣桓逝世后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地总结了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使全党对这种“左”的错误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这时，人们再回过头来看罗荣桓，便更加感到他在坚决抵制肃反中“左”的错误时，无所畏惧地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