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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章 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到了香港,杨石魂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把周恩来安置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治玻一天,叶挺和聂荣臻化装成老百姓,到省委机关接头。省委机关的人见他们衣衫褴褛,不晓得是什么人,而他们又忘记向杨石魂问接头的暗号。接头不成,只好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便去买衣服等物品。聂荣臻身上分文不名,叶挺带了很多百元一张的港币。两人穿着破烂而手持大票,店伙计不信,说是假票,叶挺一听便生气,把一张百元大票扯了,又拿出一张。聂荣臻怕引起怀疑,拉着叶挺走开,说道:“老总啊,你这个态度不好,人家一看你这样大方, 100块钱随便扯了,是会引起怀疑的。”

他们又换了个店铺买了衣服。不久与省委接上了头。过了半个月,中央通知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1月初,聂、叶送周恩来从九龙深水埠乘船赴沪。

聂荣臻随即分配到广东省委军委,负责省委军委的日常工作。军委成员还有黄锦辉、杨剑英。军委书记由张太雷兼任。

对于广州起义,在省委讨论时,聂荣臻持不同意见。他说:“总的说,南昌起义刚失败,没有配合的余地,另外一方面,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解散,革命已经进入低潮。”他不同意搞这次起义,一再表明自己的观点。

聂荣臻的意见是正确的。“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事变,革命力量遭到摧残。在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大部被迫回到香港,主要工会多数变成了黄色工会,共产党能领导的仅有印刷工会、汽车司机和人力车工会等少数几个,广州附近仅有少数农民赤卫队。主要力量是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敌人则相当强大:李济深、张发奎、黄绍竑、薛岳、李福林等几个军就在广州附近;粤、桂两派军阀虽然正在为争夺广东地盘而厮杀,但一旦起义,他们就会掉过头来,联合对付起义军。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起义不可能成功。

但起义是中央决定的,不能改变。省委和省军委的成员陆续到广州集中。

对于起义的具体部署,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不懂军事,完全依靠第三国际顾问诺伊曼。诺伊曼是德国人,作为国际代表来指导这次起义。他也不懂军事,提出广州起义应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先发动工人罢工,上街游行,然后发展成暴动。

聂荣臻等人一再和诺伊曼争论,说明中国的情况与当年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照搬。发动起义的时间,诺伊曼主张白天搞,聂荣臻等人建议夜间搞突然袭击。对这个正确的意见,诺伊曼听不进去。领导这次起义的一些省委领导人,勇敢、热情,但缺乏军事知识,诺伊曼等人说了算。因此,在起义的部署、作战指挥方面,一开始就有许多错误。

起义的日期决定在12月12日。聂荣臻的主要任务是同各方面进行联络,了解情况,筹划军火。他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间房子,由杨剑英留守,作为军委的联络点。

起义前夕,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运手榴弹的行动暴露了。起义用的手榴弹是在乡下制造的,分散运往城里,储存在大北街一家米店。运送中被敌人岗哨发觉,米店跟着暴露。

这使敌人警觉起来。张发奎急令黄琪翔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还下令调另一部分军队向广州集中。12月10日,张发奎宣布特别戒严令,准备立即缴教导团的枪械。

面对这种情况,起义指挥部不得不迅速决定,起义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因为时间仓促,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匆忙从香港赶到广州,没有参加讨论。12月11日凌晨,教导团首先行动。他们处决了反动派派来的代理团长朱勉芳,又与工人赤卫队联合,分路向重要据点进攻。至当日中午,广州市珠江以北的公安局、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全部被起义军占领,未占领的仅剩四军军部、四军军械处、李济深公馆和检察院。

起义军占领公安局后,指挥部设在公安局。在起义的两天中,聂荣臻一直在总指挥部。总指挥部设在原公安局局长朱晖日的办公室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也经常在这里。

枪声稀疏,夜晚来临。聂荣臻和叶挺在指挥部的小楼上商量次日的战斗部署。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必须迅速确定。他们商讨过后,催促起义领导人立即开会。当天子夜时,起义领导人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叶挺分析说: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最好不要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聂荣臻发言,完全同意叶挺的意见。但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还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你这是想去当土匪!”把叶挺的正确主张顶了回去。叶挺在两次起义中都独具慧眼。聂荣臻很钦佩叶挺军事上的真知灼见。他也认为,眼下,起义军只有转到农村地区才能保存实力,避免重大牺牲。张太雷等人还是听诺伊曼的意见,下令固守阵地,向尚未攻占的据点进攻,并召开工农兵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这个决定,为广州起义,连同张太雷本身,都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

凌晨两点,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执意要肃清几处敌军占据的地方。

这一天,情况诚如叶、聂所预料的那样迅速恶化:一早,在珠江南岸的李福林第五军在帝国主义军舰炮火支援下渡过珠江,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推进,起义军虽然奋勇反击,但终因实力过于悬殊,只好步步退却。

11日中午,聂荣臻听到观音山方向枪声大作,出门一看,见有许多敌人占领了观音山,正居高临下,向指挥部方向袭来。守卫观音山的是特务团的1个营和部分工人赤卫队,他们正边退边抵抗,形势危急。聂荣臻深知保卫指挥部的重要性,于是动员在指挥部的所有人员,用米袋构筑掩体,进行抵抗。尽管此时起义军的大部分成员从起义开始后,一直没有吃饭,而工事却是用大米袋构筑的,可见起义计划不周的程度。凭借掩体,聂荣臻与一位黄埔军校的朝鲜籍学生守着一挺机枪,拼命向敌人射击。那位朝鲜学生是个机枪射手,打得很英勇。所有在场的起义军也都奋勇射击,敌人一批批应声倒地,渐渐不支,抱头向观音山退却。不大工夫,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一部赶到,发起反击,重又夺回了观音山这个市区的制高点。聂荣臻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这样的危急情况下,12日中午,起义军领导机关竟在西瓜园召开宣布苏维埃成立的大会,到会的人数寥寥。张太雷主持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他返回总部不久,听说敌人向指挥部扑来,率部分起义军赴北大门增援,途中被敌人的冷枪打成重伤后不幸牺牲。他的牺牲,使整个起义失去了领导核心。

12日黄昏,聂荣臻和叶挺登上财政厅大楼,从这里可以俯瞰广州城。他们纵目瞭望,珠江被夕阳斜晖染得血一样红,空中的淡淡硝烟映着残照。他们的目光落到了广州城制高点观音山上。那是至关重要的阵地,它控制着大半个广州。观音山自清晨就开始了反复的争夺战。敌人拼命进攻,黄昏前重又夺取了观音山。现在,敌人正从山上向山下运动,眼看着阵地要全部丢失。

聂荣臻问:“怎么办?”叶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敌人,没有吭声。

显然,诺伊曼严重地挫伤了他。倘若按他昨夜提出的意见部署,不可能出现眼下这种局面。

沉默之后,聂荣臻说:“现在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必须马上撤退,否则起义军就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我们去公安局处置一下这个问题。”

叶挺没有表示反对。从这次分手以后,聂荣臻就再也没有能见到这位老战友。

1946年4月8日,叶挺在黑茶山遇难,结束了他既坎坷又英烈的一生。

噩耗传来,聂荣臻悲痛万分。4月17日的《晋察冀日报》报道:在张家口公祭“四·八”烈士的大会上,聂荣臻对战友之死,悲痛之极,当他以低哑的嗓音对着大家讲话时,泪水不可抑制地向下掉。这正是他在悼叶挺将军的一副哀挽中所说的,“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这里所说的哀挽是一副长联,情深意切,感人至深。聂荣臻在长联中高度评价了叶挺英雄的一生和他们之间的感情。

五十岁崎岖世路,献身革命,尽瘁斯民,海内瀛寰,同钦气节,两次从征凡七载,流亡异域,苦经十度春秋,反动阴谋空画饼,纵几处羁囚,壮怀尤烈,方期延水堤边,宏抒国是,天丧巨才无可赎,旷古艰难遗后死!

二十年忧患旧交,同学苏京,并肩北伐,南昌广州,共举义旗,一朝分手隔重洋,抗日军兴,血战大江南北,茂林惨变痛陷身,喜今番出狱,久别再逢,孰意黑茶山上,飞殒长星,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

聂荣臻回到总指挥部,迎头遇到恽代英、陈郁。聂荣臻对他们说:“形势不对啊!我们要撤退。你们先走。我来下命令撤退!”

聂荣臻勇敢地担起组织撤退的重任。他和黄锦辉研究确定,黄锦辉懂广东话,去通知工人赤卫队,他去通知教导团,向花县方向撤退。

叶剑英领导教导团,聂荣臻没能找到叶,找到了团长李云鹏。他对李云鹏说:“形势不好,马上集合,撤退!”教导团训练有素,在黄昏后便撤离广州, 1200人按建制向花县移动。他们与跟着退到花县的零星人员编成1个师开往海陆丰。

可是,要使工人赤卫队撤出战斗就不那么容易了。工人赤卫队分散在各区作战,难以通知,更难集结。他们没有教导团那种军事素质,在与敌人巷战中,受到很大损失。到13日还在响着他们抵抗的枪声。

为了掩护撤退,总指挥部一直坚持到最后才转移。守卫总指挥部的卫队是有功绩的。这个卫队是崔庸健(后来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委员长)领导的,一部分是黄埔军校的朝鲜学员,一部分是中山大学的朝鲜学生。他们仍用米袋子做成工事,在里面架起机枪。前面是一条横街,过街是民房,敌人很容易接近。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冲锋。在最紧张的时刻,聂荣臻钻进工事,和朝鲜同志一起战斗,吸引了敌人,掩护了起义军主力撤退。

中国人民革命的旗帜上,染上了朝鲜同志的鲜血。

广州起义失败了!

聂荣臻没有走。他隐蔽在自己的住所里。

广州城血雨腥风,敌人哨卡林立,遇到操外地口音的人稍不顺眼就杀掉。

被屠杀的起义志士、群众达5700多人。

聂荣臻机警而遇事不慌。他的四川口音很重,一张口就会暴露。12日夜间,他回住所时,曾被搜身,就是不讲话。商团将他随身带的钢笔等物都抢走了。他回到租用的房屋外边,也不敢叫门,因为半夜叫门会引起怀疑,就在门外直等到天亮才上楼。3天后,看看情况松了一点,他才搭船赴香港。

到香港以后,聂荣臻仍在广东省军委工作,收容并妥善安置了一批来港同志,组织东江的游击战争和派人到张发奎部队做兵运工作,指导两广各地的军事斗争和训练干部。

12月下旬,省委叫聂荣臻去韶关地区通知朱德: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不要向广州靠拢。此时,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几经辗转,驻在韶关,原定是要参加广州起义的。聂荣臻赶到韶关时,朱德已率部转移。他在后面追了几个小时,没有赶上。后来,聂荣臻回到香港,向省委做了汇报。

中共广东省委1928年1月中旬在香港召开会议,对广州起义进行了全面检讨。会议由中央代表李立三主持。他指责省委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错误,决定处分大批干部。聂荣臻和大多数参加领导广州起义的干部对此都极为反感。

3月中旬,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到香港,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中的错误做法。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了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对有错误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周恩来对广州起义正确的善后处理,解决了广东省委内部的争论。

起义失败后,叶剑英也到了香港,对于如何发挥教导团这支力量的作用问题,聂荣臻与叶剑英曾进行过商讨,都认为这1200多人全部训练有素,不应这里敲一下、那里敲一下,把他们当士兵用,应该把教导团这支力量向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部队靠拢,支援井冈山的斗争。他们提出了建议,但是李立三和一些省委委员不同意。教导团在东江和海陆丰的斗争中遭到很大的牺牲。后来,聂荣臻到中央苏区,见到毛泽东,怀着十分惋惜的心情谈起这支部队,谈起当时的建议,毛泽东听后觉得有道理,说:“真是太可惜了,那时我们正缺少基层干部,写信向中央要,中央也派不出人来,如果这一千多人能到井冈山来,那可解决大问题了。”①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聂荣臻传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