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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章 在中央特科


1930年5月,聂荣臻开始了中央特科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敌人控制下的上海。敌人一直利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叛徒告密,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党的各级组织。党的重要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向警予等人先后被捕牺牲。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特科。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简称“特科”。它是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保卫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特科工作的决策人是周恩来,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

顾顺章虽然是工人出身,但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很重,而在特科,出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生活日益腐化。这样一个人做特科工作,政治上太弱,中央怕他堕落,要聂荣臻去加强特科的政治领导。不过,对顾顺章实施政治影响是很困难的,他不听那一套,他又是负责日常工作的。

他叫聂荣臻负责搞行动,意思是看你这个知识分子行不行,敢不敢杀叛徒、特务。做具体领导工作的,还有陈赓、李强等人。陈赓负责情报工作,李强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

中央的地下无线电台就是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加强了中央对苏区工作的指导,使红军能及时了解敌情,迅速调动。

搞行动,最基本的工作是审讯和处置叛徒、特务。后者好办,前者很困难。蒋介石捕杀共产党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依靠叛徒。叛徒熟悉内情,认识党的重要领导人,了解党的行动规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为了完成这一工作,聂荣臻仍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化名李先生,经常凌晨外出,深夜方归,甘冒各种危险。

张瑞华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那时搞特科,是我没有生孩子以前。他天天像夜猫子一样,一清早5点钟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12点钟,一两点钟,甚至有时到3点钟才回来。我5点钟就要搞好吃的,吃得很简单。他走了,我在家,还担任着机要交通的任务。他晚上两点左右回来了,我不能睡,晚上总是听着,听着,有声音没有,他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他的皮鞋声与别人的不同。我就悄悄地在门里边等,等着脚步声音停了,按约定轻轻敲几下,知道是他,就开门让他进来。”

捕捉和审讯特务、叛徒,是件很危险的工作。敌人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叛徒很不容易,自然要努力保护。要处决一个叛徒必须证据确凿,使其无从抵赖,如果稍一疏忽,不仅抓不到叛徒,而且自身就有牺牲的可能。聂荣臻对张瑞华说:“如果到黎明我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由于持续地高度紧张,张瑞华得了神经官能症,这个病症一直伴随她到晚年。

特科在反对白色恐怖、保卫中共中央的工作中是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一直做到英租界管情报的组织里。凡是要危害共产党的事情,打入敌人情报组织里的人就先发现了,转告中央,赶快采取对策。这样,党组织一次次地避免了危险。

1930年4月至10月,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投入总乒力达100万以上。他们的后方空虚起来,这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恶性发展。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7月13日,李立三在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南京组织士兵暴动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紧接着组织武汉暴动,以争取武汉为中心的附近几省的首先胜利。

李立三叫聂荣臻去组织镇江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与攻打长沙、南昌的红军会师武汉;叫刘伯承到武汉策划起义,以迎接各路大军在武汉会师。李立三还要求各地红军向大中城市发动进攻。于是,刘伯承去武汉,聂荣臻到镇江。

聂荣臻带了两个人,一个叫伍云甫,一个叫涂作潮,是搞无线电的,拟打下镇江后用无线电与中央联系。

他们到镇江分别住下后,聂荣臻找到镇江市委书记,了解镇江情况。那位书记说,他们能够控制的力量,一是镇江兵营里有一点人,还有镇江附近的一小股民间武装。这就是镇江起义攻打南京的基矗聂荣臻马上意识到根本没有条件,起义不能搞。

而这位市委书记,已被敌人盯上了。聂荣臻在旅馆和他谈过话后,上街买了一张地图,想研究一下南京地区的地形,又在街上逛了一会儿。当他回到旅馆,看到他住的房间里有两个陌生人,职业上的警觉使他明白出事了,立即转身走开。

他徘徊在街头,决心取消这次起义。天黑了,总要有个安身之所。他走进一家澡堂。镇江的澡堂是彻夜开放的,这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他在这家澡塘洗两个钟头,在竹床上躺一会儿,已经是半夜了,又换一家澡堂,再跳入浴池,总算挨到了天明才走出澡堂。外面细雨蒙蒙,他看看街上有行人了,便雇了一辆人力车,直奔火车站。

回到上海,很快就看到报上登出镇江市委被敌人破获的消息。他回想起昨日回旅馆看到的情形,感到真是万幸。他只要一步迈进那个房间,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回到上海,知道同去镇江的伍云甫和涂作潮俩人没有回来,他又返回镇江。好在事前有准备,很顺利地把他们接回上海。

他向李立三汇报了事情经过,说明镇江根本不具备起义的条件。李立三还不相信,叫顾顺章派人去镇江核实,得知市委机关确遭破坏,市委书记被捕,此事才算了结。

去武汉发动起义的刘伯承同样没有搞成,也相继返回。与刘伯承一起去武汉的刘云却牺牲了。聂荣臻八旬高龄时谈及此事还不无愤慨地说:“李立三那个盲动主义,简直是坐在家里想的,根本不去考虑条件,主客观的条件。

你不能这样嘛。”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聂荣臻列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向忠发做了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做了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问题报告。周恩来的报告全面地分析了形势,批判了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做了政治讨论的结论。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离开了领导岗位,取消了全国总暴动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聂荣臻对这些都是深表赞同的。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聂荣臻传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