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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章 “杨余傅”事件与“华北山头主义”的“黑后台”

1967年12月5日至1968年1月29日,聂荣臻因心脏病在医院住了54天。3月8日在西山住处,心脏病又一次严重发作,持续了60多个小时,不得不绝对卧床治疗。

聂荣臻卧病期间,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了一起篡夺军权的阴谋活动。3月22日,他们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是宣布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二是宣布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宣布这两个命令以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已经被拘留监禁。

军队中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几位军委副主席却被蒙在鼓里,事前毫无所知。

3月24日晚,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干部大会。林彪在会上说:“杨、余、傅”有个人野心,互相勾结,阴谋篡权,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林彪还特意说明杨成武是晋察冀的,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言外之意,是指杨成武在搞晋察冀的山头主义。康生在讲话中更露骨地说,“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聂荣臻。

聂荣臻因心脏病身体刚恢复,在医生的劝阻下请假,没有参加这次大会。

第二天上午,叶剑英散步来到聂荣臻的住处,把前一天晚上开会的经过说了一遍。随后,叶剑英激动地说:“他们太不像话,不仅这样的大事我们事前不知道,而且在这次会议的座位安排上,他们也耍了花招。富春、先念、陈老总、向前等,我们虽然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座,一律坐在台下。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台上。他们的用意不是十分明显吗?!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向我们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暗示群众,台下的这些政治局委员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下一步要揪什么黑后台,我们这些人当然又是揪斗的对象罗。”叶剑英停了停,反而轻松地笑着说:“揪就揪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欲加之罪,难道还少吗!”

聂荣臻仔细听着叶剑英叙述的经过,陷入了沉思。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历史上杨成武长期是他的老部下。最后,他也坦然他说:“揪就揪吧,反正我不是什么黑后台。”

林彪、江青一手制造的“杨、余、傅事件”,目的显而易见。他们给“杨、余、傅”定的罪状是:1.杨成武同余立金、傅崇碧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谢富治,篡夺空军和北京市的领导权;2.杨成武曾3次下令让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3.余立金是叛徒。仅凭这三大罪状,足以把这三个人打倒。林彪、江青一伙就是要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的老干部,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把军队的大权全部转移到他们的亲信手里。果然没过多久,社会上便刮起了一股揪“杨、余、傅”黑后台的邪风,矛头直接指向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人。从4月1日起,给聂荣臻的许多重要文电停发了。聂荣臻知道后,坦然地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社会上揪“黑后台”的邪风越刮越猛,在极度压抑的心情中渡过了两个星期的聂荣臻,于4月7日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

三天之后,周恩来让秘书打来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月6日和16日,聂荣臻先是在电话上,随后又到林彪家里,当面质问叶群、林彪:“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黑后台是谁?”答复是含糊其词的。叶群说:黑后台“并没有点名嘛,将来轰倒谁,就是谁”。林彪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荣臻听后感到十分可笑,难道这也成为打倒一个人的理由!把睢⒂唷⒏凳录逼椒春螅党绫逃幸淮卫纯赐羧僬椋阅羧僬樗担涸缭?月22日,他就被非法拘押了,当他扒着铁窗,看到对面墙上有条标语,写着:“打倒杨余傅!”心里还在纳闷,“杨余傅”是个什么人呢?聂荣臻听了哈哈大笑。

这些都充分说明林彪、江青一伙制造的所谓“杨、余、傅事件”,是莫须有的无稽之谈。

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讲话中,把“华北山头主义”作为打倒“杨、余、傅”的主要罪状。于是,北京军区成了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发源地,先后三次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持续时间长达7年之久。1968年4月4日至14日,在林彪的指令下,中共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人参加了大会。他们强令会议“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把山头主义批透”。4月9日,政治局接见华北某军、师以上干部时,黄永胜说:“反对刘某某,也就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林彪、江青则异口同声说,这样做“很危险”。为“华北山头”罗织了新的罪状。北京军区被改组。司令员郑维山首当其冲遭到批斗,军区大多数领导干部被打倒。仅军区司令部被点名批判的人就达119人之多。从参谋长到保密员,多在点名批判之列。二级部长被点名的占在职人数的60%以上。至此,北京军区党委、机关和部队被分裂成为“华北山头”的和受“华北山头”排斥、迫害的两大阵营,株连了大批干部,造成人人自危、谈“山”色变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党内、军内的团结,破坏了部队的建设。

1971年1月3日,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公然讲道:“从聂荣臻开始,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你郑维山,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他们“都出在华北,是坏人当道”。她在讲话中还诬蔑聂荣臻“从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江青的讲话再一次掀起了反对“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一伙又把北京军区与林彪挂上了钩,说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因此,他们借“批林整风”运动,在北京军区多次开展了“捣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这样就把“山头”的性质升格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窝子”,形成了反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第三次高潮。

林彪、江青一伙,为什么如此起劲地反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三番五次地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浪潮?说到底,就是因为北京军区位置重要。他们要实现篡党篡军的阴谋,就必须把过去曾在晋察冀、华北军区工作过的老干部打倒;把当时北京军区一些坚持党的原则的领导打倒;清除他们搞反革命阴谋的障碍,以便把北京军区的军权抓到手,免除后顾之忧。然而事实上,聂荣臻自从1954年免去北京军区(当时称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职务以后,就从不过问军区的事。用他的话来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但在北京军区掀起的反“华北山头主义”运动中,林彪、江青等人还是或明或暗地对着聂荣臻大加指责。原则性很强的聂荣臻最终还是被扣上了“华北山头主义”的帽子。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73年12月,毛泽东对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槁的。半年之后,毛泽东又亲自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不久,他们三人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了工作。

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为此发出文件,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公开平反。

12月6日,中央又根据1979年7月13日郑维山请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报告,专门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澄清了多年来所谓“华北山头主义”这一冤案,为郑维山及其他遭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干部,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聂荣臻传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