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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从三德里开始的友谊

上海闸北宝山路,有一条弄堂叫三德里,不知现在还在不在,那是在青年时代很值得纪念的地方。是五卅运动大浪潮过后不久吧,我们几个年轻的朋友自己业余经营的一个小图书馆——上海通信图书馆,办得越来越兴旺,借的一家小烟纸店楼上的房子,再不够我们回旋了,于是找到了这三德里的房子。”整幢我们租不起,与“中国世界语学会”(也是一个穷团体)合伙,租了那儿A16号的小楼。过了不久,“创造社”依靠读者5块钱一股的资本。成立了自己的出版部,有个门市兼编辑处,住进A11号,成了邻居。郭沫若去广东前经常来,记得郁达夫在上海独身时,还在楼上住过。相去不远是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文化气氛很浓。不过现在记忆的是那儿的一群“小伙计”。别说小字辈,倒是当时和后来成为文艺界名人的。周全平算个小头目,数得起名字的,有柯仲平、叶灵凤和潘汉年等等。

我们在业余与假日,都得上图书馆于义务劳动。而对出版部又都是5元钱的股东身份,就因常常到A11号去玩儿,跟“小伙计”结了不解之缘,他们也常上图书馆来帮忙。这些人个个都是小作家,写文章、办刊物,各有特色,又都爱聊天,聚在一起,天南地北,政治、文学,无所不谈。年轻爱玩儿,无所忌讳,有时也言不及义,相处得非常愉快二真不愧为“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汉年和叶灵凤合伙,两个人办了一个小小的半月刊,叫《幻洲》。那是取的沙漠中一块小小绿洲的意思。这《幻洲》作为文学刊物有个特点,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叫《象牙之塔》,是由叶灵凤负责的。叶灵凤既写小说,又画琵亚词勒式的画,有时穿着三友实业社出品的自由布衣服,蓝雪花纹的大褂,外加上红雪花纹的马甲,真像冒充的王尔德,见了叫人吓一跳。潘汉年担任的是刊物的下部,叫做《十字街头》,专登杂文,有时半本刊物几乎是他一个人包办,化了许多名,什么亚灵,泼皮,水番三郎等等,擅长嬉笑怒骂,什么胡适,吴稚晖,狮子狗曾左李之流,没少挨他的骂。他的“新流氓主义”就是在那儿提出来的。有时骂得走火,胡说八道,说什么上海的女人全是妓女型的啦,也骂出来了。但大家还是爱看。因为他的有些文章,都是我们大家聊天聊出来的。言以见志,比方参加聊天的小头目周全平,就说过:“无论讨好反动派的胡适之,或是常常要坐牢的陈独秀,他们都是一路货,想当官而已,不过胡适之想当现在的官,陈独秀想当将来的官……。”有时,大家听了气愤不过,几乎要饱以老拳。过了几年,果然这个不想当官的清高派,侵吞了一笔他所经手的革命经费,逃之夭夭了。至于这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小潘,可想不到后来变成了一个党的重要地下工作者。

“小伙计”们有几位坐过一回牢。孙传芳封了门市部,把他们带走,幸而当淞沪督办的是学者丁文江,有谁走他后门,放出来了。等到来了蒋介石,出了“四一二”事变,三德里弄口血流成河,出版部才改为江南书店,搬到北四川路了,通信图书馆则依然存在,关了一阵门,又开张了,直到1929年给封门,捕人,没收,遂告完蛋。

小潘呢,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入的党,在1927—1928年,他一方面还在公开活动,依然和叶灵凤一起,办了一个文艺刊物《现代小说》,写他的小说,住在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的所谓“听车楼”上,一方面却成了地下工作者。鲁迅先生刚从广州到上海,互济会由王弼出面请先生吃饭,小潘也在场。这一次鲁迅与他谈得很亲切。1929年酝酿成立“左联”,就是他和冯雪峰、冯乃超去请先生出来挂帅的。1930年“左联”成立,有先生的讲话,也有潘汉年代表党的讲话。前者有冯雪峰的记录,可惜后者没有留下文字材料。

1931年,我在离开上海两年多之后回来时,汉年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仍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对某人的行动有点怀疑,对雪峰反映了。雪峰说:“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务交给他的。”我就不管了。

这么个小潘,有时见到,知道还在上海,有时许久见不到,好像又不在上海,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一直到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在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外交部,派一个姓潘的叫潘什么同志作代表去谈判。我才知道这潘什么原来就是小潘。

后来,我在南京,和汉年的堂兄潘梓年一起呆了几年。呆到1937年夏,有一天,梓年被叫出去见客了,回来偷偷告诉我:“你猜来的是谁?是汉年,他是从延安来的,来谈判。”过不几天,梓年背着行李走了,给我和一起的几位同志来一封信说:“形势很好,你们大家也快出来了。”

卢沟桥事变之后,我从南京回到上海,雪峰第一个来找我,他叫我自己去找党,告诉我办事处的地址说:“你自己去好了,那儿有熟人。”我就去了,见我的是小潘。他问了我还留在那隔离世界的人们,—一把名字记下。我提出要知道些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方针。他给我看一个文件,红油墨印的《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芦沟桥事变告民众书》。我一看就发愣,他说:“现在就是这样,你一时不了解,慢慢看一阵,休息休息,把身体养好再说。”这样,我们又分手了。至于那个文件,后来不见了,是王明搞的玩意儿。

过了一个月,“八一三”的炮声响了,我在家里呆不住,便又弃家出走,在大后方兜了个大圈子,后来到了香港。茅公(茅盾同志)告诉我,他要找党。后来约定在德辅道一家小咖啡馆里会面。结果来的是小潘和廖承志同志。以后,我无论在上海,在根据地,及第二次再到香港,都遇见过小潘。上海已经变成孤岛了,敌寇环伺,漫天恐怖,但却又在马路上碰到了小潘。他獭绒帽子压住了眉毛,高级大衣竖起了獭绒领,挺阔气,坐在一辆三轮车上,招摇过市,我一眼就看出是他,吓了一跳,不敢招呼,他却瞥了我一眼,微微一笑,惊鸿掠影,过去了。后来在新四军那儿,没瞧见他,可在李一氓同志寝室里,挂着一张小小的单条,上边是秀美的书法,写着一首诗(诗句忘了),是汉年过苏北去延安时留下的手笔。总之,他好像总是在满中国,甚至在国外跑来跑去。有人说他这个人是神出鬼没的。

直到全国解放,我从北京第一次去上海,想他这会儿位高官大,忙得要死,我没事找他干啥。周而复同志说:“那有什么关系,他就住在这大厦里。”带我到他房间里,他依然嬉皮笑脸的,同过去一样,和30年代某些个别老朋友不同,脸上未添官气。当然,岗位不同,工作没联系,相忘于江湖,以后见面少了。

晴天一声霹雳,他成了“反革命”,而且据说是个“大坏人”,本来应该枪毙,但是宽大了,没毙!怎样反法?如何坏法?没公布,不知道,但二话不说,应该相信,就相信了。从此虚无缥缈,不知到哪里去了。不应问,也不敢问。20多年过去了,不见的朋友,又一个个出来了,最后挨到小潘,小潘也没事了。然而人呢,人没枪毙,却在不知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死了!正如丁玲来京时,和我谈起雪峰,忽然发出愚问:“雪峰这家伙,为什么要死呢?”我也要发同样的愚问了:“小潘,小潘,干么要死,不死多好!”

翻翻历史,古今中外,千古奇冤,永沉海底,多的是。唯有今天好些受冤深重的同志却能在我有生之年,见其平反昭雪,大白天下。这当然应当归功于活得久的好处,但更重要的是感谢我们的党,我要更热、更热地热爱党。

1982年8月30日于北京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潘汉年在上海 作者:黄祥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