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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潘汉年与宋庆龄

林铭纲

1936年10月上旬的一天,潘汉年身负代表中共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团结抗日谈判的重任离开陕北,经西安、南京,风尘仆仆到达上海,不顾旅途劳累,立刻前往位于法租界的莫利哀路29号宋庆龄寓所(今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拜访他十分景仰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对于宋庆龄的情况,潘汉年是相当熟悉的。他清楚地知道:宋庆龄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的友谊与交往以及对左翼进步文化运动的关怀与支持;大革命失败后,她始终不渝地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径;八一南昌起义时,她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的第一位成员;1936年5月底,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她领衔担任执行委员,和沈钧儒、陶行知等人一起领导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潘汉年还知道,1936年初,宋庆龄曾接受宋子文请她帮助沟通国共两党联系的委托,派董健吾和张子华一起赴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面交重要信件,并带回了毛泽东等人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电。就在3个月前,潘汉年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还登门拜访了宋庆龄,向她介绍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得到了她的赞同。

潘汉年怀着激动而崇敬的心情,走进了宋庆龄的寓所。宋庆龄亲切而热诚地欢迎这位来自陕北的中共代表,并从他的手中接过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她戴上了眼镜,一字一句地仔细看了起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10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①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①指蒋介石。
②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声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关于这次潘汉年与宋庆龄会见的详细情况,我们迄今尚未见到有关的史料。但是,从此后一连串的事态发展中可以判断,宋庆龄对于潘汉年转达的毛泽东信中提出的中共主张,是完全赞同与坚决支持的。她与中共驻沪办事处(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仍由潘汉年任主任。“八办”地址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经常保持联系,并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而竭尽全力。她于1936年11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同时,“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为了执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潘汉年日以继夜地从两方面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一是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复杂的谈判;二是向各方面的朋友做好工作,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在这两个方面,潘汉年都得到了宋庆龄有力的帮助与配合。

10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委派潘汉年为代表,直接和国民党当局谈判。11月9日,周恩来又电告潘汉年,要他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正式谈判。在谈判中,潘汉年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并及时用电报向党中央报告同陈立夫谈判的情况。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给潘汉年打电报指出:“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但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立场,使谈判陷于僵局。同时,他对内继续采取高压政策,于11月26日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七君子”以“危害民国”罪名加以逮捕。在长达8个月营救“七君子”的过程中,潘汉年同宋庆龄经常联系,并亲自到苏州监狱去看望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人,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慰问。宋庆龄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对国民党镇压抗日的救国会领袖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发起了影响巨大的“救国入狱运动”,领衔和何香凝等16人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义正辞严地指出:“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救国之责任。’讲公开发表宣言说:“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感人肺腑、震撼人心!1937年7月5日,宋庆龄不顾天气炎热,胃病发作,疼痛难忍,坚持与胡子婴等12人亲赴苏州高等法院投狱,使该院院长、首席检察官狼狈不堪,不得不承认救国会本身并非犯罪。宋庆龄返沪后,又于7日致电蒋介石等,坚决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7月底,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沈钧儒等7人,营救活动取得了胜利。当“七君子”回到上海时,潘汉年代表中共向他们表示了慰问,并转达了中共关于抗战的方针政策。他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会见七君子,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转向抗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兵谏,用武力逼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何应钦宣布了“讨道令”,准备轰炸西安,企图置蒋于死地。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强烈要求南京与西安之间谋取妥协,把蒋介石救出来。正在上海的宋美龄深知,如果蒋氏一死,宋氏利益难保。她不仅请兄长宋子文去见二姐宋庆龄,打听中共方面的立场与动向,而且急急忙忙找到二姐宋庆龄央求她出面斡旋,与中共联系,以求保住蒋的性命。宋庆龄立即将此情况转告潘汉年,征询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决定派出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参加协商谈判的消息,告诉了宋庆龄。潘还建议宋庆龄劝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前往西安,和张、杨及中共代表团商谈,谋求事变的和平解决。

潘汉年还向陈果夫、陈立夫派来的张冲说明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表示陈立夫如果要去西安,他可以陪同前往。潘汉年从宋庆龄、张冲那里分别获悉了南京方面的种种动向之后,便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赶到南京秘密会见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商定由端纳陪同宋氏兄妹去西安参加谈判。另外,又同陈立夫面谈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

西安事变很快就取得了比较圆满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共正确主张的胜利。也少不了潘汉年的一份努力。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经过周恩来等同蒋介石的多次谈判,终于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宋庆龄闻讯后“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在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潘汉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宋庆龄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特殊贡献。

1937年12月23日,距芦沟桥事变仅5个月16天,上海、南京都已沦落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居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的安全,毛泽东、周恩来特地从延安连拍两次电报,建议她离沪去香港。潘汉年收到电报后,立即派交通联络员李云(祝秀贞)转达给宋庆龄。宋庆龄接到第一次电报,表示还有许多事要处理,暂缓离开上海。接到第二次电报,她才决定离沪去港。这天早晨,她惜别了居住多年的莫利哀路寓所,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护送和李燕娥陪同下,到达公和祥码头。由李燕娥陪同登上一艘德国邮船驶往香港,潘汉年派李云在船上陪同前往。

宋庆龄到达香港后,为了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五大洲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争取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的援助,支援抗日战争,支援正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依靠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于1938年6月组织了有国际友人参加与支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潘汉年也于1937年12月撤离上海到达香港,和廖承志一起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并领导一部分秘密工作。在香港,潘汉年参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廖承志一起向海外华侨募捐寒衣,运送给八路军。他还参加了宋庆龄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宋庆龄领导“保盟”向海内外许多友好团体和人士募集了大量医药物资等,源源不断地支援八路军、新四军,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周恩来紧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立即帮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离港。9日,宋庆龄从香港启德机场乘飞机飞抵重庆。香港沦陷后,潘汉年将工作重心移至上海,继续进行情报工作。1943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1944年11月,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在沈阳、北平、上海、香港等地开展统战工作及情报工作,并为解放区提供紧缺物资。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1949年蒋介石政权覆亡。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5月初,潘汉年奉调到北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分别接见。随即南下经丹阳于26日进入上海。27日,苏州河边的枪声完全停息,上海解放了。当天,受命任副市长的潘汉年和陈毅市长一起到宋庆龄寓所(淮海中路1843号)拜会她,向她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征询她对接管上海的意见。作为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曾多次看望宋庆龄,并经常关心她的生活,宋庆龄为此曾亲笔写信给潘汉年表示谢意。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在从事国务活动的同时,始终特别关怀妇幼保健卫生和儿童文化教育工作。她认为,这是为祖国缔造未来的重要工作,应当更好地开展起来。1950年5月29日,宋庆龄致函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并附去25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以及她所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它的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工作计划、预算草案等抄件。信中说:“我建议他(周总理)通知你们关于接受我们的计划和预算一事,以便你们提供必要的经费,为我们开展工作之需。……中国福利基金会一直为上海和全国人民服务,将来,我们将更全心全意地做好这项服务工作。”宋庆龄还亲自提名潘汉年担任中国福利会首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潘汉年欣然表示同意。7月25日晚,宋庆龄在她的寓所(淮海中路1843号)主持召开了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潘汉年出席会议,参与讨论《中国福利会章程(草案)》。1954年5月30日,潘汉年还和谭震林、陈丕显等一起到少年宫参加少年儿童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联欢晚会,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欢乐的夜晚。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从此,宋庆龄就再没有见到过这位在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曾和她多次交往、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共代表和新上海的副市长了。1981年5月29日,88岁高龄的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在北京病逝。她在临终前并不知道潘汉年已于1977年4月14日逝世于长沙。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潘汉年在上海 作者:黄祥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