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中央苏区。
1933年6月，经过长途跋涉，我从莫斯科回到瑞金，分配在少共中央局工作。潘汉年同志比我先到，在党中央局担任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是洛甫（即张闻天）兼任的。他们在上海时就很熟，潘汉年负责文委工作，洛甫是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临时中央常委。少共中央局的驻地在下霄区，离党中央局很近。记得刚到瑞金不久，洛甫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那时从外面回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这天下午，我同少共中央局的几个同志就到他们那边去，约了十来个人，到县城馆子里吃了。一顿，不过是熬豆腐、红烧肉之类，却感到是莫大的享受。这十来个人中间就有潘汉年。大家并不喊他名字，都亲切地叫他小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雅号还是20年代他在创造社出版部时得的。他自己说是小伙计，人家则给他升格，说他是未来的老板——小开。
那时大家都年轻，每天晚饭前后，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唱山歌，还爱搞点体育活动。爱打监球的，吆喝一声就上球场去了。小开和洛甫、陈云爱打乒乓球。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洛甫、小开住楼上，博古、陈云住楼下，楼下客堂间里用方桌子拼成球台。我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那时生活很艰苦，但大家亲密无间，精神很愉快。
汉年同志是从文化人成为革命家的。他英俊潇洒，忠诚积极，精明能干，是洛甫的得力助手。1933年秋天，十九路军响应我们党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派代表来苏区谈判共同反蒋抗日。汉年同志是红军和工农政府的全权代表。他同十九路军的代表徐名鸿、陈公培谈判了一个多月，草签了抗日作战协定，并作为我方驻福州代表赴闽。不久就爆发了“福建事变”。汉年同志从事外交和秘密工作的才能，这时就为党内同志所称道。其时我被派往福建团省委巡视工作，以后又留在那里担任团省委书记。汉年同志的这段经历，是后来听说的。
在1934年5月扩大红军工作中，我同汉年同志有过一次深谈。
1934年4月，在“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下，广昌战役拚消耗打硬仗，伤亡很大。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很不利。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为当时的中心工作。中央抽调一批干部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到各县去工作。我被派到于都，汉年同志被派到杨殷。在各县任突击队长的还有王首道、陆定一、金维映等同志。杨殷县是赣南的一个边县，为纪念1929年与彭湃一起牺牲的杨殷烈士而设。这个县紧挨着白区，红白交错，来回拉锯，情况很复杂。与根据地中心区不同，这里党的影响比较薄弱，群众对我们还不大了解，加上国民党特务活动很猖獗，造谣不说，还搞暗杀，杀害我红军家属。所以“扩红”的困难很大。当年负责领导“扩红”的是李维汉同志，汉年同志到杨殷开展工作，了解实际情况后，就如实向他反映。说当地群众听说“扩红”，不少壮了跑上山去了，还有的跑到白区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分配的“扩红”任务很难完成。他还提出，要求边县象中心区一样完成“扩红”任务是不可行的。李维汉同志听后，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突击队长给撤了。汉年同志被撤职回瑞金，路过于都，他来看我。他很不平，对我说：“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反映行吗？反映了就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
不过这一次撤职并没有对发挥汉年同志的才干产生多少不利的影响。党中央不久就作出决定，红军主力要撤离中央苏区，作战略转移。在西征行动之前，为减少阻力，避免不必要的伤亡，红军同粤军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这次谈判，红军方面的全权代表又是潘汉年同志。中央红军过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没有遇到多少阻挡，没有多少伤亡，同谈判成功是有关系的。
我同汉年同志真正在一起工作，是长征途中在地方工作部。
我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调到地方工作部的。这里聚集了一批善于做群众工作、能说会写的同志，其中就有潘汉年。男同志还有贾拓夫、吴亮平、谢唯俊、王观澜等，女同志有蔡畅大姐和阿金（金维映），部长是罗迈。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拥护红军。还有一项是安置伤病员，伤得比较厉害没有办法跟着走的，就同老乡商量，给一笔钱，留在老乡家里养伤。后来又多了一项，叫做“撒种子”，就是在打土豪、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发现积极分子，秘密发展他们入党，让他们在本地开展工作。
第二次占领遵义以后，潘汉年同志忽然不见了。他当时已经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他到哪里去了呢？过了一些时候我才知道，是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把他派到上海去了。一方面要他去恢复和重建白区党的工作，一方面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他化装成商贩，编在被红军拘捕的“云土”商贩队里，故意策划他们逃跑。这样一路上得到这些人护送，转辗经香港到了上海。8月间，他同后来到上海的陈云同志会合，即离沪赴莫斯科，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
潘汉年同志在长征途中消失以后再次突然出现，是1936年8月上旬在保安。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同闻天结了婚。1936年7月，党中央从瓦窑堡经安塞到达保安，住在保安城外东南郊的一片窑洞里。
汉年同志这次回来，肩负着重要的秘密使命。他是作为共产党的联络人被派回国商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事宜的。他在5月初到达香港，七八月间先后在香港、南京与国民党代表会晤。其时国民党刚开过五届二中全会，向我党中央提出了新的国共谈判的条件。国民党代表希望潘汉年立即到陕北听取党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也就是对他们提出的新的谈判条件的答复。于是汉年同志即从南京赶到保安。
这时，闻天和毛主席、恩来同志等中央领导人也正在研究在国共关系新形势下，怎样调整对蒋介石的策略，答复南京方面的来信。汉年同志一到，立即向他们作了汇报。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当晚我们干脆叫他住在我们的窑洞里，在我们炕前支了一张行军床，彻夜长谈。
汉年同志汇报他在香港、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联络的情况，谈共产国际对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指示，具体内容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他这次回来，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可以从他来保安以后党中央的活动明显地看出来。
8月10日，闻天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和南京谈判，明确指出原来的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京政府真正抗日，我们就承认其统一指挥，同意取消红军和苏维埃名义，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会后，为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做了一系列的工作。8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政治局委员联名发电报给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传达会议决定，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8月2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9月1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记得8月份开过会后，潘汉年同志即去西安，准备到南京去谈判。但不久他又因要讨论统一战线和西南问题被召回来了。这样，他又参加了9月15、16日的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的有三十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我印象中汉年同志在这次会上作了比较重要的发言。他是刚从共产国际那边回来的，说话有影响。但因为年代久远，具体讲了些什么，我已经无法记起来了。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查阅会议记录时看到了汉年同志的发言，其中谈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觉得相当重要。他批评四中全会以来对干部问题在几个问题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他说：对自群众中产生出来的领袖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如朱德、毛泽东同志，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群众信服的领导。他们有很好的经验，在国际都少有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应该赞助他们。他们的意见如果有某些不对的地方，应善意批评，不应借故攻击。汉年同志这一番话显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对拥护毛主席的领导，进一步巩固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
潘汉年同志是为我们党的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了大功的人。他的功劳不应该埋没，他的智慧值得大家学习，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坚贞，更要大大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