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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潘汉年和董慧

赵先

初识潘汉年,是在抗战爆发前夕,当时他任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冯雪峰陪同下,他和刘晓来到我的家里。他当时30多岁,已是久经战斗、革命经验丰富的人了。他那时从延安回来还不久,风尘仆仆,紫红色的脸,不象人们常说的“白面书生”的文化人,鼻梁上有几点浅浅的天花痕迹,中等身材,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潘、冯、刘和我爱人王尧山四人在我家相聚,主要是为商量工作的交接问题,哪些人和事由办事处管,哪些应划交上海地下党管,还有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同志,哪些可留在上海,哪些应介绍去延安或大后方等等。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健谈而活泼的人,没有一般老资格党员的那种严谨的神情。

1942年7月,中央指示上海领导机关撤退到新四军地区去。行前,刘晓对王尧山说:“小开(潘汉年别名)也要撤退,他那里的交通线很安全。”不久,约11月初,刘晓通知王尧山和我,晚饭后到南京路四川路一家旅馆集中。我们如约到旅馆后,刘晓已开了两个房间,不多一会,张本也拎了只皮箱来了。次日黎明,我们四人分乘两辆三轮车到广东路一家商号,店堂里不见有什么货物,象是做转手生意,上海人称之为“申庄”的地方。天未大亮,电灯还亮着,由两个商人模样的人招待我们,说小开就要来的。不一会潘从店堂后面出来,似乎住在商号里过夜的,穿着一身时髦而合身的西装,外加秋季大衣,派头很大,俨然是个洋派经理的样子。他胖了些,也老了些,已不是五年前的样子了。我惊奇他怎会改变得这样快,几乎使我难以辨认了。

谈话间,已经有人叫来了两辆出租汽车,直驶北火车站,大家的行李都交给送行的商人代办托运手续。另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把我们引进餐室。早餐后,乘上二等车厢去镇江。二等车厢很整洁,除我们五人外,全都空着,座位间的小桌上还有插着鲜花的小花瓶。沿途经过大站时,有几个腰佩指挥刀的日本军官上上下下地短途乘车。这样阔绰的旅行,是我生平第一次,比起两个月前我和刘晓、刘长胜去南京时,挤在做单帮生意的人一起,给日本宪兵推推撞撞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别。

车到镇江时,有穿西装和长衫的两个人到车站接我们。到金山饭店后,尧山颇有点紧张地告诉我,说那个穿西装的现在是镇江特工站负责人,他就是中央通报过的叛徒,他在一次做交通工作时被捕叛变,要我当心。到镇江的第二天,潘告诉大家,有个任伪方军官的人要请我们吃饭,刘晓对是否应邀,有些犹豫,面有难色。潘说:“某某等人对国民党是很恨的,他们在严刑下被迫叛变,也明知跟汪精卫走没有前途,想为共产党效力,取得党的宽大。我在某某前只说你们是上海商人,跟我到新四军去做生意的。”这样,刘晓就同意去吃饭,我们则看刘晓的脸色行事,一起去了。汉年为了劝大家去吃饭,费了不少口舌,他还怕刘晓会担心花钱,特别说明这次费用都由对方开支。当时他说服我们这些不习惯用特殊手段去做工作的人的神态,至今想来还是十分感人的。酒菜馆离金山饭店不远,当我们跟着潘到酒菜馆二楼时,这个伪军官已等候在那里,他身穿伪军装,态度拘谨。席间我充当的角色是王太太,张本是张小姐。谈话内容始终是我们到达镇江后第一天下午游览金山寺,以及饭后将要去的竹林寺,有关政局的问题一句也未涉及。饭后即由穿西装的特工人员带我们去了竹林寺。

第三天一早,我们乘上一只去仪征的机帆船,船上各色人等都有,也有几个年轻的伪军。从这些伪军的和气态度来猜想,他们是当时镇江特工站负责人派来的。下午,到了仪征县城,住在一个很简陋的客栈里。仪征在敌伪时期是很萧条的,街上行人稀少。次日天蒙蒙亮,这个特工人员改穿了中装短衫,带来几个青年挑夫,到客栈挑着行李,陪同我们离开客栈。到城门口,只见城门还紧闭着,特工人员和守门的伪军交涉后,开了城门让我们一行十几人(连几个挑夫在内)出城。刚走出几步,城墙上的伪军就高声喊叫“站住!”大家停下来,转身抬头看城墙上的伪军,潘对伪军大声喊道:“和你们上面讲过了,还不知道吗?混蛋!”经这一训,伪军只得放下端着的步枪,不响了。潘的这一喊话,确使人相信他的神通广大。大家继续在泥土公路上前进,走了十几华里,向着一条小岔路上走,走不多远,迎面一排小山岗,两个小男孩探出头来叫“站住,不准动!”我们都一齐停步,服从命令,只派一个人上去讲话。看着这两个威严而又认真得可笑的孩子,大家都会心地微笑。潘上去对小孩说:你们罗炳辉师长的客人到了。于是他们同意我们爬上小山岗,另外两个孩子奔向村庄报信去了。我们走向一眼就能看清的第一个村庄,休息以后,由乡长招待吃了午饭。饭后特工人员带着挑夫匆匆忙忙转回去了。

我们一行由乡长和两个农民挑着行李去找区公所。路上刘晓一直在和乡长谈话,我们紧跟着走。走着走着,我发现潘掉队了,在后面步履艰难的样子,我停下来等他,他说:“真糟!皮鞋把脚磨出了血泡。”于是我陪着他慢慢地走,凡有岔道的地方,尧山在等着,指引方向。到一个小镇,找到了区公所,已是夕阳西下了。区公所铁将军把门,吃了个闭门羹。乡长把我们带到一处小饭铺里,要我们第二天再去找区公所,他就带着两个农民告辞了。

小饭铺的主人给我们做了晚餐。饭后,主人夫妇把两张方桌向土灶一边靠拢,空出一块地方,弄来些稻草,铺在地上。我把这地铺分成两块,大些的给潘、刘、王睡,我和张本合睡一块小的。在昏暗的菜油灯光下,一只狗在方桌下监视着我们。潘打开他的被卷,淡绿色的绸被面特别显眼,稻草粘在被面上,他屈着双膝去拣被面上的稻草,一面讲:“糟糕!糟糕!”(这是他的口头禅,一路上他总是这样讲)我说:“谁叫你带这么漂亮的被子呢?”大家睡下后,潘欲吹灭油灯,这时桌下的狗吠起来。女主人把狗赶出去,狗还不服气地不断扒抓门板。潘叹着气,不由说了声:“糟糕。”

正当我们睡得香甜的时候,一只老母猪咕咕咕地走出来,啃着地上的稻草,在潘的头前粗声粗气地咕噜起来。“哪来的这只猪?真糟糕!”透过门缝的亮光,看到潘一面赶猪,一面坐了起来,他的狼狈相使我不禁格格地笑了起来。笑声刚停,我自己的难题也来了,原来晚上天气突然变冷,我只穿一件单旗袍,一条短裤,冷得受不了,只得坐在被窝里不起来。潘笑着对我说:“冷,是吗?”我不作声,心里在嘀咕,不是说一到边区就可换上军装的吗?现在进入边区已有几十里路了,却连一个穿军装的新四军战士还没遇到。潘从他的手提皮箱里拿出条薄呢的西装裤说:“穿这裤子吧!”我还扭扭捏捏地不肯穿,大家说:“穿吧!穿吧!在这乡下兴许人们还以为这是城里人的时兴打扮哩!”我无可奈何地穿了,裤脚太长,潘还弯腰帮着把裤脚卷些起来。这时,他真象是大哥一样。

我们在新四军二师淮南驻地步行了三天,吃饭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有天夜里说是有敌情,一连换了两处房子,没睡好,但谁也不觉得苦。我们先找到当时的仪征县委书记李代耕,他把我们送到淮南区党委,找到了党委书记刘顺元,然后到上海撤退干部集中的顾家圩子。省委负责同志刘长胜、张登(即沙文汉)、刘宁一和许多同志都跑来欢迎我们,祝贺我们撤退的胜利,热烈情景颇为激动人心。这是1942年11月6日。为什么我记得这样清楚呢?因为第二天是十月革命节,顾家圩子开了庆祝会,主持会议的是大王同志(学生方面的),开头用俄语叫了声同志们,然后庆祝斯大林格勒反攻的胜利。潘在顾家圩子住了一个时期。

1943年9月我第二次回淮南时,尧山调华中局组织部工作,驻大王庄。这是军直政治部的驻地,潘住在我们隔壁的房子里,有空的时候,总是听他讲山海经,他的山海经特多,听来使人入神。

有一天,潘汉年的交通员从上海带来一位女同志,她身体结实而丰满,中等个子,相貌一般,穿天蓝色布旗袍,与潘隔张小桌面对面坐着,用广东话交谈。华中局组织部长曹山以为是老潘的部下来了,要我派个通讯员送她到招待所去住宿,我说慢慢看情况再说吧,老潘不是已和原配夫人离婚了吗?后来才知道,她就是董慧,在老潘处住了半个月,天天学习整风文件。那时干部们都各有一块自己开垦出来的自留地,种出来的蔬菜交给伙房,这叫作生产自给。降霜期到了,董慧抢着收菜,翻晒后送到伙房去加工(这是冬季的主菜),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董慧是香港名门之女,其父董仲维是香港总商会会长,著名实业家。董慧1918年出生,1937年从广州去北京报考大学,适遇七七事变,充满抗战热情的董慧,不愿进大学而宁愿投奔延安。在延安马列学院,她曾听过潘汉年的报告。1939年董慧被派往香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董慧对潘汉年既尊敬又崇拜,潘也暗暗地爱上了比自己小12岁的董慧。在了解了潘在婚姻与感情中的不幸与苦闷后,同情与爱慕使他俩结合了。但时间长了,董慧对这非正常的关系感到无法忍受,潘汉年自己也很尴尬。如今,这一烦恼的解决,出于他俩的意料,真是天作之合啊!

董慧要回上海去了,潘亲自送她直到仪扬边区,眼看着交通员带董慧跨过了封锁线,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军部。当他独处寒室,情思董慧时,作《寒风曲》一首,诗云:“寒风吹晓月,大道锁青霜。马蹄声声得,方寸益惶惶。此别伤心处,无言泪几行。”

我和董慧做了半个多月的邻居,深感她朴实厚道、思想单纯、心地善良、劳动积极、作风正派。

潘汉年继续留在华中局任情报部长,主要负责上海、江苏敌占区的情报工作,战绩累累。他在参加华中局甄别委员会工作时,帮助弄清了不少案件,特别是扬帆被康生诬陷为大特务头子一案,也是在他的过问下平反的。这期间,他也受到挫折,在黄花塘事件中,饶漱石整陈毅,潘对此不满,在高级干部中为陈呜不平,这样他自己也被整成“小广播”、“自由主义”。我很为他担心,心想老潘就是心直口快,讲话不择对象,要知道自己人中,也有人爱搞小动作的哟!

1946年8月2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周恩来安排潘汉年和夏衍撤离上海,于是潘、夏和董慧同乘一架飞机抵达香港。

此时的香港表面上是一个自由港,但各情报机构密布,情况十分复杂。潘汉年有董慧为他所作的社会掩护和经济援助,使他在香港的活动十分活跃和顺利。家务均由董慧操持,如买菜和下山挑水等。董慧的父亲明知女儿和潘的关系已非一般,但没有正式结婚,这在香港上层社会人士眼里是很丢面子的。于是在她父亲的主持下,潘、董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时年董慧已29岁。

潘汉年在香港一手抓情报,一手抓统战,他在香港工商界和已解放的城市如烟台、大连、天津的通航贸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后,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文化界人士,还有起义的国民党军长、西北军的代表,至少在350人以上,都要从大陆各地转道香港,再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塘沽等地。此事历时一年多,潘汉年在港英当局警戒森严,国民党特务云集的困难情况下,没有一次失误。在政治上为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用他的老搭档夏衍同志的话说:“潘汉年在香港,两年做了四五年的工作。”

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中央就决定由陈毅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1949年5月11日晚,周恩来在北平约见潘汉年,他说:“中央决定你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1949年5月23日,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华东局驻扎地丹阳,在这里,集中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干部队伍,他们正紧张地做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次日,潘汉年被通知去陈毅处开会,他换上了刚发给他的一套新军装,又将一支新手枪挂在腰间,这虽给他增添了几分军人的威武,但文人气质却并无多少改变。陈毅在会上重申了各项入城纪律和规定,并宣布接管方面的具体事情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

解放后,作为一个管理大上海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更是日理万机。当时,潘汉年和刘长胜(市委副书记)合住在丁香花园的一幢大房子里。晚饭后,大家都在大院里散步聊天,每到晚上和休假日,潘副市长家经常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他们多数是工商界、文艺界、民主人士中的老熟人、老朋友,有些是较亲近的部下。从大家毫无顾虑的高谈阔论中,他得到了送上门来的许多信息,也借此联系了群众。人们觉得他谈吐自然,没有官架子,仍是从前的老潘,但大家感到不足的是丁香花园的门不好进,大门口有传达室,找人先要在登记簿上登记,然后打电话通知,因为潘汉年是一级保卫对象。

大概是出于“不方便”的原因吧,1952年,潘汉年搬到康平路居住,我去看他,只要按一下门铃,就被人领进潘的会客室。这时,常常仍有客人围着潘谈天说地,他见到我,站起来问;“有事么?”我点点头,不一会客人们就知趣地走了。我向他反映妇女问题,他仔细地听,没有丝毫首长的架势,那亲切的语言至今记忆犹新。如宣传新婚姻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包工头、恶霸、流氓都有大小老婆,有的甚至有好几个。有些女工,不但被霸占了,还要把工钱全交给霸头,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新婚姻法的宣传对她们也“不起作用”。潘汉年说:“这些流氓、恶霸都是社会渣滓,只有通过社会镇反,才能把他们铲除掉。”果然不久便开始了社会镇反,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纷纷起来揭发、控诉,人民政府把她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

在“五反”时为了避开职工和资方的正面冲突,集中了有代表性的大户303户,在和平饭店交待“五毒”。市妇联重点抓了303户的家属工作,要她们帮助丈夫过好“五反”这一关。对此我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听了大为赞赏,他说:“正合我意,要不,白天斗,夜里回到家里也挨斗,谁能吃得消?这是要出人命的。”潘自己以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带着一批干部整天泡在和平饭店里,“五反”结束时,303户都被鉴定为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他们皆大欢喜。

潘汉年对上海的过去和现在太了解太熟悉了,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做报告谈问题也使人感到贴切。他经常衣冠楚楚,身着西装,举止潇洒,为此“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时,我真为他担忧。

市级机关的“三反”开始了,市领导都必须“洗澡”、“下楼”才能轻装上阵。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潘汉年身穿毕挺的人民装,坐在第一排,不断地抽着三五牌香烟。我心想糟了,要是潘“下不了楼”,接踵而来的运动将由谁来领导?轮到潘汉年“交待”了,他笑眯眯地说:“官僚主义在我身上是严重的,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也就是官僚主义。至于贪污浪费嘛,我无帐可算,因为我从来也没有领过工资,也不管经费开支。我到市政府办公,公务员叫我去吃饭,我就去吃。我的吃、住、行都是公家包了。至于我穿的一身衣服、鞋袜,抽的三五牌香烟,都是我老婆从她家里弄来的,我也没问过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就这样,这位市委第三书记轻轻松松地“下了楼”。因为大家都知道,董慧是香港银行家的女儿,从1939年调到上海情报系统工作后,就在她父亲设在上海的分行里当职员,党的大量活动经费,都是以董慧的名义,在银行里立的帐户,并由她担保,需要时可以随时支取。在这方面,她是有特殊贡献的。解放后,董慧一直在市委统战部工作,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做着各种具体而琐碎的事情,从不居功自傲,也不以副市长夫人的身份突出自己,是个朴朴实实的人。她也是市妇联的常委,每当常委讨论时,她常常是首先发言,与别人有不同意见时,她从不在会上和人争论,而是会后个别向我提出意见,她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有人认为副市长夫人的话“有来头”。

1955年3月下旬,那天是中苏友好大厦建馆纪念日,上午9时许,潘汉年到会剪彩后,我和他一起步入展馆大厅,他对我说,今天下午他就要去北京开会。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分类:共和国人物 书名:潘汉年在上海 作者:黄祥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