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后 记


年初,忽然接到一封“海外来信”。打开看时,是位不认识的好事者,给我寄来一 堆攻击诬蔑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所谓“纪实”,整个街头话报剧的水平,其虚假可笑, 令人掩嘴。文章里那些语言对话,不要说中共领导人,就是我这样在“大陆”生活的中 年人,学一年也学不会。那是港台下流社会人才可能有的语言习惯,时至今日还未能有 大陆人接受,更不要说能成为大陆人的生活语言。我可怜作者那种能让老虎发出鸡叫的 最低层次的想象力。

世上难的是讲真话。

1967年,我在北京工业学院当“逍遥派”,和同学赵燕邯等5人去颐和园,议到林 彪是“有野心”、“铁腕人物”,“打着毛主席旗号打击毛主席身边的战友”,“许多 事搞个人恩怨”,“为了夺权而扫清道路”等等。当时主要是赵燕邯愤激而言,并写到 了日记中。这本日记在武斗中,被一派学生得到,并交给了军宣队。我们都为此受到审 查,赵燕邯父亲被迫害至死,母亲被关,家破人亡,听说他也被送去华山农场劳改,林 彪摔死后几年,仍然在农场不得平反。

说真话不行,真话说早了也不行。

1975年.从宜昌到武汉的火车上,我骂江青“祸国殃民”,“危害民族”,被一个 戴墨镜的身穿黄军裤的人报告乘警,将我抓去审查。当时还有一位陆军军官不错,赶去 替我说好话。我很希望帮助我的这位陆军军官能看到这段文字,同我联系。

其实,我不过是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当我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时,有些身份不凡的人又一再指责我“损害了毛主席 的光辉形象”,“美化江青”,“替江青说好话”。

我又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敬祝林副统帅”最虔诚,“向旗手致敬”最热烈的人, 也是后来骂“林彪一贯”骂“江青生来”就“坏透了”的人。这种人水远正确,永远教 训我。

因为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正确”过一次,总是把真话说早了几年。

当我为历史、为民族也为自己负责地写东西时,总有人要求我为政治、为集团,为 他们几个人负责。结果,每出一本书,总引来一番热闹。有人喊好,有人骂混蛋,有人 想杀我。

你喊好,我也并不是为你负责;你骂混蛋,我也未必真混蛋;你“恨不能杀了狗日 的”,杀了我更能在历史留名,我的书会更畅销。

我真正难过的是,有一批我所尊敬的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足 是如此令我惊讶伤心;他们听不懂许多话,听不出好坏也分不清好歹。这些“下愚”可 以在“上智”的统帅下前赴后继,不动摇,不怕牺牲而成就一番大业,但他们从始至终 就没有真正明白自己干了哪些事,在历史上的真正作用和价值,也从来没弄清他们所追 随的“上智”究竟在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

我曾写毛泽东看《白蛇传》流泪的故事,其深刻的内涵,那些当事者竟没有几个人 看出来,不能理解或意识到;他们的水平只看到一条:“权延赤混蛋,写毛主席掉裤 子!”

为此,我受到8个月的审查,父亲有病也不许离京探望,说我“给毛主席造谣”, 说我“有损毛主席的伟大形象”。

其实,“毛主席掉裤子”有100多人在场,我疯了敢在共产党统治下去造这个谣? 他们疯了,把100多人在场的事实用来诬我造谣?

都不是。根本原因只一条:“无知”,“稀里糊涂”。

由于“愚昧”而演出的“喜剧”,最终也是由于“愚昧”而变成了悲剧。他们总是 把毛泽东所讲“卑贱者最聪明”理解成“愚昧者最聪明”,自我感觉良好地教训别人。 我这个人比他们都“卑贱”,草民一个,所以我还不算愚昧。

现在,毛泽东看《白蛇传》流泪的一段,连同掉裤子的细节,都成为中学生的语文 教材。而一些当事者却仍然无法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按国家教学大纲,这样的内容只 有中学文化水平才可能去理解。

我的文章有不少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中文系的“名人名篇”中,却没听说哪篇 收入小学生低年级课本?小学高年级才能作辅助教材内容去看。因为小学低年级的学生 看了我的文章也会百思不解,分不清好歹,听不出好坏,更不用说理解什么含意了。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发表后,“左派”骂我“有损主席伟大形象”;右派骂我 “为共产党贴金”,“给毛泽东小骂大帮忙”;敌人说我“该杀”。我能自慰的是3个 月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都说写得好,都说掉泪了。

骂我的人最高兴的莫过于“毛泽东的卫士长与作家权延赤的法律纠纷”。我最感党 可笑得能让人喷饭的也是这件事。那些匆忙钻营作文者,那些一惊一乍的可怜的编辑和 报刊,吵吵至今也没见到这场官司。我最终会证明报刊上所讲一切都是造谣。

现在,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被一度禁止,3年未能正式重新印刷的情况下,我 又书写了《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25年前,当我握住周恩来的手,回答他的提问,听他长时间的讲话时,我没想到要 写出这部3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那时我是学习自动控制专业的大学生,还是个不满20岁 的娃娃。

然而,当邓颖超逝世前同意我写关于周恩来的风范一书时,我准备写出的已经不止 是这30多万字。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使用了毛泽东几名卫士长中一位卫士长的真名。尽管我 在使用前征得了本人同意,尽管我在书的前言里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卫士长是加引号的, 不是生活中那个真实的人,但实际上社会仍然顽固地认为“卫士长”就是那个人。给他 和我本人都造成许多麻烦。比如当事者都说那人“贪天之功,窃为已有”,“不是他做 的事,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也说成他在场……”而他的亲属呢?又可笑地认为我“盗窃” 了别人的“思想素材”,误以为我辛勤奔波采访,从天下得来的宝贵素材,都是他们那 位因病而语言都有障碍的亲人所有,所提供,心心所想只是“版权官司”。

我不怕“官司”,但很烦“纠缠”。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麻烦,这本书虽然仍是采 用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形式来书写,但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和卫士长的这位 “何树英”,已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位具体的人。他是作者笔下塑造的人。作者要写的是 周恩来,所发都是作者本人议论,与其他任何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思想、观点、认识都 无关。

我在采访中,碰过不少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的许多观点不能为被采访者 所接受。我曾经写过的有关领袖的作品,他们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与“真实”有“距 离”;或认为“有损伟大领袖形象”;他们只同意搞文献资料,不同意我的纪实文学。 这些人我从不勉强去采访,因为我更不承认他们的真实。他们那是掩饰的“真实”,不 自觉地经过感情和固有思想水平限定了的“真实”。

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我的采访。比如:

何谦,走过草地的红小鬼,1940年到总理身边,从延安跟随到重庆,跟随到北京, 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也曾代理过卫士长的工作,直至60年代。参加或接触了 总理这期间所历经的几乎所有重大活动。

张树迎,跟随总理几十年,历任总理卫士、副卫士长,在成元功调离后,又担负卫 士长工作,直至总理逝世。“文化大革命”中护送总理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的总领队是 他;总理卧床后日夜陪护的有他;总理停止心跳前后他握着总理的手;总理逝世后,负 责撤骨灰的还是他。他提供了总理衣食住行及工作及“文化大革命”中独撑危局及发现 癌症到逝世的最详细具体的第一手材料,却又一而再,再而三严厉要求我在书中,只字 不许提他。“你写总理,不是写我们,这一条你必须明确”。这是他为我点明的写作前 提。

雷英夫和郭英会,都曾是总理的军事秘书;以军人特有的敏锐,用大量事实为我勾 画出了周恩来的形象特征、与精神风貌;性格、品德、交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体气质。

我还采访了外事秘书陈浩、医护人员郑淑云、服务人员李维信等等三个系统的可以 从不同侧面观察、叙述周恩来的许多同志,他们的讲述使我得以充实、完整我所要写的 周恩来。

为了事实的全面、准确和完整,我还参阅了《周恩来风范词典》、《周恩来传》、 《周恩来传略》、《怀念周恩来》、《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以及《啄木鸟》、《炎黄 春秋》、《中华儿女》等刊物中的有关文章,从中作出比较判断,尽量争取接近真实, 但我永远做不到完全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我只能说我有这个愿望,我经过努力了。

任何一件事,1000个人经历了会有1000种说法。在不违背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在人 物、地点、时间、对话等方面,我尽量尊重已有文章的说法。但每件事所反映出的意义, 我多数都与前人有不同思考与见解。请当事者们原谅我与你们的看法不同。

作者再次郑重声明:本文是写周恩来,而不是要写任何一位其他工作人员。我只对 周恩来负责,尽量争取接近真实;而“何树英”纯粹是作者笔下虚构的人物。他是集中 了何谦、张树迎、雷英夫、郭英会等等为代表的几十名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形象与经 历而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政治观点和对问题的认识、议论,其实全都来自 我权延赤,来自我对总理的亲眼目睹及了解。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本来也是这样写的,可惜选错了“卫士长”,用了一个真 名而引来一场热闹。作家是不敢凑热闹的,热闹多了就无法多写文章。我这人还有点记 性,一般说,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

向所有为我写作此书提供了素材的当事者表示感谢。向所有审阅此书而给我以肯定 和鼓励的专家、教授、领导人表示感谢。向编辑此书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同志及负 责人表示感谢。

请相信,我从心里崇敬热爱周恩来。

属于读者的权延赤

1992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