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传》34章 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喜讯传来,革命圣地延安一片欢腾,但是,随着抗战的胜利,蒋介石立刻把注意力转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对付其他民主势力方面来。朱德一面同延安军民一起共享胜利的欢乐,一面高度警惕地注视着国内外的政治动向。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使华北、华中日伪军的大部分处在它的四面包围之中。因此,当日本外务省在八月十日通过中立国向中、苏、美、英四国政府表示要求投降时起,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在两天内发布七道命令,命令包围日伪军的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行动,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到抗拒,应坚决消灭之;命令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所部、张学思所部、万毅所部及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向东北进发。但是,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的蒋介石,却在八月十一日连下三道命令,一面要求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①,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他还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逼进。国民党发言人把朱德发布的命令称为“唐突和非法的行动”;国民党高级将领何应钦、冷欣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约定,趁日军尚未遣散之际利用日军参与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内战危险十分严重。

面对着严峻的内战危险,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决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针对蒋介石不许解放区军队要求日军投降的命令,朱德、彭德怀以延安总部正、副总司令名义在八月十三日致电蒋介石,指出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②八月十六日,朱德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提出六项制止内战的主张并要求蒋介石公开收回他在十一日的错误命令。电报说:“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结束的时候,我提起你注意目前中国战场上的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一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我们至今犹打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且更以九十四万大军包围和进攻它们。”电报强调:“内战危险空前严重”,制止内战的办法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警告,请你不要等闲视之。”③

针对蒋、日、伪的暗中合流,朱德在八月十五日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④同日,朱德还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说帖,阐述了中国解放区、沦陷区抗日武装力量和广大人民八年抗战的实绩,揭露国民党政府“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方针,其军队的大部不打敌伪,退至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请三国政府在处理日本投降问题时“注意目前中国战场这样的事实。”并向三国政府提出下列声明和要求:“一、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协定及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为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上。立即停止对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此种内战危险,现己极其严重),请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⑤蒋介石对朱德提出的警告置若罔闻。但他的精锐部队在抗战期间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的大后方,一时来不及调运足够的兵力到北方,内战的准备尚未就绪,因而只好作出和平谈判的姿态。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

这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建议毛泽东去重庆同蒋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枣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尽管蒋介石主张和平谈判只是一种姿态,但中国共产党还是力争能借此实现国内和平,从事国家建设。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后指出有可能争取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国内和平的局面,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要学会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朱德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也要派干部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去工作。还要把准备打仗作为重要的任务⑥。

会议决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由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确定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依靠人民力量,同蒋介石的反动方针作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以和平途径实现一定的政治改革,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决定朱德继续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兼任副主任。会议还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

力争实现和平民主,又准备在不得己时进行自卫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制订的明确方针。

战争与和平,风云变幻莫测。在这个历史关头,中共中央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为了表明自己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二十五日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代表,一起前往重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作了应付局势万一恶化的准备。

同一天,一架绿色的DC型美国运输机从延安东关机场起飞,飞机上坐满了中共高级军事将领,共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陈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滕代远、宋时轮、杨得志等二十多人,他们将分赴各解放区战场,准备在遭受对方武装进攻时以军事斗争来保卫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

行前,中央领导人分别同他们进行谈话。杨得志回忆说,他是由朱德向他交待任务的,当时他正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教导一旅旅长,朱德通知他:“中央决定你离开陕北,回冀鲁豫去。”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以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地区统归刘邓指挥。

杨得志问:“什么时候走?”

朱德说:“尽快,要尽快。你先走,部队由其他同志带着随后。怎么样,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杨答:“有的,不过没想到这么快。”

朱德说:“是呀,毛主席在七大闭幕时讲过,把中国引向黑暗还是把中国引向光明在互相斗争着。这个斗争今天更现实更尖锐了。日本人愿意到蒋介石那里去,而不愿意向我们投降的!蒋介石已经行动了,杀气腾腾。他是决心要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的,我们当然不答应。所以,你们的任务很急。

冀鲁豫的地理位置你是知道的,很重要呀!”⑦八月二十八日,朱德送毛泽东、周恩来等前往重庆谈判。当天下午。朱德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对将要出发去东北工作的干部作报告,谈了他对形势的看法:整个世界要和平,中国人民也要和平,国民党虽然不要和平,要消灭我们,但事实上行不通。这次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安全回来的可能性大。谈判会有结果,但不会那么顺利,我们是要民主、团结、和平,建设新中国。

如果他要打,那就消灭他一部分,再来谈和平,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准备好,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不致被人家抢去。

朱德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象日本占领东北那样。打日本我们有办法,对他我们就没有办法吗?不怕!朱德还讲到,有些同志这几天看到苏联和蒋介石订了条约,有些灰心。过去以为苏联会大大帮我们一手,现在失望了,这是因为过去希望过奢。但是要知道虽然有个条约,东北的工作还大得很。苏联三个月撤兵,中国要归中国人自己管,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当然可以管,条约上没有规定不要我们去,不要我们管。东北工业发达,又挨着苏联,不受夹击,就是打退却,也应该向东北退,退华北还不够。现在要派五万队伍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很长远、很巩固的路,是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是争取三千万群众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到东北去是做事,不是去做官。

蒋介石派人是去做官的,国民党在那里没有底子。东北必须是民主的东北,我们大有希望。”⑧朱德在这里所阐述的观点,可以说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一重大战略方针的雏型。

九月十四日,从冀热辽边区率部向东北挺进,担任了沈阳市卫戍司令的曾克林,陪同苏军在东北的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乘苏联军用飞机飞抵延安,苏军代表向朱德转达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蒋介石军队与八路军之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苏联红军退出东北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八路军之个别部队已到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吉林省长春市、热河省平泉县(今属河北省)等地,请朱总司令命令各该部队退出苏联红军占领之地区;苏联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行撤退,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

朱德表示,热河、辽宁各一部,在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朱德还与苏军代表达成协议,即苏军同意将原属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锦州(伪“满洲国”曾设,‘锦州时,辖辽西十四个县)、热河两省完全交给八路军接管⑨。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曾克林汇报东北工作。朱德向曾克林再三叮嘱:“东北人民受了日本侵略者十几年的压迫,要使他们感到我们党的温暖,感到党和人民的军队是他们的靠山,使党的影响深入人心。你们是第一批进入东北的部队,责任更是重大。”⑩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而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朱德在这次会上发言说:“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四十万至六十万军队。”(11)三天后,刘少奇、朱德致电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力争东北,控制热察,除派部队去东北外,必须立即调十万到十五万部队到冀东、热河一带,江南新四军主力须转移到江北,调到冀东,或到山东由山东调出部队去冀东、热河。

在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同意后,中共中央电示各中央局:“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12)同一天,朱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蒋介石对我们的办法是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暂时避免打,他们设法把各地联系起来,甚至与日本人合伙起来打我们。

三个月打不起来,要打至少得六个月,我们要争取主动,争取时间”;“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失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苏北、皖中、长江流域,准备做交换条件,我们要来个主动的行动,形成北面归我们的形势。”

(13)

向北发展,关键就在争夺东北。由于贯彻实施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进入东北的人民军队已达十一万人,从延安和各战略区抽调的党政干部已有两万人到达东北。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林彪任司令员,彭真往政委,统一指挥进入东北的部队。地方民主联合政府纷纷建立。到这年年底,东北人民军队总兵力发展到二十八万多人。

在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朱德和刘少奇在延安做的另一项重大工作,就是在自卫原则下指挥必要的军事斗争来配合重庆谈判桌上的斗争。蒋介石虽然打出“和谈”的招牌,但一点也没有放松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对这一点,中共中央有着清醒的认识,决定采劝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对将领们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14)朱德坚决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指导思想。八月三十日,他和刘少奇、任弼时打电报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贺龙,说明毛泽东赴渝谈判是必要的,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蒋介石不敢不保障毛泽东的安全,“目前在前线上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在顽军向我解放区进攻时,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利的歼灭战。”(15)当时,国民党当局加紧调兵遣将向解放区进攻,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多月内,调集了三十七个军七十三个师的兵力,其中大部分用于向华北解放区进犯,企图控制整个华北,分割、压缩各解放区,并打开它进军东北的通道。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刘少奇、朱德的主持下,密切注视对方的动向,指示各解放区对从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铁路干线推进的国民党军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阻滞,在各铁路沿线开展交通破击战,集中力量组织几个战役。

在这些战役中,最主要的是上党战役。上党,是晋东南长治一带的古称,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创建的一块抗日根据地。日本投降后,阎锡山立刻派五个师一万七千余人袭占了这一地区,企图控制整个晋东南。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指示晋冀鲁豫军区要把侵占上党地区的国民党军队除掉。八月二十五日刘伯承、邓小平从延安返回晋东南后,立刻着手准备上党战役。中央军委在八月二十八日复电刘邓,同意他们“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消灭阎伪进入长治部队”的部署。三十一日再电指示:“阎部一万六千兵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唯诸城堡坚垒密,须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宜选择一两个城,各个击破,不宜同时攻击。

如攻而不克,可围城打援。究竟如何打法,请你们详加考虑,我们意见仅供参考。”(16)上党战役从九月十日开始,到十九日,相继解放长治外围各城,形成对长治的三面合围,以围城打援的方法,先在屯留西北地区歼灭从太原出动的援军,再歼由长治向西突围的阎部,在十月十二日获得全胜,共歼阎锡山部十三个师三万五千多人。上党大捷,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对重庆谈判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就在上党战役快要结束的时候,国共双方在十月十日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

在这前后,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朱德和中央军委又指挥华北解放军进行了平汉(邯郸)战役、平绥战役、承德保卫战、津浦路徐济段的自卫作战,相继取得一系列胜利。在平汉战役期间,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所部一万余人于十月三十日在马头镇战地起义。十一月二日,朱德和毛泽东致电高树勋,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17)蒋介石集团向中国人民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蒋介石依靠美国的援助,将他的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的军队空运、海运到华北、华东、华中、东北地区,抢占战略要点和铁路交通线。美国海军陆战队从九月底起,先后在天津、烟台、青岛、秦皇岛等地登陆,协同国民党军队侵占冀东等解放区的许多重要城镇。

面对美军的这种行径,朱德采取严正立场,同他们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

九月二十六日,朱德以总司令名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通过延安美军观察组伊万·叶敦上校向美军总部声明:山东省烟台市、威海卫市和河北省秦皇岛市都已在第十八集团军的控制之下,附近并无日军,“如果美军事前未经与十八集团军总部作任何协商和决定,突然在上述地点登陆,将引起中外人士怀疑美军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朱总司令希望美军不要在上述地点登陆。”(18)但美军无视这一警告。十月初,美国军舰出现在烟台海面上,先是声称不准备在烟台登陆,只要求允许它的士兵在崆峒岛休息,接着,又“要求十八集团军部队及烟台市政府负责有秩序地将烟台市移交美方接管。”(19)朱德接到这一事态的报告后,十分诧异,十月六日,命令叶剑英致函美军观察组,向美军郑重声明:“一、烟台市早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为本军部队收复,烟台市之日伪军队,早经完全解除武装,市区秩序早复常态,今美军突然要求在该处登陆,我方认为毫无必要。至要求本军部队与当地政府撤离该市,尤属无法理解,因此,请美军总部报贵方有关司令部转烟台海面美海军陆战队勿在烟台登陆。二、美军如未经与本军商妥,竟然实行在该地强行登陆,因而发生任何严重事件,应由美军方面负其全责。”(20)十一月四日,朱德就美军在十月十八日搜查冀中军区驻天津办事处以及美机于十月二十一日在河北省固安县、安次县上空寻衅等事,致函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提出抗议,要求美军今后不再发生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及参加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国解放区的行为。

二十八日,朱德接见美国《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美联社、法国通讯社记者,发表声明,阐述中国共产党对美军在华行为的态度。声明说: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承认美国在中国近代化、民主化事业上的重要性,并努力促进中美两大民族的互不可少的合作。八路军、新四军无论在抗战中与抗战后,都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与美国军民相处的。但是,中国的反民主分子竭力煽动美国在中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为他们“火中取栗”。不幸美国政府官员与海陆军官中,已有一部分人听信他们的见解,他们想从不公平的干涉中寻找中国的友谊与美国的威信,从参加中国的大规模的因此必然是长期的内战中,寻找中国的统一安定与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和生命财产的安全。事实上这样作法不仅伤害了中美的传统的友谊,而且损害了美国人民与世界和平的利益。国民党当局不经过与中共正式协定而经过美军援助,硬把他们的军队开进由八路军和人民创建的冀热辽解放区,这就是今天北宁路上发生内战的原因。倘使这一情形继续下去,我们的抵抗亦将被迫继续下去。解决这些纷争的根本原则是彻底实现国民党与中共的协议,并由此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在此之前,地方性的民主联合政府应该得到合法地位。(21)解放区军民经过四个月的自卫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在上党、平汉、津浦、绥远各线的进攻,共歼敌十一万人。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内人民掀起了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蒋介石在初战失利,大打又未准备好,国内外和平民主力量对他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在十二月表示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使战争在全国范围内(除东北外)停止了一个时期,同月十日起,举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达成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

这两件事,给渴望和平民主的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

朱德衷心希望这些协议能得到完满的实现,但他对蒋介石扩大内战仍保持着警惕。二月三日,延安各界两万余人举行庆祝和平、民主大会,朱德在会上发表演说,称赞政协会议的成功,表示要努力使政协决协议彻底实现,同时指出:无论什么好决议,既不会自己产生,更不会自己执行,世界上有援助中国和平民主的人们,还有阴谋破坏中国和平民主和政协决议的人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一切拥护和平民主的人们亲密团结,长期合作,保证国家的民主化。(22)按照政协协议确定的整军原则,军事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经过多次协商,在二月底达成军队整编方案。三月四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飞抵延安,朱德和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到机场迎接。当晚,朱德在欢迎晚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词,表示中共抱有全部热忱实现中国的统一、民主与和平建设,中共对于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方案一定切实执行。不可否认,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建设事业还有许多障碍、许多困难,整军方案的实现更不容易一帆风顺,我们对于中国的前途是乐观的,中国一定能够建设成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23)朱德的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力求排除障碍,严格履行政协协议、争取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推进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

但是,蒋介石对履行政协协议并无诚意,而是在“和平”的掩护下,继续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三月十三日,国民党军队在苏军北撤后开进沈阳,立刻向周围扩展,对中共领导的军队展开猛烈进攻。在关内,他们部署对中原军区李先念部发动“围剿”。

朱德对这种严峻的局势,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朱德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没有一点缩编队伍的样子。东北他们一定要打,我们也就打。打就能生存。武器他们比我们好,士气我们比他们强。国民党现在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方,中原五师方面对我们形势不利。”(24)四月初,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的反动派还是不愿意中国人民享受民主。他们正在寻找各种名义来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来继续保持独裁,来继续进攻已经得到民主权利的人民,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25)到五月间,国内局势日益恶化,全面内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朱德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感慨地指出:“我们中国的问题,麻烦得很。

在这半年来,要和平,要和平,事实上不和平,打得不得下台。”“因为反动派不要我们这样的和平,他们要他们的独裁制。所以蒋介石讲好了又翻了;讲好了又翻了。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他不翻,他就独裁不成了。”如果大打起来,局势会怎样发展呢?朱德详细地分析了各解放区的现状,特别是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满怀信心地说:“蒋介石要把我们搞平,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比以前的把握多得多。”“他们是给我们送枪的人。”“虽然国民党有坦克,我们现在不怕,可以把他的坦克打破的。”(26)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自以为内战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由于战略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区各部队由八路军、新四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凭借美国的援助和他们在装备上、数量上的优势,抢占了一些战略要点,侵占了解放区的一些重要城市。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进攻,朱德多次发表谈话,分析国民党军队必败、人民解放军必胜的基本因素,鼓舞人们的斗志,坚定人们的信心。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是极端不得人心的,也引起国民党军队内一些爱国将士的强烈不满。朱德对争取国民党军队的起义极力重视。当时,国民党开入东北的几个军中,有两个军是云南部队。朱德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威望和同国民党某些高级将领的关系,积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早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他就从延安中央党校选调云南籍干部刘浩等前往东北,待机策动滇军起义。他对刘浩说:“在东北我们要着重做好滇军的工作,因为滇军受歧视,同蒋介石的中央有矛盾: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有不满情绪,有些军官受当年护国讨袁影响还有爱国思想,他们迟早会看到,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没有前途的。”(27)五月,国民党军队第一八四师(滇军)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在辽宁海城起义,朱德驰电祝贺。以后解放长春时,在争取国民党第六十军(滇军)军长曾泽生部起义的工作中,潘朔端、刘浩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六月底,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等驾飞机抵达延安。朱德在欢迎会上说:“我们始终坚持和平,但我们并不怕国民党内好战分子所燃烧起来的这股凶焰,我们有力量扑灭它!”七月二十六日,延安各界群众举行反内战反特务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号召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军官和战士,学习高树勋、潘朔端、刘善本等,退出内战。为人民服务;号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要给敢于进犯解放区的反动派以坚强的反击,拼死保卫解放区;号召国民党统治区一切民主人士要坚决勇敢地为反对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八月下旬,全面内战已经进行了两个月了。朱德在杨家岭向中共中央机关干部作时事报告,他首先分析了蒋介石为什么要发动内战:“如果为了中国的和平民主同赶快恢复经济,当然可以不打。他那里搞的不好,我们这里搞的很好。他不打我们,把他那里搞好,就好了。这样中国岂不是就和平民主、经济恢复了吗?他那里不好,你这里好也不行,要把你这好的地方打烂才甘心。这样能够得到和平民主、经济恢复吗?当然不能够,所以就打起来了。”

朱德在向中共中央机关干部作的这个报告中指出:我们确确实实要和平,但前一段同国民党和谈时,我们并没有上当。他们要打,我们也有准备,打了几个胜仗,没有吃亏,现在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一百四十多万。中原我军已经胜利突围。粟裕指挥的部队在苏中连战皆捷。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向陇海路出击。“蒋介石想打通铁路线,集中兵力打我们,但是行不通,而我们却把兵力集中起来了。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我们就全面抵抗。”

朱德接着分析道:从力量对比来看,“蒋介石政治上的优势是失掉了,他要独裁,要卖国,要掀起内战,这是他不利的地方。我们要和平,要民主,要独立,这是我们有利的地方。在军事上说,他有飞机大炮坦克,我们有群众,我们也可以比得过他,在经济上说,他大后方的一切生产都很困难。我们的生产运动都发展起来了。我们是自己动手,有饭吃,有衣穿,就可以同他打。没有子弹也可以从他手上拿。”“蒋介石全面进攻他还有弱点,兵力不够,运输经济都来不及。”他断言:“开始时有些人害怕我们打不赢,现在打了几仗,证明美蒋并不那么可怕,我们有条件有力量打赢他。”(28)也在这个月,朱德对美国记者阿·蒂·斯蒂尔发表谈话说:“共产党不要战争。和平可以使我们把解放区建设的更好,并在全国推行民主化与工业化,这个利益对共产党人是显然的。”“人民都知道,此次内战是美国反动派与中国反动派搞起来的,如果这些反动派的计划成功,就是中华民族的灭亡,所以全体中国人民热烈支持我们。”“城市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但人民的愿望与军队的有生力量有绝对的重要性”,“依靠人民是最重要的。”(29)

九月三日,朱德在一次会议上讲话,又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战争最重要的特点是人民战争。他说:“我们靠什么呢?我们靠老百姓。”他分析了全国各战场的形势,以苏中七战七捷为例说:“七战七捷都靠老百姓。

敌人进入了我们的区域,瞎子摸鱼,东西看不见,我们明明白自,要打他那里就打他那里,结果很快缴了械。这个缴械并不是偶然的。”他说明:解放军的作战不是只顾一些城市,守不住的时候可以让他拿去,把他们的军队消灭后又可以拿回来。他引用毛泽东指出战争要打五年,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一切问题是准备长期战争。”(30)十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月总结》,朱德发言说:“下棋要下活,作战也是一样,也要打得灵活。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需要放弃一些城市,放下一些包袱。”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用俘虏补充我们的队伍是个好办法”;还提出在冬季要普遍开展练兵运动。(31)从未德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在全面内战爆发后三个多月,中国共产党不仅对战胜蒋介石早已有着充分的信心,而且由于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对应该怎样战胜蒋介石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