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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第191章


然今日吕不韦拜会蔡泽,却恰恰因为蔡泽是外臣,是燕国人。两人对秦法缺失早有同感,说起话来便少了许多顾忌。然则,这一话题若与老秦人说起,是官是民都要黑着脸先打量你一番,接着便会是无休止地争辩。

即或与蒙骜论及,这位虽非老秦人的上将军却几乎与老秦人一般模样:只说甚事如何办尚可,若要总体涉及“秦法缺失”以及如何修补引导,便会沉下脸断然阻止。能论长远之道者,惟蔡泽也。此君历经坎坷,早已没有了争取重新为相的勃勃雄心,决意忠实辅佐吕不韦推行新政也成了人人皆知的事实。有此两者,吕不韦至少可以放开说话。

“果然文信侯也!”蔡泽摇着大芭蕉扇笑着迎了出来。

“纲成君有备而待?”吕不韦也笑了。

进得正厅,蔡泽当头便是一句:“此其时也!更待何时?”

吕不韦悠然一笑:“此时何时,尚请纲成君教我。”

蔡泽呷呷大笑:“天知地知也!左右你不来老夫便去。”

一夕畅谈,淅沥雨声滤出了蔡泽的十六字方略——大兴文华,广召贤良,修书立说,化秦戾气!末了蔡泽呷呷笑道:“此策也,可做不可说,文信侯当知其妙!”吕不韦却是摇头一叹:“纲成君方略无差,归宿却是偏颇矣!”蔡泽大笑:“何时修得如此计较,方略无差而归宿竟能偏颇?老夫未尝闻也!”吕不韦正色道:“君所谓化秦戾气者,六国偏见也!不韦多行新政,所图谋者,惟补秦法之缺失也,惟壮秦法之根基也,焉得有他哉!”蔡泽不禁呷呷长笑:“好说好说!戾气也好,缺失也罢,只要做去,左右一事也!”吕不韦淡淡一笑摇摇头,却也没有再争辩下去。

一番筹划,吕不韦开始了有条不紊地铺展。

蔡泽的方略被吕不韦简化为两件实事:一是兴建学宫,二是兴建门客院,两件事都以私学之法兴办。也就是说,无论是学宫还是门客院,都是吕不韦私政,与国府无关。其所以如此做法,吕不韦是反复权衡而后拍案的。

要得明白吕不韦的良苦用心,得先说说战国文明大势。

战国之世,秦国虽不断强大势压天下,然就文明风华而言,无论是根基还是形式,尚远远不如山东六国。这既是天下公认的事实,也是秦人认可的事实。其所以如此,并非秦国没有财力人力大兴文华,而是基于商鞅法治的根基理念:国无异俗,民务厚重,耕战为本,心无旁骛!基于如此理念,商鞅的治国方略非常明确:一赏,一刑,一教;一赏使兵无敌,一刑使法令行,一教使下听上。其中涉及文明风华的“一教”,商鞅归纳为:“务之所向(教化的努力方向),存战而已矣(只能是强化人民战心)!”从而达到“富贵之门出于战(富贵门庭只能通过战功获得),精壮者务于战(精壮男子只求上战场),老弱者务于守(老弱者只求守御家园),死者不悔(战死不后悔),生者务劝(生还则激励国人求战),阖棺而后止(直到躺进棺材为止)!民闻战而相贺,起居饮食歌谣者,无非战也!”为达到如此贯彻举国上下的求战风习,对一切涉及文华风尚而有可能涣散战心的士人,诸如“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以出力保护他人为誉的任侠)、清浊”之士,秦法皆做了严厉限制:“不可以富贵(不能获富贵地位),不可以评判(不能评论国事),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不能私下议论,也不能将私议结论呈报官府)!”如此法度之下,一切文华之举都被视为浮华惑民,自然要严厉禁止。孝公商君之后百余年,山东士人虽不断流入秦国,山东商旅更是大举入秦,然秦国都有法度限制:士子入秦只能以官府吏员为正途,不能兴办私学培育言论;商旅入秦,只能在专为外商兴建的咸阳尚商坊经营,不能进入老秦人的国人区,更不能与老秦人混居。也就是说,商鞅法治非但禁止老秦本土的一切风华之举,而且也着意防范六国浮华风习对秦人的浸淫!惟其如此,直到秦昭王之世,秦国已经拓展为五个方千里的大国,然诸般文明风华依然颇见萧疏,天下文明盛事一件也没有在秦国发生。

相反,山东六国却是文明大兴风华昌盛,一片蓬勃生机。

首先是国人言论自由。其时之山东六国,诽谤之风大开,议政蔚为时尚。诽谤者,议论是非指责过失也。从远处说,尧舜为部落邦国首领之时,华夏各部族便有“谤木”与“谏鼓”制度。谤木者,凡是道口皆立高大木牌,供路人或写或画,对国事做诸般抨击建言;谏鼓者,殿堂官府门口皆立大鼓,举凡官员国人有话要对天子官员说,便可击鼓求见,天子官员闻鼓得出,不得拒绝。这便是“路有诽谤木,朝有敢谏鼓”的古老传统。夏商周三代,此等传统虽日渐式微,但仍保留着浓厚的遗风,除了奴隶阶层,国人言论从来没有受到过大的禁锢。春秋战国之世,奴隶随着变法潮流而解放,士人随着变法潮流而兴起,民智渐开,国人言论之风再度大起。于是乎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天下汹汹,中原大国的庶民议政之风成为左右各国政局的强大势力,遂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庙堂训诫。此等世情直接催生了士人阶层的论战风尚,民众心声通过士人阶层的过滤与再度创造,逐渐演变为各种各样的治国主张、治学之道、治事之学,此所谓诸子百家也。于是乎天下言论更见深彻,诽谤论战蔚然成风,其势之盛一时成空前绝后之奇观!

其次是私学大兴。诸子百家出,议政议国立学立言,煌煌大著汹汹言论不绝于世,淙淙聚成了汪洋恣肆的华夏文明,纷纷造就了光芒璀璨的一天群星!治学但成一说,士子便成一家。其时除法儒墨道四大显学之外,兵家、名家、易家、阴阳家、计然家、农家、医家、水家、方术家、堪舆家、营国家(建城术)、工家、乐家等等等等数不胜数!举凡立言成家者,皆有门生追随,师生便自谋生计周游天下,弘扬自家学说,流播天下学问,为民生奔走呼号,为邦国针砭时弊,为自家寻觅出路,移风易俗大开民智,责己责人多方救世,堪称华夏文明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三是大规模官学横空出世。战国之世,七大战国皆有官学。秦国官学之规模,自然远远不若山东六国。而山东六国之官学,则以汇聚天下名士的齐国稷下学宫为代表。自齐威王后期兴办稷下学宫,至齐湣王学宫衰落,历经威王、宣王、襄王、湣王四代近百年,稷下学宫始终是天下学问之驱动中心,是无可替代的文明渊薮。其间根本,便是齐国始终没有将稷下学宫作为官吏来源,而是真正的养士兴学培植士风,大兴论辩学风,使学宫士子在衣食无忧的闲适之中相互砥砺,积细流以成河海,由是成就了后世所有王朝无法企及的文明奇迹!

四是文华名臣大兴养士之风,生成中国历史上独有的“门客”高峰。门客者,私门之士也。春秋之世,士人始成,都是从天下各阶层游离过滤出来的能才精英,尤以平民士人为主流,此所谓布衣之士也。布衣之士多出寒门,以其能才寻觅出路,难免鱼龙混杂甚或多有各国逃犯与鸡鸣狗盗之徒,其第一要务自然便是生计衣食。于是,投靠豪门或求伸展或避追捕,便成了布衣之士的重要出路之一。而贵胄权臣为培植私家势力,也很是需要此等身有能才而又忠实效命于私门的士人。于是,以召贤为名的养士之风便不期然兴起,门客现象随即风靡天下,在战国之世达成高峰。除了秦国权臣,山东六国的权臣贵胄几乎是人人皆有门客。多少权贵门客盈缩,多少门客朝夕成名,此间故事实在不胜记数也!而门客数以千计者,则当数战国四大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此四人先后在本国成为一时权臣,又同时襄助苏秦发动第一次合纵抗秦,之后更成为合纵主导人物,名满天下权倾一国,所养门客缩则三两千,盈则五七千,几成一旅之众,私家势力之盛令人咋舌!

有此四端,山东之朝野风习自然大异于秦国。

其时,山东风习之最鲜明处是商风浓郁崇尚浮华,而秦国民风却是重农重战简约质木。诸多为当时名士所指责的糜烂世风,都源于山东六国弥漫朝野深植国人的商业营生。从根源上说,自春秋商旅大起,历经四百余年,中原各国的商人商业之盛已成空前高峰。各大都邑商市繁盛,官市民市皆成气候。临淄之齐市、大梁之魏市领风气之先,交易之盛几无任何禁忌。陈城之楚市、新郑之韩市、邯郸之赵市、蓟城之燕市,虽先后曾有盈缩,然也不乏浮华繁盛之风。若再加上曾经闪烁流风的宋市、卫市、鲁市、吴市、越市、草原胡市等,说商风弥漫天下亦不为过。是时也,人无论穷富,官无论大小,尽皆千方百计钻营商道以富家。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诚如是也!历史地说,战国商风之盛,其后两千余年直到中国进入近代之前,始终无法望其项背。

此等浓烈商风之下,珠宝、娱乐、博彩、赛马、娼优、珍奇器物、珍禽异兽、奴隶交易、贵胄酒店诸般奢靡行业大起,浮华衣食崇尚器物积为风习,高台广池豪阔营造流行官场,侈糜之风弥漫朝野,一时大开亘古之先河。其间根本处,在于寻常庶民大肆卷入商道,居住在都邑城堡的“国人”尤其孜孜于商事,不惜出奇致富。《史记??货殖列传》非但历数了春秋战国的赫赫大商,且罗列了寻常庶民以商致富的“奇胜”之道:“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所谓奇胜之法,便是富人不屑为之的卑贱商路。《货殖列传》列举了当时专执贱业而致富的“奇胜”之业之人:掘墓本奸事,田叔借以起家;博戏为恶业,桓发操其致富;串街叫卖(行贾)乃贱行,雍乐成却做到了富饶之家;贩卖脂膏是屈辱营生,雍伯却累积了千金;卖浆为小业,张氏却富至千万;替人磨刀(洒削)本是薄技,郅氏却至鼎食之家;马医药方浅陋,寻常医家不屑为之,张里却大富起来……末了司马迁感慨万端:“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也就是说,致富无恒常之业,财货无恒常之主,能者聚集财富,平庸者崩溃产业;千金之家的富贵堪比都邑高官,万金之主的享乐可比诸侯国王,简直就是没有正式封号(素封)的王者贵胄!难道不是么?

人皆求商,邦国风习自然无敦厚可言。

后世史书对各地风俗虽都有详略不同之记载,然对战国风习的分国概括描述,仍当以《史记》与《汉书》最为贴近翔实。诸位看官且来看看前述文献对各国民风民俗的描述:

纵横家苏秦描述齐国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货殖列传》的描述则是:“齐带山海,膏壤千里,人民多文彩,好贾趋利……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聚)五民……游子乐其俗不复归,故有五方之民也!”《汉书??地理志》则描述云:“齐俗多靡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楚国风俗之描述云:“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其俗剽轻,易发怒,寡于积聚(很少有人积累财货)。南楚多竹木金铁,民好辞,巧说少信,与江南大同俗……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

赵国风俗之描述云:“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砧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代地人民不事农商,矜懻忮(强直刚愎),好气,任侠为奸。邯郸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

燕国风习之描述云:“地广民稀,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宾客相过,以妇带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

韩国风习之描述云:“其俗夸奢,尚气力,好商贾渔猎,好争讼分异…………俗杂好事,业多贾,任侠。”

魏国风习之描述云:“有盐铁之饶,民喜为商贾,不好仕宦……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财产)。”当时有名士吴札赞颂魏风曰:“美哉沨沨乎!”沨沨者,华贵中庸貌也。可见魏国文明之盛。

洛阳周人之风习描述云:“周人之失,巧伪取利,贵才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秦国风俗之描述则云:“其民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不敢为奸邪)……民务本业,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才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民俗质木,不耻寇盗……汉兴,立都长安,五方杂处,风俗不纯,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嫁娶尤崇侈糜,送死过度。”显然,战国秦风与后世秦风是有很大差异的。

如此活生生风俗画,赫然可见天下民风之一斑!

谚云:“政久成俗。”民风酿政道,政道生民风,自古皆然。秦国民风以商鞅变法为分水岭而为之大变,此乃政道生民风之典型也。山东民风之所以截然不同,直接原由亦在政道。这个政道,便是源远流长的崇商之道。秦国重农而山东崇商,植业根基之不同,终致民风大相径庭。就实而论,非秦人天生恶商,亦非六国之民天生崇商。其所以有如此差别,根本原因在两种治国之道的激励督导不同,更深远处则在两种治国理念之差别。

商鞅治国理念已经说过,再来看看山东治国理念。

仅说商风最浓的齐国。春秋之世,齐立国的第一任国君姜尚,便开了与周道不同的治国之道:“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通工商之业,因其俗,简其礼,而人民多归齐。”《前汉书》则云:“初太公(姜尚)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不出来做实事);其失(缺点是)夸奢朋党,言与行谬,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遇到急难便四散),缓之则放纵(寻常时日则放纵享受)。”两则记载,前者说齐国开首便以激励(劝)通商、简化礼制吸引人民,后者说齐国开首便放纵士风。两者相互浸润,国风始得放纵。

后来,管仲开新政变革之先河,对民众经商之风更有明确立论,他说:“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尚简约,所以使民贫也;美垄墓(兴建豪华的田宅坟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此,浮也。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

姜尚之道,管子之论,实际上一直是山东六国的立民之道与治国理念,战国之世依然被奉为圭臬。有此理念,商风大起民风奢华,遂成传统衍生的必然。到了战国之世,纵然是震撼最大的魏国李悝变法,也依然将壮大商旅利用商道作为基本国策。李悝保障不伤农事的法令不是限制商人,而是以商市手段调节谷价。稍后的魏国丞相白圭,更是以天下大商之身入仕,动辄便以经商之道论述治国,以治国之道论述经商,直将商道政道融为一体。与商鞅以重农而保障激励农战的秦法相比,这显然是另一种更具深远意义的治国理念。假如六国能法商并重,对变法能如崇商那般持之以恒,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面目。

尽管六国民风多受指责,然却依然是文明风华之渊薮。

吕不韦要做得,便是在秦国大开文明之风,使秦国文明与山东六国比肩而立,也使自己心中的化秦方略得以成就。而这第一步之力所能及者,便是兴办私学、广召门客,依靠大量进入自己门下的治学士人酿成文明大势,进而著书立说,渐渐诱导朝野之风。吕不韦很清楚,在秦国要使官府做此事,必然难免一场庙堂论争,操持不好便会引起举国震荡!目下惟一的可行之策,便是借自己权倾朝野的势力,以私家之道行事,纵有朝野非议,最多也是私下指责自己歆慕虚名而已,决然不会使国人生乱;只要秦国不乱,自己便可从容行事。


分类:秦汉历史 书名:大秦帝国 作者:孙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