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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一五征战实录》第一章转折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1937年可谓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的抗战时期,开始了为期八年的抗日战争。

1937年,中国结束了10年内战,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1937年,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名正言顺地踏上了抗日的战常

1937年,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转折点。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蒋介石是一个重要人物。

他曾率领国民革命军把一个军阀混战的中国统一起来。

虽说在抗日战争的8年中,蒋介石没有像共产党那样积极抗战,但他也没有如汪精卫之流那样投降日本,并曾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领导了数百万国民党军队,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他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公敌”。共产党说他是人民的公敌,一点也不过分。共产党吃够了蒋介石的苦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后又一次把中国四万万人推入内战的深渊。

蒋介石最初的反共思想可以追溯到1923年。当时他率国民党的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在苏联期间,他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具体的调查研究。然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

这可能是蒋介石最早的反共倾向。他的这一思想至死也未能改变。

从苏联回国之后,他又向孙中山建议要反对俄国,反对容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把其反共信念付诸具体的行动。

为了生存下去,共产党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这支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蒋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

蒋介石认为,一天不把共产党剿灭,他就一天不会得到安宁。

在蒋介石与共产党较量的同时,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也逐步升级。蒋介石对日军一再妥协,却不放松对共产党武装的“围剿”。问其中的原因,蒋介石称之为:“攘外必先安内。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3月18日,蒋介石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就任之后,蒋介石首先着手的计划,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红军进行讨伐。

在蒋介石看来,外来的侵略只是皮肤上的疮毒,是不会危及国家的生死存亡的。而只有国家内部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才是对国民党的真正威胁。

面对着虎视眈眈的日军,蒋介石还是腾出手来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红军发动进攻。他是非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不可。

蒋介石开始“剿匪”,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人。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进行了5次“剿匪”行动,头4次都遭到了重大损失,却没有完成使命。第五次他成功地迫使共产党武装离开了经营多年的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撤出了自己的根据地后,蒋介石还是不放过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对共产党人进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血腥屠杀的同时,仍不惜血本对处境十分艰难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在陕会师,从而结束了为期一年的长征,并宣告蒋介石把红军消灭在上途中的计划破产。但是红军也确实遭到了重大损失,中央红军由刚开始长征的10万人减少到约7千人,加上其他方面军和徐海东的红25军、陕刘志丹的红15军团,陕红军总共只有约3.5万人。

蒋介石没有彻底消灭红军,但他仍对自己所取得的战果沾沾自喜。红军兵力的大幅度缩小让他感到亢奋。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似乎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保

这时,他认为自己成功在握,从而对共产党发出的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的愿望置之不理。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间,蒋介石先后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了3次围攻,企图一举消灭红军。

可是就在第三次围攻红军的过程中,发生了“西安事变”。一下搅醒了蒋介石“彻底消灭共党”的美梦。1937年1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国共两党开始就有关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进行谈判。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并改变了国共两党以后的命运。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位重要人物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这两位人物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但两人的道路却不相同。1924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代理过宣传部长,地位比蒋介石还高。但他们在广州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各种材料上也没有什么记载。据蒋介石回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并不深,只说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不多,好谈农民问题。似乎当时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支持伐,消灭方的军阀。但要从更深的内心中去了解当时两人的想法,却是不一样的。

蒋介石留过洋,学过日本人的作战理论。毛泽东没有出国学过外国的作战理论,却对中国的《孙子兵法》以及《水浒》和《三国演义》等中国的兵书和反映中国古代战争的小说研究得很透。自1930年12月以后,蒋介石的“洋”军事学说和毛泽东的“土”军事学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是越积越深。蒋介石曾出大价钱要过毛泽东的人头。

长征中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接过红军的指挥权,开始在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省份的丛山峻岭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军事天才。

可当时共产党的实力太弱小了,要不是毛泽东的英明,红军可能早就垮了。

日本人的威胁,要求中国国内有一个团结一致的环境,共产党也需要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于是,遵义会议以后,共产党向国民党频频发出团结抗战的信息,表示红军可以接受改编。

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团结抗战信息均不予理睬。

蒋介石没有给共产党面子。

共产党更恨蒋介石,毛泽东更觉得与蒋介石不共戴天。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囚于西安。

“西安事变”后第三天,斯大林就致电中共中央,希望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蒋获释。

蒋介石没有被杀掉,仍回到了南京。

在中国命运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死对头又变成了合作者。

此乃中国之大幸。

1937年1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进入运作阶段。从那时开始,国共两党开始谈判有关合作事项和红军的改编问题。1月31日,蒋介石指示拨给红军每月军费20到30万元,红军番号不变。

2月8日,蒋介石又指出,如要统一军队,中共不能再宣传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表示如国民党政府坚持原谈判条件,则中共停止武装暴动,改苏维埃为中华民国特区。

这是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特区”这一概念,这比提出香港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早了整整47年,这也可以算是一国两制的最初形式。现在邓小平著作中提到的“陕甘宁特区”就是指这一件事。

中国共产党还提出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政府领导,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但蒋介石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反对共产党。2月15日,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其重点内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同时认为红军要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投诚,而不是统一改编。

从根本上讲,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仍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策略上作了调整。他在2月5日的日记中就说:“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

蒋介石之所以调整“剿共”的策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确实感到了日本人的威胁,二是中国共产党也答应放弃武装斗争的政策。

3月6日,蒋介石又对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

“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

看来,蒋介石虽然在口头上答应与共产党合作,但其内心是极不情愿的。他的想法是,合作可以,但共产党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协议已经有了,但国共两党能否成功地进行合作还是一个未知数。

可就在这时,“七七事变‖发了。

自1933年以后,因为国民党当局的一再妥协,使得平、天津成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自山海关到丰台,铁路沿线均有日军驻扎。通县已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纯系日本人的傀儡。平面则驻有日伪重兵,西面是李守信、王英伪军。只有卢沟桥仍为中国军队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把卢沟桥再划到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那么平就尽入日本人手里。因此,日军又制造事端,进攻卢沟桥,从而挑起了“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事变的第二天,他才接到当时的平市长秦得纯的报告。接到这个报告后,蒋介石对是否立即进行全面抗日仍未下定决心。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独立乎?”

随后又写道:“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当时,天皇裕仁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蒋介石还未搞清楚,他根本未下定抗日的决心,难怪他在日记中自问自疑。

但蒋介石也感到应准备在日方扩大事态时,与之抗争,不可麻痹大意。所以他在7月8日接到日军进攻卢沟桥报告后,当天就指示宋哲元: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经过一夜的考虑和思想斗争后,蒋介石于7月9日定下了准备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并立即召何应钦自四川返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同时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待: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蒋介石也吃够了日本人狡猾的苦头。

在当天,蒋介石还派孙连仲第26路军上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

10日,蒋介石又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

一是编组作战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并要求于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是将供6个月用的弹药围置长江以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是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和6个月的军粮。

老蒋这次是真的要干了,并且态度还十分坚决。

祷中国一直视为抗日英雄的宋哲元也被迫向日军妥协时,蒋介石也没有改变他要抗击日本人侵略的立常

7月10日,宋哲元派出代表张自忠,与日方代表松井太郎进行谈判,并于11日下午达成屈辱协议:

同意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宛平城和龙王庄不驻中国军队;彻底取缔抗日团体等。

但是这一协议未经蒋介石批准,它只是宋哲元对日的妥协,因此蒋介石对此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的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

“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13日,蒋介石又向宋哲元发出电报,表示其抗战的决心,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蒋介石不但已定下了抗战的决心,并且也意识到,只有抗战,才能维护国家的尊严。

宋哲元仍抱着局部解决的幻想。当时日本代表香月清司于14日派参谋向宋哲元提出七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撤退中国军队,撤走中央机关,取缔“排日”活动。而宋哲元居然派张自忠于19日签署了该协定及其7项条款,并报请中央批准。

蒋介石对宋哲元擅自签署的协议不予批准。在此之前,蒋介石就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其中18日的电文中说: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碑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8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

看来,这时蒋介石是真的看透了日本人的野心和一贯使用的花招,日本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吞并整个中国,或者是让中国臣服于它。蒋介石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再说,蒋介石也不想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不想任别人摆布,他想一直当中国的老大,不想有其他人来管他。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再次表达了他的决心。他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完全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最后关头’的意义。杯…”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杯…”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1

“今日的平如果变为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河和察哈尔省)将变成为昔日的东四剩

“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平1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维护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根本大计。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能如此迅速地坚定起来,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要灭亡整个中国。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平就要成为沈阳第二,南京就要成为平第二;国民党政府就要倒台或充当日本的傀儡,对此,蒋介石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民族观念考虑,均无法接受。就蒋本人来说,他从来都不愿受人管束,况且他现在已为一国之尊,要他对日本人称臣纳贡,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虽然蒋介石到日本留过学,但他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却非常崇拜。在蒋介石看来,泱泱文化古国,怎么能受制于倭寇。他曾对斯诺说:

“我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蒋介石之所以能坚定其抗战的决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已与共产党达成谅解,统一战线不久也将建立起来,对共产党会坚决抗日这一点,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也有可能,蒋介石觉得共产党当时已对他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建立统一战线后共产党也会受他的左右。

当然,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八路军的力量已经能与国民党军队分庭抗礼。

共产党与国民党虽然已经达成了妥协,但开始时,蒋介石还是准备在谈判中同共产党讨价还价,从而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实力,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但是,由于日本人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使得蒋介石没有更多的精力来顾及与共产党的斗争。此时,蒋介石政策的重点已不是“安内”,而是把“攘外”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蒋介石重点考虑与日本人作战,在与共产党的谈判中多付出一点代价已算不了什么。卑七七事变”的爆发,无疑加快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最后协议的速度。

可以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催化剂。

国共两党达成了协议。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确立。虽然国共两党内心的想法是不大相同的,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又走到一起来了。

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终于成为现实。


分类:抗战史 书名:八路军一一五征战实录 作者: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