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战》日本改变侵华战略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国内人民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日本政府决定暂不介入欧战,而致力于解决“中国事变”,以争取主动,为南进或北进打好基础。9月15日,日本陆军部制定了《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的文件,企图使中国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与汪伪合流,建立一个新的“满洲国”式的傀儡政权,巩固其在中国的霸权。

为统辖对中国的政略、战略,以适应建立中国傀儡政权的需要,9月中旬,日军大本营撤销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帅在华全部陆军(在东北的关东军除外)。

在此期间,在华日军正依据其新的军事战略开始调整部署,实行向保守占领地的持久战态势的转变。1938年10月,日军在华有24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2个骑兵旅团)和1个支队。其中,华中派遣军有13个师团、1个支队;华南第2l军有3个师团;华北方面军有8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日军的主力在正面战场。其后,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替换防,将久战疲惫的师团陆续调回国内休整,同时按照保守占领地的要求,新编了一批适合警备任务的三单位编制的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替代回国部队。至1939年年底,侵华日军新部署基本完成后,在中国派遣军隶属之下的侵华日军共有24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这些部队被分为4个战略集团,并规定了其各自的任务。

为加速中国事变的解决,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部在关于北进还是南进问题上一直争吵不休。10月,战争狂人东条英机组阁后,反复强调“中国事变的成果不能动摇”。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也明确表示:南进是解决中国事变的“极为必要的措施”。这样,日本在1941年夏秋之际再次调整侵华战略,在准备南进的同时,继续向中国大举进攻,以期早日结束中国事变。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最终解决中国事变。

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便是在上述这种背景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