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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会战》反思(3)


对于日军战术上的这种弱点,第9战区指挥机关似乎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但只是从消极方面利用——逃跑。而若能从积极方面利用,拈手便可抓到战机。如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上村支队4个大队孤军深入,当其于9月23日在营田登陆时,日军主力还在新墙河一线。直到27日,上村支队才与其主力取得联系。在这4天时间里,第9战区的指挥机关如能集中兵力围攻该支队,完全有机会解除第15集团军左翼的威胁。而事实上是,第9战区一接到营田失守的消息后,马上令第15集团军后撤。这样的例子在长沙会战中举不胜举。这也是由保存实力这一战略指导思想所决定的。

四、关于双方的战斗力

在战斗力方面,不需多说,日军显然要优于国民党军队。对此,日军也很自负。如其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的总结中曾这样写道:“第11军以少数兵力果敢地进行作战,收到了很大战果。按兵力来说,可能被认为是冒险作战,但是当时第11军的作战课是根据中国军队以1个大队,可以和敌军1个师对抗的程度和战斗力量来判断的。当然和中国军队相比,我方有比较优势的航空兵力相助,炮兵力量一般也占优势。”在随后进行的两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在考虑作战所需投入的兵力数量时虽不再以1个大队来对抗国民党军1个师来计算,但顶多也只用2个大队来对抗国民党军队1个师来计算,由此也可看出日军的自负程度。

后来,日军对其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国民党军2个师的兵力进攻日军1个大队时,日军仍能确保各阵地的据点,但“无充分转向攻势的余力”;国民党军1个师进攻日军1个大队时,日军“则能抽调转用兵力,随时粉碎敌的攻势”;当日军1个大队据守阵地时,只要各个据点阵地未被国民党军炮兵等破坏,“虽受到绝对优势兵力的攻击,也可确保相当时间”。虽然这种比较未必完全准确,但大体上反映出了长沙会战中双方战斗力的差距。例如,日军在退却过程中,其小股部队虽常遭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攻,但其多数最后仍能在空军或增援部队的救助下逃脱,从而使得国民党军队通常二三个师或更多的兵力也无法将1个大队甚至更小股的日军全部歼灭。

日军战斗力强,除了其自身的装备优于国民党军队外,其战斗素质总体上也高于国民党军队。这与其平时的教育、训练密不可分。特别是日本所谓的不成功即成仁的“武士道”精神,在当时的作战中对维系其战斗力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全部战死或宁愿自杀也绝不投降,这样的场面在长沙会战中也多有体现。

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不如日军,有多方面的因素。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兵员素质、教育训练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尽管第9战区当时有不少中央嫡系部队,甚至有几支国民党的“王牌”军,如第4军、第10军、第74军等,但其战斗力也不能说就完全胜过对方,何况这样的“王牌”军毕竟数量有限。至于其他部队,不是兵额不足,就是装备太落后,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装备都没有,仍以大刀、长矛等原始兵器与日军作战;多数官兵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在作战中不知道如何疏散、怎样利用地形地物以减少伤亡,不讲求伪装,不知道也不会打敌飞机;射击过早且盲目射击,不爱惜武器,随便丢弃装备;更有些中下级指挥官打起仗来连自己手里有多少兵都不知道,勇敢一点的不管怎样还知道指挥部队“给我顶住”或“给我冲”,贪生怕死之辈则一见日军撒腿就跑,有的甚至在大战来临之前即以各种理由离开部队,连战场都不敢上。

当然,事物总是辩证的,看待事物要一分为二。我们不能因为说日军战斗力强,就处处都强,日军也有一些“软肋”,甚至是其无法克服的弊病,如一些官兵的厌战情绪增长,士气普遍不高等;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也不能因为其存在着上述不良现象就完全否定了其战斗力。若是国民党军毫无战斗力,只怕日军也不会在作战中有那么多伤亡,长沙也未必能守得住,长沙会战的最终胜利也就不会属于第9战区。

五、关于双方的情报工作

情报工作在战争中历来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沙会战也不例外。

应该承认,国民党军队在情报工作方面远不及日军。第9战区在敌人内部没有情报来源,也没有空中侦察。落后的侦察工具和通讯手段使得第9战区在获取信息和传达命令等方面都显得有些迟缓,有时打了半天仗,还不知道对面的敌人究竟是谁,有多少兵力,其进攻目标是什么等等。而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9战区的作战命令更是几乎被日军悉数截获并破译,从而使其全部行动都被对方掌握得一清二楚,并最终导致了这次会战的失败。不过,第9战区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从被击毙的日军军官身上搜出的重要情报,却帮了其很大的忙。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预备第10师官兵从日军加藤大队长尸体上得到的关于日军各师团作战任务、携带弹药数目不足等重要情报,对第9战区实现在长沙城下围歼日军的计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军的情报工作是其在作战中一直引以为豪的事情。其在中国内部的间谍活动异常活跃,获取情报的手段也各种各样。在长沙会战前及作战过程中,日军多次利用汉奸、伪组织为其提供各种信息;同时用飞机、骑兵等各种手段进行侦察。对此,第9战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检讨中这样写道:日方会战前及会战中使用飞机、骑兵进行战略上之搜索侦察,并利用汉奸为坐探、密探,故其搜索侦察机关完善、情况易于明了;其通讯手段迅速周密,还特别善于使用军鸽、军犬、闪光等各种辅助通讯手段。不过,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情报工作也有失误,即如其在检讨中所说的那样:“我军推进到汨水一线,情报及兵站都没有充分准备,重庆军当时节节退避,我军完全跳入重庆军事先设置的陷阱而进行作战的。”情报工作的不到位也是导致其这次作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关于长沙会战的意义

长沙会战,打破了日军歼灭第9战区主力、使国民政府屈服投降的幻想;牵制了日军的南方作战;保住了湘赣,给了日军以一定打击,动摇了日军“部分官兵必胜的信念”;提高了中国军队广大官兵的士气,增强了其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声望和地位,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影响范围很广,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卫强国的力量;长沙会战也为以后的抗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分类:抗战史 书名:长沙会战 作者:潘泽庆